晚清名臣左宗棠，40岁以布衣入仕，大器晚成，曲折的成长经历大家知道吗？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四十岁由幕府师爷做起，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又主持平定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并推动新疆置省，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1885年（光绪十一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清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
嘉庆十七年（1812年），左宗棠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左家塅[duàn]。父亲左观澜是以教读为生的知识分子。家中有两个哥哥（大哥宗棫[yù]、二哥宗植）和两个姐姐。左宗棠18时，父亲因病去世。
道光十二年（1812年），左宗棠20岁时，中第18名举人。在中举同年，左宗棠娶妻湘潭周家。妻子周诒[yí]端与左宗棠同岁。这门婚事是左观澜在世时商议，二哥宗植遵父命所定。周家是湘潭富户，而左宗棠家境贫寒，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周家，在此寄居九年。
中举人后，左宗棠在21岁、23岁、26岁三次参加会试不中。
道光十三年（1833年），第一次进京参加会试，头等难题是筹措旅费。为支持左宗棠赴京会试，妻子周夫人拿出嫁妆100两银子。这时，左宗棠大姐因生活拮据上门求助，左宗棠把银子慷慨相助姐姐，旅费问题再成难题。最后亲友闻询，纷纷筹款凑足旅费，左宗棠才得以二哥宗植一起北上会试。此次会试不中，但没有影响左宗棠的踌躇满志。从北京回到湖南，左宗棠把数十亩遗产全部给了侄子世延（大哥宗棫之子），自己继续寄居湘潭周家。在自己无余财时，能多次周济亲人，足见左公重亲情、轻钱财。
道光十五年（1835年），第二次进北京应试。这一科的正总裁是协办大学士穆彰阿。左宗棠的试卷得到同考官温葆深推荐，总裁也颇欣赏，本已取中湖南第十五名（会试录取是分省录取，每省多者取二三十名，少者几名至十几名）。揭晓时，因湖南多取了一名，左宗棠的录取资格被撤销，名额转让湖北。左宗棠被选为“誊录”（各馆的抄写员，下科可以继续参加会试）。左公不想做抄写员，选择继续回乡备考。
备考期间，为赚钱养家，应巡抚吴荣光邀请，到湘东醴[lǐ]陵主持渌[lù]江书院。在此期间，结识了两江总督陶澍[shù]，并得到他的赏识和赞誉。陶澍回乡途径醴陵，县令热情款待，请左宗棠为接待的馆舍题写楹联。左宗棠欣然提笔，其中一幅是：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楹联几乎字字有典故或由来，上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与贵宾两江总督陶澍的一生不但字字关联，而且还曲尽了褒扬歌功之能事。既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引为得意的一段经历：1835年12月道光帝在皇宫14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匾。陶认为此事是“旷代之荣”。
两江总督陶澍当即提出要见楹联的撰写人。与左宗棠一席晤谈后，陶澍已视左为奇才，他决定推迟归期与左宗棠长谈。这一年陶澍59岁，左宗棠25岁。
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左宗棠与陶澍醴陵一晤的第二年，左宗棠第三次去参加北京科举会试，名落孙山，再次落第。他顺流东下，去江宁找了陶澍。陶澍以两江总督之尊，主动提出让他的独子陶桄（时年6岁）与左宗棠的长女孝瑜（5岁）定婚。以一代名臣之贵求婚于会试落第的举人，可见陶澍对左宗棠的器重。
左宗棠撰写的对联
道光三十年（1850年1月3日），将近38岁的左宗棠乡居期间，与晚晴名臣林则徐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水滨的船中会晤。两人相见恨晚，林则徐视左宗棠为“绝世奇才”，左宗棠视林则徐为“天人”。两人无话不聊。林则徐将流放伊犁对新疆的时务、形势悉数相告左宗棠，让左宗棠对新疆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
好友推荐，两次出山，“樊燮事件”险些丧命
第一次出山。咸丰二年（1852年），清廷以云南巡抚张亮基代骆秉章为湖南巡抚。当时太军军已将长沙围困。好友胡林翼向张亮基极力推荐左宗棠，称左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才品超冠等伦”。张亮基大喜，三次派人去请左宗棠，但左宗棠一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答应。这时候，胡林翼来信劝左，领兵驰援长沙的江忠源也寄信催促，与左宗棠一同寄居山中的郭嵩焘、郭崑焘、二哥宗植都劝他出山，左宗棠才决心出山。40岁以巡抚幕僚身份任事。张亮基对左宗棠极为信任，“一以兵事任之”。左宗棠辅佐张亮基解了长沙之围，以及整顿吏治、镇压会党。
第二次出山。咸丰三年（1853年），张亮基调山东巡抚，左宗棠辞归。咸丰四年（1854年），42岁的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聘，再入幕府。短暂观察后，骆秉章对左宗棠言听计从，“一年之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验”（直接签字同意，不做检查）咸丰八年（1858年），由于骆秉章的奏保，左宗棠被赏四品卿衔。
“樊燮事件”，左宗棠险些丢掉性命。
樊燮时任永州镇总兵（省内仅次于提督的武官）。咸丰八年（1858年）,湖南巡抚骆秉章就上折参劾樊燮，列举其主要罪名:滥用兵丁伺候其起居,挪用公款在永州建私人房屋等。樊燮反控骆秉章,矛头指指左宗棠。一方面，左宗棠独断专行，不知顾忌，引起了湖广总督官文等满族官员的不满；一方面，湘军的兴起和汉族官员的得势，也使一些满洲贵族深感不安。他们在幕僚左宗棠身上大做文章，实际是要打压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章、湘军统帅兵部侍郎曾国藩等汉族官员，因为这些人和左宗棠关系紧密。在一些满族官员的操控下，“樊燮事件”越闹越大，咸丰帝要求官文秘密调查左宗棠,《清稗类钞》中记载,咸丰帝密谕:“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危机关头，胡林翼等汉族官员全力解救左宗棠出力最多的是：骆秉章、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王闿运，以及咸丰皇帝大红人，极力主张重用汉人的肃顺（后被慈禧所杀）。骆秉章书信总督官文，建议他先不要将左宗棠押往武昌，慢慢进行调查。胡林翼，与左宗棠是铁哥们，直接让他来军营，武装保护，以防万一。左宗棠在军营，胡林翼有抗衡中枢之嫌疑。为不让事情闹大，胡林翼急忙给在南书房值班的潘祖荫写信求助。此外，胡林翼同时给肃顺写信，恳求相助。
汉族官僚集体出动，潘祖荫直言：“宗棠为人，素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意思是，此外，樊燮控告左宗棠，属于私人恩怨，皇帝不应该小题大做。又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直指，国家打仗需要借助湘军，而湘军需要依靠湖南，湖南则必须有左宗棠，否则局势不可收拾。胡林翼也在奏疏中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左宗棠辩解。特别是肃顺的干预起到了很大作用。肃顺在回答咸丰帝的询问时，称赞左宗棠“赞画军谋，迭著成效”，“人才难得，自当爱惜”。不久，“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摧毁，八旗、绿营彻底溃败，湘军成为剿灭太平军绝对主力。如此，咸丰决定放了左宗棠，控告者永州镇总兵（此时署理湖南提督）被撤职。
创办楚军，兴办洋务，终成晚晴栋梁之臣
咸丰十年（1860年），48岁的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曾国藩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清廷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2年1月），督办军务。同治二年（1863年）升闽浙总督。最后官至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堪称肱股重臣。
左宗棠最伟大的功绩是他率湘军全面收复了新疆。清同治以来，沙俄等外藩侵占了伊犁，觊觎北疆。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拒不发兵，散布“出兵必败”。左宗棠力排众议，以古稀之年，出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义无反顾地抬着棺材（扶棺西征）率部出玉门，越荒漠，在迪化立起了保卫国疆的大营。左宗棠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一月驱骤三千余里”，于1875年指挥击溃阿古柏军队，收复乌鲁木齐及和阗等地，使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继而他又屯垦边疆，广种粮，多植树，改造沙漠，新疆至今还有不少他和他的部下栽下的柳树林，称为“左公柳”。
左宗棠戎马一生，主要参与了四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一，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左宗棠率领湘军一部转战、浙江、广东一带，将李世贤、汪海洋等人率十万大军歼灭。其二、平定捻军起义。其三、平定陕甘的农民起义。其四、收复新疆，这也是左宗棠一生最值得称道的事情。当时，左宗棠率军进入新疆，消灭了侵占新疆地区的阿古柏政权。
此外，左宗棠还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积极推动近代化建设，主持建造了福州船政局。1885年，左宗棠病死，临终前依然建议朝廷在台湾设置行省。不仅中国人对左宗棠的评价很高，就连外国人也对左宗棠十分钦佩。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兰州发表演说：“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