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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南船北归》前后 的 世界船王董浩云 及 环球航运集团 （上） 卢铭安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败退前将招商局及部份民营航商的船舶带往台湾，而多数民营船东对两党缺乏信心，将旗下船只改挂他国旗帜，或是将其航行于境外航线。 全囯解放后，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等地处于船荒人荒境地，为了突破蒋介石的海上封锁，和解放台湾作准备，中央提出「巩固北船·争取南船北归」的口号，史称《南船北归》。中央及地方航运部门和海员工会视《南船北归》为头等重要工作，当然其他部门包括统战和情报机构都要配合，尤其是当年上海军管会航运处和留沪航运界同仁最为吃重，这是因为48年底到50年有如下中国大航运公司旗下船队滞留在香港，其中绝大部分是上海籍船东，他们都在港开设了公司，控制所属船队的走向，这些公司有：国营招商轮船总局、民生、中兴，中国航运、复兴航业，以及中小型等船队，而停舶在华南(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私营船只共有 146 艘，总共载重吨位达56万余吨。 《南船北归》的进程中，董浩云为何当年没有率船队北归，此疑问一直是中国航运界的迷底，笔者认为他的儿子董建华是知内情的，当然有关部门肯定也明白其中的要素，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解密”现象自然而然浮显水面，最引人注目的是2017年7月董氏集团出售旗下“东方海外/00CL”航运公司，接盘的是中远海集团/COSCO，追随中国航运业历史，这一轰动国际航运界的大卖买让人跌破眼镜，但是，确实是谁也没料到的令人叫绝又叹息的《南船北归》，这种超高境界的特殊北归方式，今后很难再显。 追忆当年，董浩云已是中共争取滞港上海老底子航运界大佬北归的风向标，虽在49年时的中国航运界比董浩云资格老的有：民生公司卢作孚，复兴航业公司杜月笙、中兴公司钱新之、大达公司杨管北和招商局徐学禹等人，但是，当时只有37岁的董浩云不仅是航运界的后起之秀，还是颇有规模的中国航运公司的独立船东，他在1940年就在美国注册了独立的金山轮船公司，加之他是众人信任的复兴航业公司的专业性操作者，这一切成为航运界内行们认可的明日之星，理所当然是海峡两岸特别“关照”的风云人物。
年轻时的董浩云 早在南京、上海易手前夕，中兴、复兴、益祥、以及中国航运等几家规模较大的民营航运公司就已将旗下大部船只南下香港，拟在香港成立一家（共同）联营公司，上海银行界大佬陈光甫将其称为“逃难营业'。此时此刻的董浩云与大多数人一样举棋不定。也曾一度抱有《南船北归》的意向。 有意思的是在1949年后，董浩云将6艘较旧的船只随中国航运公司总公司迁至台北，迁台后更名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Chinese Maritime Transport Ltd／简称 CMT）；性能更好的天龙轮、通平轮、瑞新轮、天翔轮、北京轮等均开往香港，船旗改为巴拿马，归入香港金山轮船公司旗下；而留在上海的只有71.26吨的拖轮“广益”号（天津益记轮驳公司卜所有），2艘450吨长江铁驳北通号和北达号。 虽然也有部分航商率船北归，如卢作孚、刘浩清等，但毕竟不占多数。由于国内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运动等原因，旅港船东大多选择继续留港观望。以前香港的航运业一直由外资垄断，当时控制香港航运业的两大巨头分别是美商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英商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 Ltd.）。1949年后，来自上海的航运资本，带着众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海员来到香港，尤其是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留下的大量海军军官和士兵，为这些华资船东提供了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一旦遇到航运市场的契机，华资船东的船队得以迅速扩大，从而改变了外资垄断香港航运业的局面，也奠定了50年代香港航运的基础和基调，也成就了董浩云船队的发展壮大。 董浩云创立的中国航运公司是国内一家重要的民营航商，旗下拥有众多海 轮。更重要的是，董浩云年轻时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地下党领导的左翼团体“蚁社”的骨干，非常想立根家乡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亲朋好友，志取相同的同行，更有他值得信赖的挚友，其中陈已生和赵朴初就是名副其实的，可敝开心扉说知己话的人，当时陈已生、赵朴初都是大名顶顶的左翼进步人士，但此身份定性只能趋于保守。 1938年26岁董浩云曾全资持助赵朴初办的“工华”(工部局华员俱乐部）难童无线电培训班，也全部由陈巳生联系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秘密送往温州再赴新四军。其中就有后来的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堤，当时14岁的杨堤已是中共党员，还有张太雷烈士（中共早期领导者）的小女儿张茜蓉。由此可见，没有过命的友情。三人不敢合做“杀头之罪”的活。 所谓全资是一千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据董浩云好友李伯龙等人回忆“原蚁社社员董浩云，原在天津航业界工作，那时离津(应是离沪)委托'工华’（注：即'上海工部局华员俱乐部’），他认为我们'工华’应为此出力，并资助一千元”。这位上海淮海路“牛奶棚小开”出身的红色戏剧家，在80年代初期与董浩云通信时，也曾劝他投资内陆。 1939年7月，董浩云出资赞助由陈巳生、赵朴初等组织的左翼的上海业余话剧义演，为新四军募款，1942年还向由陈赵俩人担纲募款委员会委员的上海儿童图书馆捐款。 那时，董浩云和董汉槎等人出资法币1亿元创办中国航运保险公司。同一时期，中共保险业系统的地下党员谢寿天邀请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清等为发起人，创办了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银行副总理孙瑞璜为董事长，陈已生为总经理。不久，为了对抗日本保险业，由大上海、大安保险公司发起、首创的分保集团一一大上海分保集团。参加者有大上海、大安、中国航远等19家民营保险公司联合组建，集团中的各保险公司的“领导们”不是好友就是同事，譬如孙瑞璜的新华银行是董浩云指定为中国航运公司股款代收银行，而宁绍保险公司的陈已生与董浩云既是同行又是擎友，民国时期的企业资本相互参股投资，如同豪门的亲上加亲，加之中共地下党在保联，银联都设党团组织，确实让局外人看得眼花缭乱。 顺带题外话，即使笔者深入阅读不少有关文章，总是感触自已有时也是雾里看花，处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地，比如解放前，董浩云和时任上海市银行副行长的包玉刚应该认识，但又没确切资料给予印证，无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初的军统中统对付日伪特工是有办法的，然而，对付战斗在上海金融保险系统的地下党还是束手无策的。
左一李伯龙，右一赵朴初在开国大典上 上海有名的梅龙镇酒家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站，而董浩云是发起人和股东，酒家老板是30年代著名电影名星吴湄（地下党员左翼人士），常务董事李伯龙，翻开梅龙镇酒家创立时的股东名单，不乏上海名流和文化界左翼人士和地下党成员，成为抗日时期中共地下党和文艺界进步人士的重要活动场所，酒家外墙为红砖，内装饰大红成分居多，再兼有进步人士往来，红上加红，被称为“红色沙龙”。 由此可见，年轻时的董浩云身边的信赖朋友几乎都有地下党的“嫌疑”，譬如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陈已生和赵朴初，陈已生50年代初期就是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行政7级副主任，被誉为沪航业钜子，赵朴初曾任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俩的地下党“嫌疑”还胜过董浩云。所以山海里陈氏爱国家族长辈，陈已生的长嫂张佩珠（解放后，时任上海家庭妇女联合会会长)亲口告诉孙辈，董浩云和包玉刚都是共产党的人。至于是怎样的共产党已无从考证。
工华难童无线电培训班的合影 当年，董浩云不仅主动积极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进步组织的活动，还是一位年轻有名的公益慈善捐助者，上海“申报”有过多次对董浩云的报导。 《申报》1939年1月4日，刊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收款汇报第八号》，其中有关于天津航业公司和董浩云的捐款记录：“天津航业公司五十元，方瑞六念元，叶绪耕念元，王更三念元，董浩云十元……”从报纸出版时间看，正是董浩云回到上海的第5天。1938年12月31日，董浩云结束了在天津的6年生活，回到上海。也就是说，董浩云一回到上海，没几天就代表天津航业公司，和各位同仁一起，向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捐款，表明其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切关注。同时捐款的还有他的上司叶绪耕、王更三等人。 1941年09月22日出版的《申报》，刊登《上海幼幼教养院鸣谢募字第三号》：“本院近以物价高涨，影响经济支绌，爰举行征募捐款。……董浩云经募天津航业公司、通成公司、隆大厂、新昌盛行各五百元，泰昌栈、中通公司、恒昌祥号各三百元，俞钧孚先生一百元，发达工程公司三十元。” 据文中介绍，董浩云所募集的资金主要来自天津航业公司、通成公司、中通公司等这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企业，总共募集资金达3030元。 在上海“孤岛”时期，董浩云接触了不少中共和左翼进步人士，受他们影响，当年的董浩云思想激进，目光远大，在航业界虽属后起之秀，但人脉甚广，加之其老岳父和泰昌祥轮船公司是上海老牌轮船公司，因此 他的动向自然成为滞港上海帮船公司老板们关注的目标。 若从董浩云生平大事说起，读者也会从中发现有用的思路，回头再寻找“迷底”，那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由于各种媒体对董氏集团有过层出不穷的报导，本文只从1936年说起。 那时，年仅25岁的董浩云拟定了一份《整理全国船业方案》，呈送交通部。他提出这个方案，主要目的是希望在政府资助下，成立一个航运信托公司，以促成中国民营小公司的合并经营，充实本国航运力量，为今后收回沿海及内河航运权，并筹备开通国际航线作准备。 1937年4月，上海宁波人董浩云与同乡好友董汉槎（中国保险业先驱)等发起创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简称中航)，总公司设在上海陕西北路（西摩路）414号，这是一幢四层欧式楼房，居住者除办公人员，还有不少家属。公司开张时，只有一艘千吨左右的货轮，毕竟是自己拥有的，也开始代理运行其他公司的船舶。 抗战时期，中航信托与中国各民营轮船公司一样遭受了灭顶之灾，董氏公司也落入日军之手，余下的船舶中一些船只回应国民政府号召，沉于长江封锁航道，拒日舰西进武汉。 辛亏董浩云保住了公司的几条船，而后举家迁往“陪都”重庆。此时，董浩云的航运事业跌入了低谷，但是，他无时不刻地绞尽脑汁寻找对策，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董浩云于：1940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独立的“金山轮船公司”，是年3月19日，中国航运信托公司改由英国注册的公司在上海宣告成立，办事处设于外滩的汇丰银行大厦300室，其后办事处又搬迁到其岳父顾宗瑞名下的瑞华银行(爱都亚路1号,今延安东路)。公司成立后即购买了两艘旧轮，为了经营上的便利，两轮都悬挂巴拿马国旗。其中“Capella/海星号”是一艘客货轮，因为设有统舱船位，特别适合航行于中国的沿海城市，而“雷梦娜”( Remora总吨位3500吨）是1920年由美国建造的一艘货船，是年9月该轮曾全部聘请中国人驾驶，往返于远东与美国西岸，由上海经菲律宾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的 Portland港口，成为中国现代远洋航运史之伟大创举。 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中国航运公司作为“敌产”被日军接管。董浩云只好重返上海，又将爱都亚路1号作为公司的临时办事处，由于公司没有船只，只能租用了一艘“北铭”号小轮(约667总吨)，经营上海至天津间的航运，这是“中航”最凄惨的年代。 抗战胜利后，董浩云申请“中航”复业却被政府财政部以在香港注册为由驳回，其立马另起炉灶，于1946年8月，董浩云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国航运公司，自置天行号等十艘海轮，共10佘万载重吨，在国内近海各口岸不定期航行，还经常承运台湾物资，航驶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区。 到1948年底，董浩云一举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私人船东。在其创业过程中创下不少历史记录。 1947年8月4日，全由中国海员驾驶的“天龙”货轮从上海出首航途经法国，穿过大西洋抵达美国诺福克，“中航”此举震动了航运界，也成了新闻界的重要新闻。次年，由船长费肇基率领59名中国海员驾驶的“通平”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货轮）成功地由上海抵达旧金山。这是董浩云的事业和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旗下天龙、通平轮乘风破浪，远渡大洋，相继开辟了中国通往欧美的远洋航线，中航谱写了中囯远洋航运史的新篇章。
1948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为中国保险业资本最雄厚的保险公司，杜月笙任董事长，在钱新之、徐学禹、杨管北、卢作孚、董浩云、骆清华、李叔明、杨经纶、徐恩曾、王更三等董／监事，在这些上海航运界闻人中，董浩云是最年轻的董事。与此同时，“中航”在台北设立分公司。 是年12月，董氏举家乘坐招商局“海文”轮搬迁香港，（早在 1940 年前后，董浩云就在香港的高尚住宅区九龙塘施他佛道置了一处房产），随后，“中航”也在位于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环皇后大道中鹧鸪菜大厦420 室设立了办事处。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这天上海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在上海国际饭店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董浩云是最后一次参加了会议，此后，他离沪赴港直到去逝再也没有踏足大陆。这也是董浩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董氏走后，上海“中航”由副总经理锺山道主持公司日常工作。但其旗下船舶都南下香港和台湾。 董浩云来到临时安身之处香港后，就着手处理和经营“中航”和“复兴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复兴航业”另设篇章）。但是，当时美国与台湾关系恶化，因为欠着美国银行的贷款，董浩云在复兴航业2艘船只被美国借机扣留，只好将仅剩一艘船改册到在香港注册的金山轮船(分)公司。 此时此刻，暂时栖身香港的董浩云面对着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站队决策部署，而国共双方也使出浑身解数，争夺南下滞港上海航运界人和船的归属。 1949一1950 年，《南船北归》的滞港船舶有志新公司的“海王星”，大中华公司的“大江”，民新公司的“新康”，安达公司的“沙根”等多家公司及十几艘海轮北归，尤其是招商局的“13轮起义”和民生的“18轮”北归，这些公司的掌门人都是航运界知名人士，与董建华有着多年交往经历，可想而知，带给董浩云的冲击不是一点点。这一切可从洋洋大观的上中下三册“董浩云日记”中找到佐证，1628页记录了董氏从1948年至1982年几乎每天的重要行程，透露出他的心路历程，却独独缺少48年11月28日至49年6月20日近7个月的日记，这有些异常，这期间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尤其是国民党丢失北方天津和南方上海两个最重要的海港，对董浩云的触动肯定是刻骨铭心的，他和他的事业直接面临选边站的大难题，然而没有记录，是日记主人公太忙无暇落笔，还是编注者认为内容过于隐私不便公开。总之只能借用其他资料作一补叙。 上海解放后，周汉楚(天津航业公司经理)曾专程前往香港，会见老同事老朋友董浩云，俩人多次商谈今后的去向，当部份北归的船只在天津成立了华北联合办事处，办事处召集人周汉楚特将办事处的货运情况、船舶吨位以及货运价位等资料转告董浩云，其目的是希望董浩云下定决心早日北归。 曾任新大陆轮船公司董事长，兼轮船同业公会秘书长的李云良是航运业的前辈，也是董浩云的老朋友，新大陆轮船公司的“新中国”和“新亚洲”两轮北归后，李云良也于1949 年从香港北归上海，其后被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聘为交通部参事。1950 年时，他作为董浩云老朋友也前往香港动员董浩云回国，但无功而返。 上海大中华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刘浩清与董浩云年岁相近，志趣相投，家国情怀，事业前途和希望国家富强是俩人谈话的常题。 当时，国家正呈现一派新气象，百废待兴，而且政府也允许资本家合法经营，不少上海帮各企业大佬离港回沪，其中有“火柴大王”刘鸿生，他曾担任过招商局董事长，这对董浩云刘浩清影响很大，共同复兴国家的经济也是大家的愿望，因此董刘俩人都有北归的想法，不久，只是刘浩清将旗下的三艘海轮分批北归，但他从未透露董浩云为何最终没有选择北归的原因，不透露并非不知情。而董氏本人坐镇香港，并分别在香港台北设立船公司。 此时的台湾当局似乎表面没派人专程到港游说董浩云，这是因为“中航”一年前就在台北设了分司，至于董浩云最终没有率船北归的原因甚多，主要有： 1950年1月，停泊香港的招商局13艘船（其中6艘美债船）宣布起义，美国以债权人地位也对董浩云占股很多的，复兴公司航行海外的7艘船扣留抵债。 是年3月12日，贺衷寒一出掌国民党交通部，极为重视鼓励海外航业机构迁台事宜，亲自致函杜月笙和钱新之，希望他俩能将复兴航业公司迅迁台办公，为滞港其他航业公司作出带头作用。于是杜月笙、钱新之和杨管北频频商议，据说蒋介石也带话杜钱俩人，于是乃由杜月笙拍板，既然复兴航业公司大部份船只，系由政府担保借贷美国债款购买，那么，就顺水推舟做得漂亮些，杜月笙、钱新之双双出面，以自身年高体弱多病的理由，表示无意继续主持复兴航业公司的业务，他们二位要求成立一个复兴航业公司监理委员会，而将复兴航业公司改由官方营运。复兴的整体迁台对董浩云影响之深不一般。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当时人在日本的董浩云敏锐地感觉到，国内外局势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客观上导致他此后最终选择坐镇香港，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经营香港台北两地的旗下船队，欲想大展宏图，实现做“现代郑和”的理想。
当年的美帝第七舰队 然而，这年7月5日之后，直到1951年元旦之前，又有近6个月日记空白，事必有因，幸亏董浩云在12月24日(补记)的日记上写道:“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乘CAT机赴台北，距上次离台日期，达九个月之久。此次飞台仅在二十四小时前决定，站在自己岗位上，自不得不有此一行，毁誉得失，亦无从计及了。旅台达三个月之久，日为复兴航业公司事奔走折冲，其间将中国航运公司4总公司近台有所布置。俞丹、董汉槎，程云庆诸兄相继来台，完成了使命一部分，我则于十一月十五日乘 Northwest飞机返抵香港，亲友均来接。丽真尤喜出望外，所谓不能出境之流言，均一扫而光。” （注，丽真是董浩云夫人)。 为何补记已不得而知，但信息量极大。一一“距上次离台日期，达九个月之久。” 可以推断赴台之前的九个月，他乃在观望是否北归。 “此次飞台仅在二十四小时前决定，站在自己岗位上，自不得不有此一行，毁誉得失，亦无从计及了。”一一1950年8月14日，董浩云又一次飞抵台湾，美国第七舰队配合台湾当局加强封锁台湾海峡，他不得不仓促赴台决断自己事业的今后走向。至于这次客观上充满政治倾向的商业决策，所引起的毁誉得失后果，他也无法顾及了。 “我则于十一月十五日乘 Northwest飞机返抵香港，亲友均来接。丽真尤喜出望外，所谓不能出境之流言，均一扫而光。”一一在台期间，董浩云将中国航运公司总公司正式搬迁至台北，并易名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Chinese Maritime Transport Ltd.，简称CMT)，并在基隆、高雄、东京和香港设立分公司 。在这次赴台前后因长达三个月，外界已盛传董浩云不能离境，补上一段日记，表明他来去自由，给足了台湾当局面子，也为以后密切与台湾关系的务实做法。不然，分公司和那几艘可怜兮兮的船还在人家手里，加之他占有相当股份的复兴航业也迁到台湾，董浩云从实际利益考虑，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或另有其他考量而“迁台”已不重要。不知内情的人只能靠分析耒推定，是否符合逻辑，仁人仁智。 虽然，此时的董浩云立足香港，开始着重与台湾打交道，但是董浩云并非完全倒向一边，爱国港商刘浩清在《我和董浩云的交往》一文中写到，1950–1951年董浩云旗下的船队也常常开往大陆。期间，台湾的情治部门也开始为了董浩云设有专档，尽管收藏的多为各个时期有关董浩云活动的剪报等资料，并未发现有什么大的违规事项，也没为难“中航”和董氏本人，很可能是董氏货轮采用了巴拿马船籍的迂迥方式，运载的大部分货物不是战略物资，但肯定是大陆所需的必需品。当时，即使那些己北归大陆的不少民营轮船公司也是靠挂外籍旗为新中国运输货物。 1951年初，香港华润公司依陈云的指示，派出地下党员谭廷栋扮成富商，在新加坡采购了3700万吨橡胶，谭又委托董浩云租用了一艘米字旗轮船“南希·马勒”号（船东是马勒家族在上海开设的马勒航运公司）， 载着这批物资，顺利驶出新加坡，在开往广州的半道上，被英国海军军舰拦截返航新加坡，由于装运是被西方列为禁运中国的战略物资，为此，董浩云上了新加坡海关黑名单，被禁入境。 此时在港的董浩云不仅仅与新中国保持贸易往来，还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的进步团体展开活动。 1951年，由左翼文人顾而己执导，顾而鲁，陈娟娟主演的“港版”《小二黑结婚》上映后，在香港引起一场轰动。同年10月27日，《小二黑结婚》在北京公映，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此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小二黑结婚”热，1962年，毛泽东调看了评剧《小二黑结婚》的影片后，称赞它“讲明理，通神韵”。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港版《小二黑结婚》电影会与董浩云大有关联。 其实，当初在港的左翼进步导演顾而已在拍摄电影《小二黑结婚》时缺少50％的资金，那时的文化人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情急之中，顾而已和演员顾也鲁想到了香港“金山航运公司”经理董浩云，当年在上海时，仨人都是“蚁社”里交往甚密的热血青年，知道董浩云曾资助过许多进步艺术家，而且，当年顾也鲁也是梅龙镇酒家的股东。 顾董见面后，董说他很喜欢《小二黑结婚》小说，闲话一句，当即对顾氏表示：“你们的责任是拍好电影，资金由我解决！”并且要求，他只管出钱，但是不要挂名。这是董浩云的一贯作风，也考虑到不可让台湾当局获知，他资助了这部风摩大江南北的共产党电影。
文章写到这里，笔者忍不住插入自己的想法(仅供参考)，起到事后诸葛亮的作用，从以后的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的展现客观事实来看，中国航运界老前辈董浩云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也对得起自己所怀有的一颗爱国的中华民族家国情怀。 卢铭安 落笔于悉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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