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居：安大简二《仲尼曰》解析（上） | 中国先秦史

先秦子居 2022-09-07 发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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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简二《仲尼曰》解析（上）

子居

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本篇共有十三支简，保存完整。简长四十三厘米、宽〇·六厘米。两道编绳。顶格书写，不留空白。简一至七背有编号，简九背疑存编号，简十三背存「二」字。简七、八、十二背有抄写者练习写的字，与正文内容无关。简十二背共十八字，「

〓（寡人）

〈䎽（闻）〉䎽（闻）䎽（闻）命大」与「䎽（闻）命大矣，未敢陞之，䎽（闻）玉帛」抄写方向相反。原简无篇题。简十三有「中（仲）尼之耑

也」一语，因「耑

」训释尚有疑义（参看注〔二七〕），姑取篇首「仲尼曰」三字名篇。”[1]“仲尼曰”三字恐不能唯一标识安大简此篇，未来发现同样以“仲尼曰”为篇首的无篇题出土文献可能性仍然较大，因此从命名角度而言，安大简此篇更适合暂名为《仲尼曰芋蘩》，类似于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的名篇方式。“耑”训为小，字又作“偳”，字见包山简30，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诂一》：“耑者，《说文》:'耑，物初生之题也。’《方言》：'末，绪也。南楚或曰端，或曰末，皆小之义也。’'端’与'耑’通。《书大传》'以朝乘车輲轮送至于家’，郑注云'言輲轮，明其小也’，《小雅·小宛篇》云'惴惴小心’，《齐策》云'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潜夫论·救边篇》云'昔乐毅以慱慱之小燕，破灭彊齐’，并与'耑’声近义向。《玉篇》引《广雅》'耑，小也’，今本脱'耑’字。”明代张云龙《广社·九鸾端》：“偳，仯小。耑，末小。”《正字通·人部》：“偳，多官切，音端，仯偳，小也。”故“耑

”盖犹言“小语”，据下文的各条内容分析可知，《仲尼曰》很可能成编于战国后期末段左右，早于《论语》的成编时间，且其中各条内容多数皆基本可判定并非孔子之言，正如《论语》所记“子曰”也多非孔子之言一样。

【宽式释文】

仲尼曰：「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

仲尼曰：「今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诗》曰：『彼求我［则］，若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仲尼曰：「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

仲尼曰：「去身，恶乎成名？造次、颠沛必于此。」

仲尼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仲尼曰：「玺言咠而禹言丝，以治天下，未闻多言而仁者。」

仲尼曰：「君子所慎，必在人之所不闻与人之所不见。」

仲尼曰：「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

仲尼曰：「回，汝幸，如有过，人不谨汝，汝能自改；赐，汝不幸，如有过，人弗疾也。」

仲尼曰：「弟子如出也，十手指汝，十目视汝，汝乌敢为不善乎？盖君子慎其独也。」

仲尼曰：「仁而不惠于我，吾不瘽其仁；不仁不惠于我，吾不瘽其不仁。」

仲尼曰：「晏平仲善交哉！久狎而长敬。」

仲尼曰：「古之学者自为，今之学［者］为人。」

【释文解析】

中（仲）尼曰〔一〕：「芋（華）蘩（繁）而實

（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二〕

整理者注〔一〕：“「中尼」，古文字「仲」作「中」，「中尼」仲尼」，孔子的字。”[2]整理者另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中言：'简文称孔子为'仲尼’，乃以字称。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云：'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引魏鹤山之说，云：'古人称字，最不轻。《仪礼》：子孙于祖祢皆称字。孔门诸子，多称夫子为仲尼。子思，孙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称仲尼。’'仲尼’为尊称。今本《论语》二十篇则多以'子’来称孔子，乃因古者称师为子。有时也称'孔子’'夫子’或'仲尼’，称'仲尼’者仅6例，均见于《子张》篇。上博简中也有不少记录孔子言论的篇章，多数称'子’或'孔子’，称'仲尼’者亦为少数，见于《仲弓》简8、10、28 以及《君子为礼》简10、11。从安大简、上博简与《论语》有关的内容以及定县竹简《论语》来看，《论语》在成书流传的过程中对孔子的称谓发生了变动。”[3]其在文中因为“今本《论语》二十篇则多以'子’来称孔子，乃因古者称师为子。有时也称'孔子’'夫子’或'仲尼’，称'仲尼’者仅6例，均见于《子张》篇。”和“上博简中也有不少记录孔子言论的篇章，多数称'子’或'孔子’，称'仲尼’者亦为少数，见于《仲弓》简8、10、28 以及《君子为礼》简10、11。”即推论“《论语》在成书流传的过程中对孔子的称谓发生了变动。”明显是因为整理者观念中固执《论语》确为孔门弟子所记而现在情况又与所谓“孔门诸子，多称夫子为仲尼”之说不合才导致的错误推断。实际上，“称字”于先秦只是一般性的敬称，绝非罗大经所谓“古人称字，最不轻”云云。整理者提到的《论语·子张》篇中，孔门子弟称“仲尼”也仅“叔孙武叔毁仲尼”节“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一例而已，比较上下各节中子贡称孔子为“夫子”即可见，“叔孙武叔毁仲尼”中的子贡言“仲尼”不难推知是“夫子”的传抄讹误，因此可以很明确地判断，在先秦时期，孔门弟子皆是称孔子为“子”、“夫子”、“孔子”，实际上并没有称“仲尼”的情况；非孔门弟子者敬称孔子时言“仲尼”或“孔子”，此种情况下可以推测言者多是儒家或与儒家关系较密切的人，故孟子、荀子皆这样的称例；对儒家基本没有什么倾向性的人，则每每称孔子为“孔丘”，清华简中被命名为《良臣》的篇章即属此类，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三——诸子百家的分合界定（下）》已指出：“《良臣》大概是清华简中拟定篇名最为失败的一篇，'鲁哀公有季孙’的季孙斯与'楚恭王有伯州犁’的伯州犁都谈不上是良臣，所以《良臣》更适合拟题为《名臣》。推测该篇整理者将此篇定名为《良臣》，盖是主观上要在此篇加上自己的价值判断，尤其在篇中还提到了孔子的情况下，但由篇中称孔子为'孔丘’而非敬称为'孔子’或'仲尼’就足以看出，该篇作者绝无儒家倾向，所以清华简三《良臣》的拟定篇名是最失败的。”[4]所以由以上论述可知，安大简《仲尼曰》每节文字都首称“仲尼”，恰恰说明这些文句并非孔门弟子所记录，而更可能是战国后期、末期儒家或倾向于儒家的人从各处抄录来的片言只语。推测整理者之所以会持上文所引的论述，盖是因其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末节所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所记孔子言论25条，均出自战国时期的《论语》。安大简的年代为公元前400~前350年，与孔子逝世的时间（前479年）相距并不久远，与子思逝世的时间（前400年）非常接近。安大简《仲尼》是类似《论语》的孔子言论辑录，它有可能是早期《论语》的一个摘抄本。另外，《仲尼》源出的《论语》文本与今本《论语》有异，说明今本《论语》的篇章经后人增补删定。”这样先入为主的主观观念使然，实际上安大简《仲尼曰》二十六条内容仅八条见于《论语》，就足以说明《仲尼曰》与《论语》差异巨大，只是或共有取自相近材料源的内容而已，绝非整理者所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所记孔子言论25条，均出自战国时期的《论语》。”所谓“战国时期的《论语》”盖只是炒作的噱头。以实物而论，竹笥、竹简皆可长年放置，因此对确定墓葬年代帮助有限，漆在制成后则难以长久液态保存，所以出土材料中漆皮的数据才更为准确，而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5]中两份漆皮数据“360BC（47.9%）290BC”、“360BC（95.4%）160BC”即可见，出土安大简的墓葬在年代上完全可能晚至战国末期，因此上整理者所言“安大简的年代为公元前400~前350年”存在着忽视数据偏差而人为拉高安大简年代的倾向，并不足以为据。

整理者注〔二〕：“此条简文见于《大戴礼记·曾子疾病》曾子曰：「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说苑·敬慎》记「曾子曰」作：「夫华多实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芋」，此字古文字多用为「华」；「蘩」，从「繁」声，所从「每」省形。简文「芋蘩」当读为「华繁」。「实」，果实。「

」，从「土」从「厚」，其「厚」旁与《清华二·系年》简九一、《清华五·厚父》简一三背「厚」写法相同。《说文》「厚」字古文作「垕」，从「土」。此简「

」赘加「土」，与「厚」字古文「垕」同例，当是「厚」之繁体。「厚」，多。《周礼·考工记·弓人》：「厚其液，而节其帟。」郑玄注：「厚，犹多也。」「实厚」即「实多」，与曾子语「实寡」或「实少」意思相反。「行」，行动。「行不足」与「行寡」或「行少」意思相同。此条简文意谓：花开繁盛而果实多，是天变化的规律；话说得多而做得少，是人为造成的。曾子是孔子学生，据简文，上引曾子语当本孔子。”[6]《仲尼曰》整理者隶定为“

”的字原字形作“

”,《清华二·系年》简九一“厚”字原字形作“

”，《清华五·厚父》简一三背“厚”字原字形作“

”，三者的“厚”形的写法明显皆不相同，整理者注言“其「厚」旁与《清华二·系年》简九一、《清华五·厚父》简一三背「厚」写法相同”不知何故。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玉篇》有𡊵，云古文厚，其字从土上石，厚意也。古文石作

，省之则为

，遂与'后’形同矣。垕从石土会意，非从石声也。”整理者注中所言“此条简文意谓：花开繁盛而果实多，是天变化的规律；话说得多而做得少，是人为造成的。曾子是孔子学生，据简文，上引曾子语当本孔子。”则盖是以安大简此文为正，《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之文为误，但网友激流震川2.0指出：“安大简《仲尼曰》简1'中（仲）尼曰：芋（华）蘩（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整理者似乎是将这里的'天’与'人’理解为相反的关系；但是从《大戴礼记》与《说苑》的相关句子来看，'天’的开花多而结果少，与'人’的夸夸其谈而少有实际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类比的关系。即从自然现象中的'华而不实’类比引申到人事上的'华而不实’，二者是一致的而非相反的。”[7]所说是。对比《墨子·天志上》：“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墨子·天志中》：“不辜者谁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曰天也。”《墨子·天志下》：“谁杀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韩非子·解老》：“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大戴礼记·本命》：“世有刑人者，为其弃于人也；世有恶疾者，为其弃于天也。”皆是以自然形成、非人力所为者为“天”，人力范围内为“人”，所比较的情况应相似而非相反。在这一已知前提下，则《大戴礼记·曾子疾病》：“曾子曰：「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所比较的“华繁而实寡”、“言多而行寡”存在可类比性，明显更符合先秦语境下的“天”、“人”对比，而《仲尼曰》整理者所理解的内容中，不惟“变化”一词于原文无所对应，且“花开繁盛而果实多”与“话说得多而做得少”也不存在类比性，是以语境而言整理者所理解的《仲尼曰》文意逊于《大戴礼记·曾子疾病》。先秦文献未见果实众多以“厚”来形容的辞例，因此“实厚”也嫌不辞。“寡”为见母鱼部，“厚”为匣母侯部，见母、匣母密近，鱼部、侯部亦密近，因此相对于整理所言，更值得考虑的是《仲尼曰》的“厚”很可能是《大戴礼记·曾子疾病》“寡”字的音讹，若再考虑到相传为孔门弟子的言论又再被改写为孔子之说的情况在传世文献中不乏其例，则值得推测《大戴礼记·曾子疾病》：“曾子曰：「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才更可能是原始形态，安大简《仲尼曰》的“仲尼曰：「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则是传播过程中某环节中抄手未忠实于原文而有所改写的结果，甚至不排除这个改写者即《仲尼曰》编撰者的可能性，故整理者注所言“据简文，上引曾子语当本孔子”，盖是未能正确理解《大戴礼记·曾子疾病》文意或主观上要继续偶像化孔子而导致的误说。

中（仲）尼曰：「於人不信亓（其）所貴，而信其所戔（賤）。《寺（詩）》曰：『皮（彼）求我，若不我【一】𠭁（得）墊（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三〕

整理者注〔三〕：“此条简文见于《礼记·缁衣》：「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郭店·缁衣》简一七至一九作：「子曰：大人不新（亲）亓（其）所

（贤），而信亓（其）所戋（贱），

（教）此㠯（以）

（失），民此㠯（以）

（烦）。《寺（诗）》员（云）：『皮（彼）求我则，女（如）不我𠭁（得）。执我

〓（仇仇），亦不我力。』」《上博一.纣衣》简十作：「子曰：大人不

（亲）丌（其）所贤，而信丌〈其）所贱，

（教）此㠯（以）

（失），民此㠯（以）

（烦）。《

（诗）》员（云）：『皮（彼）求我则，女（如）不我𠭁（得）。执我

〓（仇仇），亦不我力。』」简文「于人不信其所贵」，三种《缁衣》皆作「大人不亲其所贤」。在「而信其所戋（贱）」与「寺（诗）曰」之间，三种《缁衣》皆多出两句。「《寺（诗）》曰：皮（彼）求我，若不我𠭁（得）。垫（执）我

〓（仇仇），亦不我力」，见《毛诗·小雅·正月》，原文作「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郑玄笺：「彼，彼王也。王之始征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礼命之繁多。」三种《缁衣》和《毛诗》「我」后皆有「则」字。「若」，三种《缁衣》和《毛诗》皆作「如」。「若」「如」义同。「垫」，从「执」声，故「垫」可读为「执」。「

」，见于《玺汇》五五九〇和包山简一五四等，即「厩」字异体（参李家浩《战国官印考释两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一六六至一六九页，吉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说文·广部》「厩」古文从「九」声作「

」。简本「

」当从《毛诗》读为「仇」。与本简「

（厩）」相当的字，郭店简作「

」，从「戈」，「枣」省声，「仇」之异体；上博简作「

」，从「戈」，「咎」省声，读为「仇」（参徐在国、黄德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缁衣·性情论〉释文补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二〇〇二年第二期，第一至六页）。”[8]整理者读为“於”的字，网友潘灯读为“今”[9]，网友汗天山补充言：“原释文所谓的'於’字，上面发帖或释为'今’，据字形来看，当可信。——'今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戋（贱）’是可以讲通的。今按：原释文将'今’字形释为'於’，如果不是偶然疏忽，则有可能认为此字是'於’的讹写，'於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戋（贱）’当然也可以讲通。'今人’，传世本《礼记·缁衣》及出土两种简本皆作'大人’。形成此处异文似有两种可能：一是，字形讹误。战国文字的'今’如果不写作'含（吟）’形，则和'大’字在笔势上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具备字形讹误的可能。二是，传抄者以意改之。如果原本是'今人’，后世传抄者觉得这个词语不大符合自己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便有可能据后文的语境改成'大人’，因为孔子这句话所论述的对象应该是在上位之人，即'大人’。”[10]所说是，《仲尼曰》其它“於”字右上皆作“人”形，只有此处整理者隶定为“於”的“

”字例外，故“

”当是“今”字而非“於”字。网友蜨枯指出：“简2读为'仇’的字似从'飤’，实则应为'𣪘’之变，类似写法如《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第252页簋的自名写法，簋、仇音近可通。”所说亦当是。此段内容，《仲尼曰》编撰者明显漏抄“则”字，虽然“则”不是韵脚字的，但首句不是四言仍然打破了全诗的协调，可证其并非原始版本。从内容而言，《礼记·缁衣》相较于《仲尼曰》，存在几点优势：一、郭店、上博、今本《缁衣》可以形成互证，说明此段内容在原始的《缁衣》中就是如此，《仲尼曰》则别无其它文献可证其行文；二、《缁衣》中“贤”、“贱”、“烦”是真元合韵，《仲尼曰》中的“贵”、“贱”则只是直觉上的对应关系，没有音韵关系；三、基本在每段内容后称《书》引《诗》，是《礼记·缁衣》全篇的结构特征，《仲尼曰》则仅此一条存在对《诗》的征引，与其它各条差异明显，显见《仲尼曰》编撰者对《诗》、《书》并不特别关注，说明《仲尼曰》中该条内容是从其它材料中杂抄而来；四、《礼记·缁衣》或说为子思所作，或说为公孙尼子所作，总之其作者在师承关系属于孔门子弟后学，《仲尼曰》则如前文所论并非孔门弟子作品，因此无论该段内容是孔门弟子后学造说而冠名于孔子，还是确有传自孔子所言的部分而在文句内容上又或有增益，理论上在传播链中《礼记·缁衣》所用文字都应该更接近信息原始态，《仲尼曰》则无此条件。综上所述，虽然《仲尼曰》在字句上较《礼记·缁衣》更为整齐，但这种整齐很可能是《仲尼曰》编撰者或传播环节中其他抄者以己意而人为修改所致，应非该段内容的原始形态。

中（仲）尼曰：「

〓（君子）溺於言，少（小）人溺於水。」〔四〕

整理者注〔四〕：“此条简文见于《礼记·缁衣》：「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其后尚有如下一段文字：「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玉篇·水部》「㲻」注：「孔子曰：『君子㲻于日（引者按，应为「口」），小人㲻于水。』今作溺。」其所引「孔子曰」两句顺序与简文合。《礼记·缁衣》郑玄注：「言人不溺于所敬者。溺，谓覆没不能自理出也。」”[11]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沈溺……下泥历反，《礼记》：'孔子曰：君子溺于口，小人溺于水。’说文云：'没水中。’正从人作㲻，今通作溺。”同书卷三十五：“水㲻，宁的反，《礼记》：'孔子曰：君子㲻于口，小人㲻于水。’谓覆没不能自理出也。又曰：'死而不吊者三畏压㲻。’《说文》：'没水也，从人从水。’亦作溺，古也。”可证《玉篇》所引即《礼记》，且至唐代《礼记》犹有作“㲻”而未作“溺”的版本。今本《礼记·缁衣》“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节即在“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节之后，排序与《仲尼曰》相同，而郭店简与上博简《缁衣》皆无“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节，因此可推测今本《礼记·缁衣》“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节很可能就是在《仲尼曰》篇之后据《仲尼曰》或其它内容类似的已佚篇章补入的此节，是《仲尼曰》的编撰时间当在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成篇之后，今本《缁衣》定型之前，由此也可见安大简《仲尼曰》更可能是成文于战国后期末段至战国末期，《仲尼曰》整理者注所引今本《礼记·缁衣》“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之后内容则盖更出自《仲尼曰》编成之后，或是为今本《礼记·缁衣》编撰者所补说。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三诸子百家的分合界定（上）》曾提到：“诸子书往往有个共同特征，即以'X子曰’冠于章首，但由于古代没有引文标识，因此这个'X子曰’实际引用内容当止于首句还是延后至很多句，实不能确知。”[12]今本《礼记·缁衣》中被《仲尼曰》整理者注所引的内容即属于此类，由《仲尼曰》与今本《礼记·缁衣》比较即可知，此段内容并不当属于先秦相传为孔子所言者。另一方面，既然郭店、上博简《缁衣》皆无与《仲尼曰》“君子溺於言，小人溺於水。”对应的内容，则值得考虑《仲尼曰》的“君子溺於言，小人溺於水”同样是在郭店、上博简《缁衣》之后的造说，由此句之后的今本《礼记·缁衣》解说内容来看，此句内容很可能是根据见于上博简和《大戴礼记》的《武王践阼》篇中“与其溺于人，宁溺于渊”句或其它类似内容改造而来，由于《武王践阼》此句内容又见于战国后期的《中山王厝鼎》，因此可知该内容的形成不晚于战国后期，《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引此句而言“随武子之盘铭曰”，并且《太平御览》卷一八八引《大戴礼》曰：“随武子《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则之，敬祀皇天，敬以先时。”可证今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在宋代之前尚有是随武子铭文的版本，这些被指为随武子铭文的内容，相比于春秋金文，更接近战国时期所流行的格言谚语，因此当可判断“随武子”云云很可能也是托名之说。再考虑到《仲尼曰》“君子溺於言，小人溺於水”句乃至《仲尼曰》全篇都仅用“於”字而无一例用“于”字，出自战国时期的可能性远远比出自春秋时期为大，则自然可推测《仲尼曰》此句更可能是出自战国后期的造说，而基本没什么可能出自孔子之口。

中（仲）尼曰：「去身（仁），亞（惡）

（乎）成名？造（次）、遉（顛）

（沛）必於此。」〔五〕

整理者注〔五〕：“此条简文见于《论语·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其前尚有一段文字：「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文字出人较大。《谷梁传·僖公二十三年》范宁注所录「何休曰」引《里仁》作：「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一句（参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三〇四页，中华书局二〇一四年），与简文合。据钱大昕、段玉裁等人说，「造次」之「次」当作「趀」，「颠沛」当作「蹎跋」（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六四、八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简文「

」从「走」，「即」声；「遉」从「走」，「贞」声；「

」从「走」，「番」声。古文字「辵」与「走」「足」作为偏旁可以通用，「即」与「次」或「𠂔」，「贞」与「真」，「番」与「犮」或「沛」，音近古通，疑「

」「遉」「

」三字分别是「趀」「蹎」「跋」的异体。「造

（趀）」「遉（蹎）

（跋）」即「造次」「颠沛」的异文。「造次、颠沛必于此」，是「造次必于此，颠沛必于此」的省略说法。《里仁》「是」与简文「此」同义。《论语·学而》「夫子至于是邦也」，皇侃疏：「是，此也。」《论语·里仁》「君子去仁……」，何晏《集解》引马融曰：「造次，急遽。颠沛，偃仆。虽急遽、偃仆不违仁。」邢昜疏：「此章广明仁行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者，恶乎，犹于何也。言人欲为君子，唯行仁道乃得君子之名。若违去仁道，则于何得成名为君子乎？言去仁则不得成名为君子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者，造次，急遽也；颠沛，偃仆也。言君子之人，虽身有急遽、偃仆之时，而必守于是仁道而不违去也。」”[13]《仲尼曰》后文的“仁”全部书为“

”因此值得考虑此处书为“身”或是读为原字而非读为“仁”，清华简六《子产》：“前者之能役相其邦家，以成名于天下者，身以先之。”《管子·大匡》：“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易传·系辞》：“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又见《大戴礼记·礼察》）《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故君子杀身以成名，义之所在，身虽死，无憾悔。”皆可见先秦时期“身”与“成名”的密切关系，故《仲尼曰》“去身，恶乎成名？”或是所反对的即“杀身以成名”的行为，《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毁伤犹不可，杀身成名自然更不可接受，故可有“去身，恶乎成名？”的设问。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虚词篇（补一）“乎”》中已指出：“由安大简《邦风》、各篇清华简和春秋战国金文的情况来判断，虚词'乎’的出现时间就在战国后期前段至战国后期后段之间，也即虚词'乎’的实际出现时间很可能不早于公元前332年。”[14]因此存在疑问词“恶乎”的《仲尼曰》篇的成文时间很可能也不早于公元前332年。此段中的“名”字写法与郭店简《成之闻之》简13、清华简九《治政之道》简41，因此值得考虑《仲尼曰》的成文时间盖即在《成之闻之》与《治政之道》之间。“颠沛”一词原出自《诗经·大雅·荡》：“人亦有言：颠沛之揭。”又作“颠越”，见《尚书·盘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据《礼记·缁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郑玄注：“越之言蹶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常蹶”作“常跋”，可知“颠沛”、“顛越”当皆是“颠蹶”的通假，《管子·小匡》：“恐颠蹶于下，以为天子羞。”《吕氏春秋·报更》：“颠蹶之请，坐拜之谒，虽得则薄矣。”《荀子·大略》：“失所履，必颠蹶陷溺。”皆先秦文献中“颠蹶”辞例。今本《论语》中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句，盖旧注混入正文者，因此《论语注疏》据此而言的所谓“言君子之人，虽身有急遽、偃仆之时，而必守於是仁道而不违去也。”当也不确，“造次、顛沛必於此”所指的“此”当是“名”而非“仁”，这也正对应《庄子·盗跖》篇中满苟得对子张所言“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吾日与子讼于无约，曰：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精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由于《论语·里仁》相关条与《仲尼曰》文字的高度相似性，而《仲尼曰》又多有《论语》所不载的内容，可以推知二者在抄缀材料上有使用某种共同材料来源的情况，且《仲尼曰》在抄缀时取用素材主要来源盖是当时儒家所造《传》、《记》各篇中伦理性部分而不是礼家部分，而这些《传》、《记》内容在流传过程中又离析整合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论语》等。

中（仲）尼曰：〔直〕【二】「才（哉），

（史）魚！邦又（有）道，女（如）矢；邦亡（無）道，女（如）矢。」〔六〕

整理者注〔六〕：“此条简文见于《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其后尚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段，为简文所无。简二末字缺，当为「直」字。「才」，读为「哉」。「史鱼」，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卫大夫史鰌。」「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有道无道，行直如矢，言不曲。」邢昜疏：「『直哉，史鱼』者，美史鱼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鰌之德，其性惟直；国之有道无道，行直如箭，言不随世变曲也。」”[15]“〔直〕【二】”应在引号“「”之内而非之外，目前的情况不知道是排版原因还是其它什么缘故所导致。此段内容明显是化用了《诗经·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而“有道”、“无道”这样对比句式是战国时期道家学说广泛流行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很容易判断此段内容的出现盖不早于战国后期，自然不会是孔子之言。整理者注所引《论语》之后的内容未见于《仲尼曰》则可说明《仲尼曰》的成编早于《论语》，《论语》多有增益补入的内容，这也就印证了笔者在《安大简〈邦风·周南·樛木〉解析》[16]中提到的：“《论语》这本书和其他先秦诸子典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第一，据《论衡·正说》：'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可见《论语》最初是称'传’，不是以通常的某子形式冠名的，与先秦诸子结集冠名方式不合；第二，'子曰’这种起句方式，其实是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子’说过的，也就是说，如果《论语》的编者以他人的言论冒为孔子之说，也无从指摘；第三，可能为先秦典籍的这个范畴里，只有《礼记·坊记》明确引过一句《论语》，而前引《论衡》文说明，仅这一条也很可能是汉代窜入的。这意味着，《论语》完全可能就是出自孔鲋之手，如此则说《论语》是先秦文献都很勉强，遑论幻想什么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历代学人无视《论语》中词句特征而刻意拉高《论语》成文时间的行为，不过是传统意识作怪而已；第四，其他先秦典籍引用与《论语》所记相似或相同的句子时，或者干脆不认为是孔子及孔子弟子说的，或者径直称孔子其人而不言《论语》其书，无论哪种情况，显然都说明《论语》中拼凑了很多传闻之辞；第五，《论语》有抹除言辞背景的倾向，脱离背景的言辞，很容易被以任意方式诠释，也更容易被改动、增删，这一点众所周知。”《仲尼曰》的成文已是不早于战国后期，而《论语》更是编成于其后，则“《论语》完全可能就是出自孔鲋之手”盖最近于史实。《说苑·杂言》：“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其托名“仲尼”与《仲尼曰》篇相同，评价人物也与《仲尼曰》此条同是史鰌，但《仲尼曰》称之为“史鱼”，《说苑·杂言》则称之为“史鰌”。“君子”本指有领地的王公诸侯，之后虽然一再泛化，但被赋予伦理道德意味的用法仍并不合于春秋时期的语境，于此也可知《说苑·杂言》所记同样不是孔子之言，而只是托名于孔子。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三“祝佗”条：“定四年：「其使祝佗从。」杜预注：「祝佗，大祝子鱼。」麟案：下文「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曰」,《史记·管蔡世家》作「卫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此非有异也，视佗与史鰌实一人。襄二十九年：「史鰌。」杜云：「史鱼。」《论语》：「直哉史鱼。」孔注：「史鱼，卫大夫史鰌也。」二人皆字鱼，固同矣。昭二十年《传》：「君盍诛于祝固、史丽以辞宾？」祝、史与焉。是祝、史同司鬼神之事，故哀二十五年卫有祝史挥，乃是兼官。佗以一人而兼二职，亦其宜也，故称祝佗，又称史鰌。（孔以为大夫，其实祝、史盖士耳。）《诗·邶风·新台》：「得此戚施。」《说文》「𪓿」下云：「𪓰𪓿，詹诸也。《诗》曰：『得此𪓰𪓿。』」然则鰌借为𪓰，佗与施音近相通。（它声、也声，古通。如《诗》：「俾滂沱矣」，《史记》作「滂池」，《易》「出涕沱若」，荀本作「池」是。）亦即𪓿也。名𪓰，又名𪓿者，如襄二十九年：「公子荆。」杜氏《世族谱》：「公子荆南楚，献公子。」盖名楚字南，与游楚字子南，同名楚，又名荆，（毛奇龄《檀弓订误》谓：「公南楚即《论语》公子荆，南楚，其字也。」案：南楚不成字，亦名楚，字公南也。杜《谱》杂人内有公南楚，梁氏《补释》曰：「公南楚与南楚别。」是则毛以爲公南楚即公子荆误。）而字则同曰南。与名𪓰又名𪓿，而字则同曰鱼正同。此亦二名，特与熊居、志父与前名迥异者殊耳。其当时在官之名，必有一定。《传》或举鰌，或举佗，则从便耳。《尔雅》：「鼁𪓰、蟾诸。」杜释鱼故字子鱼矣，疑《传》本文当作𪓰、作𪓿，或作戚、作施，今本作鰌，佗书皆同。又《论语》「祝鮀」，《诗·下泉》正义、《书·舜典》正义、《论语》疏引《传》亦并作「佗」，是皆后人以字鱼，故改从鱼旁耳。以𪓰𪓿命名，犹邾子名籧篨也。或疑《论语》云：「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又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似其行相反，不当为一人，不知彼佞即「寡人不佞」之佞。《说文》云：「佞，巧讇高材也。」盖以巧讇言，则焉用佞为恶辞？但以髙材言，即为美辞。高材亦谓善于辞令也。如《楚辞》以「突梯滑稽」爲恶辞，而《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褚先生补传载东方朔，皆有贤行，是又以「滑稽」爲美辞也。巧言鲜仁，孔子与左氏所耻，而《表记》又言：「辞欲考据。」注：「读考为巧。」是圣人亦有时以巧言为善。则佞为恶辞，亦为美辞，较然察矣，不得以焉用佞槪之也。人固有直且善辞令者，如子产、叔向皆是也。「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此叔向所以美师旷也。故言：不有祝佗之能言以卫身，而但有宋朝之美色，此但谓美如朝，非谓淫如朝也。以致为人嫉妬，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非佞即不直也。《古今人表》有史鱼，又有祝佗，盖疑而未定也。然有见于一人，故皆列中上等，若以为一直臣、一佞人，岂得置之同列邪？阎若璩以史狗、史鰌皆史朝之子，断史是氏，非官。麟案：官有世功，则有官族，两者皆通，而况鬼神之官，必用名姓之后又当世职者邪？”[17]是史鱼即祝鮀，春秋末期卫国主要人物之一，约比孔子年长二十岁左右，《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因此可知“邦无道”所指盖即卫灵公时期，因此“邦有道”可推知主要是指卫襄公时期，但查《左传》卫襄公时期在内政、外交上除了拒绝以楚国为首的诸侯之会外，未见任何可以说明其时政治清明的内容，这次拒绝楚国，虽然表面上是称“卫侯辞以疾。”但据《左传·昭公四年》子产所言，是“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因此这个举措也称不上是“邦有道”，反之，《左传·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则可以侧面说明卫襄公时期的“不善政”甚至较之鲁国更甚。那么可以推知者则为，《仲尼曰》此条作者对“邦有道”的认知下限，远较《左传》彼节编撰者为低。再比较一下其它文献，清华简六《子产》：“有道之君，能修其邦国，以和民。和民有道，在大能正，在小能支；在大可久，在小可大。有以答天，能通于神，有以来民，有以得贤，有以御害伤，先圣君所以达成邦国也。——此谓因前遂故。”《管子·四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管子·君臣下》：“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管子·法法》：“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慎子》：“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鹖冠子·道端》：“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动则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蔘明起，气荣相宰，上合其符，下稽其实。”《韩非子·八经》：“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辩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职，则放官收。说大而夸则穷端，故奸得而怒。无故而不当为诬，诬而罪，臣言必有报，说必责用也，故朋党之言不上闻。”《大戴礼记·千乘》：“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遂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国有道则贤人兴焉，中人用焉，百姓归焉。”以这些“有道”标准来衡量的话，卫襄公时期的卫国恐也很难符合“邦有道”的描述，是可知《仲尼曰》此条作者的观念中对“有道”的认知较各种常见观念都更低。因此，《仲尼曰》此条虽然简单易懂，但却很难放回史实中去对应。

中（仲）尼曰：「死（伊）諿〓（言咠），而㙑（禹）

〓（言絲），㠯（以）

（治）天下，未

（聞）多言而

（仁）者。」〔七〕

整理者注〔七〕：“此条简文在传世文献里尚未找到相应的文字。「死」，读为「伊」，指尧。据《成阳灵台碑》（见洪适《隶释》卷一），尧姓「伊」，所以又称「伊尧」（见《潜夫论·五德志》）。「死」「伊」二字音近可通。《说文》「伊」字古文从「死」声，即其例证。「諿〓」「

〓」分别是「言咠」「言𢆶（丝）」合文。「丝」作「𢆶」，与《上博一·䊷衣》简二七、《清华二·系年》简七〇「丝」字写法相似。「言咠」「言丝」是「言如咠」「言如丝」的省略说法。「咠」的本义是附在耳旁说悄悄话。《说文·口部》：「咠，聂语也。」又《耳部》：「聂，附耳私小语也。」「言如咠」「言如丝」，都是形容说话的声音细小，出言缓慢谨慎。或说「咠」读作「缉」，与下文「丝」互文见义，谓古圣王出言之微，谨慎之至（袁金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丨』」「讱」，即出言缓慢谨慎。「多言」，或读为「侈言」，夸大不实之言，犹下引《礼记·缁衣》的「游言」。「

」，战国文字多用为「仁」，如简六的「

」。此处亦用为「仁」。或认为此「

」字读为「信」，战国文字「信」或写作从「言」，「身」声。孔子强调「一曰而有信」（《论语·学而》）、「言必信」（《论语·子路》）（李家浩）。《礼记·缁衣》：「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誉于仪。』」孙希旦《礼记集解》：「纶，绶也。綍，引柩索也。纶大于丝，綍大于纶。游言，浮游无实之言也。王者之言，宜之为政教，成之为风俗，其端甚微，其末甚大……」（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一三二四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九年）《缁衣》所引孔子语，可为理解此条简文作参考。”[18]“伊”为影母脂部，“死”为心母脂部，虽然韵部相同，但声母相去过远，未见相通之例，先秦文献中也未见帝尧单称“伊”的情况，更未见仅以尧、禹并言者，故整理者读“死”为“伊”盖非是。笔者认为，“死”盖读为同音的“玺”，笔者在《清华简八〈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解析》中曾提到：“《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郭璞注：'叔均，商均也。’《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路史·后纪十一》：'义均封于商，是谓商均。’《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瞽叟即帝俊，叔均即商均，故可知'三身’、'台玺’皆即舜。据《海内经》可知，叔均是'稷之孙’，那么这个系列中较早的后稷自然也就是帝俊瞽叟，复据《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弟曰台玺’可知，继承帝俊为后稷的也即舜及其兄商人之祖契，第三代后稷则即商均巧倕。俊、舜、均存在音转条件，故当与后稷一样本为职称，而非人物之名，瞽叟、帝舜、商均故事自然也不排除多衍生自司农之职。……《山海经·大荒北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古文字中'信’或书为从言从身，既已知'后土’就是'帝俊’，则'信’自然也就是'三身’，也就是'舜’，因此'夸父’很可能就是'商均’，'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就是以旬记日测定日影的神话化。”信为心母真部，与心母脂部的玺、死只有韵尾之别，脂部、真部相通，文献中也不乏其例，故信、玺、死存在相通条件。“台”即有邰氏，是氏称，因此帝舜的单名当只是“玺”，禹之前而常与禹并称的古代帝君即帝舜，因此《仲尼曰》此处的“死”盖即读为帝舜的单名“玺”，《孟子·万章上》：“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吕氏春秋·知度》：“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荀子·王霸》：“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论语·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皆是先秦文献中舜、禹并称之例。先秦文献只有“多言”辞例，未见“侈言”辞例，故“侈言”说当不确。与“多言”相反者为“少言”，《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孔颖达疏：“王言初出，微细如丝。”也是微少义，故“咠”也当是微少义，因此整理者注“《说文·口部》：「咠，聂语也。」又《耳部》：「聂，附耳私小语也。」「言如咠」「言如丝」，都是形容说话的声音细小”当是。由《仲尼曰》的篇幅来看，《仲尼曰》编撰者当是非常支持这种“未闻多言而仁者”观念的。将其与《荀子·大略》：“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比较，不难看出观念差异非常明显。但如果将其与《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管子·戒》：“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说苑·敬慎》所载《金人铭》：“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口多败。”比较的话，则观念颇近。再考虑到首言帝舜，有田齐文化特征，则此条很可能并非纯出自儒家，而是作者糅合了齐道家和《缁衣》之说所造，这也就意味着，此条内容当出自原始版本的《缁衣》之后，自然基本没什么可能是孔子所言。“以治天下”句，最早可征于《墨子·尚贤中》所引《汤誓》云：“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它先秦文献言“以治天下”者皆不早于《墨子》，且《墨子》所引此《汤誓》句不见于今本《尚书·汤誓》，先秦文献另外也引及《汤誓》者，一个是《国语·周语上》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此条也不见于今本《尚书·汤誓》，另一个是《孟子·梁惠王上》引《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此句在今本《尚书·汤誓》中有对应文句。由此当可判断，先秦时期尚有一个或多个非儒家版本的《汤誓》篇，诸书所言“以治天下”者很可能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墨子》所引非儒家版本的《汤誓》影响所致。受直接影响最显著者即《墨子》，《兼爱上》、《尚同中》、《尚同下》、《三辩》等篇皆有“以治天下”句。受间接影响者以《管子》的“解”部分最明显，《版法解》、《明法解》、《形势解》三篇皆有“以治天下”说，非常可能就是直接来自《墨子》的影响。其它先秦文献的“以治天下”说皆不早于《墨子》，故虽传播链并不清晰，但这句源自非儒家版本《汤誓》的句子，同样可以证明存在“以治天下”句的《仲尼曰》此条非为孔子之言。

中（仲）尼曰：「君子所

（慎），必才（在）【二一】人

〓（之所）不

（聞）與人

〓（之所）不見。」〔八〕

整理者注〔八〕：“此条简文与《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相近。《中庸》这段文字在朱熹分章的第一章，是对其中「道」的概念阐述。郑玄《礼记目录》说《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以昭明圣祖之德」。显然，《中庸》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袭用此条简文的意思立论的。战国晚期儒家荀况在他的著作里，也多次申述了这类思想。《荀子·乐论》：「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又《正名》：「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王霸》:「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19]整理者大概误信注疏或一些现代译文，以至于认为“《中庸》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袭用此条简文的意思立论的。”实际上，《中庸》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所言内容与《仲尼曰》此条迥异。《中庸》句中的“其”以先秦语法论只能是指“君子”自己，也就是说《中庸》此句所言“君子戒慎”的内容，是执政者自己所不见、自己所不闻，与《仲尼曰》的“人之所不闻与人之所不见”截然相反，此点比较《鹖冠子·天权》：“故人者莫不蔽于其所不见，鬲于其所不闻，塞于其所不开，诎于其所不能，制于其所不胜，世俗之众笼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见而有形。”及整理者注中所引到的《荀子·王霸》：“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即可明知。《荀子·王霸》中的“其”，是指“主相臣下百吏”各自的自己，《鹖冠子·天权》中的“其”，则是彼之言说对象每个人。荀子其人固化保守，认为君臣上下皆以一己之见闻施为，就足以治国，其观念也正是被鹖冠子所抨击者，甚至在《中庸》篇，就有适用于回应荀子此种观念的评价，“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鹖冠子与荀子二人观念差异与本文主旨无关，故此处不论，“其”用于代指主语对象则两处完全相同。因此上《仲尼曰》此条整理者注所言，盖反映出整理者在古文阅读理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障碍，不惟所引《中庸》内容与《仲尼曰》此条不同，且所引三条《荀子》也基本与《仲尼曰》此条全不相涉。真正适合与《仲尼曰》此条对应的，实际上当是《中庸》：“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其“君子所不可及”正是因为这是“君子所慎”的结果。“人之所不X”句式，先秦文献始见于《墨子》和《老子》，“不闻”、“不见”对言，情况与此类似，由此足以推知《仲尼曰》和《中庸》的成文时间皆不早于战国后期，再考虑到《中庸》中对孔子的称谓或作“子”、或作“仲尼”，很容易判断出《中庸》篇与《仲尼曰》类似，都是一种杂抄拼凑的作品，《中庸》篇中转抄自《老子》或其它道家文献、法家文献的内容随处可见，更说明其成文时间绝不早于《老子》，因此整理者注提到的“郑玄《礼记目录》说《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只适合视为一种传说，究其原因无非是《中庸》又被收录在《子思子》中。《子思子》不会是子思自作，其道理就如《曾子》不会是曾参自著一样简单明了，学界众口铄金非要坐实旧说，不过是复古倾向在作怪而已。

中（仲）尼曰：「君子之㚖（擇）人

（勞），丌（其）甬（用）之

（逸）；

〓（小人）之㚖（擇）人

（逸），丌（其）甬（用）之

（勞）。」〔九〕

整理者注〔九〕：“此条简文在传世文献中尚未找到相应的文字。「㚖」，《说文·大部》:「大白，泽也。从大，从白。古文以为泽字。」其实「㚖」即古文「睪」的讹形，简文读为「择」。「

」，从「疒」从「兔」。楚国文字「疒」「爿」二旁形近，往往混用（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第八九页考释〔一九〕，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即楚国文字的「

」字（如《上博五·三》简四、《清华一·耆夜》简二、《清华二·系年》简五八、《清华三·琴舞》简七等），读为「逸」。《大戴礼记·主言》：「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可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麋曰：『参！女以明主为劳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主奚为其劳也！』」《盐铁论·刺复》：「故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可以参考。”[20]“《上博五·三》简四”盖是言上博五《三德》，不知是排版问题还是原稿如此。注文内容显示出整理者对先秦文献的陌生，其所引《大戴礼记·主言》并不是论择人，因此与《仲尼曰》此条没有多大关系，《盐铁论》已是汉代文献，则说明对整理者所知而言，先秦文献与《仲尼曰》此条相关的内容已无证可举。实际上，先秦文献类似内容不在少数，如《墨子·所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吕氏春秋·士节》：“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是故夫工女必自择丝麻，良工必自择赍材，贤君良上必自择左右始。故佚诸取人，劳于治事；劳于取人，佚于治事。”《荀子·王霸》：“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荀子·君道》：“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韩非子·难二》：“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人。”不难看出，先秦传世文献最早倡择人说者即《墨子》，这与墨家尚贤观念是直接相关的，儒家则推崇亲亲尊尊，无论其口头上如何宣称，在亲亲尊尊的裙带关系和主奴关系之下，无疑必然会逐渐陷入无人可择的局面，因此不难判断，此说非出自孔子之口。自《墨子》而影响至《左传》，自《左传》而影响至《荀子》与《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自《荀子》而影响至《韩非子》，此说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相较之下《仲尼曰》此条与《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所言最为接近，故其成文时间当略早于《荀子》。

中（仲）尼曰：「韋（回），女（汝）幸，女（如）有

（過）【四】，人不堇（謹）女〓（汝，汝）能自改。賜，女（汝）不幸，女（如）又（有）

（過），人弗疾也。」〔一〇〕

整理者注〔一〇〕：“此条简文在传世文献里尚未找到相应的文字。「韦」，读为「回」，颜回。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孔子学生。上博楚简《君子为礼》《弟子问》颜回之「回」作「韦」，与本简同。「

」，读为「过」，过错。《论语·卫灵公》：「子曰：过而不改，是过矣。」「堇」，读为「谨」，谨敕。《左传·昭公二十年》「毋从诡随，以谨无良」，杜预注：「谨，勑慎也。」孔颖达疏：「毋得从此诡随之人，以谨勑彼无善之人。」《论语·雍也》孔子曰：「有颜回者……不贰过。」所以人们对待颜回之「过」虽不加谨敕，他也会改正。「赐」，端木赐。端木赐字子贡，卫人，孔子学生。「疾」，憎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过而不补也，饰其美而不伐也。伐则不益，补则不改矣。」此二「疾」都是憎恨的意思（参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上册第四三二页注〔二〕，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孔子认为子贡如有过为「不幸」，是因为人们对待其过不加憎恨。参考《论语·述而》：「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逸周书·王佩解》：「不幸在不闻其过，福在受谏。」”[21]此段的“幸”字犬符在右，与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清华简七《心是谓中》《子犯子余》、清华简九《治政之道》的“幸”字构形相同，而与清华简三《芮良夫毖》、清华简九《祷辞》的“幸”字构形相反，由此值得考虑安大简或与清华简存在某种较接近的关系，甚至也许同出一墓也未可知。因为他人有过失就憎恨，这恐怕是不适合称为“君子”的，所以整理者注所引“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上册第四三二页注”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仲尼曰》此段中的“疾”与整理者所引《曾子立事》文字中的“疾”皆当训为“患”，《庄子·田子方》：“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成玄英疏：“疾，患。”《淮南子·说山》：“故食草之兽，不疾易薮；水居之虫，不疾易水。”高诱注：“疾，患也。”在《论语》中，也曾出现两次将颜回和端木赐并称比较的情况，即《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后一条揭示了《仲尼曰》此条中“回，汝幸，如有过，人不谨汝，汝能自改。赐，汝不幸，如有过，人弗疾也。”完全是因为二人经济条件天差地别的缘故，由子贡“亿则屡中”而颜回“屡空”也不难推知，子贡所言“回也闻一以知十”如果确为子贡所言盖也只是一种标准的商人式逢迎，与实际情况无关。如果此句非子贡所言，而只是后世造说，则自然更不能说明颜回的实际水平。“自改”一词，先秦文献仅另见于清华简九《治政之道》：“毋恶谣，察其信者以自改。”汉代则“自改”辞例甚多，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列女传·贤明传·齐相御妻》：“其夫谢曰：请自改，何如？……于是晏子贤其能纳善自改，升诸景公，以为大夫，显其妻以为命妇。”《说苑·辨物》：“昔者高宗、成王，感于雊雉、暴风之变，修身自改，而享丰昌之福也。”《艺文类聚》卷二十三引《新序》曰：“齐王聘田巴先生而将问政焉，对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王召臣，臣改制鬋饰，问於妾，奚若，妾爱臣，谀臣曰佼，臣临淄水而观，然後自知丑恶也，今齐之臣谀王者众，王能临淄水见己之恶，过而自改，斯齐国治矣。’”《太玄·失》：“测曰：卒而从而，能自改也。”笔者在《清华简九《治政之道》解析（中）》中言：“笔者在《清华简八〈治邦之道〉解析》中已提出《治邦之道》篇的作者很可能就是春申君黄歇，现知《治政之道》篇与《治邦之道》篇实为一篇，则这个推测当也可以延伸至《治政之道》，而《治政之道》中正有'以忧君家’句，其称'君家’而不称'君国’，就恰恰说明作者本人当是封君，再代入已知的《治政之道》篇成文于战国末期楚人之手，则这个封君就是春申君黄歇的可能性，自然也就非常大了。”[22]因此可知“自改”一词约即出现于战国后期末段至战国末期初段而在汉代得以流行，故自可推知《仲尼曰》此段的成文时间盖也在战国后期末段至战国末期初段，因此这段内容当也不是孔子所言。

中（仲）尼曰：「弟子女（如）出也，十指〓（手指）女（汝），十

〓（目視）女〓（汝，汝）於（烏）敢爲不【五】善

（乎）！害（蓋）君子

（慎）其蜀（獨）也。」〔一一〕

整理者注〔一一〕：“此条简文与《礼记·大学》有关：「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间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抢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朱熹把《大学》分为十一章，认为第一章是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后十章是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上录文字见传第六章「释诚意」。此条简文与此章意近，甚至用语也十分相似，如「十手指汝，十目视汝」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君子慎其独也」与「君子必慎其独也」等。《大学》这段文字显然是袭用这条简文立意的。「指〓」，「指」包含「手」，「〓」是合文符号，表示「指」是作为「手指」来用的。「

〓」，「

」包含「目」，「〓」表示「灵」是作为「目灵」来用的。「

」是「视」字的象形初文。「

」，战国文字常见，多用为「慎」，大概是「慎」字的异体。”[23]“视”、“指”并称，先秦文献始见于《管子·白心》：“目有视也，手有指也。”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虚词篇》已提到：“《白心》……很可能属于战国后期。”[24]因此“视”、“指”并言决定了《仲尼曰》此条非孔子所言。单用的虚词“乎”其出现时间很可能不早于公元前332年左右，此点前文已提及。疑问词“乌”于先秦文献可见于清华简六《管仲》：“君子学哉，学乌可以已？”《尉缭子·伍制令》：“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尉缭子·治本》：“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乌有以为人上也？”《吕氏春秋·明理》：“故乱世之主，乌闻至乐？”不难看出成文时间最早者即清华简六《管仲》，笔者《清华简〈管仲〉韵读》中已指出：“较整理者所举更为类似的例子为《吕氏春秋·开春》的'学岂可以已哉？’可见这个说法在战国末期是比较流行的，这也就意味着，清华简《管仲》篇的成文时间很可能与之接近。鉴于推测清华简《管仲》晚于《吕氏春秋》和《荀子》显然是不成立的，故当可以推测，清华简《管仲》的成文时间非常可能只是略早于《吕氏春秋》和《荀子》，即清华简《管仲》的成文时间最可能为战国后期末段或战国末期初段。在传世文献中疑问词“乌”的出现也基本是在战国后期末段，与此正为相应。”[25]故“视”、“指”并称，疑问词“乌”的使用，虚词“乎”的使用，都决定了安大简《仲尼曰》此条的成文时间盖也不早于战国后期末段。再分析《大学》篇，《大学》篇首章是核心，其后都是对首章的传解，此点自无疑问。但《大学》首句即言“大学之道”，这是明显有道家特征的表述。“至善”除《大学》篇外，先秦文献仅见于《管子·兵法》：“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管子·幼官》：“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非常明显其他儒家文献不使用“至善”一词说明这并不是儒家习用词汇，而《管子》两用则说明这个词汇的使用以管仲学派较为习惯。之后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句强调“定”、“静”、“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句强调“本末”、“終始”、“道”也是道家特征明显。之后的“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比于《管子·权修》：“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而先秦文献正身、修身之说多见，因此《大学》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明显属于衍生内容，“正心”见于《管子·任法》：“倍其公法，损其正心。”《管子·内业》：“正心在中，万物得度。”“诚意”见于《鹖冠子·能天》：“口者，所以抒心诚意也。”这些措辞其他儒家文献不使用，反倒是管子学派和鹖冠子使用，明显说明这些也不是儒家原有。由此，总体上可判断《大学》首章盖是受管子学派中倾向于道家者的影响而形成的，作者当是稷下学人，而非朱熹所谓“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大学》首章已是如此，之后的章节或其作者自解，或是弟子后学的传解之说，都必然不会早于稷下时期。以此故，可以与《大学》的“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类比的《仲尼曰》“十手指汝，十目视汝，汝乌敢爲不善乎！盖君子慎其独也。”自然同样不会早于稷下时期，其所体现的盖即是笔者前文所言“孔门弟子的言论又再被改写为孔子之说的情况”，古代既缺乏著作权意识，也缺乏人权意识，将后人言论观点归于学派中最先的著名人物这样的箭垛子式造神行为，或可说情有可原。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则盖只有学校中那些霸占学生研究成果的导师、单位中霸占员工业绩的领导会宣扬这种行为了。《仲尼曰》此段，前言“弟子如出也”，后言“盖君子慎其独也”，是以“君子”来要求其弟子，而春秋时期“君子”由诸侯扩大化为“执政者”，由“执政者”又扩大化为“大夫”，但从未降至“士”阶层，历史中以“君子”称呼普通人的起始时段当是与普通人获得封君资格相平行的，这也就意味着，伦理化而非身份代表的“君子”称谓皆不会出自孔子之口，《仲尼曰》中这样的以“君子”标准要求其弟子自然更无可能是孔子所言。

中（仲）尼曰：「

（仁）而不惠於我，

（吾）不堇（謹）丌（其）

（仁）。不

（仁）〔而〕不惠於我，

（吾）不堇（謹）其不

（仁）。」〔一二〕

整理者注〔一二〕：“此条简文在传世文献里尚未找到相应的文字。「不

（仁）不惠于我」之「

（仁）」后，有可能漏抄「而」字。「惠」，仁爱，慈惠。《书·皋陶谟》「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蔡沈《集传》：「惠，仁之爱也。」《国语·晋语一》「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韦昭注：「惠，爱也。」「堇」，读为「谨」，恭敬。《论语·乡党》「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何晏《集解》引郑玄曰：「便便，辩也。虽辩而谨敬。」”[26]按整理者注，则此段前半句相当于“仁慈而不爱于我，我不敬其仁”，虽然勉强可通，但未免心胸狭隘。后半句则相当于“不仁慈而不爱于我，我不敬其不仁”，这基本就完全说不通了，将这半句反义置换，则等于是在说“不仁慈而爱于我，则我敬其不仁”，这恐怕就不止是心胸狭隘，而且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无论史实中的孔子其人品行如何，也很难想象孔子会公然如此宣称，故整理者注存在着明显的问题。笔者认为，“堇”盖当读为“瘽”或“懃”，《尔雅·释诂》：“瘽，病也。”《释文》：“瘽，音勤，字亦作懃。”由此，《仲尼曰》此段可以理解为“其人仁爱而不施惠于我，我不病于其仁爱；其不仁爱不施惠于我，我也不病于其不仁。”《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申鉴》卷五：“君子嘉仁而不责惠，尊礼而不责意，贵德而不责怨。”盖皆可与《仲尼曰》此段内容结合理解。

中（仲）尼【六】曰：「晏坪（平）中（仲）善交才（哉）！舊（久）

（狎）而長敬。」〔一三〕

整理者注〔一三〕：“此条简文见于《论语·公冶长》：「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何晏《集解》「晏平仲」引周氏曰：「齐大夫。晏，姓。平，谥。名婴。」邢昺疏：「此章言齐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轻交易絶，平仲则久而愈敬，所以为善。」「

」，读为「狎」，接近，亲近。《礼记·曲礼上》：「贤者狎而敬之。」”[27]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久而敬之，皇本、高丽本、天文本、戴氏本「敬」上有「人」字。〇七经考文：古本作「久而人敬之」，足利本同。〇天文本校勘记：久而人敬之，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〇翟氏考异：案义疏云：「此善交之验也。凡人交易絶，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当有「人」字。〇刘氏正义：疏云「凡人交易絶，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据本说之，实则当从郑本无「人」字，解为平仲敬人。〇怀信按：久而方敬人不为善交，「久」上有「人」字义胜。”[28]其“「久」上有「人」字义胜。”的“久”字盖当作“敬”字，是古本《论语》原作“久而人敬之”而非整理者注所引“久而敬之”。《说文·长部》：“长，久遠也。……仧，古文长。𠑿，亦古文长。”是“长”字古文或作“仧”，若上部磨损就会仅余“人”符，故《论语》“久而人敬之”的形成时间有理由认为盖是晚于《仲尼曰》的，前文已分析《仲尼曰》盖成编于战国后期末段，由此自可推知《论语》成编于战国末期。唐代许敬宗《文馆词林》卷一百五十八引南朝谢灵运《答谢谘议一首》：“齐仲善交，在久弥敬。”言“善交”与《仲尼曰》同，“弥敬”也可对应《仲尼曰》的“长敬”，谢灵运早于皇侃，是其“齐仲善交”句并非因为皇侃《论语义疏》言“此善交之验也”的缘故。唐代杨炯《盈川集》卷九：“晏平仲之善交，鲍叔牙之知我。”宋代郑樵《六经奥论》卷四：“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遗直。”是至唐宋时期或还有仅言“晏平仲善交”而非如《论语》言“晏平仲善与人交”的材料流传。

中（仲）尼曰：「古之學者自爲，含（今）之學〔者〕爲人。」〔一四〕

整理者注〔一四〕：“此条简文见于《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亦见于《荀子·劝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汉书·桓荣传》：「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简文漏抄「今之学者」之「者」。简文「自为」，《宪问》《荀子》《后汉书》均作「为己」。《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淮南子·兵略》:「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也。」可见「自为」与「为己」的意思是有区别的。「自为」表示自己做，「为己」即「为我」。《慎子·因循》：「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简文「自为」与「为人」相对，应更符合孔子的原意。古书中有不少「为人」与「自为」相对的例子。如《孟子·告子下》：「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庄子·天下》：「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淮南子·兵略》：「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29]完全没看出来整理者是如何从其所引文献中读出“「自为」与「为己」的意思是有区别的。「自为」表示自己做，「为己」即「为我」……简文「自为」与「为人」相对，应更符合孔子的原意。”这样的内容的。其用为例证的材料中，《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是将“人之为己”与“己之自为”对比，主要对比的是“人”与“己”而不是“为己”与“自为”，是说不能依赖他人；《淮南子·兵略》的“用其自为用”指的是调动军队的主动性、自发性、自利性，“用其为己用”则是说的全然被动地听指挥、成为指挥者的工具人这种状态；《慎子·因循》强调的是他人的“自为”与“为我”之别，其意与《淮南子·兵略》差相仿佛。三段材料中的“自为”都相当于《仲尼曰》此条的“自为”及《论语·宪问》的“为己”，《海南子·兵略》中的“用其为己用也”和《慎子·因循》的“人之为我”才相当于《仲尼曰》此条和《论语·宪问》的“为人”，只不过《海南子·兵略》和《慎子·因循》是从被“为”者的角度说，《仲尼曰》和《论语·宪问》是从“为”者的角度说而已。试比较《淮南子·兵略》的“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也。”与宋代陈舜俞《都官集·说兵》所言“古之兵自为，今之兵为人。”就可以明确看出这一点。因之，整理者注所言“简文「自为」与「为人」相对，应更符合孔子的原意”自然只是整理者自己主观想象出来的情况。除了饮食需求外，人类基本没有任何学习内容是基于“自为”或者“为己”这种情况的，所谓“因心以会道”不过是在妄想中以为自己先天性地知道什么是“道”而导致的自恋心态而已，这种心态会排他性地认为别人不知道什么是“道”，因此低自己一等，从而为把自己的判断凌驾于他人之上找到基点，获得虚荣的优越感满足，儒家思想内在的极权独裁性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形成的。《庄子·让王》：“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与整理者注所引《荀子·劝学》皆可证《论语·宪问》作“为己”不误。与儒家观念相反，墨家、法家、纵横家多是对此种说法持批判态度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景公问圣王其行若何》：“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道在人为，而失为己。为人者重，自为者轻。景公自为，而小国不与；为人，而诸侯为役。则道在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韩非子·诡使》：“先为人而后自为，类名号言，汎爱天下，谓之圣。”《战国纵横家书》第五章：“谓燕王曰：'今日愿藉于王前。假臣孝如曾参，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即有恶臣者，可毋惭乎？’王曰：'可矣。’'臣有三资者以事王，足乎？’王曰：'足矣。’'王足之，臣不事王矣。孝如曾参，乃不离亲，不足而益国。信如尾生，乃不诞，不足而益国。廉如伯夷，乃不窃，不足以益国。臣以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王曰：'然则仁义不可为与？’对曰：'胡为不可。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三王代立，五伯施政，皆以不复其常。若以复其常为可王，治官之主，自复之术也，非进取之路也。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臣愿辞而之周，负笼操锸，毋辱大王之廷。’王曰：'自复不足乎？’对曰：'自复而足，楚将不出沮漳，秦将不出商于，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晋将不逾太行，此皆以不复其常为进者。’”由《晏子春秋》的“为己”、“自为”换称，也可见《论语·宪问》的“为己”与《仲尼曰》的“自为”实际在意义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自然更无优劣、高下、原意与歧解的区别。

[1]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4月。

[2]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4月。

[3] 《文物》2022年第3期第75页。

[4]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s://www./2022/05/01/4104/，2022年5月1日。

[5] 《文物》2017年第9期。

[6]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4月。

[7] 简帛论坛：http://www./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27&pid=30097，2022年4月14日。

[8]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4月。

[9] 简帛论坛：http://www./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27&pid=30249，2022年8月16日。

[10] 简帛论坛：http://www./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27&pid=30309，2022年8月23日。

[11]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4月。

[12]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s://www./2022/03/12/4066/，202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