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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从嘉定十七年(1224)登上皇位到宝祐元年(1253)，已经在位三十年，此时外患堪忧，而理宗本人却开始懈怠政事。 锐气日减，暮气沉沉，不思进取，及时行乐思想占据上风，沉溺于声色而不可自拔。  外患方面，淳祐十一年(1251)，蒙哥登上汗位，命皇弟忽必烈领治漠南汉地，加强对南宋的侵逼，并命忽必烈远征大理，形成对南宋的南北夹攻态势。南宋的边防形势与淳祐前期相比，正在趋于严峻。一只攫食雄鹰正在向南宋通近，可是理宗却丧失了“更化”的热情，变得怠于政事，贪图享乐，麻木不仁，政局日益混乱、暗淡。 宝祐时期，“阎、马、丁、当，国势将亡”的谣谚，正是民众对这种政局的生动描绘，也表达了人们对时政的无比愤慨！ 1、宋理宗昏聩的表象从年龄上说，宝祐元年(1253)，理宗时年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时，可他竟然开始腐败堕落了。 自宝祐元年至景定五年(1264)十月，理宗病逝的约十年时间，他贪图享乐，骄奢淫逸，阎妃恃宠骄横；宦官董宋臣居中用事；丞相丁大全广植私党，弄权擅政，打击排挤良相董槐等；佞臣马天骥也投理宗所好，胡作非为。因而，朝政大坏。 宋末人周密曾说：“丰亨豫大至宝祐、景定，则几于（徽宗）政（和）、宣(和)矣”，认为理宗宝祐、景定时期，与北宋徽宗政和、宣和时期一样，政治黑暗腐朽，出现了亡国之兆，准确地揭示出了理宗宝祐年间的政治特点。 其实，理宗怠政乱政的问题亦非到宝祐时才是如此，在淳祐末年就已表现出来。 淳祐十二年，官员牟子才指出，理宗此时的统治存在五个方面的失误：
理宗失去端平更化的图治之心，开始荒怠政事，贪图享乐，政治向不良方面发展，在用人问题上也显得昏聩糊涂。“清勤有守”的贤相董槐不敌外号“丁疯子”的丁大全，耿直的宰相吴潜不敌好大喜功的贾似道。  理宗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肆欲享乐去了。 2、理宗何以堕落？导致理宗从勤政转向怠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宗本身并非雄才大略之君，其皇位是依靠史弥远的阴谋和宫廷政变而得来，没有经历过王朝创业的艰辛，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过正规的、良好的教育，也没有经过与竞争对手的正面激烈斗争，他的脱颖而出主要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被史弥远作为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被拥立登上皇位。所以，他的出现并非优胜劣汰的结果，而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可谓时势造“皇帝”。他在道德、功业方面，都没有很可称道的表现。 第二，他的性格是史弥远满意的“贤厚”型，换句话说，是比较软弱的、易于控制的，是对史弥远俯首听命的。经过余天锡、郑清之、史弥远的先后培育、调教，他完全达到了史弥远的要求。理宗对史弥远不仅在史氏活着的时候敬畏有加，而且在他死后也敬若神明，反映在施政上，理宗不愿否定史弥远，致使权相政治的弊端得不到真正的清算。这就决定了理宗没有远大的抱负，不会有很大的作为。 第三，随着理宗统治时间的延长和皇位的稳固，他居于深官之中，不体察民间疾苦，轻视疆场安危，喜听宦官和官吏的谄媚吹捧，逐渐滋生了妄自尊大的心理，使其不再踏实地经之营之，于是“无所畏惧，纵情极欲”。 宝祐四年，牟子才上奏道：
 牟子才就理宗召京师妓女入官淫嬉之事，指出：
他淫乱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 第四，理宗虽然在“端平——淳祐更化”二十年间取得了一些经国理财用兵的成效，但是总体上并不成功，没有实现其中兴宋室的梦想，所以对时局感到灰心失望。宝祐四年(1256)，他在诏书中表露出对槽糕形势无可奈何的心：
由失望而浮躁，进而厌倦朝政。 第五，在专制制度下，没有什么力量能真正约束皇帝的权力，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专横、贪婪和腐败。理宗在宝庆、绍定年间表现得非常好学和节俭，是由于有史弥远的监督和控制，他不敢怠惰和放纵；端平年间表现为急于求成，好大喜功；在嘉熙年间表现为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在淳祐年间日益表现出专断和私欲膨胀。 在理宗即位之初，国子祭酒乔行简就曾说道：
到宝祐年间，正直大臣都不合其意，变得喜欢身边的弄臣和奸宦。
 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即使是有所作为之主，在他们统治的后期也难免昏庸怠政，像唐太宗、唐玄宗都是如此。这是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不独理宗为然。 3、理宗的“五变”宝祐年间(1253一1258)：
以致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在朝堂门上书写：“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阎，指阎妃；马，指马天骥；丁，指丁大全；当(“董”的谐音)，指董宋臣。其中，身为丞相的丁大全对政局的破坏较大。 监察御史朱貔孙说：
宝祐三年正月，因理宗宫禁中倡优混杂、纸醉金迷，起居舍人牟子才向理宗进谏：
整个“端平——淳祐更化”时期，理宗大的反复即达五次之多。 如刘克庄在淳祐十一年所总结的：
4、佞臣当道在宝祐时，对政局破坏最大的是丁大全。  丁大全，字子万，镇江人。理宗嘉熙二年(1238)进士。丁大全相貌奇特，“蓝色鬼貌”，为人狡诈。丁大全的得宠与外戚有关，“大全为戚里婢婿，寅缘以取宠位。” 丁大全起初是个小小的萧山县尉，巴结上时任两浙东路安抚使的史岩之，史岩之对其非常赏识，“期以他日必大用”。他逢迎理宗宠信的两个宦官卢允升、董宋臣，从此官运亨通，逐渐身居要职，由右正言到右司谏，到殿中侍御史，最后升为待御史兼侍讲，成为接近皇帝的朝中要员。 他利用担任言官的机会，开始植党伐异，沈翥、方大猷成为其心腹爪牙。由于有得势的宦官作为同党，为他延誉，理宗对他十分宠信重用，丁大全气焰嚣张，以致胆大妄为，以武力挟持赶走丞相董槐，引起政局震荡。 理宗与董槐没有改良政风的共同语言，相反却把丁大全作为宠臣。丁大全为了巩固权位，私下去结交董槐，遭到拒绝。丁大全对董槐十分记恨，日夜刻意寻找董槐的短处，图谋报复。董槐有所察觉，在入见理宗时，对理宗说丁大全奸佞不可亲近，让理宗疏远丁大全。 可是，理宗不听。随后在如何对待丁大全问题上，董槐和理宗已经不能谈到一块了。 于是，董槐上章求去。四年六月，做宰相不到一年的董槐被罢去相位。罢相的诏书还未下，丁大全竟：
董槐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丁大全以御史台牒驱迫出关，然后才接到罢相诏书。 与丁大全同时的另一个佞臣是马天骥。 马天骥因给理宗周汉公主出嫁献上特别彩礼而博得理宗的欢喜。
宝祐四年十一月，丁大全任签书枢密院事，马天骥任同签书检察院事。和丁大全一起，恃宠用事。  董宋臣，是理宗最宠信的宦官。 淳祐中，以容思殿柢侯特转横行官。宝祐三年(1255)，兼干办佑圣观。景定四年(1263)，自保康军承宣使除入内内侍省押班，寻兼主管太庙、往来国信所，同提点内军械库、翰林院、编修敕令所、都大提举诸司，提点显应观，主管景献府事，主管御前马院及酒库。 董宋臣为非作歹，正直官员深感愤恨。侍御史洪天锡曾上章弹劾他，董宋臣不受惩治，相反洪天锡本人左迁大理少卿；开庆之役，京师震动，文天祥曾上书乞诛董宋臣，理宗还是包庇董宋臣；文天祥不愿与丁大全共事而上书求去，理宗竟同意文天祥出知瑞州，目的还是护着丁大全；秘书少监汤汉上章揭露董宋臣的罪恶行径，理宗还是袒护不已。 “其见宠爱如此。” 5、沉湎女色在理宗的生活中，先后有三个女人占有重要地位，一位是理宗皇后谢道清，一位是贾贵妃，一位是阎贵妃。 皇后谢道清，名义上地位最高，实际上理宗不喜欢她，当初立谢氏为皇后并非出于理宗的心愿，而是杨皇后为了感谢曾任宰相谢深甫的援立之功，强立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为皇后。 谢道清在晚宋政治舞台上也扮演过比较重要的角色，故而这里加以叙述。 谢道清，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祖父谢深甫，曾任宰相。谢道清的容貌较丑，“生而黧黑，臀一目”，其父谢渠伯早卒，家道中落。谢深甫当年曾经为杨皇后正位出过力，杨后很感谢他。“理宗即位，议择中宫，太后命选谢氏诸女。”看来是一桩包办婚姻。 理宗另有所爱：
谢道清虽为皇后，但是理宗仍然喜爱贾贵妃，贾贵妃专宠。 
理宗为贾妃建演福寺作为功德寺。理宗无子，贾贵妃为理宗生育一女，即周汉公主，理宗非常喜爱。起初，宰臣想效法唐朝故事，选状元郎为驸马，可是公主看不上当时状元周震炎，理宗知道后尊重了女儿的意见。后来，公主下嫁了杨太后的侄孙杨镇。可是周汉公主到二十二岁就病逝了，这使理宗非常伤心！ 贾贵妃死后，阎贵妃又以美色受理宗宠爱，还为之建集庆寺。淳祐十年(1250)，创新寺于西湖之积庆山，“轮奂极其靡丽”，寺额殿阁皆理宗御书，金碧辉煌，为湖山诸寺之冠，至淳祐十二年(1252)建成，理宗亲笔赐名“显慈集庆教寺”，随后即赐给阎贵妃为功德院，且赐山园田亩为数颇多。
从此，门禁森严，不许游人出入。 阎妃专宠时，正值董宋臣气焰冲天、横行乱政，时人就把他们同唐明皇、杨贵妃、高力士相比。敢于直言的牟子才在朝多次劝理宗不要启用佞臣、宠信内待、沉迷女色。 德祐元年(1275)八月，朝廷才把理宗赐给集庆寺的田产和赐给贾妃演福寺的田产，由皇宫内司管辖归还政府机构安边所。 明代钱士升指出：
 理宗之所以怠于政事，正是由于他贪图享乐、沉湎女色之故。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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