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上的《名人》故事（42）

冯友兰的迂腐与睿智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住在白米斜街，其宅院就是张之洞府邸的一部分。

冯友兰

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是一部影响人生的文化经典，是了解中国文化、开启智慧人生的入门书。冯友兰早在1924年就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以后在国内多所名牌大学执教，最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冯友兰一生没有离开这两个大学，那就是北大和清华。冯友兰在文章中说：“我于1915年入北大哲学系学习，1918年毕业。1928年到清华当教授兼行政职务，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又回北大当教授。”所以说，冯友兰一生是安心教书育人，专心做学问的学者。但也不见得都是天随人愿，比如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使得冯友兰东奔西跑，打乱了自己做学问的计划和时间。

上世纪30年代初，社会动荡不安，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任教，虽然说住在清华园的“三松堂”，却总感到不那么踏实。冯友兰夫妇便商量在城里买一处房子，以备不时之需。于是，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北师大原校长、友人徐旭生说张之洞家的后人急于出售他家的房子，愿从中搭桥介绍与张家洽谈。

张之洞旧居

张之洞宅府共有三个大门，中间的院落是当时的白米斜街3号。当时张家的后人急等着用钱，所以要价不高，很顺利的就成交了。然后就开始粉刷房屋，购置了必要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既然是“以备不时之需”，所以万事俱备之后，冯友兰并没有过来居住，而是请好友徐旭生全家及著名的民俗学家常维钧住进。直到几年后战事吃紧，日本人已经全面进攻中国，冯友兰全家方从清华园搬到了白米斜街。同时搬来的还有冯友兰的堂妹冯兰、妹夫张岱年（张申府之胞弟）。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高风亮节，为人处世，明亮畅快，相互帮衬。虽说君子之交，却血浓于水。就说冯友兰买下这所房子之后，不仅将房屋合理地分配给朋友居住，而且是不取分文（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特别是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清华南迁，冯友兰、张岱年两家人都走了，就把房子托付给徐旭生全权料理。

此后，院子又里来了新邻居。据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说，李戏渔先生住在垂花门外南屋，当时他在辅仁大学任教，曾多年随冯友兰一起工作。还有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夫妇，他们住在正院内。李霁野是应辅仁大学英语系之聘从天津搬来的。那是他刚结婚不久，夫人已经怀孕，两个男孩方平、方仲接连降生使院子里又有了新气象。母亲（冯友兰夫人）成了李太太的育儿顾问，事无巨细都要照料。晚上，母亲到李家一起听重庆广播，讨论时局的发展。

李霁野在1925年间曾向友人王鲁彦（著名作家，为当时在北京教学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学生）学习世界语，并通过这一机缘与鲁迅结识。鲁迅曾资助其入燕京大学学习，也是鲁迅先生的得力助手。如此，当李霁野住进白米斜街之后，又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每个月都按时来到李霁野家，那就是鲁迅的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

原来，自从鲁迅结识许广平之后，周老夫人只承认原配长媳妇朱安，并始终与其生活在一起。由于次子周作人不负担母亲的生活，老人的生活费还得由许广平从上海汇寄。由于物价上涨，汇款费用增加，所以许广平就请李霁野每月先垫付，待有人去北京时一并奉还。如此，婆媳二人每月都按时来取生活费。

据徐旭生的家人回忆说：“那一时期，许广平先生正在上海编辑出版《鲁迅著作集》，每出版一部分就寄给李先生一套。我就是从李先生的书架上读到鲁迅全部著作的。同时也读了李先生的译作《简爱》，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令人羡慕的是，那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竟是如此淳朴、善良，即便是文化思想上的论战，或是婚姻发生变故，大家也能相安无恙，把生活和工作做好。宗璞回忆说：“闻一多先生被暗杀后，清华不再提供住所，父亲（冯友兰）就请闻太太和孩子搬过来住（白米斜街）”张之洞生前也许不会想到，在他辞世后，会有如此多的学者名人，进出他的宅府，使得那座幽深老宅文脉日新。

冯友兰与女儿宗璞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数十年在他父亲身边身兼数职：秘书、管家、医生、护士带跑堂，如今已是90岁的高龄。她在回忆父亲的文字中写道：“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

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在冯友兰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条件落后的黄土高原。遗憾的是，1982年，幼子为祖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

宗璞说，在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1945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

有文字评价说，在这位世纪哲学大师的最后十年，完成了七卷本的鸿篇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从1979年起，冯友兰每天上午在书房两个多小时，开始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时，已经80岁的冯友兰曾引孔子的话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在冯老先生的心目中，活着是为了多明白哲学的道理。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

宗璞回答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果然在这部大作写成四个月后，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便安然离逝。

宗璞回忆说，父亲自奉俭朴，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1926年父亲31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酒）。

冯友兰，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学者，也是影响巨大的思想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