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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记载人类社会生活情况的符号——文字出现较晚，使得人类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大约一百多万年间包括服饰形象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情况，都很难找到准确的记载，人们只能通过考古手段和一些历史传说去推测其间的服饰发展状况。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必须彼此相互依靠才能生存。为了抵御来自自然界的侵袭和野兽的伤害，原始人不仅群居生活，而且还共同从事狩猎、采集等生产劳动，以获取食物，然后平均分配。在这种状况下，人类的装束是至为简单的，无论男女老幼皆以树叶、兽皮为衣。其功能也是十分单一的，只是为遮挡烈日，抵御风雨、严寒和蚊虫、野兽的袭击。这种完全为了生存需要而形成的装束，可以说是人类服饰的雏形。 进入石器时代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在与大自然的反复斗争中，通过长期摸索，不断地改造、改进生产工具，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原始人开始使用石制锐器，且逐渐掌握了割裂兽皮的原始技术，穿着上开始可以按照不同人群和不同个体的需要进行制作，从而结束了茹毛饮血、树叶为衣的生活，人类终于向文明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仅仅将不规则的兽皮分割成所需要的形状，披于身体上，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他们还迫切希望将已裁好的兽皮，用一种什么工具连缀起来，这就促成了骨针的发明。我国发现的第一根骨针是考古工作者于1933年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发掘的。这是一根磨制十分均匀的骨针，针长8.2厘米，一端挖有一个小孔，作引线之用。这根骨针的发现，证明了我们的祖先远在1.8万年前，便已经能用兽皮缝制衣服了。 在大约距今五六千年的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在被考古学界称之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磨制的石器和绘有几何形纹饰的陶器，其中便有纺轮。纺轮的出现，标志着当时制作衣装的原材料已经不仅局限于兽皮了，而是又前进了一步，开始采用某些植物纤维，利用纺织技术织布做衣了。《礼记·礼运》中有“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的记载，意思是在太古时期，人们（包括头领）没有宫室，没有丝麻（之衣），只能穿（披）野兽之皮为衣。后来有了贤人，发明并掌握了纺织麻丝的技术后，才制成布帛，裁制衣装。从考古发掘的材料中，也证明这一时期纺织已经出现。不过，早期使用的纺织原料，大多以野生的麻、葛为主。人们先将麻、葛中的纤维抽出，再用纺轮捻成麻线，最后织成粗麻葛布。在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中，就曾发现有麻布留下的印迹。原始纺织品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人类社会向文明再次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时，纺织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其标志是麻葛织品的经纬密度（每单位面积经纬线数）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可以从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麻布中找到证明。该遗址中发现的麻织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密度已经达到了24～31根和20～24根，这一技术参数显然较之以往的纺织技术，又有了新的进展。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还对人类的纺织与服饰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另一个重大的贡献，这就是发明了蚕桑与丝织技术。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纺织品中，除了一部分麻织品外，还有一些丝织品，其中有丝线、丝带和残损的绢片。这是迄今世界纺织史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实物，距今已经有4700多年的历史了。 养蚕及丝制品的出现，无疑对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以后的服饰进步，起到了其他纺织品原料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更为我国成为世界上公认的衣冠王国，提供了最佳的物质保障。随着纺织方面各项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各种纺织新品种不断出现，加上社会思想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服饰标准和服饰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即服饰由原来的保护身体、防寒避暑、遮羞辨性的原始功能，向着政治化、审美化、艺术化、实用化等多项功能的方向发展。 美，源于自然，源于社会，源于生活。它是人类对自然、社会、生活的再创造，同时，也是人类将自身对自然、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及联想，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新的境界。服饰便是这一境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到服饰，人们总是将它与美联系在一起。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今人如此，古人也是如此。其实，如果从中国人最初的美的意识进行探讨的话，不难发现，它也是由服饰开始的。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的生活遗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山顶洞人的衣着还只能用鹿、牛、羊、兔之类的兽皮，进行简单缝制，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追求美的欲望，美已开始走人服饰之中。遗址中发现的钻孔小石珠、砾石、青鱼眼上骨、兽牙、贝壳、骨管等装饰品，都表明人类已经开始迈入了美的殿堂。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以后，人们佩戴的饰物更加丰富多彩。在河南偃师、汤阴、商丘等地区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各式骨笄（jī），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兽牙饰品，在安徽潜山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刺有纹饰的陶珠饰品，都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从北京门头沟发掘出的距今一万多年（尚属旧石器时代）的一具女子遗骨的头颈下面，发现一组用50只螺壳排布齐整组成的饰物。诸如此类的饰物在江苏、陕西、四川、云南等省也都有发现，这表明人类通过服饰所表现出的原始美的观念是强烈而普遍的。 考古发掘还能直接反映出人类服饰审美意识与情趣的另一渠道——发式。早期人类所留的是非常随意的下垂发式。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头饰也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是披发，这是早期人类流行的发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仰韶文化时期的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它所表现出的人物头像五官清晰，头饰精细，为一种经过认真修剪的齐眉后垂式披发，造型非常生动。其次是辫发。辫发是在披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发型，比披发稍稍复杂些。目前发现最早的辫发资料是青海大通县出土的彩绘陶盆上的人物形象，据考证，这件文物距今已有五千年了。再次则是发髻，发髻是发式中更加复杂的一种，它有许多种类型，其共同的特点是将头发梳理后，盘或卷于头部的一定位置，形成不同的造型，再用发笄之类的饰具穿插固定。这种形式的发型，在史前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并不多，但这并不能说当时发髻没有流行。 我们可以从各时期文化遗址发掘出的大量发笄上，推测当时发髻已经开始流行了。透过发式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人类在服饰方面也是不断地以更高的标准去追求美，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亦是服饰发展的必然。 关于我国早期服饰的发展历史，除了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借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分析研究服饰文化发展的脉络外，在历史文献中，也可找到许多传说。这些传说虽然不能作为服饰史研究的唯一依据，但可以通过它们，帮助我们对研究成果作出对照和判断。首先，在纺织技术的发明问题上，就有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淮南子·齐俗》）和黄帝的元妃嫘（léi）祖西陵氏育蚕、制茧、织帛的传说。其中嫘祖育蚕的传说与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丝制品的时间相距不远。其次，是关于衣服发明的传说，据《淮南子·氾论训》记载：“伯余之初作衣也，緂（tián）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此则记载，将传说中黄帝时期的大臣伯余说成人类历史上最早制造衣服的人，而且还将织布的工序描述得十分具体。其所描述的纺织技术情况，与陕西庙底沟等地区发现的原始纺织留下的布痕技术基本上是类似的。此外，还有关于黄帝时期服饰制度的记述，如《通鉴·外纪》所记载的：“（黄）帝始作冕（miǎn），垂旒（liú），充纩（kuàng），元衣黄裳……变于五色为文章而著于器服，以表贵贱。”从这则记载看，远在4500年前，黄帝就穿冕服了，而且冕服制度似乎已比较完善。对此，多数学者认为，尚处在仰韶文化晚期的黄帝时期，虽然已经有了原始的纺织，但其工艺技术水平仍处在十分落后的阶段，其产品也同样原始，以此产品满足“变于五色”纹章的服饰要求，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另外一则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易·系辞下》），学术界亦有疑义。但这一传说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中国古代早期服饰具有上衣下裳的基本特征。“衣裳”在现代汉语中是对服装的统称，古语却不然。衣专指上衣，裳专指下裳，下裳不是裤子，而是一种长裙。上衣下裳服饰习俗确立的准确原因，目前还不甚清楚。有人认为这种服饰习俗与古人对天地的崇拜有关：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水平尚处于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处于初始阶段。人们对发生的许多自然现象做不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久而久之，便认为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一切，并把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归为天。如对经常发生的风灾、水灾、雹灾以及雷鸣电闪等现象，既解释不清又无力对抗，于是便认为这是天公震怒所致。这样一来，人们就对天地倍加敬畏和尊崇，利用一切形式崇拜天地，如设立专门的礼仪礼规，在每年固定的吉日祭祀天地。而在服饰上，表示敬畏天地的地方就更加讲究，据说上衣下裳的服饰特色就是仿效天地而定。衣裳的颜色乃取于自然之色，如礼衣所用的青黑色，就是模拟拂晓时天空的色彩，称为“玄色”；而裳的颜色则选大地之本色黑黄，也称“纁（xūn）”色。古代礼服中常称的“玄衣纁裳”便缘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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