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增光 | 丁巳复辟中的逊清皇室与清遗民——兼论民初复辟行为的生存空间

来源：《史林》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周增光，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丁巳复辟中的逊清皇室与清遗民

——兼论民初复辟行为的生存空间

周增光

摘 要

逊清皇室的师傅保、太妃及宗亲在丁巳复辟前后，持态有细微区别，整体而言，发生前持态谨慎；发动时，且喜且惧顺应之；当情势不利时，又转而积极联络北洋旧人为之出声撇清。在此期间，清遗民群体的心态也发生变化，在复辟前顺应与抗拒并存，复辟失败后他们对策动者有着死节期待，而实际上复辟的策动者与实施者无一“殉节死忠”，这大大打击了清遗民的群体凝聚与核心信念。丁巳复辟旋起旋灭，彰显了旧制度与旧伦理的双重破产。在已开启政治制度转型的民国，复辟行为虽然有其存在空间，但此后建立在武人干政基础上的复辟帝制已无吸引力，其后清遗民群体策划的所谓复辟已全然变质。

关键词

丁巳复辟；逊清皇室；清遗民

丁巳复辟，亦称张勋复辟、宣统复辟，指的是1917年7月1日至12日，张勋率部拥立溥仪复辟帝制。丁巳复辟被当时报刊称为“民国惊天动地之大问题”，发生之初即被时人广为关注。1917年即有揭示复辟内幕的笔记、收罗复辟时期各类见闻的小册子出现，其后，学界对此问题关注不断，与此相关的史料合集，诸如《近代史资料》（第35号）、《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张勋史料》等相继出版。学界对丁巳复辟的研究，最详尽的当推胡平生的《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及相关论文；整体考察的有《论张勋复辟》《丁巳复辟再检讨》等文；围绕复辟时期的人物研究成果颇多，如张勋、康有为、沈曾植等；关注当时报刊舆情，如《申报》《盛京时报》《晨钟报》等均有专论文章。先行研究的关注点大多在张勋及复辟策动者身上，较为忽略逊清皇室（下文简称清室）及京津地区的清遗民群体在丁巳复辟时期的出处抉择。

在既有研究中，丁巳复辟的策划者、反对者的言行日渐清晰，而被推到前台的清室却面目模糊，他们到底是丁巳复辟的利用者，还是被利用者？是获益者，还是受害者？近些年，随着相关人物书信、日记等资料的相继发现、整理，在此前丰富的史料及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掘整理出丁巳复辟时期清室及清遗民群体的出处抉择，厘清他们的复杂心态，更加明晰丁巳复辟的细节，同时亦可深入探讨丁巳复辟前后，在已开启政治转型的民国，复辟行为的存在空间及民国初年保守主义的趋向。 

一 清室对丁巳复辟的应对

在讨伐张勋复辟的文献中，清室被认为是被动卷入丁巳复辟的，复辟的罪魁祸首仅为张勋、康有为等二三人。清室诸人，清帝年幼并非自动响应复辟，其余的孀妃耆傅亦皆不赞同。冯国璋、段祺瑞的联合通电，甚至塑造了“清室太妃师傅，誓死不从”的形象，给张勋罗列的诸项罪名中，就有一个“目无旧主的罪名”。府院之争时被匆匆任命的国务总理李经羲在对外通电中也表示：“太保陈师傅，老成忠主，力劝寝谋。太妃中亦有泣阻者，足见清室毫无此心。”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一）持态谨慎与顺应复辟

张勋在北上调停时曾发布公电：“奉命入京，调停国事，规定本月七号首程北上。” 6月8日，张勋抵津。此时张勋虽然率兵北上，但抵津后，知日本不予支持即停止前进，对于复辟，犹豫不决，故在津按兵不动直至14日才进京，并于16日进宫见溥仪。据《丁巳复辟记》（作者冷汰，即参与丁巳复辟的清遗民陈曾寿之弟陈曾植），张勋在此次会面中向溥仪提议“复亲大政”，但溥仪又主张“不必告王爷，王爷胆小”。关于《丁巳复辟记》对此次会面记载的真实性，学界早有质疑。此次会面情形实际或非如此。作为亲历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见面仅持续五六分钟，主要内容也就是君臣之间的夸赞与自谦而已。清室内务府大臣耆龄在日记中仅简要记载此日“张定武请安，召见养心殿”。另一内务府大臣绍英则在日记中称张勋此日谈及的事项是维护优待条件。张勋是否在此时明确向清室提出复辟还未明晰。当时报刊尚探查不到相关传闻，甚至有些报道称张勋表态不敢主张复辟。《郑孝胥日记》就记载了类似说法。若综合《丁巳复辟记》及《我的前半生》，似乎只有清室的师傅们事先知道张勋有复辟的打算，而溥仪与张勋见面时并未谈及此事。溥仪当时年仅十二，会面时的言行举止都经过师傅们的“训练”——如陈宝琛就叮嘱溥仪接见一定要“谦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如张勋在召见时真有复辟提议，或许是事先已知情的清室师傅试图将消息控制在小范围内，不令其扩散至清室宗亲群体中。

据《丁巳复辟记》，张勋率部北上调停，“行期既定，张嘱刘公（刘廷琛）先一日入都，通意于宫中，自言过京不停，径入都，即发表。刘公入都，密告各师傅”。陈毅也在《答和章梫》一诗的自注中说章梫在复辟前与刘廷琛“携中外臣工疏稿就商于陈弢庵太保及朱、梁两师傅”。由此可见，在丁巳复辟发生之前，清室中的师傅对此应该是知情的。不过，这些师傅们知道消息，却未必参与其中。据载，陈宝琛与朱益藩、梁鼎芬在毓庆宫议论张勋提出的复辟之事，认为非时所宜。其中朱益藩态度最为消极，他认为：“北方地方武装，均属直、段两系势力范围，而君之力布置于徐州，鞭长不及马腹，一旦有警，首尾难顾，何况人心叵测，安可不防？切不可造次，应深思熟虑之。”陈宝琛也不赞同，对外表示：“今日复辟事，皆张少轩所为。”当然，也有报刊称清室的师傅中梁鼎芬较为积极参与其中：“闻当时吴炳湘、梁鼎芬等亦均齐集张宅参与会议。”而在7月1日复辟发生前，溥仪汉文师傅之外的清室诸人，则并未得到张勋将要复辟的确切消息。

在丁巳复辟发生前，清室的近支王公，甚至连溥仪的生父载沣都长期处于不知情状态是极为可能的。据绍英日记，载沣这段时间因载澍家务事与清宫太妃闹矛盾，减少了入宫参与清室事务的频率。在当年5月31日至6月初，载沣因清室太妃申斥其收受载澍贿赂而拟辞职，最终在世续等人的劝慰下，以身体欠安为由请假不进宫。直到6月12日，绍英才在日记中记下“进内，王爷、中堂到”。其后，载沣亦仅在6月20、25两日入宫。兼之在复辟策划者眼中，清亡于亲贵之手，不令亲贵参与其事也顺理成章。《复辟始末记》甚至称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后，才召载沣入内，而载沣此时“猝然奉诏，不知何故”，乃先派福晋探听消息后方才入宫。不过《复辟始末记》之说亦不确。载沣在6月中旬前或许未知内情，但他在7月1日前已通过其他途径探知了将要复辟的消息。亲历其事的绍英在日记中称清室的确“于事前并未接张帅来信”。但“昨晚（6月30日）亥刻，醇王爷闻外间有此消息，令张文治给予送信。予即至世中堂宅报告，复至王爷府谒见请示后，进内值宿，同世中堂、耆大人静候。是夜未能入睡，戒备守卫，以待天明接洽云”。胡嗣瑗在事后致商衍瀛的信函中，也就其所知的丁巳复辟过程有所揭露，他也称张勋等人在复辟前一日已知照清室。可见，载沣在6月30日晚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张勋将要拥戴溥仪复辟的消息。

当时的一些报刊认为清室并不赞同复辟，是张勋强为拥戴，甚至清室中“世中堂叩头力争”、“瑾瑜两妃痛哭求免”。此时虽居津，但每日与北京方面多有消息往来的徐世昌在日记中记道：“张勋恭请皇上复临御天下躬理大政，闻皇贵太妃、醇王、世中堂均不以为然，无力阻止，有哭泣坠泪者。”清室诸人考量到复辟帝制的风险，对复辟不以为然极有可能。清室对复辟确实持态谨慎。如1916年6月14日，载沣在与绍英商议如何应对张勋支持复辟的传闻时，绍英表态：“皇室宜镇静自持，不与闻外事，庶可远嫌疑，昭敬慎也。”载沣也甚以为然。然而，从亲历者日记中可见，清室也并非如报刊报道那般激烈反对复辟。绍英在丁巳复辟时称：“一朝光复旧业，固为可喜，然而后患方殷，尤为可惧，不可不持敬慎危惧之态度也。”这种且喜且惧的心理是清室诸员的真实心态描摹。民国初年政治局面不稳定，清室及清遗民群体对“共和复归帝政”尚抱希望。绍英在壬子元旦（1912年1月1日）时写道：“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各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举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正是这种心态长期存在，使得清室中的宗亲、内务大臣们在丁巳复辟前期又喜又惧地顺应了复辟行为，并未力争阻止。他们并非外界描述的力争不从。如世续并非“七次相召，均以病辞”，据他的同僚绍英记载，世续此时确实有病在身（腹泻），但并未请辞，反而抱病奔走、进宫值宿。当时记者对此也有跟踪报道。

综合上述，可见清室成员中溥仪的师傅、太保们，态度亦并不一致，并非外界所推测的那般深明大义。其中梁鼎芬，还随王士珍、李庆璋等赴总统府逼黎元洪让政，对复辟明确支持、积极参与。在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前夜，溥仪生父载沣已知此事将要发生。如果清室拒绝复辟之态度坚决，当晚不会令内务府大臣静候事态发生。在这种既喜且惧的心态下，清室表现出对丁巳复辟的顺应状态。

（二）从顺应到撇清

7月1日以溥仪名义颁布的复辟上谕，明确“亲贵不得干预政事”。这一条目的增加，概因大部分清遗民在清亡的归因上，认为是“光宣之际，亲贵用事，佥壬在朝，致滋民怨”。同时，丁巳复辟的策划者所归复的君主制，是君主立宪制，不以贵族政治为取向。是以，京津地区的昔日王公，寓居青岛和旅顺的恭王溥伟、肃王善耆等其他图谋复辟的亲贵均被摒弃在外。但溥仪的生父醇王载沣是个例外。据亲历丁巳复辟的许宝蘅、绍英记载，载沣在丁巳复辟期间，每日都在宫内参与政事的讨论。不过他虽参与却没有太大的决定权，其建议并未得到采纳。比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指出载沣曾试图将清室宗亲派为禁卫军司令，遭到刘廷琛等人阻止未能实行。

清遗民中的复辟派以为只要“立建龙旗，宣言复辟”就可以使“薄海远近，望风兴起，忠义奋发”，但丁巳复辟后的实际情况是各处贺电几近于无，诘难之电报反而层出不穷。郑孝胥在7月2日买来各方报纸，发现“各报皆反对，唯《国是报》为康氏之机关，《申报》亦作旁观之论”。除个别清遗民主办报刊外，其余诸报反对复辟的态度极为鲜明。复辟在舆论上已被报界围攻。

此外，丁巳复辟在军界也几乎无人响应。不仅如此，各省督军还陆续来电诘责张勋。丁巳复辟过后三天，仅绥远王丕焕、黑龙江许兰洲、察哈尔田中玉三处有贺电，而南京、山东等处督军均来电诘问。段祺瑞则直接于马厂誓师反对复辟，其部下李长泰率师已进驻廊坊。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于7月4日进军廊坊，7月5日与张勋所部定武军进入备战相持阶段。7月6日起，战事已在小范围内发生，定武军在战争中处于下风。7月7日，定武军败局已定。讨逆军还向紫禁城投弹施压。

7月6日晚，清室已由世续出面与徐世昌通电话，求徐出面调停。随着战争的情势急转，7日张勋已拟辞职。此时清室宗亲群体也改变了此前被摒弃在外的状态，参与到善后事宜中来。7日载沣与张勋在上书房谈话，即传闻张勋拟第二天辞职。其后载沣又与绍英、世续等至内务府商讨善后事宜，另一清室宗亲载涛亦到，并请溥仪的四位师傅一同商议。在此时，载沣俨然从此前被“议政大臣”排斥的状态，变为善后事宜的布置者。绍英写道：“王爷令予至吴辟疆处，嘱其代为接洽，以停战为要，令陈师傅找王聘卿，梁师傅找梁嵩生，说明总以飞艇不再来为要。余往拜吴辟疆处，接洽后即回。”而后载沣又出面与康有为谈话，康有为则在谈话后表示辞职归去。

7月8日，参与复辟的军政人物开始纷纷退避。清室请求徐世昌、王士珍等北洋旧人出面调停战事，并维持清室。清室内务大臣世续接到徐世昌的明确回复：“时局至此，惟有保护圣躬最要，且当典学之时，未便再为召见，必当设法维持。”从徐世昌的日记也可见他已在为保存清室而奔走。在徐氏对丁巳复辟的定性中，已将罪魁祸首定为张勋、康有为等人，将清室责任撇清。除请徐世昌出面斡旋，清室还拟请另一北洋旧人王士珍维持大局。王士珍以力微推辞，世续则称：“我已接徐中堂来电，徐亦担任维持，所望大家维持，能维持到何处便维持到何处。”可见此时清室虽然寄望北洋旧人能够出面与讨逆军商议，希望能够维持清室原有优待状态，但对此前顺应复辟或将遭到惩置也有所预料，是以言称“能维持到何处便维持到何处”。

清室宗亲之态度，在7月8日已转为全力促成退还政权，并与清室内务大臣、师傅商议如何对外公布事宜。载涛在7月7日紫禁城被轰炸后，即主张迅速宣布共和。绍英日记称8日载涛劝载沣立即宣布赞成共和，并电话催促其尽快办成。载涛为维护清室在六国饭店宴请蒋作宾，被当时报刊记者得知并报道。被清室请来维持局面的北洋旧人王士珍也赞成再次对外宣示共和，并表示：“此事转圜之法，下面邀求不如上面自行宣布，所谓被动力不如原动力也。”载沣则表态：“此事似无不可，在皇室本无成见，惟须俟徐中堂来京，再为发表为妥。”但随后清室与江宇澄、王士珍通话，准备即日宣布共和，又被二人阻止，令清室再观望。7月9日，许宝蘅在日记中称，载沣下令草拟退还政权谕旨。《绍英日记》则记，江宇澄、王士珍与陈宝琛与载沣谈拟旨宣布之事，最后议定内阁拟底，次日宣布。载涛则继续电催清室早日对外公布还政共和。

7月10日，取消帝制已是必然之势。寓居天津的那桐探知，此日取消帝制已成定议。问题在于，清室如何从复辟状态中走出来。7月8日清室所讨论的拟旨宣布共和之法，在7月10日发生变化。此时清室宗亲之一，贝勒毓朗提出“虚下之法”，即撇清清室与丁巳复辟关系，将复辟之责任推于张勋一人，这样清室即无宣布共和之必要。有清遗民色彩的北洋旧人，如王士珍、徐世昌，包括张勋在内，也都主张清室从缓宣布共和。7月11日，据绍英记，徐世昌看过清室所拟谕旨底稿，告知世续此稿“不甚妥，即不便办谕旨，可由内务府办公事知照内务部”。加之7月12日，张勋的定武军彻底战败，缴械投降，张勋本人逃入荷兰使馆，清室综合各方建议，最终决定不以上谕的方式宣布共和，而改为以清室内务府对民国内务部公文的方式表达。

7月13日，绍英载清室已“办妥内务府所奉谕旨一道，并缮就公函一件致内务部。此函系写阳历七月十一日送交王聘卿转发。所拟之谕旨先已请阅过后，复随同醇王爷、世中堂、陈师傅及耆大人请见说明”。此时溥仪表示：“我年幼，请王爷与他们商量办理。”清室太妃们则表态：“此事我们本来不知，说明并非我们之意甚好。”连续数日，清室向北京地面各驻军请求保护，甚至为此致函段祺瑞。15日，段祺瑞内阁正式成立。清室则于16日将管理处行文内务部函，托吴炳湘转为投递。17日，吴氏等代清室修正公函稿，清室派人缮妥，再由世续送交国务院秘书厅，正式提交公函，并得到内阁总理段祺瑞的明确回复“应视力之所及以尽保护之责，重承谆嘱，敢不勉旃”。段祺瑞内阁将丁巳复辟定性为“张勋谋叛”，罪及“同谋造乱”的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要求通缉拿获交法庭惩办。其余人等则“其实被罔胁者，一概从宽免究”。对于清室的处置，则以大总统令方式公布清室公函。从中可见，此时的清室不再强调“还政”，再次宣示共和等昭示清室参与丁巳复辟之事，以示清室从无私政之心。清室在公函中称张勋复辟之谕旨为矫诏，而溥仪年幼，清室于复辟是“莫可如何”的，试图撇清与复辟的关系。

具体考察清室对丁巳复辟的应对，会发现其存在态度上的大转折：在7月5日前，清室诸臣且喜又惧，并做出顺应之态；在7月5日以后，尤其是7月7日紫禁城被空袭后，清室态度大为转变，其宗亲积极筹划再度宣示共和，希望能够继续保持清室优待条件不变；7月10日后，在个别宗亲及维护清室的北洋旧人的干预下，清室不仅继续保持与复辟撇清之姿，还对外表态从未参与、是被胁迫卷入复辟事端的。

二 丁巳复辟失败后清遗民群体的出处抉择

经丁巳复辟，清室已不复此前对复辟的顺应姿态，早早定下方案与复辟行为撇清干系。如1918年3月7日绍英在日记中称：“中堂谈及外边谣传又将办复辟之事，已与诸老师谈及，请诸公无事时做文章一篇，以便真有人言及此事时，预备对待推却也。并拟访徐中堂一谈，嘱其便中吹嘘皇室实无人希望此举之意。”清室极力撇清与复辟关系的姿态，确实令复辟派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1918年初，在复辟谣言又兴起时，京津地区的清遗民已明确得知对于复辟“清皇室不应，已搁起矣”。此后清室对复辟的态度转变，或许要到1922年溥仪“大婚”并“亲政”时期。此时，清遗民借此机会再次汇聚北京，复辟派再度活跃，遂有其后的“甲子复辟”密谋。

清室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清遗民群体的出处抉择。与北上暂居京津地区以促复辟的清遗民不同，遍观清室及在民国时期长期定居京津的清遗民群体在丁巳复辟前后的言行，会发现他们并未参与丁巳复辟的策划，甚至很多人在事发前并不知情。

（一）顺应与抗拒并存

与北上诸策划、推动、参与丁巳复辟的其他地区清遗民不同，京津地区的清遗民，绝大部分对丁巳复辟呈现出顺应与抗拒的双重性。如林纾，他在7月1日张勋宣布清帝复辟时，表现出顺应的态度，专门作《五月十三日纪事》，称：“却饶一事堪图划，再盼朝车趋凤城。”然而，到了7月5日，林纾即感觉张勋复辟不能维持，开始持反对态度。这种反对并非不想恢复帝制，而是审时度势，认为非有把握不可轻举妄动，害怕导致清室陷入危机，是以林纾在1917年张勋复辟时期致函郑孝胥，称：“弟到死未敢赞成复辟之举，亦度吾才力之所不能，故不敢冒从以败大局。”又如在丁巳复辟时被授为“学部侍郎”的郭曾炘，他认为张勋复辟太过鲁莽，并不与之谋面。复辟诏书下，他犹杜门不出，后因实录馆同事强为代递请安者，才被动顺应，勉强入见。郭氏自称觐见也只是敷衍问答而已。但他每日必访帝师陈宝琛“略陈鄙见，大抵为事后安全退步计”。其他京居清遗民，甚至包括欣然接受了“外务部侍郎”任职的辜鸿铭，在事后给外国友人写信也称：“参与那次运动（指丁巳复辟）的大部分人我都认识，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没抱什么期望。”津居的昔日旗籍高官，如那桐，从他的日记可见他对丁巳复辟密切关注，但他始终并未因此赴京。八旗世爵世职联进会会长成全，在其自述中称当定武军与讨逆军相持之时，有人劝他帮助响应复辟，他也表示反对，并指出：“民国建立已为各国承认，帝制复活军阀亦多不赞成，总观内外大势，复辟成功希望太小，张大帅鲁莽从事，且恐危及皇室，吾等满旗人员不应冒昧引起大难。”甚至有个别始终抗拒复辟帝制的特例,如梁济。梁济在张勋北至天津、未来京之前，即连去四书，劝诫张勋“效忠故君须计长久，勿为复位迂谋”。

因支持复辟而北上京津的其他地区清遗民，此时已陆续从京津散去，并对外展现出不问世事之态。丁巳复辟时，段祺瑞发出的讨逆檄文，并未针对清室及北上京津支持复辟的清遗民，仅将罪过推给张勋：“除逆贼张勋外，亦无所问。”复辟失败后，由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系掌权的北京政府并未严惩复辟行为。虽然《许宝蘅日记》载，8月2日“闻检察厅为复辟事将提出公诉，涉及梁节庵（梁鼎芬）、沈乙庵（沈曾植）”，但不管是谋划者还是实施者，实际都没有遭到严惩。张勋在其年谱中描述复辟后情形，称：“九月，前事解。……庚申五月，徙寓天津。……此数年间，尘事不婴，闭门多暇。”丁巳复辟失败后，策划者之一胡思敬也选择不问世事、闭门著书。

（二）“死节”期待与“腼然南归”

丁巳复辟失败，其他清遗民对参与其事的清遗民的出处抉择是有所预计和期待的。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人在复辟失败后杜门不出为最佳出处。如胡思敬在与友人的信函中称“当局所倚与共事之人若皆畏祸不前，不但负君，抑且负友”。王国维甚至期待这些遗民能够以身“殉国”。7月6日，王国维（此时尚在上海）致旅日的罗振玉，称：“今日情势大变，北军已多应段，战事即将起于京津间，张军中断，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 14日，丁巳复辟已彻底失败。王国维致函罗振玉，痛惜率兵复辟的张勋将赴死，而预计升允、劳乃宣也将“以死谢国”，称此二人应该“久要不忘生平之言，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同时撇清瞿鸿禨与复辟关系，称其乃与犬羊为伍。为人为畜的评价，褒贬色彩极为分明。王国维甚至表示，北上支持复辟的清遗民如果“腼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为此，王国维很是关注北行诸人的动态，致罗振玉函告知：“报纸记北方情形惟在军事一面，而寐叟等踪迹均不一一纪，惟一纪陈、伊二师傅一投缳，一赴水，不知信否。黄楼赴荷使署，报言系西人迎之，殆信。”当时报刊对支持复辟的清遗民动向也多有报道，其中确实不乏这些人自尽的传闻，比如“昨又得之传闻，有附和张逆主张复辟最力之清逆臣某伪侍郎及宣统师傅某均于交战时自尽于内廷，并闻一系投河，一系自缢”。《泰晤士报》驻北京通信记者莫理循也闻丁巳复辟时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曾“决心为帝制献出生命，但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丁巳复辟失败，某些清遗民或曾拟殉节，或寄望其他遗民殉节以“饰此历史”，延续“天理人道”。如胡思敬也曾拟“取道上海，邀同梅庵、仁先一同航海赴难”，在听闻刘廷琛“成仁”时，与友人“执手悲泣，相约北行”。而后知道这只是个谣传，遂感叹：“既不能作陈容，又末由学王炎午，事过境迁，且喜且恨。”王国维则鄙视诸北上遗民“不值一文钱”。其他清遗民，如林纾在与友人信函中则直接指出：“如刘廷琛、陈曾寿之假名复辟，图一身之富贵，事机少恤，即行辞职，逍遥江湖。此等人以国家为孤注，大事既去，无一伏节死义之臣，较之梁节庵一味墨守常经，窃谓逊之。”

与胡思敬、王国维等清遗民的设想与期待不同，丁巳复辟失败后，参与其事之遗老无一以身殉之。不仅无人“殉节”“殉国”“殉君”，反而在大难来时各自飞。沈曾植在家书中痛斥与其一同北上的王乃徵径直南归：“竟无一字通知我，患难之际，绝不相顾。”自命遗老、有遗民情结者虽多，但殉节无人，这在辛壬鼎革之际已是普遍现象，时至丁巳复辟，败后更是无一人殉之。其后清遗民中虽然出现1918年梁济与1927王国维之殉旧制，但与丁巳复辟关联不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革命党人直白地诮之以“明人好名，清人好利”来区别明清遗老以身殉国之不同。戴季陶认为清遗民多好利，指出好名者轻死，好利者则惜命重生。刘成禺则称：“当时标榜遗老者甚重，而临财则又往往变易面目，自解为不拘小节矣。”清遗民群体自身对此现象在日记、书信、诗文之中亦多有辩解。如恽毓鼎在日记中指出清末用人存在严重的因循与贪腐，导致“遍列中外，无一人出于主上之特简，欲望其感恩殉国，槁饿首阳，必不可得之数也”。他直接将辛亥鼎革之际无大臣殉死与清末的政风相联系。郑孝胥也是持此论者之一，他在日记中称清室自甘亡国，无宁死不辱之志，“王室如此，而欲责忠义于臣民，难矣”。也有清遗民将不殉死解释为牵挂亲眷不忍死，将不殉死与父母儿女的亲情相联系，如罗振玉自述：“予厌厌无复生意，然念先府君在堂，予职未竟，不能不强自排遣。”郭曾炘言：“以垂暮之年，殉无益之忧，上之对不住父母，下之对不住其他儿女也。”林绍年也在何维朴为其所绘《登岱图》上自题诗，称：“纤儿群戏天为昏，鼎迁社屋人亡魂。怪事离奇竟至此，求死不死夫何言。”林绍年曾于拜谒崇陵后试图服毒自杀，被人发现夺去而求死不死。他自称心中悲愤不得排解，求死不成选择苟活是靠儿孙的劝慰：“儿曹苦劝作南游，访旧还看好山水”，方才“我闻是语心怦怦，适有吾友偕吾行”。故林绍年民初不再求死，而选择从京津地区一路南游。

不殉死还与清遗民群体对“忠义”的另一层理解有关，而这又与逊帝溥仪及清室的存在密切相关。“三纲六纪”既是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清遗民的理想。在其中，皇帝是最关键的核心象征符号，逊帝的存在代表着传统的象征尚存，复兴传统政治文化体制尚有希望。对君主的忠诚又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基础，逊帝及清室无疑成为清遗民寄托其“忠义”精神的现实载体。民国初年的纷乱政局又造成了奇特的局面：清帝虽退位而犹存名号，居于昔日宫禁，不仅性命无虞，还因北洋政权中诸多与清室相关的“旧人”，即便是在修改优待条款的情况下，清室依然沿用故事、予以清遗民荣典。清遗民尤有寄托之处。故而，清遗民不殉死与忠义并不冲突：或谓尚怀复辟的希望，不能遽死；或谓因君主尤在，为扶持之忍辱偷活。如郭曾炘称张勋在武昌起义爆发时，“此时公可死，死为睢阳厉。然而一旅存，忍死宜有待”。共和民国建立时，“此时公可死，死得平陵正。然而少主在，徒死责未尽”。陈宝琛在辛亥后也表态：“予无乐于生，而又不敢祈死。”并对郭曾炘表示：“世变今乃益烈，所以淟忍苟活者，为吾君在也。”陈三立为陈宝琛撰墓志铭时，也表示：“（陈宝琛）躬所遭值，旷古未有，膺保傅之重，义不能一死自谢。”赵炳麟在致赵启霖的信函中说得更直白：“今吾君犹在，吾民犹是也。吾必老死空山何为也哉。”

再就是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晚清以降的共和民主潮流的涤荡，在清遗民身上或多或少也有所体现。民国建立，实现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变，这是通过南北和谈相互妥协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宣称忠清者，则“几于举世非之”。甚至清遗民自身都认为可以心怀“黍离之悲”而出任民国官职，如樊增祥称：“今则民国无君臣之可言，五族一家，清帝无恙，吾属偶际此时，虽有黍离之悲，而实无贰臣之耻。”赵炳麟也称：“今国体共和……我身或我之子孙如有能力作总统，亦分内事，此固绝无所谓贰臣也。”又如袁世凯启用杨士琦、徐世昌时称，民国为民主之国，出任民国职务并没有“事二姓”之嫌疑。既然在共和国体之下，原来的遗民标准“不仕新朝”“古来所谓失节者，第一要义在作贰臣”都可以消解，更遑论在“清帝无恙”的前提下不“殉节死君”。当然，民国初年的社会也并非只有“共和”一种声音，“君主立宪”“帝制”“复辟”之声虽并非主流，却仍然存在。甚至不乏另类之声，如有人目睹民初军阀混战的乱象，鼓吹以一时英雄为君主，称：“满清无望中兴，共和绝难成立，待其水益深火益热，有大英雄者起而收之，以君主之名，实行共和之政。”转型时期社会思想的纷乱，给清遗民这一特殊人群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同时，在共和潮的激荡下，传统价值观中的忠义、守节、忠君思想也发生了改变，此时殉节死君也仅被认为是忠于一家一姓之私义。连最后选择自沉的梁济都说：“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更有清遗民发现：“国变之后，局势全非，'忠节’二字，完全无著，出力不知为谁，舍生尤为白死……即欲认真，无真可认，虽诸葛复生，亦无良法，而况不如诸葛乎？”清遗民中的复辟派郑孝胥在致函唐晏时也称从清朝到民国：“天下乱犹未定，似不可以易代论。”

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传统的忠义观遭到冲击和消解，故而民国初年清遗民群体，大都选择避乱而居，而非殉节死君。但无人殉节，对清遗民群体的凝聚力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一方面，清遗民群体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复辟为无用功。例如梁鼎芬，他在《戊午九日遥集楼》中写道：“细玩黄花比旧同，千秋寥落搅予衷。高楼有酒人皆醉，佳节无风日正中。”梁氏自注：“此深慨于丁巳五月事。”丁巳年另一诗作《失题》：“丹心惟共一灯红，四海无人识此翁。射虎斩蛇都不得，衰年始信百无功。”这种失意的另一面是感叹殉节无人，清遗民所坚持的旧制度、旧伦理所描述的天理人道、君臣纲常无人实践，对其信念也是一大冲击。复辟分子之畏死，毫无气节可言，令其他遗民为之失望。站在旧文化的反面的新文化倡导者，如傅斯年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一文中称：“凭他什么主义，哪怕是守旧、保守，有总比没有强，总比见风使舵好。”丁巳复辟后支持复辟的清遗民，恰恰把这种“见风使舵”发挥得淋漓尽致。北上参与复辟诸人无一以身殉之，从某种意义上，正应了王国维“天理与人道均绝”的感慨，实则是旧制度与旧伦理的双重破产。

三 民国初年政治转型下复辟行为的生存空间

丁巳复辟旋起旋灭，过去常常以此论民主共和之深入人心。但细查当时报刊及时人日记，丁巳复辟失败不及一年，1918年又起关于复辟的谣言。津居清遗民翁斌孙在日记中记下1918年2月丁宝铨曾跟他谈及复辟消息，而后“复辟消息杳然，疑昨日丁公（丁宝铨）之言不确也”，“衡帅来谈，云复辟消息不确”。3月“衡帅来谈，知徐菊人主张复辟，而清皇室不应，已搁起矣”。“报馆某君言，梁燕孙今日来沪，即日入京，交通系皆赞成复辟，张作霖举兵入关，并云张勋、李长泰均已召见，李赏紫禁城骑马，似此情形，不日必有举动等语，不知果信否也。” “据云都下复辟之谣甚盛。”这些谣言并非空穴来风。从《郑孝胥日记》可见，在1918年初，他与胡嗣瑗等清遗民中的复辟派试图联络、借力军阀陆荣廷，再图复辟。

为何在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政体业已更换的政治转型大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复辟行为依然有存在的空间？

丁巳复辟后清室态度的变化为报界广为报道，可以看到清室也确实在一定范围内拒绝顺应复辟。但舆论也认为，丁巳复辟一事清室无论如何辩解，都无法摆脱干系。孙中山在给段祺瑞的通电中直接指出：“去年洪宪祸首，隐忍未诛，佐命者既从宽，则复辟者当然无忌。”然而，北洋政府对清室及复辟诸人均从轻处置，北洋系旧人甚至出面维护清室。实际上是对复辟行为的纵容，尤其是帝制象征符号清室一直存在，使得复辟筹谋虽然实践不了，但其精神寄托长期存在，与之相关的策划也始终不断。

滋生复辟行为的政治土壤，是民国初年动荡的政局：中央政府丧失权威，武人当政，政令不出都城，甚或府院意见分别引兵权争，各省亦动辄以独立对抗中央。而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也发生裂变，出现了“所谓主张共和者，今皆化为官僚、土匪矣”。张勋等人敢以三千人马行复辟之事，是因为他们以为“上下皆以厌乱，义旗一举即可坐收全功”。观此乱状，复辟派把对了人心厌乱的症状，却未开对药方。对这种乱象，不同人群有不同主张。日本人德富苏峰在其中国游记中以局外人身份观察中国，他认为民国时期中国思想复杂纷繁，大体可分为三类：北方主军国主义的将领、南方主民权自由主义的革命派以及主孔孟之道的主复辟的宗社党（他将李经迈等清遗民与溥伟、善耆等清室宗亲一同列入）。这三类人中，革命者主张推翻帝制行民主共和，复辟派则主张恢复帝制以立中央权威，两者相互矛盾、不可调和，武人因此成为一支两方似都可争取的中间力量。复辟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依仗的军事力量、寻求的军队助力或默认的潜在助力，均为“北方将士”，即原北洋旧部。袁世凯帝制自为所依仗的亦是北洋旧部的支持，清遗民中的复辟派也是靠奔走游说思想守旧的军阀谋求助力。

不过，在筹划复辟过程中，这些昔日北洋旧部大多“口惠而实不至”，其中响应复辟最突出的张勋及所部辫子军也在过程中有所犹疑。丁巳复辟时期，北洋军阀不赞同复辟，并非出于赞同共和。冯国璋甚至将复辟视为革命。他们反对复辟更多是出自私利而非公心。当然，还有一部分北洋系之外的助力，如所谓的宗社党武装力量，但这部分武装力量多为因金钱而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丁巳复辟并未涉及这部分武装力量。在民国时期武人林立的大背景下，支持复辟的军事力量可谓微乎其微。复辟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国的借款，供应并不稳定。同时，外国的借款往往附带大批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遗民复辟派如肃亲王、恭亲王靠祖产与日、德抵押换取金钱援助，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亦是出卖了国家利权。从复辟经费的来源来看，复辟活动即便能靠借款开启，但无可持续的经济来源，也维持不下去。

滋生复辟的思想文化土壤，是保守主义。主张复辟的政治保守主义者们，认为通过树立传统的个人权威象征——皇帝，能够结束乱状、恢复政治秩序。故而有恽毓鼎期盼“大英雄者”起而收之。然而袁氏世凯称帝尝试失败后，仿佛是“帝制自为”不成功，于是复辟派再推出旧王朝的象征者溥仪复辟。严复在7月2日致函陈宝琛表示：“今日之争，既复辟矣，而继今所刻不容缓者，扎实立宪而已。朝廷明降德音，首倡宪法，次集国会，务使南北之民，知此事名复旧制，实则不过使元首之位定于一尊，而无继续选举总统之烦扰，于以休养生息，遏乱萌，至于其余，则与共和国体同耳。”丁巳复辟实际上不是全然保守，不是恢复贵族统治。从丁巳复辟颁布的文书中可以清晰看到，这群复辟者在摒弃权贵参政的可能性。当然，就实际情形观之，并没有纯粹的保守派，这些保守主义者也是主张变革的，只不过是主张变动的幅度更小、变动的速度更慢而已。在民国时期的复辟活动，不管是筹划还是已登台的公开行动，都不是复辟君主专制，即便是武人出身的袁世凯，亦以“洪宪”为号。张勋复辟时期，清遗民中的复辟派，或如康有为、赵炳麟，力主“虚君共和”，或如郑孝胥，也是强调依君主立宪制设立责任内阁。

复辟活动失败后，清遗民群体对复辟失败的总结归因不同，也使得复辟行为得以持续进行。袁世凯复辟之失败，被清遗民归因为帝制自为。是以，他们认为若拥戴溥仪、恢复故主，阻力会变小。丁巳复辟的突发是利用张勋调停府院之争的机会，但复辟派对此早有筹谋。张勋在进京前即与各省军阀达成了某种一致。张勋在其年谱中描述复辟前后情形，称各省想谋独立而群集徐州推其为盟主，张遂借机北上，但复辟后“诏授勋为议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他帅意不合，来攻”。张勋将丁巳复辟失败归因为其他军阀的不赞同。曾与康有为一同北上支持复辟的清遗民王乃徵则认为丁巳复辟败于“人心之坏”——清遗民群体中持此论者，大体从政治保守主义转型为文化保守主义，试图从思想文化上修复“人心”，回归旧制。丁巳时留在上海观望的郑孝胥则认为是“谋夫之不臧也”，归结于复辟派的谋划不够周密。胡思敬事后也认为“丁巳同难，良莠不齐。当时纵侥幸有成，善后殊非易事”。朱晓南也认为张勋复辟失败是由于无人助之。是以郑孝胥在张勋复辟后与日本前驻华公使日置益谈话，称复辟之难不在于改易政治难，而在于得权难，治理并不难，希望借力日本及军阀势力再图谋复辟。

然而，这种共和政体下恢复君主的政治设计是基于“武人干政”基础上的，故而在另一批武人的反对下，变成一出闹剧而非政治实践。北洋政府确实有着鲜明的旧人物新政权的特性。在段祺瑞等人的丁巳讨逆檄文中，甚至出现如下表述：“我辈今固服劳民国，强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恋，谁则让人？”是以丁巳复辟失败后，北洋军阀们支持维持清室及其优待条件，依托优待条件，清室得一帝王之家的好结局“永永无极”，而这些曾仕清朝的北洋系武人的旧道德也得到平衡：“吾辈非臣事他姓，绝无失节之嫌。”复辟行为存在及失败，均系于武人的态度，其成也由武人支持、败也由武人反对。故而，在与丁巳复辟几乎同时进行的新旧文化交锋中，新文化健将们极为警惕旧文化的拥护者依靠武人镇压新文化。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最引人瞩目的新文化阵营诸人与林纾的骂战，已不仅仅是攻击文言文、守旧，新文化阵营对旧文化代表者林纾的抨击，集中于其期望借助“伟丈夫”“声张正义”，将其引申为镇压新文化。 

丁巳复辟时，清室并非力争不从，而是经历了从顺应到撇清的暧昧态度转换。复辟失败后复辟诸人无一殉之，大大打击了清遗民群体的凝聚力。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复辟行为发生。丁巳后，北洋武人虽仍长期干政，但不复有以帝制为号者，帝制的吸引力已不存在。不过，北洋旧人长期对清室及旧伦理的回护、民初军阀割据的动荡政局、因纷乱政局而生发的回归旧制的保守主义思想，如同交织的罗网之眼，使得复辟行为在制度上虽被束缚无法实现，但却在时局夹缝中拥有一定生存空间。因之，复辟诸人多将复辟失败归于人力不足，复辟之思长期存在于清遗民群体之中。制度上的复辟行为虽无法成功，但民国政府的共和实践却并未成为所有人群所认可的政治生活状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的旗人民族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18CZS04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京津地区清遗民群体研究”（15LSC01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杜   倩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蒋宝麟

终      审：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