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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扰。哲学家冯友兰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虽说住在清华园的“三松堂”，却总感觉心里不那么踏实。冯友兰夫妇便商量在城里买一处房子，以备不时之需。于是，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旭生说，张之洞家的后人急于出售祖上的房产，愿从中搭桥介绍与张家洽谈。（下图：哲学大师冯友兰）
当时的白米斜街3号，是张之洞府邸的中间院落，因张家的后人急等着用钱，所以要价并不高，双方很顺利的就成交了。
既然是“以备不时之需”，当万事俱备之后（粉刷房屋，购置家具和生活用品），冯友兰并没有搬过来居住，而是请好友徐旭生全家及著名的民俗学家常维钧先住进“新房”。直到几年后战事吃紧，日本人已经全面进攻中国，冯友兰全家方从清华园搬到了白米斜街。同时搬来的还有冯友兰的堂妹冯兰、妹夫张岱年（著名哲学家）。
冯友兰共买下了院里的大小14间房屋，冯友兰将张岱年夫妇，老友徐旭生、常维钧等都安顿好，各家各户，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据徐旭升的女儿徐恒回忆说，当时我家有6个孩子，冯家有4个，常家有2个，凑起来正好一打。都是读书人的后代，孩子们玩耍之余，坐下来争着背唐诗宋词，《红楼梦》《水浒》阅读之后，再凑到一起交流和表达各自喜爱的人物。（下图：张之洞府邸院内）
以后，院子里又来了新邻居。据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说，李戏渔先生住在垂花门外南屋，当时他在辅仁大学任教，曾多年随冯友兰一起工作。还有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夫妇，他们住在正院内。李霁野是应辅仁大学英语系之聘从天津搬来的。那时他刚结婚不久，夫人已经怀孕；伴随着两个男孩方平、方仲接连降生使院子里又有了新气象。母亲（冯友兰夫人）成了李太太的育儿顾问，事无巨细都要照料。晚上，母亲到李家一起听重庆广播，讨论时局的发展。
李霁野当年是鲁迅先生资助其入燕京大学学习的，也是鲁迅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学生。如此，当李霁野住进白米斜街之后，又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每月都会按时来到李霁野家，那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和原配夫人朱安。（下图：朱安）
原来自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由于鲁迅结识许广平之后，周老夫人只承认原配媳妇朱安，并始终与其生活在一起。所以老人每月的生活费，还要由许广平从上海寄到李霁野处转交。
据说朱安是个非常传统本分的女人，她在与周老夫人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一是照顾周老夫人的生活，再就是守护着大先生（朱安对鲁迅的昵称）留在北京的家产，包括大先生的大量藏书。当时有些人曾找到鲁迅家，提出以高价收购鲁迅的藏书，均被大字不识一个的朱安拒绝了。而此时人们看到朱安吃的是开水泡饭，连咸菜都没有，日子过得虽然艰难，却毅然拒绝金钱的诱惑，守护着先生留下的“遗产”，彰显人格的魅力。
朱安在京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遗作。在鲁迅去世之后，朱安曾带信给许广平，邀请她带着鲁迅的孩子周海婴到北京生活，共度余生。表现出中国传统女性的慈爱和胸怀。
徐恒回忆说：“那一时期，许广平先生正在上海编辑出版《鲁迅著作集》，每出版一部分就寄给李先生一套。我就是从李先生的书架上读到鲁迅全部著作的。同时也读了李先生的译作《简爱》，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想想真令人羡慕，那时人与人之间相处淳朴、善良，即便是文化思想上的论战，或是婚姻发生变故，大家也能相安无恙，把生活和工作做好。宗璞回忆说：“闻一多先生被暗杀后，清华不再提供住所，父亲（冯友兰）就答应闻太太和孩子搬过来住（白米斜街）”
晚清大臣张之洞生前也许不会想到，当他辞世多年后，会有如此多的学界名人进出他的宅府，使得那座幽深老宅文脉日新。冯友兰生前曾经说过，在我成功的路上有三个女人，读书岁月有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年又得儿女孝。（下图：作家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数十年守护在他父亲身边照料父亲冯友兰，身兼数职：秘书、管家、医生、护士带跑堂，她自己也是著名作家，如今已是八十岁的高龄。
从1979年起，冯友兰每天上午在书房两个多小时，开始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时，已经80岁的冯友兰曾引孔子的话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在冯老先生的心目中，活着是为了多明白哲学的道理。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果然在书写成四个月，一代哲学大师便安然离去。
至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以极低的价格将白米斜街房子出售。从此，白米斜街“安静”了许多。
（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被誉为哲学泰斗。他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深入人心，每一个粗通文化的中国人，都是通过阅读这部著作而开启智慧的人生。冯先生早在1924年就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在国内多所名牌大学任教，最终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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