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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自古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易经》讲究阴阳平衡，主张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整体观念，其实这正是中医的核心思想。中国古代素有“医儒不分”之说，不少文人大家都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医由于是以实验学为基础的，所以很难自学，但中医是可以自学的。古代人学习中医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医馆学徒、家传和自学。中国历代很多中医大家，其实都是业余中医或自学成才的。 学习中医，首先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能看得懂中医古典书籍，所谓“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其次要有悟性，这是学习和领悟中医的天赋；最后要有临床经验，这个经验来自给人看病，也来自给自己和家人看病。这三个条件具备，就有可能成为中医大家。现在我们列举历史上的一些中医大家。 张仲景，东汉南阳人。汉灵帝时期，他进入官场，被任命为长沙太守。张仲景虽然年幼时曾拜师学过医，但在为官期间，主要靠自学中医，使他的医术不断提高，为了积累临床经验，他做官时不忘治病救人。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只为百姓看病。为此，他临床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越来越高。后来，张仲景干脆辞去长沙太守职位，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认真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经验，广泛收集民间验方，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的医学巨著。他的著作在后世广泛流传，治疗常有奇效，所以被后人奉为医圣。 清代乾隆年间的黄元御，出生于官宦世家，本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为朝廷效力，为民谋福。但在而立之年左眼染了眼疾，又因庸医治疗不当而致左眼失明，影响了他的仪容，而不得不放弃追求功名，五官不整使他永远也不能为官了。“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哀痛之余，他发愤立志，从此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他凭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信念，自学医学，三年而悟，即“三年忧思，一朝而解”。黄元御在苦读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三年后，终于一朝而悟，自认为领悟到了中医的真谛，遂作《伤寒悬解》，轰动一时，后又作《四圣心源》，成为一代名医。 近代中医也是如此，京城四大家之一的萧龙友，典型的自学和业余中医。他当过知县、知府和财政部秘书，因为母亲身体不好，既无家传也无师承的萧龙友用业余时间自学中医，并于1928年58岁的时候弃官从医。 京城四大家之二的施今墨，他的专业本是法律，1903年就读于山西法政学堂，后来进入北京的京师法政学堂，1912年施今墨的职业是在孙中山先生总统府陆军部帮助黄兴制定陆军军法，可是施今墨自学中医，业余行医，后来也成为一代名医。 恽铁樵出身贫寒，自幼失去父母，遂发奋读书，16岁考中秀才。他早年从事编译工作，看到社会上有人用西医攻击中医，便潜心自学和研究中医。1921年他毅然离开报馆正式挂牌，开业行医，不久门庭若市，医名大振。他从事内、儿科，对儿科尤为擅长，还曾创办“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并且著作颇丰，为我们留下了24部中医著作。 现代著名中医李可，他本是学美术的，参过军，当过记者，做过军队报纸编辑，1953年因错划为右派分子而被关。在监狱的日子里，李可在牢友中医的影响下看《易经》《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而自学中医，最终成为近代名医。由此可以看出，中医是可以自学的，而且通过个人的天赋和悟性，甚至可以成为中医的大家。 笔者举以上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医不同于西医，从古至今许多中医大家是通过自学成才的。我们今天则不同，中医师资格一般需经过中医药大学长达5年的系统学习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才能取得，但近年来国家根据中医的成才规律，也承认可以通过3年以上师承授受，再经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取得中医师资格。许多文人懂中医，因为中医是可以自学的，在民间确有这样的人群，他们对中医感兴趣，他们研读中医经典医书，他们是中医的爱好者，他们遇到自己或家人有了头痛脑热的小毛病时，为了方便，喜欢自己开个中药小处方，到附近的中药店抓来，自己熬着喝，如果获得效果，他们便对自己的中医医术有了几分信心，然后以更高的兴趣，继续自学和研究中医。 在大病面前，例如瘟疫面前，或者西医无法治好的癌症，人被逼到绝境，也有人会自行开中药与顽疾进行最后的博弈。 例如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医院人满为患，并且去医院面临被传染的危险时，对外国人来说，可能只有在家坐以待毙一条路了，但中国人则或许多一条自救的路，他们会参考中医书籍，参考网上流传的相关药方，再结合自己的脉舌，开一张适合自己的中药方，然后到附近的中药店抓来煮着喝，其实这是他们获得自救的捷径。 当然癌症的治疗则要复杂得多，也难得多。记得几十年前，我从内蒙古回来，在家等待分配工作，于是把当年我做兽医时医治两匹患癌症马的心得体会，写成了一篇癌症发病机制的假说论文，投给了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哲学刊物，但审稿时被肿瘤研究所的一个权威专家否了，我很沮丧。 编辑为了安慰我，向我介绍了金有景先生，他是语言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但他自学中医，还研究癌症。他的爱人身患肺癌，如选择西医，使用手术、化疗，最后也是死，所以他就自己开中药给他的爱人吃。他是研究少数民族方言的，经常到云南、西藏、甘肃一带考察，顺便也研究和考察当地的草药，所以他对各地草药的药性颇有研究，尤其是抗癌的地方草药。他的爱人就用了很多这类的草药，结果癌症逐渐消掉了，最后被他彻底医好。从此，金有景成为一名民间治癌专家，找他看病的癌症患者络绎不绝。 那时我家住在北京站附近，他家住在东单的一个大杂院，骑车也就十分钟的路程，所以吃罢晚饭，我便成为他家的常客。与金有景先生畅谈和探讨癌症是一件快乐之事，甚至很享受，特别是在他家经常能碰到前来咨询的患者，为此我有了更多学习和临证观察的机会，或许那时中医的种子就是这样种植在了我的心中，并且我开始了自学中医的历程。 当时国家对中医采取非常宽松的政策，因为如果按现在卫生部门的政策，金有景属于无证行医，属于行黑医，可那时他却定期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出门诊，一群西医大夫围着他学习，他开的每一张中药处方都会被记录在西医大夫的笔记本上。但后来发现金有景开的药方每次都不一样，这令西医百思不解，因为他们习惯于程序化、标准化治疗，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个相对固定的抗癌中药方。可岂知中医看病与西医完全不同，中医是因人、因地、因时，通过望、闻、问、切直接搜集患者的信息，然后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对症下药，所以药方灵活多变也是自然的。自学成才的金有景应该是一位中医大家。 1977年，我考入了北京中医学院，再也没有时间到别人家里做客闲聊，自然也结束了我与金有景先生的交往。1988年，我从美国回来，在新华书店买到了金有景所著的《抗癌食药本草》上卷，我的老师谢海洲为这本书作序。我一直期盼这本书的下卷能出版，但始终没有买到，后来从网上才知道金有景先生在1999年病逝，享年68岁。金有景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中医药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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