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对华国锋说：我和邓颖超有一个儿子，可惜没活下来，夭折了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核心成员，人民心中的好总理周恩来的一生至今仍被中国人民所深深纪念。他的功绩广为人知，也收获了与邓颖超同志的美好爱情，被广传为佳话。

但在1973年7月16日，全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之时，周总理不无遗憾的对华国锋主席说道：“我与邓大姐曾有过一个亲生儿子，可惜当时没有剖腹产，三天三夜也生不下来，夭折了……”

话毕，周总理已是泪光闪闪。旁人都深知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恩爱一生，却没有孩子，而除去这次难产，总理为何婚后多年，仍然没有孩子呢？

甜蜜的爱情

周总理可谓是思想开化的前沿人物，早在他青年之时，就为自己打下了婚姻的基调：我的终身大事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我反对包办婚姻，恋爱是自由的。

同时，如果我是一个献身革命的人，那么我就要选择一位终身的革命伴侣，与我一起一辈子从事革命事业，她一定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人。

当时，周恩来也不知道这位革命伴侣会是谁，直到他认识了邓颖超。当时的邓颖超，是女子演讲队的队长。

而周恩来刚刚回国，是一家报社的主编，负责编写许多针砭时弊、批判北洋政府的文章，积极地宣传着爱国反帝的思想。

邓颖超对周恩来十分钦佩，与他和陈清扬等人成立了“觉悟社”，出版了刊物《觉悟》，加上邓颖超极度感情色彩的宣讲，不少学生因此受到鼓舞，对革命局势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周恩来与邓颖超对于形势一片大好的革命工作十分欣慰，也在这个过程中对彼此产生了欣赏，但两人忙于革命，没有互相表白心意。

1920年，周恩来总理与众多学生前往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年仅十六岁的邓颖超已经在北师大附小当上了教员。在这个过程中，两人仍然书信来往，不涉及男女之情，只交流思想。

期间，两人越洋书信竟然高达250篇，周恩来总理也将马克思主义书籍多次寄给邓颖超，督促她的进步。

两人炽热的爱意随着书信逐渐升温，直到1923年的春天，邓颖超收到了周恩来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一句话：

“希望我们能像卢森堡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的表达让邓颖超十分感动，彼此的情谊更加浓烈。

五年后，周恩来终于回国。然而，因为公务繁忙，两人并未见面，1925年夏天，两人终于能够在广州碰头，本以为周恩来会在码头迎接自己，可邓颖超却没有想到怎么都没有见到周恩来，直到人群散去，自己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五年未见，但两人早已在书信中确认了关系，好不容易到了广州，却被冷落。但转念一想，此时的广州正在闹“省港大罢工”，正是周恩来忙碌的时期，邓颖超便也释怀了。

而事实上，周恩来总理也并没有忘记她，反而派派副官陈赓前去接人。陈赓因为没有见过邓颖超，只拿着照片在满是人流的码头寻找，最后怎么也找不到，等他回到住处，邓颖超已经到了。

无人知道那一路邓颖超的心情，但她晚年回忆，满是感慨地说道：“革命的地点如此简陋，仅有一个衣柜、一张床、一个书桌。终于见到了陈赓，他热情的接待了我，我问他，能不能带我去革命的地方，就这样，在广东区委会，终于见到了周恩来。

他比五年前消瘦不少，正在低头写东西，对我只打了一声招呼，就继续与陈延年、邓中夏等人继续商议事情。讨论好后，他直接离开，招呼都不打，第一天，两个人连话都没说上。”

直到第二天，邓颖超被任命为妇女部长、区委委员，辅助何香凝展开工作。晚上，两个人简单地在一起吃了顿饭，没有邀请什么客人，便算作结婚了。

直到第二天，革命同志们听说了消息，强烈要求周恩来请客，没有办法，周恩来便张罗了两桌酒席，请了一众同志，热热闹闹了一番。

第二天，邓颖超继续主持黄埔新生的入学考试。或许只有这样的“邓大姐”，才是革命的好伴侣，而他们传奇的一生，也刚刚起步。

无言的遗憾

两人婚后，甜蜜如初，即使时常分隔两地，仍然互相挂念。周恩来生病昏迷之际，稍稍清醒的第一句话就是“有邓颖超的消息了吗？”而邓颖超能够背出周恩来的每一封书信，让人直观的感受两人的革命爱恋。

后来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央撤离延安，周恩来与毛主席一同留在陕北继续作战，百忙之中的中秋节，他仍然记得给邓颖超写下一封书信，旁人见到，无不打趣：“这是情书吗？”

邓颖超正色道：“这是形势报告。”楚平等人便笑：“书信上的'对月怀人’等语句，不是情书，是什么？”

然而，完美的婚姻也并不存在，邓颖超与周总理始终没有孩子，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由于工作繁忙，邓颖超无意生下这个孩子，于是便自作主张买了打胎药，可是吃了之后，她痛得满地打滚，只能住院一周才好。

不久后，周恩来回家，看见憔悴的邓颖超，责怪她过于“形而上学”，实在不应该为了革命扼杀一条生命，邓颖超也感到后悔，在周恩来的安抚下才渐渐走出阴霾。

第二次怀孕是在1927年，临产的邓颖超面临着“四一二”事变爆发，广州军阀对共产党员大肆追捕，邓颖超只能与母亲尽量前往上海躲避。

然而，作为周恩来的夫人，人人都认识，又该如何藏身呢？好在医院里一位好心的女大夫，将她伪装成护士，掩护着她在医院里躲避了两天，并在军阀搜查后，将她送上了前往上海的电船。

到达上海后，由于难产，孩子三天三夜也没有生下来，医生无奈使用了产钳，却不慎将孩子的头部弄伤，九斤重的男婴，最后遗憾夭折。

同时，由于产后疲劳，邓颖超的子宫收缩没有完成，恐怕再难以怀孕。邓颖超很是伤心，此后，她也果真没有再怀孕过。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四十多岁的邓颖超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因为她用了化名，医生将她当做普通病人看待，并又一次直接而明白地告诉她，再也不可能怀孕。听罢，邓颖超默默流下了泪水。

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陆续抚养过许多革命后代的孩子，比如杨特特，以及钱壮飞儿子钱江、钱一平、蔡和森儿子蔡博等，让他们能够继续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增光添彩，而他们也没有让总理失望。

遗憾一定是有的，邓颖超晚年曾念叨过一句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这一儿一女多好。”她时常怀念起失去的两个孩子，这是她心中永恒的痛、永恒的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曾建议周总理另娶，以繁衍后代，邓颖超权衡后也同意周恩来另娶，并亲自劝说。但周恩来十分生气，他说道：“宪法规定了一夫一妻，我是国务院总理，更应该以身作则。”

邓颖超黯然说道，可是我可惜没有为你留下孩子。周恩来温情的说道：“我们有十个孩子呢，他们的父母因为革命牺牲，我们就是他们的父母，我很知足。”

就这样，两人不幸之中的幸运是，爱人永远陪伴在身边。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国内海棠到了季节，火红似火，是周总理最喜欢的，邓颖超摘下一枝花、一支红叶，寄给了他。

而周恩来总理也买了芍药和玫瑰花寄给邓颖超，寄托自己的相思之情。两人相依相伴，从青年到老年，一切都是只在不言中。

直到1972年底，周恩来得了癌症，邓颖超一边兼顾工作，一边每天看望周恩来。

直到1976年周恩来临终，他才饱含遗憾的对邓颖超说道：“我这一生，太忙碌，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对你说。”邓颖超说道：“我也有很多话没讲。”两人沉默对望，“看来只能带走了。”

1976年1月6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哀悼。邓颖超按照周恩来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与海河。

1992年，邓颖超病逝，同样将骨灰撒向了海河。

总结：

从青年到老年，革命事业必然会忽略家庭，好在两人的互相理解、相依相伴，不仅使两人不断携手向前，也为彼此的精神家园打下了坚固的避风港。

这对革命伴侣走完了一生，也为后人留下了思考，到底怎样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是精神的契合与前进路上的互相扶持更为重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儿育女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