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动用了100万人、200架飞机，分北、西、南三路发起进攻，规模超过了历次围剿和会剿。蒋介石这么做是想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将红军从国民党的心腹之地连根拔出，重兵合围，穷追不舍，像恶狼赶羊一样把红军追瘦拖垮，直至拖死。二是逼迫红军一路向西，进入川黔等军阀的地盘，让地方军阀和红军发生正面冲突，从而达到既剿灭红军又削弱军阀的目的。三是借追剿红军之名，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这些以往自己很难插手的地区。当时在蒋介石眼里，红军和地方军阀同为心腹之患，都是他急于铲除的对象，只不过红军暂时摆在优先位置。 蒋介石的这些伎俩，毛泽东早就看在眼里，只不过毛泽东盘算的是怎样借助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重重矛盾，将革命的地盘扩大，革命的火种燃烧的更旺。如在蒋介石发动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的时候，毛泽东就曾和朱德一道，于1929年年初趁蒋桂战争之际，率领红四军跳出井冈山，到蒋介石驻防薄弱的地区寻找新的落脚点，成功地在闽西、赣南20多个县的范围开展游击战争，大力发展地方党和群众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实行武装割据。 毛泽东这种借力打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发展和巩固壮大自己的做法，一直是弱小红军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从蔡廷锴的19路军公开同蒋介石决裂所制造的“福建事变”中看到了机会，便向中央建议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军福建与19路军联合反蒋抗日，以争取政治主动，为重兵围困之中的红军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只可惜，掌握红军领导权的“左”倾分子认为毛泽东的想法是向军阀靠拢，是“投降主义”而拒绝了，从而错失了扭转红军命运的良机。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中，贵州是毛泽东和他的红军落脚时间最长的一省。长征途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都是在贵州发生的。如黎平会议、突破乌江 、四渡赤水以及对我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等等。疲惫的红军战士在经过茅台镇时，曾把茅台酒倒在脚上来搓洗，以治疗脚伤。毛泽东、朱德还派人用几块银元买了两竹筒散装茅台酒，几位领导对饮茅台酒，庆祝娄山关大捷。 红军之所以能够在贵州得到充分的休整，就是源于毛泽东对贵州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勾心斗角有着深刻的认识，才在黎平会议上力主入黔。果然，收到蒋介石发来的阻截中央红军的电令时，黔军军阀王家烈清楚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的诡计，况且红军虽然弱小，但人家毕竟是高举抗日义旗，奔赴抗日前线的队伍，于是仅动用了两个师的兵力，并采取“防而不打、堵而不追”策略，能避则避，能让则让，尽量不与中央红军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使蒋介石妄图聚歼中央红军于黔北一带的计划破产。可以想象，如果王家烈把所属的十六个团全部用于来对付中央红军，红军在黎平到乌江的行军路上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1935年，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毛泽东在毛尔盖会议上发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到来”的号召，并且刚在陕北落脚，毛泽东就指挥一方面军以“抗日先锋军”的名义途经阎锡山的地盘东征。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大家都不理解：红军经过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一个安稳的落脚地方，居然又去折腾，这是图个啥？然而后来的结果却令大家为之一振，红军不但扩充兵员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要知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仅七、八千人，全部经费也不过1000余元。这样一比较，东征算是发了大财，等于扩充了一个中央红军，筹款达到了30倍。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上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救亡运动的开展。 其实东征的决定是毛泽东借助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矛盾锲入西北战略要地的一招妙棋。早在1930年，阎锡山与冯玉祥、李宗仁一起发动了反蒋的中原大战，与蒋介石结下了不小的恩怨，中原战败下野后，他继续在山西当他的“土皇帝”，奉行脚踩两只船的策略，在蒋介石、红军和日本人面前搞平衡，以求继续做他的皇帝梦。而后来面对日军对绥远的步步紧逼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识到只有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一同“守土抗战”，才能挽救山西危局，于是他提出了“1+1大于1”的口号，不但不随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起舞，反而主动寻求与红军的接触。毛泽东在1937年9月29日致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后来的结果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性——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全国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得以最先实现。 在“西安事变”中，毛泽东更是顺势而为，主动出击，在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孔祥熙为代表的“四大家族”之间斡旋，极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联蒋抗日。牢牢地把握住了政治的主动权，扛起了民族斗争的大旗，赢得了民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拥护，使中国共产党迅速站在了全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急剧上升之际，蒋介石不但没有抓住民族斗争的大旗，相反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千方百计围剿红军，并趁机消灭异己。而毛泽东带领孱弱之师，高举抗日大旗进军西北，面向华北中日矛盾的中心地区的举措，不但使蒋介石原来提出的剿共是因为共产党“捣乱抗日后方”的说法失去了凭借，从而也大大丢失了政治比分。可见，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蒋介石不知高明多少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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