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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有这样的胸襟的，也许是到了廓然大公的境界，所以他能度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坎坷。一位哲学界人士回忆说，有一次开会，所有的人都批评冯先生，中午休息时，他踌躇着想去安慰几句，不想冯先生已经靠在沙发上照常午休，安然入睡。他觉得常人真难以做到。批冯的人很多，有时并不讲理，父亲从不计较，在家里从未说过哪个人不好，只笼统地说他们也是为形势所迫。父亲是这样宽容，事事为别人着想，这都是中国哲学给他的力量。 父亲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让人能够欣赏古往今来美的东西。他本想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以后，写一些艺术感受，题名为《余生札记》，已成一篇《论形象》，从杜甫的《丹青引》谈起，讨论美术创作。可是，《新编》以后的余生很短，他已经泪干丝尽，不得不带着满脑子的“非常可怪之论”远去了。那些发光的“非常可怪之论”，究竟还有多少，内容是什么，能够给人的精神世界增加怎样的活力，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父亲的趣味很广泛，对文学艺术有许多见解。他告诉我，昆曲音乐中直起直落的变化，称为“方笔”;北京城里钟楼和鼓楼的气韵不同。他讲过，一位朋友看晚年程砚秋的演出，程一出台，甚显胖大，这位朋友“哎呀”了一声，心想：这怎么受得了!听了几句之后，觉得完全受得了，再听再看，觉得很愿意“受”。这里没有直接称赞程氏的表演艺术，却让人感到程的表演之高超。我们每年春天要去颐和园，看玉兰，看海棠，看桃花。后山的桃花映着松树，又活泼又庄重，是一幅永远难忘的图画，我们常流连在这幅图画中。父亲却不让任何一种趣味成癖，绝不玩物丧志，他离不开的是哲学。 我和弟弟小时候有一个任务，为父亲研墨、拉纸。父亲写字时，要有人站在桌对面，慢慢把纸拉过去，他好往下写。纸有时要熨，那是母亲的事。家里始终没有预备毛毡一类的铺垫，可见不是书法家。早年父亲是站着写字，写得很直，间隔匀称，自己看看，说行气很好。老来写字，一行字总要向右歪。给我写的一副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下联便是斜的，我称之为斜联。八十五岁以后，他改为坐着写，手抖，字的笔画有时不准确。一九八二年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他写了“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后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赠给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教授，那一年，他八十九岁。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施蛰存先生常和父亲在翠湖边散步。父亲赠他两幅字，一幅是“断送一生唯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另一幅是“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唯恨无人着先鞭”。“断送一生唯有酒”是韩愈的《游城南十六首·遣兴》，“鸭绿桑乾尽汉天”一首，我原以为是父亲自作，后来知道这是陆游的诗。前几年嘉德公司举行字画拍卖专场，其中有父亲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功名在子何殊我，唯恨无人着先鞭”这两句，笔迹饱蕴秀气。这是父亲书法的特点。 北大程道德先生曾送来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程君是书法爱好者，收集了许多书法，影印成册，其中有父亲的一幅“紫光同志属书 灵龟飞蛇感逝川，豪雄犹自意惘然，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读曹操《灵龟寿》”。这是父亲在一九七四年写的一首诗，有小序云：“曹操《灵龟寿》辞意慷慨，然犹有凄凉之感。今反其意而用之。”“灵龟寿”显系“龟虽寿”之误。这幅字流落市间，程先生以三千元购得，编入此册。 父亲曾为王伯祥先生写过一个条幅，写的是李翱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四十年代父亲常写李翱的两首诗，这是其中之一。王伯祥之子王湜华曾将此字拿到我家，让我欣赏。我非常喜欢这幅字，那诗的空灵和字的隽秀浑然一体，沁人心脾。我将此字送到荣宝斋复制，悬于壁间，每日相对。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写寿联。一九九〇年夏，他写了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曾拟名《双城鸿雪记》，后定名为《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甚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天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漂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父亲在初冬深夜去世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本文选自宗璞《向历史诉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 《向历史诉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是将宗璞以怀念父亲为题材的文章汇编而成的一本书，这些文章从女儿的角度，记述父亲幼年丧父、刻苦读书、谨严治学的成长道路，回忆自己从幼年到老年（冯友兰去世时宗璞62岁）与父亲之间的诸多生活细节，表达她对父（母）亲的深切怀念、对父亲的学术成就的理解和仰慕、对父亲的治学精神的钦佩、对父亲的人生态度的赞赏，以及这一切对她自己的写作事业的深刻影响。这些文章娓娓道来，既充满深情，又理性详实；读者既可欣赏美文，又可从中了解历史，参悟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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