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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原始思维方式(一)

 kittywei 2020-08-04

据人类学家研究,人类天生而来的赖以思考的形式是时间、空间、关系和对立等这些事物最基本的先验形式,以及由人性天生而来的分析、抽象和归纳等认识能力,再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以分类为主的二分性思维及差异思维等这些认识形式,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这一种矛盾思维,并由差别而产生的各种具体变化,以及结合与分离等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也存在于传统哲学。下面笔者就此作出一些粗浅的认识,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

实体化思维方式原始社会时,以采集与狩猎活动为背景的人们,由于主要与纯粹的客观事物相联系,人们便诉诸于感官去感知周围的世界,这一认识方式导致人们总是以形象化的、感性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人生下就有种自然的倾向,即趋向于感觉(包括情绪、欲望等)、认识个别事物的倾向。这一认识方式造成了人类思维以预先给定的对象为前提,通过构造出一个表象与人们照面并呈现给人们的实体化倾向。这时最先发挥作用的是人脑中的“什么”系统。当人们接触到一个新的事物时,人们首先肯定了该事物的存在,以感官感觉到该事物是什么,就认为该事物是什么,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的认识方式。列维[1]报导了在澳大利亚吉卜斯兰德区泰伊尔湖地区有一种土著人,他们没有表示一般的树、鱼、鸟等通名,但是他们却对每一种树、每一种鱼、每一种鸟分得很清楚,甚至每一棵树、每一座山都有专称。这意味着他们只能通过将一个事物给予一个名称,事物与名称一一对应,而无需知道那个名称究竟有什么含义的认识方式。同样地,汉语史的研究表明,在春秋之前人们主要是认识自然事物,如黄金、榆树、牛等之类,这些自然事物的名称是约定俗成的,是一些孤立的、主要是与人类日常的生活劳动密切相关的、带有十分浓重的感性色彩词汇,而不是通过定义来获得的词汇。这应意味着东西方的人们最初的语言都是感性语言,是处于感性阶段的人们通过赋予各种独特的个体以名称的方式来认识事物,将思想限定在名称所指称的那个个别上。这一认识方式可能便发展为后来的名实相符。由于这一认识方式常将不是具体存在的事或状态也定义为物的存在,如在古希腊中,阿拿克萨哥拉、恩培多克里、巴门尼德、柏拉图等都分别将什么也不是的nous, love, being, forms找一个存在的处所,而成为了时空中的存在。由此造成了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每一个腊抽象名词都有着其感性来源。换句话说,古希腊词汇都起源于感性词汇。我国远古的人们也服从于趋向于感觉的自然倾向来认识事物。《咸卦·象传》:“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即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反映。而八卦中将风、雷、电等不是具体物的东西当作具体存在来认识,也是上述思维方式的反映。再如,当时的人们提出了“神”这一概念,但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存在,很难被人们所把握,人们便把神具体化为感觉印象,成为了看得见的存在来认识。由此,神就成为了真实存在。而趋向于感觉的认识方式造成了“眼见为实”,而不能认识抽象的东西。蒯因2在《论何物存在》一文中提出了“本体论承诺”的理论。蒯因认为,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接受某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预先设定了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至于该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说,该事物可以是名相的存在,即假法。当我们说“有些狗是白的”,要使这个谓述为真,就得许诺了白狗的存在。“白色”是通过“有些狗”显现给我们。在这里“狗”是指称对象,但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在“有些狗是白的”这个陈述中,我们还许诺了我们的知觉,许诺了我们是在观察狗的颜色,许诺了我们意义意向所指向的东西,而“白狗”是我们意向构造的结果。

二、原始类思维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都一样,原始社会的人们的骨子里都不喜欢零零散散的物质碎片,都有着一股热爱秩序的天性。因此,原始社会的人们根据人类大脑跟踪事物和地点机能,通过对事物进行简单的、粗糙的分类,将自然万物定位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以追求自然秩序的和谐。当远古时代东西方的人们面对着感性多样性的世界时,对于一个陌生的东西,首先人们立足于与其自身相切近的东西做类比,看它像什么,像不像我们已经熟悉的事物。在这一基础上,人们发现万物总在某一方面上具有相似性,或者具有差异性,由此便从万物的相似和差异出发对自然万物解剖、分析,把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地归入到人的先天直观形式—一时间和空间中去,据此作为知觉和推论的基础,而形成了人类头脑中的类意识。涂尔干·莫斯在《原始分类》一书论述了在奉行图腾崇拜的北美印第安祖尼人,对于所有自然现象,甚至抽象物,都被依照一种固定系统分类。这种分类的原则是将空间分为七个区域——北、南、东、西、顶、底以及中心。宇宙中的每一物都位于这七者之中的某个区域内。同时,每个区域都有一种特定的颜色,中心同时拥有所有颜色。由此,每一事物都属于某一确定的类。并且,后来发现的事物也可以被添加在原有的族类之上。这一认识方式属于感性水平上对事物的分类,属于类型化统觉。八卦也是以这一方式来认识事物。《周易·同人卦·象传》:“君子以类族辨物。”当人们直观地感觉到一事物与某一卦具有相似性,或与某一卦中的事物具有某方面的相似性,就可以将其归入该卦中。因为,分类是根据“分别”来进行思维的,而“分别”是范畴思维的基本特征。因此,八卦中的每一卦也可以表述了一种特定的、独立的、确定的性质,八种卦象表述了八种不同属性,八卦便是八种范畴。当一事物被分入一个卦之后,该事物已与特定的卦联系起来,与该卦同质,一个混沌的、光秃秃的物通过该卦就可以断定该事物的属性,而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如当人们拥有盘这一具体事物时,由于它具有圆的特征,人们便可将盘归入乾这一大类中。这时,乾所具有的其它性质也可以为盘所具有。再如,当人们看见了太阳,马上就预见到它的光、明亮……,也就是可以把离卦中该类事物的所有特征都给予了太阳。这即《周易·系辞上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天下之能事毕矣。”八卦正是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将植物、动物、人、方位、时间等都放在同一卦中,不断地建构和丰富这一图式。值得一提的是,“类比思维”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虽然是很原始的思维方式,但它关注了万物的关系。而对关系的关注是类比成为推理工具的关键,许多科学理论最初都是被作为类比来表述。如亚里士多德首先将万事万物分为无生物和生物两大类,再把生物分类动物和植物,动物又分为禽兽与人类,一步一步地缩小分类范围,将大的类别支离破碎成小的类别,人类就成为了从生物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小类别。而现代英文科学“science”一词,是英文动词scire(分别、分离)的现在分词,据此意味着科学正是通过对物分别、分离,使自然界成为了一个层次分明的世界。伏羲观象于天,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出八卦,也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体现。后来,人们在八卦将万事万物分门别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八大类分别为更小的六十四类,使世界成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世界。据此看来,八卦的这一思维方式奠基了我国后来自然科学的基础。互渗式思维方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他的《原始思维》一书中提出,原始民族人具有原逻辑思维方式,原逻辑思维受“互渗律”支配。所谓“互渗律”,即存在物间的神秘关联、特别是人与物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联系。人与物、人与人的“互渗”联系是“神秘”化的,越出事物客观规则的。这种思维完全不关心矛盾(它不追究矛盾,也不回避矛盾,它可以容许同一实体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容许单数与复数同一、部分与整体同一,等等),所以,从表象关联的性质上看,列维·布留尔又把这种思维叫做'原逻辑的'思维。总起来说,'原始人'的思维就是以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这就是列维·布留尔给'原始人'的思维下的定义。实际上,八卦即是以这一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八卦中,每一个事物都为另一个事物所决定,而这另一个事物又为另一个事物所决定,任何一个东西的出现便是被它物所决定或与它物处于相互联系、彼此限制之中的东西,在这个体系里再也找不到任何偶然的东西,世界中各部分和谐统一。因此,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是另外一件事情的起因或结果,那些在时间上接近的两个偶发事件,即便是在彼此很远的地点发出,那怕这两者之间远隔重洋,也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传统哲学将这一认识方式称之为物类相召,实质上属于互渗式思维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互渗式思维方式还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按史学家的研究,中华民族的先祖伏羲是以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在其崛起强大的进程中,起先伏羲部族沿着大地湾所在的清水河流域不断地向葫芦河、渭河流域迁徙,再沿着渭河东徙并建立政权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市)。再由黄土高原沿着渭水和西汉水向东向南的中原大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流动迁徙。经过一个漫长时段的交融和渗透,陕西、河南以及黄河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的许多部族被逐渐征服和兼并。随着部族的大交融,伏羲氏族在自己的原始图腾中融入了其它部族的马、牛、狗、鹿、鱼、鸟等图腾,就这样渐渐形成了多图腾组合的综合图腾——龙图腾,三皇之首的伏羲也就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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