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已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但以周恩来、朱德为首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坚持从敌我双方和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沿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开创了大兵团伏击歼灭运动之敌的战法，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一胜利是“空前光荣伟大胜利”，它给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本文仅就周恩来、朱德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实事求是思想作一探讨。 一、战略指导上，周恩来、朱德等以客观实际为依据，从战争的实际出发，根据敌情变化灵活制定作战方针，从而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1932年6月18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5省“清剿”会议，制定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决定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对鄂豫皖、洪湖、湘鄂赣取攻势。在解决三块根据地后，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由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相继失败，两区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遂决定“将'剿赤’中心转移至江西”，依照原定战略，发动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大敌压境，情况危急。面对这一情势，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一致接受了临时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和其9月30日提出的“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的行动方针。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要求集中红军主力，“无论如何需冲破敌人的包围，击破其主力”。苏区中央局遂即提出“于敌在抚河大规模决战”。在此期间，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还屡电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认识目前战局之严重，要不等敌人大举进攻布置完成，就集中一切力量首先粉碎抚河流域敌的主力，然后各个击破增援之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在建黎泰战役后，接着发起金资战役，寻战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企图以自己的进攻，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并于1月21日、23日联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建议集中兵力，先发制人。显然，在这一阶段中，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与苏区中央局在实行进攻路线、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上没有明显的不同。但是，由于周恩来、朱德等方面军领导人亲临战场，直接指导战争，能够从战争的实际出发，不断调整战略方针。当红军接连取得了黄狮渡首战告捷和浒湾战斗的胜利时，周恩来根据敌情我情，建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一带，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待抚州等北线敌军出动增援或进攻红军时，在抚河到信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但这个主张遭到苏区中央局的强烈反对。苏区中央局一再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前方领导人，要求集中红一方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它”，并强调“占领南城和南丰”是“新作战计划的重要一部分”，要求方面军领导人“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并立即报告“执行之结果”。 1月17、27日，周恩来两次致电苏区中央局，陈述在抚河以西作战的不利条件。指出：“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1月30日，周恩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再次陈述强攻南丰的不利条件，指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他“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 正当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争论不休时，局势已经发生了急速地变化。蒋介石增调部队作出新的部署，并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立行营。大战迫在眉睫。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2月3日，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将江西划分为西北、东北和东南三个作战区，并称“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劳战会。”但苏区中央局不顾敌情实际仍一意孤行，复电称：“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指出：“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攻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强攻南丰，成为一道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周恩来又在2月7日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连发了三封电报，认识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先发制人、攻占敌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的命令是不正确的，并根据变化了的敌情提出了红军攻南丰的灵活部署。在《对执行中央局强攻南丰命令的部署》中，他强调：“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胁抚州，且更便运转。”在《红军不宜在攻坚战中损失过大战斗力》中，他指出：“为着在连续的战斗中有更多的运动战好消灭敌人，同时在敌人进攻布置未完毕前仍可求得运动战，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失过大的战斗力，如损失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在与朱德、王稼祥联名的《须给前方以机断余地和应有职权》电文中，“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尽管周恩来、朱德据理力争，但临时中央还是拒不采纳，仍然命令红一方面军去攻打敌坚固设防的南丰城。  二、作战指挥上，周恩来、朱德坚持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当红军强攻南丰不克，毅然实行战略退却，从而化被动为主动 位于江西东部、抚河上游的南丰城，系抚州通广昌大道的咽喉，并与黎川、崇仁大道相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军视南丰城为其自江西东面进攻中央苏区的战略支撑点，自第二次“围剿”失败以后，便开始在此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 根据中央指令，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袭击新丰街，主力则对南丰城发起强攻，敌军依托坚固工事和精良武器，坚守待援。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主攻南丰，守敌毛炳文师的5个团拼命抵抗。红三军团先后两次对该城发起猛烈强攻，只夺得敌人10多个堡垒，歼敌不足一个营，而自身却伤亡400余人，红三军第三师师长彭遨及两名团长不幸中弹牺牲。强攻南丰的战斗一度陷入困境。 此时，敌援兵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迅速推进，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围歼红军于南丰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周恩来、朱德等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果断地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伺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以赢得战场主动权。 周恩来在13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的文电中写道：“城外仍有二十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且极险要，堡垒后又有开旷地”。“敌对增援部署约以三路分进……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15日，他再电，强调“更积极佯攻南丰以引敌增援。”“我军集结兵力于南丰城、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区，更积极佯攻南丰，引致敌仍依原定路线'进剿’，以便我首先迎击与消灭其右翼。” 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需要群众基础。为此，转移方向选在宁都北的东韶和洛口。前三次反“围剿”，红军曾几次经过这里，很适合大兵团集结。且一次反“围剿”前后，红军主力在这一带住了很久，和这里的群众关系十分融洽。这里距洛口不足60公里，沿途群众可以保证红军迅速转移。无论是陈诚还是何应钦，都在苏区遭遇过兵败，最怕被红军诱入苏区作战，最希望把红军逼出苏区。据此，采取果断措施，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之敌。遂以红十二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佯动，以迷惑和吸引敌第二、第三两个纵队主力。同时，命令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向南秘密转移到苏区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这一重大决策，促成了二月底在黄陂战役中伏击歼敌两个师的胜利。 实践证明，南丰撤围是一个英明果断的战略决策，它调动了敌人，诱其将主攻方向放在黎川方向，且为红军主力伏击敌人创造了良好的战机。因此，成为红一方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并作了这样的评价：“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后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为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新经验，朱德于1933年5月28日写了《黄陂东坡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这篇文章，他指出“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战略转变。内线作战的原则，是在敌人分进而来合击时，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以少数兵力箝制其另几路或迷惑之，次第各个击破敌人。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  三、战法运用上，周恩来、朱德坚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从而成为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关键 周恩来、朱德等从敌我双方和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不仅沿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而且沿用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及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并开创了大兵团伏击歼灭运动之敌的战法。 2月26日，敌第一纵队（3个师）急于寻红军主力决战，兵分两路由乐安、宜黄赶往黄陂，企图迂回黎川包抄红十一军后路。红军主力神速而又隐蔽地前进到黄陂地区，预先设伏登仙桥、黄陂之间的山区，准备以大兵团伏击运动之敌。 黄陂地区连日来细雨浓雾，能见度极低，十米之外人物难辨。27日，敌第五十二师正在登仙桥和黄陂间爬山，红军主力突然向运动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将敌军拦腰切成数段。激战中，红九师师长李聚奎率部直插大龙坪，包抄猛袭敌第五十二师师部。由于机枪连直接参与了冲锋，火力很猛，仅40分钟就拿下了敌师部，敌师长李明中弹被俘，不久毙命。激战至第二天，左翼红军将该敌大部歼灭。 与此同时，在敌第五十二师后面跟进的敌第五十九师也被红军右翼红五军团等部包围。2月27日下午，红军向敌人发起攻击，敌师长陈时骥令部队就地占领阵地抵抗。战至黄昏，两军形成对峙。28日8时，红军发动全线进攻，经过反复争夺，激战至19时，歼灭敌第五十九师4个团，2个团逃脱，后陈被俘。 这次战斗，红军消灭敌军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聂荣臻回忆说：“至于武器弹药，山山谷谷，丢得到处都是。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还未开箱就被我们缴来了。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最大部队与最大的成功。” 黄陂战役，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毛泽东、项英代表临时中央政府给他们发了贺电，称这是粉碎第四次“围剿”的伟大开端。 黄陂大捷后，周恩来、朱德根据陈诚急调部队协力西援情况后，认为敌兵力雄厚，来势较猛。为避免不利决战，当机立断，未等战场清理完毕，即令部队于３月２日迅速撤离战场，向苏区东韶、小布、洛口一带的山中集中，隐蔽待机，准备“仍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在黄陂遭到红军的打击后，中路总指挥陈诚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并改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的作战方针，采取梯次形式分前后两纵队，取道黄陂、东陂、新丰、甘竹直逼广昌，企图在这里与其东面（福建）的蔡廷锴部和其西南部的余汉谋部一同围歼红军主力。 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周恩来、朱德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4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2个师（十一师和九师）。敌军果然听从了红军的调遣，其向广昌方向加速前进的前纵队并配属第五师于3月20日抵达甘竹后，与后纵队相距长达90里，不能及时回援，给红军造成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周恩来、朱德紧紧把握住此战机，下达了草台冈战斗命令。隐蔽埋伏在东陂、草台冈一带山地的主力红军放过敌先头部队4个师后，乘大雾突然向敌后卫2个师发起猛攻，实施分割包围。红三军团由西南向东北，红一军团由东向北主攻，红十二军配合由北包围草台冈，并钳制东陂。经一天激战，敌军第十一师被歼灭大部，所剩不过一团人，敌军第十一师师长萧乾、师参谋长和第三十一旅旅长均被击伤，独立旅旅长陈君峰被击毙，营团长死伤无数，连排长伤亡更大。敌第九师派出的1个团增援敌第十一师时，在东陂附近被红军歼灭。敌残部犹如惊弓之鸟，经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此后，国民党军各部纷纷撤退，第四次“围剿”被打破。红一方面军在三周之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3个师2.8万人，俘虏１万人，缴枪１万余支，活捉2名师长，毙伤16名师、旅、团长，创造了红军历史上又一战争奇观。 对于红军的这次胜利，当时指挥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总指挥陈毅当即赋诗赞扬：“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蒋介石本人亦悲情地承认第四次“围剿”失败是他“有生以来的唯一隐痛”。 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之所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以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敌我双方和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并创造性地运用战略战术。可以说，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实际上是实事求是思想的伟大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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