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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阶段，也许是神话最早出现在人类的头脑中。因为神话崇尚灵感，表现为似乎是神选中某个人，将一些内容灵光一闪地植入其头脑中，由此而获得了知识。而神话的信仰性质培养了人们只根据信仰来认识事物。这样获得的知识其实是一种未经过任何思考就能知道的知识，这实质上是一种直觉知识。在《易经》中被称为观，也即直观。《咸卦·象传》：“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通过观，使万物被显现出来而为人们所认识。 根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人生下就有种自然的倾向，即趋向于感觉（包括情绪、欲望等），认识个别事物的倾向。因为远古时期，人们生活领域和视野相对狭小，人们首先认识与人类日常的生活劳动密切相关的事物，人们只需以事物的样子看待它们即可。这就是感觉认识。而生物学家的研究认为，人脑中最先发挥认识作用的是“什么”系统。人类在远古时期对事物的认识正是从认识个别事物的“什么”开始的。这就是说，当人们以感觉来认识个别事物时，人们便通过赋予各个个别事物以名称的方式来认识它，并将思想限定在名称所指称的那个个别上。其认识过程是，人们首先肯定了该个别事物的存在，再以感官感觉到该事物是什么，就认为该事物是什么，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但却未曾注意到事物的性质和属性。如当人们提到“猫”这个词时，人们知道它指世界上所有的猫。但当人们追问猫是什么时，却不知道猫是什么，只能用手指着一只猫，说这就是猫，但人们的头脑中却没有关于猫的概念。实质上，人们对他自己所表述的猫还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一认识方式通过将一个事物给予一个名称，事物与名称一一对应，并将事物的概念当作是自明的，这属于前概念阶段的感性直观认识方式。 虽然人们知道了事物是什么，同时还必须赋予其名称，才能真正为人们所认识。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人生下来就具有学习语言的本能。而名词是最先习得的、最稳定的、最易懂的人类概念。相对来说，其它词汇便比名词较难习得。而原始人们又一般只认识个别事物。所以，词源学才告诉我们，人们刚开始形成语言能力的时候，只有一些孤立的单音节或双音节的词来表述感性直观的事物。而人类最初的语言便是感性语言。列维[1]曾报导了在澳大利亚吉卜斯兰德区泰伊尔湖地区有一种土著人，他们没有表示一般的树、鱼、鸟等通名，但是他们却对每一种树、每一种鱼、每一种鸟分得很清楚，甚至每一棵树、每一座山都有专称，而无需知道那个名称究竟有什么含义。同样地，汉语史的研究表明，在春秋之前，人们主要是认识自然事物，如黄金、榆树、牛等之类，这些自然事物的名称带有明显的感性成分，而且是一些孤立的、不是通过定义来获得的，只表述个别事物和感性特征的词语。 因为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无论是有形的事物还是无形的抽象事物（像数字），用什么词表示什么事物是人们根据习惯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来确定，以“贴标签”的方式来给予事物以名称。这一认识方式强调名与实完全一致，那么语言便是实在的图象。一个有意义的语词一定有所指的对象，而不可能不指称什么东西。名字是与所表示的事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像事物的影子一样，跟树的影子映在河中、自己的形象反映在镜子中相似。这既造成了人类的实体性思维倾向，还造成了如果一个对象不存在，人们也构造出一个表象来与人们照面并呈现给人们。即将一切什么都不是的“东西”也当作是物的存在来认识。如在八卦中，便将风、雷、电等不是具体物的东西当作具体存在来认识。再如神，本是看不见的存在，人们把神具象化为各种形象，成为了看得见的存在来认识。由此，神便成为了真实存在。在古希腊时期，阿拿克萨哥拉、恩培多克里、巴门尼德、柏拉图等还分别为什么也不是的nous, love, being, forms找一个存在的处所，而成为了时空中的存在。这一认识方式还可能发展为后来的名实相符。 索绪尔[2]曾提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统一，能指即音响形象，所指即概念，而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比如我们用shu表示“树”这个概念，但shu这个词的语音和语形与“树”这个概念并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我写出“树”这个字或发出shu这个语音，另一个人——如果他懂中文的话——也可能想到“树”这个概念。当然，如果语境不确定的话，他听到我说shu时也可能会想到“数”这个概念。这里所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是说一个人可以不顾一个语词约定俗成的含义，完全自由地连结其能指和所指，而是说这种联结是“不可论证的”。语言知识是外在的、是一种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是通过“训练”而形成的，通过它能唤起一个特殊观念和某种习惯。而名字一旦形成以后，就有了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这应正是上述认识方式的总结。 由于人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当人们认识了众多的事物之后，人们必须将事物与其自身相切近的东西做类比，看它像不像先前所熟悉的事物，才能认识事物。这就使人们发现了万物总在某一方面上具有相似性，或者具有差异性，人们便学会了从万物的相似和差异出发，把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由此，人类的先天直观形式—一时间和空间成为了人们知觉和推论的基础，人类头脑中的所拥有的类型化统觉开始发挥作用，使人们认识到事物的类。伏羲观象于天，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出八卦，正是“类比思维”这一思维方式的体现。《周易·同人卦·象传》：“君子以类族辨物。”八卦的乾、坤、震、巽、坎、离、良、兑在原先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物的基础上，又加以引伸，使一种符号指代多种事物。如乾马、坤牛、震龙、巽鸡、坎东、离锥、良狗、兑羊等八种动物，或乾首、坤腹、震足、巽股、坎耳、离目、艮手、兑口等人体部位，或乾健、坤顺、震动、巽入、坎陷、离丽、艮止、兑说(悦)等性能。这一认识过程，即是当人们直观地感觉到一事物与某一卦具有相似性，或与某一卦中的事物具有某方面的相似性，就可以将其归入该卦中。 由于类型化统觉是将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各种先存意识构成一个综合统一体，各种意识以极其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互相融合，形成了一套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非实体性系统，而构成了一个认识图式。因为，分类是根据“分别”思维来进行的，而“分别”是范畴思维的基本特征。因此，八卦中的每一卦表述了一种特定的、独立的、确定的性质，八种卦象表述了八种不同属性，八卦便是八种范畴。当一事物被分入一个卦之后，该事物已与特定的卦联系起来，与该卦同质。一个混沌的、光秃秃的物通过该卦就可以断定该事物的属性，而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如当人们拥有盘这一具体事物时，由于它具有圆的特征，人们便可将盘归入乾这一大类中。这时，乾所具有的其它性质也可以为盘所具有。再如，当人们看见了太阳，马上就预见到它的光、明亮……，也就是可以把离卦中该类事物的所有特征都给予了太阳。《周易·系辞上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天下之能事毕矣。”而类型化统觉也就意味着有了类思维，而类思维是范畴思维的初步。据此，八卦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始范畴表。 实际上，八卦的这一认识方式也是古希腊人们的认识方式。因为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也以“同类了解同类”、“同类只能作用于同类”。 涂尔干·莫斯在《原始分类》一书论述了在奉行图腾崇拜的北美印第安祖尼人，对于所有自然现象，甚至抽象物，都被依照一种固定系统分类。这种分类的原则是将空间分为七个区域——北、南、东、西、顶、底以及中心。宇宙中的每一物都位于这七者之中的某个区域内。同时，每个区域都有一种特定的颜色，中心同时拥有所有颜色。由此，每一事物都属于某一确定的类。并且，后来发现的事物也可以被添加在原有的族类之上。这也是八卦类型化统觉的表现。 因为，八卦的类型化统觉不是通过理性分析获得，它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习惯发现的。如在八卦中，便是每一个卦既可以代表着人，也可以代表着物，人与物共置于一卦之中，如乾，既是父，也是长子，也是马，也是天，也是长物……。这一思维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习惯性联想。这一思维方式认为每一个事物都为另一个事物所决定，这另一个事物又为另一个事物所决定，任何一个东西的出现便是被它物所决定或与它物处于相互联系、彼此限制之中的东西。因此，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是另外一件事情的起因或结果，那些在时间上接近的两个偶发事件，那怕这两者之间远隔重洋，也被人们用一种彻头彻尾神秘的联系，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传统哲学将这一认识方式称之为物类相召，近代称之为类比推理[3]、形象思维[4]。而且，八卦的思维方式不用区分一个人和一群人、一头牛和一群牛，等等，即把一个人当成一群人，一头牛当成一群牛，等等。由此形成了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双重直观，或又叫作直观二重性。一方面，它们显示出一物与他物之间的神秘互渗，即不同事物之间的神秘互渗。人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同时在集体中思维个体的东西，又在个体中思维集体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一事物自身个别与一般之间的神秘互渗。如果按列维-布留尔的说法，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互渗式思维方式，属于比较原始的思维方式。 随着五行学说的提出，五行也被用于指称五种相应的属性。《尚书·洪范》：“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稿。”其中，“行”指物质的性能，如水有润下的性能，农业离不开它；火有向上燃烧的性能，可用作冶炼和烹煮；木可曲可直，可用作各种工具的制造；金属熔化后可以制造出各种器械；土可以种植各种农作物。因此，五行也具有范畴表的意义，但它同样是感性范畴。而八卦范畴表也向着五行范畴表转化。因为五行是为了解释万物的起源，当五行也被用于解释事物的性质时，五行便奠定了由事物起源决定事物本质的思维习惯。 笔者在前面谈到伏羲画八卦是在七千年前，众所周知，我国是在五千年前才有文字的。那么，自伏羲画八卦到有文字至少还有二千年，在这至少二千年里，八卦是如何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以前似乎未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笔者曾有文揭示了在远古时代，文字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来传承历史和思想。因为口传需要专业的吟诵者，而诗歌具有韵律性，朗朗上口，易于记忆，当时的便人们采用诗歌的形式来记录历史和思想。据语言学家研究，亚马逊的原始部落民族，他们说话全都带有比喻的，异常生动的形象，不像我们今天说话，常常带有抽象概念、逻辑推理等。因为隐喻使人们认识到可以借助一物来认识另一物，学会了利用一些概念作为另一些概念的隐喻，从一种概念框架翻转到另一种概念框架，而理解了一个全新的、抽象的概念。因此，现代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从隐喻发展出来的，离开了隐喻，就没有了语言。因为，隐喻并非语言的饰物，而思想对隐喻的领会，它开启了人类思想和语言的金钥匙。由此，隐喻的进一步发展便成为诗的语言。如我们说风“吹”、雨“打”，就是一种诗性的命名方式。所以，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指出，语言的诞生是诗性的，对万物的命名就是一种诗性的活动。而且，隐喻与感性语言结合在一起，而感性语言又是与人格化倾向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隐喻又与人格化、泛灵化等倾向有关，而产生了神话。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如古印度、古希腊和古中国等都存在一个以诗歌来唱赞神明、祖先和英雄的时代，如古印度是吠陀经典、古希腊是荷马史诗、古中国是诗经。 同样地，《国语》、《尚书》等便是以白描的、感性语言，很少采用修饰手法来表述认识。周易的概念是对立和统一、生灭变动、生与死、日和夜，这一切只是感性的比喻，它只是关于感性世界及其生灭运动的直观洞见和领悟。因而只能从总体上生动地表现自然、人生和整个世界的画面，却不能对本质作出抽象一般的概念规定。 到了周代，人们在原来那个熟视无睹的世界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惊讶”地发现原来世界是这么美好！这激发了人们超越了以往看待事物的方式，心有所感而抒发于外，就成为了诗——《诗经》明显采用隐喻式的诗性语言。因为诗将感觉和想象能力所达到的认知水平以巧妙言说的艺术而不是理会真实的言说，这是一种不要实物而是支配语词的权力，使得许多含糊不清的词语拥有了神秘的力量。因此，它同哲学、科学的抽象理智水平有别，但却又是它们的基础和来源。 原始汉语还同世界上所有原始语言一样，语序是不重要的，普遍未注意到语法规则规范了各个词语在句子中的空间位置和功能。如八卦的思维方式便未明确区分主词和谓词。只有当人们确定了某一卦作为主要对象时，它便充当了主词。这时，人们便只须寻求这一卦与其他七卦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将其他七卦视为这一卦所具有的属性。因此，一个主词被确定，乃是基于立卦者特别注意的东西，而在逻辑上是无关紧要的。反过来说，谓词的区分也只是基于立卦者的主观态度或心理特征。这也许还是造成我国语言中主语不确定的原因。因为，语言文字的形式是思想的形式，而交流思想是按照一定法则进行的，所以，语法规则就是思想的规则，语法结构就是思想的结构。据此意味着原始社会的人们还未注意到思想。 因为八卦的象思维是一种原发性的。其特点是，人们在做某件事情之际，还可以觉察到这“做”，并使这“做”更新。也即它是一种让人能够跟随动态的生成过程，并且能在这跟随之中参与到此过之中，从而引发新意识样式的思想方式。这便是知行合一。值得注意的是，《尚书·说命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一句话常被理解为最早提出了知行概念：“知易行难”。笔者认为，这似乎是误解。这一句似乎应该理解为：如果不下苦功夫了解一事物，那么，实践该事物时就将遇到困难。也就是提倡人们首先努力认识事物，再有所行动。因为，如果对事物未所认识就行动，实际上就是在主张蛮干！据此，知行关系应揭示了古代的先民在决定做某一事情时，他首先得考虑应该怎样行动，即关于知道怎样做的问题。 [1]列维·布留尔著：《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P163。 [2][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104。 [3]近代学者都认识到周易的类比推理特征，并认为类比只具有或然性，它不能为我们产生普遍必然性知识。吾淳认为周易由类比而走向了比附，而比附是对类的一种非本质认识。周山认为周易的类比推理只具有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周山：周易诠释若干问题思考，安徽师大学报，2003（4））。张晓光认为八卦只具有类比的特征（张晓光：周易中的类比推论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3（5））。 [4]刘长林著：《中国系统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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