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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半表半里证类 半表半里证亦和表、里证一样，而有阴阳两类。《伤寒沦》所谓少阳病，即其阳证的一类。而所谓厥阴病，即其阴证的—类，今择其有关论述，简介如下： 先说阳性的半表半里证。如《伤寒论》第263条说：“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是说热郁于半表半里，既不得出表，又不得入里，势必上迫头脑，则口苦，咽干，目眩，乃是自然的反应，故凡病见有口苦，咽干，目眩者，即可确断为少阳病。 第264条：“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少阳中风，即指太阳中风而转属少阳病的意思。两耳无所闻，目赤，亦同口苦，咽干，目眩，出于热邪上迫头脑所致，热壅于上故胸满而心烦。少阳病不可吐下，若误吐下之，则正虚邪陷更必进而悸且惊。 第255条：“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弦细为少阳脉，太阳伤寒脉当浮紧，今脉弦细而头痛发热，则已转属少阳柴胡证了。少阳病不可发汗，若发汗则胃中燥，必谵语，此宜调胃承气汤以和其胃即，若不使胃和不但谵语不已，且必更使烦而悸。 再说阴性的半表半里证。如第326条：“厥明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消渴为热证，阴不应有热，可能有错简，以下大意是说，厥阴病上虚下寒，寒乘虚以上迫，因感气上撞心，心中疼热的自觉证，蛔虫迫于寒而上于膈，故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寒在半表半里，本不下利，与寒在里的太阴病自利益甚者不同，但若下之，则并于太阴而下利不止。 第329条：“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阴证一般多不渴，但虚则引水自救，故厥明病亦有渴者，若渴欲饮水者，可少少与之即愈。 按：这里少少与水即愈的渴，当然不是消渴。以是可见，上述提纲证必无消渴甚明。历代各家对厥阴病提纲虽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至今仍存在不少的疑问。现结合篇中的具体证治，对此加一探讨，略述如下。 纵观《伤寒论》厥阴病篇只有四条(除上述两条外还有两条，因无关重要，故从略)，均有“厥阴病”三字提首，但未出证治。以下虽出证治，但无一条题以“厥阴病”的字样。《金匮玉函经》别为一篇，题曰：“辨厥利呕哕病”，按其内容，表里阴阳俱备，亦确是泛论上述四病的证和治，而非专论厥阴甚明。可知叔和当日以六经病后，出此杂病一篇甚属不类，而厥阴病篇只了了四条，且无证治，以为即是厥阴续文，乃合为一篇。不过，叔和未尝无疑，故于《金匮玉函经》仍按原文命题，以供后人参考。惜《金匮玉函经》在元代已少流传，故后世一些人便认为厥阴篇后都是论述的厥阴病，此又非叔和初意所料及。其实仲景此篇另有深义，约言之可有三点：①胃为水谷之海，气血之源，胃气和则治，胃气衰则死，凡病之治，必须重视胃气，因取此与胃气有关的四种常见病，辨其生死缓急，和寒热虚实之治，为三阳、三阴诸篇做一总结。②同时亦正告医家，表里阴阳概括万病，伤寒杂病大法无殊，故称《伤寒杂病论》。试看白虎汤、承气汤、瓜蒂散、四逆汤、大小柴胡汤、桂枝汤等伤寒治方，适证用之亦治杂病。3.此外乌梅九、当归四逆场等条，虽论治厥，但证属厥阴，又不无暗为厥阴病的证治略示其范也。 体会：肾下垂一病，中医没有记载。但久经中西医治疗，没能治愈，说明没有抓住本质。从中医角度来看，似属虚证，所以许多中医一开始就用了大量滋腻的补肾药，如熟地、首乌、黄精之属。不但无效，反因药味甘甜碍脾恋隔，致生他变。其实，本例病人证属虚实夹杂，先因脾肾阳虚，后有寒饮内停。从腰痛、腰部肿胀、足背麻木、心悸、脉沉弦等证来看，正是真武汤的方证。所以按证治疗，效如桴鼓。提到方证，冯世纶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他的经历，他说起初他也不懂什么叫方证。后来在老师胡希恕先生的悉心教导下，渐渐知道辨方证是不同于一般辨证的。它源于《伤寒杂病论》，如书中所述的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等皆属此类。它是一种朴素的、对应性很强的辨证方法，有一定的特征性。凡是疾病的表现与原文的记载相符和的，就可以选用原文所举的方剂进行治疗。这种通过审查、核对，以期找到更适于病情的方剂的过程，就是辨方证。而一般常用的脏腑五行，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是后世历代医家对中医药的补充，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臆断和揣测。至于如何辨好方证，冯世纶老师早有论述，详细情况可见于先生的著作--《经方传真》及《经方传灯》等书，这里不在赘述。 二、低血压 王某，女，42岁。因痔疮引起低血压已七年。服过许多中药如补中益气汤、归脾汤、人参养荣丸等，效果都不明显。无奈病作时，只能静点葡萄糖以及能量合剂。对中医已无多大信心。这次是在儿女强力劝说下，抱着试试的态度前来诊病的。当时证见头晕心悸、面色萎黄、纳少胸满、身疲乏力、失眠多梦，大便干结，小便短少，并自言最近明显气短。用手抚按胃脘部，觉得心下痞硬，此刻患者更加气短。舌淡苔薄白，脉沉细。根据上述表现先生辨为胃弱血虚，水饮内停。 他说此时服用滋腻药以补气生血，反而会使脾胃失和，阻碍了气血的生成。先予茯苓饮合当归芍药散，健脾利湿，养血祛饮。 茯苓20克、 白术15克、 党参15克、 陈皮20克、 生姜15克、 枳实10克、 当归15克、 泽泻15克、 白芍10克 二诊，上方七剂后，头晕心悸减，大便转常，食纳增加，用手抚按胃脘，已不觉短气。详细询问得知，该患一直怕冷，尤其是一到冬季，痔疮发作就更加频繁。结合当前的脉沉细弦等症，先生认为本病主要是由于胃弱血虚，导致水饮内停，日久寒饮伤阳，水邪上犯，所以畏寒怕冷、头晕心悸诸证蜂起。当主以真武汤。 茯苓20克、 白术15克、 生姜15克、白芍15克、 党参20克、 黑附片15克、桂枝10克、 陈皮20克、 炙甘草10克 结果：一直以真武汤为基础方，并据证合用过苓桂术甘汤、当归芍药散、茯苓饮、桂枝茯苓丸等调血化饮的方剂。经过两个月的治疗，最终获愈。 体会：低血压是现代医学的病名，同时也是一个症状。用中药治疗一定要辨方证。否则即使用了大量的补气、补血药，因不对“证”，也不会有效。这例病人的头晕心悸等证，不完全是气血虚衰，而是由于阳虚停饮、导致水邪上犯所引起的。初诊时根据纳少胸满、头晕心悸、心下痞硬、面黄气短等证，用茯苓饮合当归芍药散消痞化饮、调和气血。二诊时，因有阳虚畏寒、头晕目眩、小便不利、舌淡、脉沉弦等证，所以辨为胃虚停水，寒饮上犯，予真武汤加党参、陈皮、桂枝、甘草，温阳建胃、下气化饮。因药与证符，故收效颇捷。先生常说：“治病，尤其是治疗一些久治不愈的疾病。一定要落实到大经大法上，先分清病在六经中的哪一经。疾病是在表、在里、在阴、在阳，还是属热、属寒、属虚、属实。这样六经即定，八纲已明，才可以进一步辨该病是六经中哪一个方的方证。”比如本病最后辨为少阴虚寒症，但并不是说少阴经中每一个方子都可以用，还须进一步辨方证。最后认为本病既不是少阴热化的黄连阿胶汤证，也不是外寒内饮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而是阳虚水停的真武汤证。 2、当归散 当归散原是一张调和妇女妊娠期气血的好方子。全方由当归、川芎、芍药、黄芩、白术五味药组成，具有养血安胎、健脾清热的作用。本方也可以看作当归芍药散的变局。临床可以加减用来治疗许多疾病。 一、胎动下血 刘某，女，26岁。结婚二年曾流产三胎。现在又怀孕近七十天，昨天抱柴禾，因脚踩石块险些跌倒。当夜就发现阴道中有少量流血，伴腰酸、气短。今晨上证加重，前来诊治。现证见：面色萎黄、乏力气短、腰酸、腹部隐痛、大便偏干、小便略黄、舌淡苔薄白、脉弦、阴道流血呈淡红色，夹有小血块。根据方证主治，先生与当归散加味。 当归15克、 白芍15克、 川芎5克、 白术20克、 黄芩10克、 阿胶10克、 杜仲10克 二诊，上药只服一剂，流血就止住了。先生为巩固疗效，又与丸方如下，嘱其服完。 当归50克、 白芍80克、 川芎15克、 黄芩25克、 白术80克、 阿胶50克、 红糖150克、 糯米200克（炒黄） 结果：足月顺产一健康女孩。 体会：当归散药性平和，为古时妇女产前产后常用之方。临床加减用治滑胎流产，一般疗效优于寿胎丸。如果有头晕目眩、小便不利、心下悸动等证也可加茯苓、泽泻利水消饮、健脾和志。笔者就曾经治疗一例妊娠尿频的病人伴起立性头晕，用当归散加茯苓、泽泻、桂枝改为汤剂，只用两付就好了。有趣的是先生曾用这个方治好了一位产后尿少淋漓的患者。可见当归散合五苓散对尿液的排出有时是有双向调节作用的。 二、血痹 齐某，女，67岁。曾经得过面神经麻痹，未痊愈。这半年来，经常觉得左手臂麻木，以晨起或压着时发生较多。服天麻丸、小活络丹等药无效。一月前针灸时微有疗效，因怕疼没有再继续治疗。来我处时麻木较前加重。证见体胖面黄、时有腰痛、心悸气短、下肢浮肿、胃脘疼痛、舌淡苔腻、脉沉细弱。辨为血虚停饮、痰阻经脉。与当归散化裁： 当归20克、 白芍15克、 川芎10克、 白术20克、 黄芪30克、 全蝎10克、 红花10克、 防风15克、 白芥子10克、 茯苓30克、 木香10克、 白僵蚕15克 以上药十付粉为细末，一日十克，分三次黄酒送服。 结果：一料服完，诸疾近平。 体会：血痹一证，先生临床常用黄芪桂枝五物汤进行治疗。我也治过几例，效果不错。但其主治的病机是由于气虚血淤所引起的肌肤失养、麻木不仁。而本例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却是因血虚停饮、痰阻经脉造成的。病机不同、病证不同，所以用药也不同。方用当归散养血除湿，加红花、僵蚕、全蝎、防风、木香等化淤通络，并助茯苓、白术、芥子驱除经脉间的顽痰死血。又考虑本病难以速愈，所以把药粉成细末服用，使其缓缓收功。 三、动脉硬化症 袁某，男，52岁。有头晕头痛史三年，西医诊为动脉硬化症。最近爱发脾气，睡眠也不好。白日则头晕脑胀，思维不集中。这两天更感觉视力模糊，耳中鸣响。下蹲后站起常使头晕目眩加重。舌质淡大，苔白滑腻，脉沉细弦，先生根据上证辨为，中州失权，痰饮上犯。仿《千金》温胆法，予方： 茯苓30克、 清夏10克、 陈皮20克、 白术20克、 黄芩10克、 黄连10克、 竹茹10克、 生姜15克、 泽泻25克 服上剂一周后诸证稍减，但仍有头晕、头重、眩冒等血虚停饮的症状。所以用当归散加味以养血除饮。 当归12克、 白芍15克、 川芎5克、 黄芩15克、 白术15克、 泽泻25克、 茯苓30克、 丹参15克、 天麻10克 以上药十天为一料，粉成散剂。一次五克，一日四次，白开水冲服。并要求少饮酒，注意生活等方面的调摄。 结果：服上药两料后症状就大大减轻。现在该方已成为袁先生的日常保健方。 体会：动脉硬化症，是一种衰老现象，临床表现错综复杂。该患者初诊时证见一派痰热扰心的病态。所以先生用温胆汤化裁，清心除痰、化饮平眩。二诊时痰热已除，但是仍有头晕头重等症状。通过辨证先生认为当用加味当归散，健脾利湿、养血除饮（杜绝生痰之源）。从服药后的疗效来看，用本方进行长期的调理是正确的。 四、慢性关节炎 孙某，男，38岁。素有肝炎，一直未愈。最近两年发现双膝关节疼痛，与天气无多大关系。服了许多祛风湿类药，不但无效反而有日渐加重的趋势。现证见肌肉消瘦、面色萎黄、大便稀溏、腰酸膝痛、痛处发热、体倦身重、舌淡苔白、脉沉细软等。此属血虚湿停之象。故先生用当归散加味以养血柔肝、化湿通络。 当归15克、 白芍35克、 川芎5克、 黄芩12克、 苍术20克、 地龙20克、 木瓜15克 二诊：半月后，疼痛大减，痛处已不觉热。但仍酸重乏力。早晨口苦，胸肋发胀。仍宗前方化裁： 当归15克、 白芍25克、 川芎5克、 黄芩10克、 苍术15克、 地龙15克、 柴胡5克、 茯苓15克、 柏子仁20克 三诊：上方又服二十余剂，疼痛与肋胀皆有减。与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制成粉末，慢慢调理。 当归10克 、 白芍20克 、 川芎5克、 黄芩10克 、 白术15克 、 柴胡10克、 桂枝5克 、 茯苓15克、 牡蛎15克、 干姜5克 、 桑枝20克 结果：服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的粉末剂，两个月后不但关节炎再没发作，而且经化验肝炎也好了。 体会：本例关节炎，虽经多方治疗，终未痊愈。主要是用药没有对证。因素有肝炎，体质上表现肝郁血虚、湿热阻络等病态。所以初诊时，与当归散养血除湿热，并加地龙清热通络、木瓜柔肝强膝。二诊时，虽痛热俱减。但由于木瓜过于酸敛，促使湿热扰及肝胆出现口苦肋胀等证，所以在当归散养血除湿的基础上加柴胡、茯苓、柏子仁，柔肝理气、淡渗祛湿。三诊时，因余邪未清，所以使用了柴胡桂枝干姜汤与当归芍药散的复合方，制成散剂。并去泽泻、甘草。加桑枝通络祛湿、柔肝除痹。 五、溃疡性结肠炎 艾某，女，47岁，湖南人。发现溃疡性结肠炎已十余年。经上海、长沙等几家大医院均没治愈。现大便一日十八九次，有时混有粘液血便。体型瘦削、面色无华。经常自觉疲乏，纳食次数增多，小便量偏少。有时腹痛、肠鸣、失眠。舌质淡嫩，苔白根腻，脉细弦。辨为血虚停饮，与当归散加味： 当归10克、 白芍20克、 白术20克、 川芎10克、 黄芩10克、 桂枝10克、 茯苓20克、 诃子10克、 防风10克 二诊：七剂后，大便已减为每日七八次，质偏溏稀，偶而也排几次成形的大便。一周来没有发现血样大便。患者很高兴，言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与上方稍作加减： 当归10克、 诃子10克、 白术20克、 白芍20克、 川芎10克、 黄芩10克、 桂枝10克、 茯苓20克、 五倍子10克 三诊：本周曾因饮酒，大便一度转坏。后又复常。现在每日三五次，尤其早饭后必须排一次大便，很有规律。根据当前症状，用原方粉成散剂，长服一段时间，可望除根。 结果：用二诊时的药物做成散剂。经服用，只半年即康复。 体会：本例收到这样好的疗效，临床很少见。先生认为主要是抓住了该病的病机和现有矛盾表现。所以基本上一方到底。 总结：可见当归散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子。除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笔者曾据证加减治疗许多过一些慢性疾病。如失眠，肝郁血虚者合用酸枣仁汤；水饮凌心型合用苓桂术甘汤。一般都能收到较好疗效。 3、黄连阿胶汤 黄连阿胶汤，是治疗阴虚火燥、动血伤津的代表方。其中黄连黄芩同用，可清心除烦，可解火邪引起的心下痞闷。白芍、阿胶、鸡蛋黄可滋阴润燥、凉血解毒，配合黄连黄芩有清上滋下、交通心肾的作用。 先生总结本方的运用指证是：因为虚热内扰而表现心中烦悸、睡眠不安，或手足心发热、久痢脓血、失血等证者，皆可使用。 一、神经官能症 关某，男，45岁。素有神经官能症，每年都发作一两次，持续时日不等。这次发作已近七十天，日甚一日，家人及其本人都很苦恼。诊时证见：神清语乱，词不达意，舌质光红，舌面无苔，脉弦细数。问其所苦，不能说明。后由家人代述，方知近日由于家事不顺，病人情绪被扰，痼疾复发。又因治疗不当，病人更加烦躁，所以病情恶化。近几天，饮食减少，睡眠不安，甚至整夜不眠，白天做事则神不守舍，经常不能完成手中的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坐不了几分钟。并自觉屋室狭小，欲奔走于外。结合上述症状，先生辨为火邪内扰、心肾不交，予黄连阿胶汤泻火除烦、交通心肾。 黄连10克、 黄芩15克、 白芍20克、 阿胶15克、 鸡蛋黄3个 冯老师根据仲景原书所载，嘱咐患者把阿胶烊化最后兑入。鸡蛋黄需待药液稍凉后搅匀倒入，目的是，不可使其过熟，以确保疗效。 结果：上药只服十剂就基本正常了。两个月后其病再次发作，转用甘草泻心汤而收功。 体会：神经官能症，临床上颇为常见。病症表现千姿百态，很难有一个理想的治疗方法。这例病人能够收到良好的疗效，主要是方证辨的准。仲景方中与黄连阿胶汤作用相似的方剂还有栀子豆豉汤、猪苓汤、三黄泻心汤。四个方剂的共同点是：都可以用来治疗火邪内扰所引起的心烦、不眠、如狂等神经症状。但栀子豆豉汤主要治疗火邪郁于上焦、扰乱心胸而导致的“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一般并未伤及心肾津液，所以只用栀子、豆豉两味清清宣散胸间的郁热即可，如果加入阿胶等品，反添滋腻，不利于郁热的宣散。猪苓汤虽然也可以治疗虚烦不得眠，但因其病机是热与水结、伤及阴血，所以一定会有“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或淋漓尿血等证。而三黄泻心汤是属于火邪充斥三焦、实热阻滞胃肠。它的烦扰不眠，一般较重。必须用大黄与芩、连相伍，导滞泻下、清心除烦。 在相同疾病的不同阶段，据“证”选用适宜的方剂，也是取得疗效的重要保证。本例病人二次复发时并没用黄连阿胶汤，而是使用了甘草泻心汤收效。就充分反映了仲景“有是证，用是药”的灵活性、实用性。 二、糖尿病综合症 李某，女，73岁。曾得糖尿病近20年，中西药遍用一直未愈。今年有加重的趋势。两月前，因浮肿尿频、纳少、疲乏等证在某医院就诊。开始疗效不错，最近特别不适。遂来请我诊治。看其先前所服方中多巴戟天、肉桂及附子理中丸、济生肾气丸等温阳补肾之品。初服阴消阳长、气煦水行，所以病情有减，久用则因年高体弱，反而化燥伤阴，变证蜂起。现口苦口干、大便不爽、心烦胸热、睡眠不安、食少饮多、恶心欲呕、舌红苔燥、脉弦细数。辨其方证，当用黄连阿胶汤无疑。 黄连15克、 黄芩15克、 白芍30克、 阿胶10克、 芦根30克、 鸡蛋黄2个、 竹茹15克、 麦冬30克 结果：上方只服两剂，就烦减眠安。后来又加丹参、陈皮、茯苓调养月余，诸证告愈。 体会：糖尿病临床分型很多，一般常用滋阴清热、活血化淤等方法。当然，如果有阳虚症状，也可以用附子、肉桂这些温热的药物，但应中病即止。笔者认为，尤其一些年龄较高或久病体弱的患者，运用这些大辛大热以及大苦大寒的药品时更要慎重。本例病人就是使用温热剂过当造成的化燥伤阴证，所以用黄连阿胶汤滋阴清热、润燥除烦，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并加芦根、竹茹、麦冬等，增强了清心止呕、生津除烦的作用。 三、皮肤病 宫某，女，43岁。去年曾得湿疹。半年前，全身又发牛皮癣。经中西治疗未愈。现在只能靠氟轻松等激素软膏来止痒。然而病变却越来越重。患处红赤，突出于皮肤，有脱屑，没有渗出，面色微红。尤以夜间瘙痒为重，怕热喜冷，遇热更觉瘙痒。以致睡眠也受其烦扰，现已三日没有好好的睡眠，白日则心悸。口干苔黄，脉弦细。我根据病人表现，认为是血燥生风，热扰心包，与桂枝茯苓丸合《千金》三黄汤加减治之。 黄芩15克、 生地30克、 苦参10克、 桂枝5克、 茯苓20克、 桃仁10克、 丹皮12克、 白芍20克、 连翘15克、 僵蚕10克、 赤小豆30克 可是上方加减服用近一个月。也没见明显疗效。患者及家属对我的治疗都很灰心。后来电话求教先生。先生认为看到心中烦悸，睡眠不安和口苦咽干等证就该用黄连阿胶汤试一试，先不要只盯着“牛皮癣”，因为中医最讲究辨证。所以我改用了黄连阿胶汤加连翘、栀子。 结果：三剂后睡眠转安，因仍有些心烦，继与黄连阿胶汤原方七剂。事出意料，四日后患者又来找我。开始以为病情又加重了，心中不禁一颤。后来患者说，这药不但使心烦失眠改善，而且癣处的瘙痒也大大减轻。有一次查看资料得知，日本矢数道明先生也曾有这方面的经验。看来临床还要多读书，以增广见识呀！ 体会：临床运用黄连阿胶汤，不要拘其病名、病种。只要表现为邪火伤阴，津枯燥热，心胸烦悸，夜睡不宁，身痒面赤，舌红苔净，脉浮细数等证者即可用之。总结例二的经验，我常于阳虚病人在使用一段时间附子等温阳剂之后，待其要出现面热肢烦、渴喜冷饮、肤燥津亏等化火伤阴的“副作用”时，再予黄连阿胶汤育阴制阳，以收阴平阳密之功。最终疗效优于单纯补阳。这里提出，以供识者共鉴。 辨证施治概要--胡希恕 辨证施治，又称辨证论治，为中医以方治病的传统方法，它是我们历代祖辈于长期的疾病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大奇绩。所谓《伊尹汤液经》即集此总结的最早典籍。不过这也和《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一样，本是广大人民的劳动成果，均一一记在帝王宰相们的功德账上。《伊尹汤液经》见于《汉书。文艺志》，晋。黄埔谧于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中，谓“仲景论广汤液为十卷，用之多验”。可见仲景著作基本是取材于《伊尹汤液经》。谓论广者，当不外以其个人的学识经验，或间有博采发挥之处，后人以用之多验，因有方剂之祖、医中之圣等无稽过誉之推崇。试问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只于变化多端的症状反映上，探求疾病发展规律，并于此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多种多样具体的证治验方。若不是在长久的年代里，和众多的病体上，历千万次的反复观察、反复实践、反复总结，又如何可能完成这样百试百验的结论？故无论是伊尹还是张仲景，都不会有这样的奇绩的发明。而只能是广大劳动群众在不断与疾病斗争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它有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绝不是亦不可能是某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某一个人，便能把它创造出来。《伊尹汤液经》的出世，即标志了辨证论治方法的长成，但《伊尹汤液经》亦不会出于遥远的商代，更与伊尹拉不上关系。至于张仲景，亦不外是《伊尹汤液经》的杰出传人，《伊尹汤液经》已不可得，赖有仲景书则久经实践考验的证治结论，幸而流传下来，对于辨证论治的研讨，因有了唯一可靠的蓝本。 辨证施治既是来自于实践，肯定它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以是过去用之有验，现在用之也验，将来用之必然还验，这是无争的事实。不过时至今日，这种辨证施治的方式方法，仍然沉睡在仲景的著作中，还没有人如实的把它揭示出来。唯其如此，也就不可能更进一步探究其精神实质了，本篇是对此作个探讨的尝试。 一、 论六经与八纲 《伤寒论》以六经分篇，后世注家因有六经之辨只限于伤寒的说法。其实六经即来自 八纲，乃万病的总纲，为便于说明，以下先从八纲谈起。 八纲 是指表、里、阴、阳、寒、热、虚、实而言。其实表、里之中还应有半表半里，按数来论，本来是九纲，由于言表、里，即括有半表半里在内的意思，故习惯常简称之为为八纲，今依次说明于下： 表、里和半表半里：表指体表，即由皮肤、肌肉、筋骨等所组成的机体外在躯壳，则谓为表。若病邪集中反应于此体部时，即称为表证；里：指人体的极里即由食管、小肠、大肠等所组成的消化管道，则谓为里。若病邪集中反应于此体部是，即称为里证；半表半里：指表之内，里之外，即胸腹两大腔间，为诸脏器所在之地，则谓为半表半里。若病邪集中反应于此体部时，即称为半表半里证。总之，表、里、半表半里三者，为固定的病位反应，即是说，不论什么病，就其病位的反应来说，或为表，或为里，或为半表半里，虽亦有时其中二者或三者同时出现，但绝不出三者之外。 这里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病位，是指病邪反应的病位，不要误认为是病变所在的病位。就是说，即使病变在里，但病邪集中反应于表位，即称之为表证，亦或称之为邪在表或病在表。反之，虽病变、病灶在表，但病邪集中反应于里位，即称之为里证，亦或称之为邪在里或病在里。余则同此，不再赘述。 阴和阳：阴即阴性，阳即阳性的意思。人若患了病，未有不影响机体机能的改变，尤其首先是代谢机能的改变。而其改变，不是较正常为太过，便是较正常为不及。如其太过，则患病的机体亦必相应要有亢进的、发扬的、兴奋的等这类太过的病征反应出来，即称之为阳证。如其不及，则患病的机体亦必相应要有衰退的、消沉的、抑制的等等这类不及的病征反应出来，即称之为阴证。故疾病虽极复杂多变，但概言其为证，不为阴，便为阳。 寒和热：从症状的性状分类则有寒热之分，寒即寒性，热即热性的意思。若患病的机体反应为寒性的证候者，即称之为寒证；反之，若患病的机体反应为热性的证候者，即称之为热证。基于以上阴阳的说明，则寒为不及，当亦阴之属，故寒者亦必阴；热为太过，当亦阳之属，故热者亦必阳。不过这里要特别指出，寒热是一具有特性的阴阳，故若泛言阴，则不一定必寒；若泛言阳，则不一定必热。故病有不寒不热者，但绝无不阴不阳者。 虚和实：虚指人虚、正气虚，实指病实、邪气实。病还未解而人的精力、正气已有所不支，机体的反应显示出一派虚弱的形象者，即称之为虚证。病势在进而人的精力、正气并亦不虚，机体的反应显示出一派充实的病症者，即称之为实证。基于以上说明，则虚实当亦和寒热一样，同是一种具有特性的阴阳。不过寒热有常，而虚实无常。寒热有常者，即如上述，寒者必阴，热者必阳，在任何情况下永无变异之谓。但虚实则不然，当其寒热交错互见时，则即反其阴阳，故谓为无常。即如虚而寒者，当然为阴，但虚而热者，反而为阳；实而热者，当然为阳，但实而寒者，反而为阴。以是则所谓阳证，可有或热、或实、或亦热亦实、或不热不实、或热而虚者；则所谓阴证，可有或寒、或虚、或亦寒亦虚、或不寒不虚、或寒而实者。阴、阳、虚、实、寒、热关系可由表1明之： 阳证 阴证 名称 阳 寒 热 虚 实 阳证 ◎ 阳热证 ◎ ◎ 阳实证 ◎ ◎ 阳实热证 ◎ ◎ ◎ 阳虚热证 ◎ ◎ ◎ 名称 阴 寒 热 虚 实 阴证 ＃ 阴寒证 ＃ ＃ 阴虚证 ＃ ＃ 阴虚寒证 ＃ ＃ ＃ 阴实寒证 ＃ ＃ ＃ 六经 是指太阳、阳明、少阳的三阳，和少阴、太阴、厥阴的三阴而言。《伤寒论》虽称之为病，其实即是证，而且是来自八纲。兹先就其相互关系述之于下。 基于以上八纲的说明，则所谓表、里、半表半里三者，均属病位的反应。则所谓阴、阳、寒、热、虚、实六者，均属病情的反应。临床实践说明，病情必反映于病位，而病位亦必因有病情的反映而反应，故无病情亦无病位，无病位则亦无病情。以是则所谓表、里、半表半里等证，同时都必伴有或阴、或阳、或寒、或热、或虚、或实的为证反应。同理，则所谓阴、阳、寒、热、虚、实等证，同时亦都必伴有或表、或里、或半表半里的为证反应。由于寒、热、虚、实从属于阴阳（见表1），故无论表、里、或半表半里的病位上，均有阴阳两类不同为证反应，这样三而二之为六，即病见之于证的六中基本类型，亦即所谓的六经者是也。其相互关系如表2所示。 －－－－－－－－－－－－－－－－－－－－ 六经 八 纲 －－－－－－－－－－－－－－－－－－－－ 病 位 病 情 －－－－－－－－－－－－－－－－－－－－ 太阳病 表 阳 阳明病 里 阳 少阳病 半表半里 阳 太阴病 里 阴 少阴病 表 阴 厥阴病 半表半里 阴 由上表可看出，六经的实质即是表、里、半表半里、三阳、三阴的六经证型。可能古人未明其来源真相，或以为与经络有关，因冠之以经络的名称，遂称之为六经。然此确实是错了，反复分析仲景全书，贯穿着八纲辨证精神，对此当已有所认识，但仍沿用六经以名篇，又未免美中不足。六经辨证实即八纲辨证，六经名称本来可废，不过本文是通过仲景书的阐明，为便于读者对照研究，因并存之。如以上所述，病之见于证，必有病位，复有病情，故八纲只具抽象，而六经乃有定型，因此《伤寒论》于各篇均有概括的提纲，今照录原文，并略加注语如下。 第1条（《伤寒论》赵开美本序号，以下同）：“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注解：太阳病，即表阳证，它是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一系列的证候为特征的 ，即是说，无论什么病，若见有以上一系列的证候者，即可确断为太阳病，便不会错误。 按：这里应当注意到，太阳病的提纲是以临床证候为据，不是以经络走向、分布为据，更于肺之主表无关系。 第180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 注解：阳明病，即里阳证。胃家实，指病邪充实于胃肠之里，按之硬满而有抵抗和压痛的意思。胃家实胃阳明病的特征，故凡病胃家实者，即可确断为阳明病。 按：阳明病也是以证候为提纲，不是以经络为提纲。更突出的是，提纲强调胃家实，而脏腑经络的阳明病要包括胃家虚、胃家寒等。 第263条：“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注解：少阳病，即半表半里的阳证，它是以口苦、咽干、目眩等一系列证候为特征的，凡病见此特征者，即可确断为少阳病。 按：口苦、咽干、目眩，可是肝胆病的部分症状，但作为半表半里阳证，它有广泛的概括意义，咽炎、肺炎、胃肠炎等急慢性病常出现此类证候。 第273条：“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注解：太阴病，即里阴证。它是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等一系列的证候为特征的，凡病见此特征者，即可确断为太阴病。此腹满为虚满，与阳明病的胃家实满有别，若误胃实满而下之，则必致胸下结硬之变。 第281条：“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注解：少阴病，即表阴证。这是对照太阳病说的，意思实说，若太阳病而脉微细，并其人但欲寐者，即可确断为少阴病。 第326条：“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痛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注解：厥阴病，即半表半里阴证。它是以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等一系列证候为特征的，凡病见此特征者，即可确断为厥阴病。半表半里证不可下，尤其是阴证更不可下，若不慎而误下之，则必致下利不止之祸。 以上注解，只就原文略明其大意，如参照分论各章仔细研读，自可明了。 表里相传和阴阳转变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病常自表传入于里、或半表半里，或自半表半里传入于里，或自表传入于半表半里而再出入于里。凡此种种，均谓为表里相传。 病本是阳证，而后转变为阴证；或病本是阴证，而后转变为阳证，此即谓阴阳转变。 并病和合病 病当表里相传时，若前证未罢而后证即见，有似前证并于后证而发病，故谓为并病。如太阳、阳明并病，少阳、阳明并病等均属之。若不因病传，于初发病时，二者或三者同时出现，有似合在一起而发病，故谓为合病，如太阳、阳明合病，三阳合病等均属之。 六经八纲辨证的顺序 关于六经八纲，已略述如前，兹再顺便谈一谈有关它们辨证的顺序问题。病之见于证，必有病位，复有病情。故八纲虽为辨证的基础，但辨证宜从六经始，《伤寒论》以六经分篇就是这个道理。六经既辨，则表里别而阴阳判，然后再进行寒热虚实的分析，以明确阴阳的实情（参考表1），至此六经八纲则俱无隐情了。 一、 治则简介 此所谓治则，即通过六经八纲辨证的施治准则，今分述如下。 太阳病：由于病在表，宜发汗，不可吐、下，如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等，均属太阳病的发汗法剂。 少阴病：此与太阳病虽均属表证而宜汗解，但发汗必须配伍附子、细辛等温性亢奋药，如桂枝加附子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均属少阴病的发汗法剂。 阳明病：热结于里而胃家实者，宜下之；但热而不实者，宜清热。下剂如承气汤，清热如白虎汤。若胸中实者，则宜吐，不可下，吐剂如瓜蒂散。 太阴病：里虚且寒，只宜温补，汗、下、吐均当禁用。如理中汤、四逆汤等，均属太阴病的温补法剂。 少阳病：半表半里证，法宜和解，汗、吐、下均非所宜。如柴胡剂、黄芩汤等，均属少阳病的解热和剂。 厥阴病：此虽亦属半表半里证而宜和解，但须和之以温性强壮药。如当归四逆汤、乌梅丸等均属之。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者，谓寒证，治宜温热药以驱其寒；如干姜、附子、乌头等配剂，均属温热驱寒药。热者寒之者，谓热证，治宜寒凉药以除其热，如以栀子、黄芩、黄连、石膏等之配剂，均属寒凉除热药。 虚者补之，实者攻之：虚者补之者，谓虚证，宜用强壮药以补益其不足，汗、吐、下等法均当严禁，如炙甘草汤、建中汤、肾气丸等，均属补虚剂。实者攻之者，谓实证宜以汗、吐、下等法彻底攻除其病邪，如麻黄汤、承气汤等 ，均属攻实剂。 一、论方证 六经和八纲虽然实辨证的基础，并于此基础上即可制定施治的准则，不过若说临床实际应用，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太阳病依法当发汗，但发汗的方剂很多，是否任取一种发汗药，即可用之有验呢？我们的答案施：不行！绝对不行。因为中医辨证不只是辨六经和八纲而已，而更重要的是，还要通过它们再辨方药的适应症。太阳病当然须发汗，但发汗必须选用适应整体情况的方药。如更具体的讲，即于太阳病的特征之外，同时还要祥审其他一切情况，来选用全面适应的发汗药，这才可能取得预期的疗效。既如太阳病，若同时出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则宜与桂枝汤；若同时出现头痛、发热、身痛、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则宜与麻黄汤；若同时出现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则宜与葛根汤；若同时出现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则宜与大青龙汤……以上诸方虽均属太阳病的发汗法剂，但各有其不同的适应证，若用得其反，不但无益反更有害。方剂的适应证，即简称之为方证，某方的适应证，即称之为某方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柴胡汤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等等。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辨的正确。如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方专治某病的医生，虽于辨证施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因而往往有验。又如即使中医的辨证说法分歧，而所以各有一定疗效者，亦是这个道理。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于六经八纲的细目, 这是可以断言的。至于方证之辨，祥于分论各章（或可参见《经方传真》一书），于此不赘。 一、有关辨证施治精神的实质探讨 辨六经，析八纲，再辨方证，以致施行适方的治疗，此即辨证施治一整套的方法体系，有如以上所述。不过这种治病方法的精神实质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基于前之六经八纲的说明，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论什么病，而患病的机体的反应，在病位则不出于表、里、半表半里，在病情则不出于阴、阳、寒、热、虚、实，在类型则不出于三阳三阴。验之于临证实践，这都是屡经屡见的事实。以是可知，则所谓六经八纲者，实不外是患病机体一般的规律反映。中医辨证即以它们为纲，中医施治，亦是通过它们而制定施治的准则。故可肯定地说，中医的辨证施治，其主要精神，是于患病机体的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兹以太阳病为例释之如下。 如前所述，太阳病并不是一种个别的病，而是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一系列的证候为特征的一般的证。有如感冒、流感、肺炎、伤寒、麻疹等等，于初发病时，经常发作这样太阳病之证，中医即依治太阳病的发汗方法治之，则不论原发的是什么病，均可给以彻底治愈。试想，以基本不同的各种病，而竟都发作太阳病这样相同的证，这不是患病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是什么？依治太阳病证的同一发汗方法，而能治愈各种基本不同的病，这不是于患病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又是什么呢？ 再就方证的说明来看，对于六经八纲治则的执行，势必遵循适应整体用药的严格要求，显而易见，则中医的辨证施治还存在又适应整体治疗的另一精神。也就是说，中医辨证施治，虽然是于患病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但同时必须在适应整体的情况下施行之。若为中医辨证施治下一个简明的定义，那就是：于患病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适应整体、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众所周知，中医以一方常治多种病，而一种病常须多方治疗，即这种治疗精神的有力证明。 对于辨证施治的精神，虽如上述，但它究竟治疗疾病的实质是什么？这一本质的问题还未明确，因而也就无从知其所以有验的道理。解答这个问题，只有弄清患病机体之何以会有六经八纲这样一般的规律反应才行。基于唯物辩证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普遍真理，则患病机体之所以有六经八纲这样一般的规律反应，其主要原因，当亦不是由于疾病的外在刺激，而是由于机体抗御疾病机制的内在作用。众所周知，冬时天寒则多溺，夏时天热则多汗，假如反其道而行之，人于夏时当不胜其热，而于冬时将不胜其寒，此皆机体抗御外来刺激的妙机。若疾病的侵害，则远非天时的寒热所能比，机体自有以抗御之，又待何言！中医谓为正邪交争者，意即指此，屡有不治即愈的病，均不外于正胜邪却的结果。不过往往由于自然良能的有限，机体虽不断斗争，而病终不得解，于是则正邪相拒的情况，亦随时以证的形式反应出来。如所谓表证，即机体欲借发汗的机传，自体表以解除其病的反应。如所谓里证，即机体欲借排便或涌吐的机转，自消化道以解除其病的反应。如所谓半表半里证，即机体欲借诸脏器的功能协力，自呼吸、大小便、出汗等方面以解除其病的反应。此为基于机体的自然结构，势所必然的对病斗争的有限方式，以是则表、里、半表半里便规定了凡病不逾的病位反应。若机体的机能旺盛，则就有阳性的一类证反应于病位；若机体的机能沉衰，则就有阴性的一类证反应于病位。一句话，疾病刺激于机体，机体即应之以斗争，疾病不除，斗争不已，因是则六经八纲便永续无间地而见于疾病的全过程，成为凡病不逾的一般规律反应。 古人于此早就有明确的认识，以下介绍有关论说，以供参考。 《素问·评热病论》曰：“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出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辙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 注解：此段大意是说，今邪气与精气正交争于体表的骨肉间，此原是机体欲借以发汗的机转而解除病邪，故一般说来能得汗出者，大都是病邪却而精气胜。精气来自谷气，化生于胃，如果精气真胜，则其人当能食。邪气使人发热，如果邪气真却，则必不复热。若复热，为邪气还在，汗出为精气外越。今汗出而还发热，显系邪胜而精亡，而不得谓为邪却而精胜也。若更不能食,则精气断绝而病独留，故不免于死。 《伤寒论》第9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 注解：伤寒初作，则邪气与精气交争于骨肉，即太阳病在表的一般病理过程。若精气已不足抗拒邪于外，则退而卫于内。以是则体表的血弱气尽，腠理遂不密而汗，邪乃乘虚入于半表半里，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因而胸胁苦满，这就进入少阳病的病理阶段了。正邪分争，即正邪相拒的意思。正进邪退，病近于表则恶寒；邪进正退，病近于里则恶热，故往来寒热。分争时则寒热作，否则寒热亦暂息，故休作有时。热邪郁集于胸胁，故嘿嘿不欲饮食。胸胁之处，上有心肺，旁及肝脾，下接胃肠，故谓脏腑相连。邪热激动胃肠中的水气，则腹痛。邪高于胸邪之上，而痛在胃肠之下，故使其人欲呕。此宜小柴胡汤主之。 按：以上《内经·素问》一段虽是论述阴阳交的死证，但与表证时，机体欲汗的抗病机制同理，尤其对或精胜或邪胜的阐述，均颇精祥。《伤寒论》一段，是说太阳病自表传入半表半里，亦由于机体抗病机制的改变所致。古人对于疾病的体验，达到如此精深境界，正所谓实践出真知。 六经八纲的来历既明，对照前述的治则，显而易见，则中医的辨证施治，恰为适应机体抗病机制的一种原因疗法，其所以有验自非偶然。为证明所言非虚，再以太阳病证释之。如前所述，太阳病是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一系列证候为特征的，今就这些证候分析如下。 脉浮：这是由于浅在动脉的血液充盈所致。 头项强痛：因为上体部血液充盈的程度为更甚，故在上的头项体部，更感有充胀和凝滞性的疼痛。 恶寒：体表温度升高，加大了与外界气温的差度，故觉风寒来袭的可憎。 由于以上的证候分析，正足说明机体已把大量体液和邪热，驱集于上半身广大的体表面，欲汗出而不得汗的一种情况。太阳病的治则是发汗，这不正是适应机体欲汗出的机制，而使达到汗出的原因疗法吗？ 由以上可看出，适应机体的抗病机制的治疗，可以说使最理想的一种原因疗法，即号称进步的现代医学，恐亦不免认为是一种理想而已。但中医的辨证施治，其实质不是别的，而恰是这种最理想的治病方法，难道这在治疗学上，不是极可珍视的一大发明吗？ 按：以上是胡老在1978年6月28日学术报告的讲稿。此虽是一次学术讲座，它实际是胡老一生研究、教授《伤寒论》的高度概括总结，代表了胡老研究《伤寒论》的主要成果，反映了胡老的主要学术观点。这里仅指出引人注目的几点： 一、提出《伤寒论》的主要渊源，“仲景著作基本是取材于《伊尹汤液经》”。 二、认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不是脏腑经络辨证，而是八纲辨证。具体讲即病位和病情所涵盖的六类证：也即三阳证，为在表的阳证太阳证、在里的阳证阳明病、在半表半里的阳证少阳病；三阴证，为在表的阴证少阴病、在里的阴证太阴病、在半表半里的阴证厥阴病。 三、首倡方证辨证，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 四、为辨证施治定义：中医的辨证施治是：于患者病机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适应整体的、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 五、驳后世注家谓六经之辨只限于伤寒之说，强调《伤寒论》的六经八纲辨证是辨万病的总纲。 胡希恕辨证体系框架 辨六经，析八纲，再辨证，后选方，此即胡先生的辨证体系框架。六经和八纲虽然是辨证的基础，并于此基础上即可制定施治的准则，不过，若说临床实际应用，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临证有无疗效，决定于方证对应与否。执一法，不如守一方，这是充分认识到《伤寒论》的方证辨证重要性的概括。方证是《伤寒论》的精华，《伤寒论》中有以方名证的范例，如第34、101条“桂枝证”“柴胡证”等。从仲景六经病中同一经下的不同方证也可证明：方证较之证型更为直接、更为深入，且具有定性、定量的性质。如太阳病，即使得知是风寒、风热，也要看患者所表现的症状，不论是风寒或风热，都可能在人体产生或热或寒，或虚或实，或表或里的症状，分析症状所应归属的方证，才能明确当用方药。若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则宜用桂枝汤；若无汗身体疼痛，脉紧而喘者，则宜用麻黄汤。这些方剂，虽都属太阳病的发汗剂，但各有其固定的适应证，若用得不恰当，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六经之分，只概括了为病的表里(含半表半里在内)阴阳，当然还须进行寒热虚实的分析，则六经八纲俱无隐情。八纲虽为辨证的基础，但辨证宜从六经始，《伤寒论》以六经分篇就是这个道理。六经辨证不只限于伤寒，乃是辨万病之总纲，而脏腑辨证、三焦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只不过是六经辨证的扩展与延伸。不论是脏腑辨证、经络辨证，还是六经、八纲辨证，最终都要落实在方证上。因此胡先生认为方证辨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更是辨证的尖端，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与探究。 2． 胡希恕方证辨证实践举例 病例 丁某，男，36岁，病案号169559。初诊日期1965年8月16日。患者尿痛、尿血、腰痛三个月。三月前因长途旅行乘火车，吃烧鸡喝啤酒，不久出现腹痛腰痛，痛如刀割，阵阵发作。初发作时喝水则腹胀而无小便，后发作时饮水有少量小便而尿道剧痛。到医院检查：尿红血球满视野。 用抗生素等治疗无效。现右腰痛，尿粉红色，大便干，舌苔黄褐少津，脉左弦细，右沉细。中医诊断：淋证(膀胱湿热)。予猪苓汤加大黄、生薏米：猪苓9g，茯苓9g，泽泻12g，滑石15g，阿胶9g，生薏米30g，大黄2g。1日1剂。 二诊日期8月19日。上药服3剂，腰痛不明显而显酸沉，尿痛不明显而少腹两侧酸重，大便不畅。予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加味：柴胡12g，黄芩9g，天花粉18g，生牡蛎15g，桂枝9g，干姜6g，白芍药12g，当归9g，川芎9g，茯苓9g，苍术9g，泽泻12g，生薏米30g，炙甘草6g，桑寄生30g。1日1剂。 三诊日期8月25日。上药服6剂，诸症已，但行膀胱镜检查及拍x线片后，确诊右输尿管有结石。又出现尿道刺痛，予8月16日方加金钱草60g。1日1剂。 四诊日期8月30日。上药服2剂后即出现尿道剧痛，排尿困难，见血块、黏液，不久排出黄豆大结石，而后尿道通畅。 本例初诊时，属湿热下注，可视为本证，用猪苓汤加生薏米利湿清热，可视为正治。又因右侧腰痛，为瘀血证，可视为兼证，故加少量大黄以活血祛瘀。二诊时痛不明显，而腰酸明显，为邪退正虚，证属血虚水盛，可视为变证，故与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加味。当行膀胱镜检查后，又出现尿道刺痛时，显现湿热下注之证，故又用猪苓汤加金钱草，使尿结石排出，诸症皆已。 本例与其说是辨证、辨病、辨症的典范，不如说是方证辨证的最佳注解。 3． 方证辨证的价值 刘渡舟 先生曾指出：“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则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黄煌 也曾感慨地说：“方证识别、药证识别，它朴实而具体，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单位。”陈易新等在研究证实质中亦谈到，“症”是“证”与“病”的具体表现，而且是研究“证”与“病”的一个很好的切人点。对于症的更精细更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辨证的准确性，还是“证”实质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还指出，“证”是机体对疾病的反应性，不同反应性的个体在罹患同一疾病时不仅表现不尽相同，而且对药物的反应性也不同，即同一药物，治疗某病不同的证型的个体，会产生不同疗效。中医有“以方测证”的方法，通过“方”的作用部位和机理的研究，有助于“证”的研究。 虽然病、证分离于症是一种进步，但无视症状却是更大的退步。同一疾病而个体的突出症状可有不同，这可能就是证的内在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辨病辨证的过程，也是辨症的过程。同是气虚证，由于病、症不同，临床用药自然有别。中医在应用降糖药的过程中，同时需要辨证选药与辨症选药，如：热者黄连，渴者乌梅。若出现兼症、兼病时，更需要方证的辨别，如：“下消”选六味，合并中风则选脉络宁。 周继旨 认为，中医在思维模式上确实是汲取了易理的重“三”崇“中”的思维精髓，通过具体阐释为可供实际操作的医学理论框架，即“三阳”“三阴”学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王小平-6 的“藏腑关系系统说”以及张其成 '二三思维模型”也为我们进行从症识病、从症认证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为方证相对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所以说方证结合是辨证辨病的最终实现者及最后的落脚点。中医学生存的核心是临床疗效，药物是否对证(症、病)，则是所有环节的关键。中医学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构架必须依托于诊、治之桥梁——方证结合。这也是我们纪念胡希恕先生方证辨证学术思想的目的与意义。 正确理解伤寒论的六经，是解读伤寒论的前提，是学习经方的基础。有许多学者认为张仲景是根据《素问·热论》关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以及“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等论述，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 其实，《伤寒论》和《内经》属于两个不同的医学流派、理论体系。因《伤寒论》序文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这一内容，故历代诸多医家认为《伤寒论》的理论来源于内经，但历来医家以内经释伤寒，越解越难明。晋代皇甫谧指出：仲景论广《汤液经》而成《伤寒论》。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曰：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现代钱超尘教授及近代的杨绍伊等经过考证后，均认为序中“撰用”以下的23字为后人所加，非仲景文字。近代伤寒大家胡希恕先生经过毕生实践及研究后明确提出《伤寒论》属于经方一脉，而《内经》属于针灸家言，二者源流不同。《伤寒论》并不是沿用了《内经》的理论，同样《伤寒论》的六经也不是来源于《内经》的六经。 伤寒属于经方一脉，属于经方的辨证论治体系。“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伤寒论》属于经方一脉，观《伤寒论》的辨证体系属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六经八纲辨证体系，而《内经》则属于脏腑经络理论体系。绝不能因为《伤寒论》中的六经之名同《内经》六经之名相同而认为《伤寒论》之六经即为《内经》之六经。 六经理论具有系统性 《伤寒论》是由《汤液经》论广而成，故直接吸收和借鉴了《汤液经》。在古代朴素的辨证法、二分法、阴阳观等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辨证方法。在八纲的基础上，发展为六经的辨证方法体系。如“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是阴阳观、寒热观。“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乃可攻里”是表里观。“脉浮紧者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是虚实观。阴阳、寒热、虚实是病性，表里是病位，《伤寒论》在八纲的表里病位观的基础上发展为表、里、半表半里的病位观，这样将八纲发展为六经以更好的指导临床实践。 六经传变观点需要辩证看待 《伤寒论》第4条曰：“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5条曰：“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其六经相传并不是《内经》的一日一传，而是根据症状来判断是否相传。《内经》六经相传变理论的依据是脏腑经络理论，《伤寒论》则重视症状学，和《内经》的理论基础不一样。 现代认为六经适用于外感伤寒的辨证论治。其实任何疾病作用于人体表现为证，都是通过邪气与正气的斗争表现出来的，疾病的产生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邪气侵袭人体，正气奋起抗争，表现为表证，若正气不支，则邪弱气尽腠理开，则邪气入半表半里、入里。入里之后，根据阳气的强弱，可以表现为里热或里寒，而绝非像《内经》所说的一日一传，传变如环无端，周而复始。《伤寒论》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一句就明确指出了正邪相争的结果决定了相传。若正气强，可自汗出愈，如“冒家自汗出愈”。若正虚邪盛，则邪气入里。 不能拘泥于《伤寒论》条文的字面文字 《伤寒论》各经病内容篇幅不一，如太阳病篇详，而他经病篇相对为略，并不是太阳病篇所论述的内容都属于太阳病的，同理，绝不能说少阳篇的内容少，而忽略了少阳病的临床重要性，更不能因为厥阴病篇的方剂少，而认为厥阴病无方可治。六经是一个整体，仲景本意通过伤寒为例告诉我们六经这个辨证体系，故通过太阳病和他经病，可以总结、归纳出六经的实质内容。 《伤寒论》条文开头，常冠以某某病，如条文开头冠以的某某病，是提示可以见到该经病的症状，但不一定就是该经病，有可能是本经和他经并病、合病，也有可能是该经病的假象，提示与该经病相鉴别。如第235条“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不能因为该条开头冠以阳明病，而认为麻黄汤可以治疗阳明病。如何判断是哪一经的病、哪一经的证，主要的依据是症状。如该条的“脉浮、无汗而喘者”提示为太阳病表实证，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而条文开始冠以的“阳明病”是指出该条的证为太阳阳明合病，虽然有太阳表未解，但是也出现了阳明的症状，因为“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乃可攻之”，故当用麻黄汤解表发汗。又如第243条吴茱萸汤证：“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绝不能因为此条在阳明病篇中，而把吴茱萸汤归于阳明病。同样要根据症状，并结合方剂来判断，吴茱萸汤温胃止呕，结合“食谷欲呕”可以发现这是太阴病里虚寒证的“欲呕”，而不是属于阳明病，此处的“阳明”指代脾胃。所以，正确理解条文内容需要结合上下文看待。 六经在临床中简单实用 《伤寒论》的条文经过战乱流散，经过后人的编撰，故条文顺序变化颇大。条文虽然顺序有些乱，但透过条文，可以发现六经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即六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完善的辨证论治体系。 历来诸多医家无不对《伤寒论》推崇备至，可以看出六经在医家心目中的地位。如柯韵伯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俞根初说：“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 六经来源于八纲，在八纲的基础上发展了病位观，较八纲更为实用。辨别六经病，主要依靠提纲条文，重视症状学。六经简单实用，临床上先辨六经，再辨方证，病位病性了然于胸，如此则理法方药丝丝入扣，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确理解六经，是我们学习经方的基础。 一些资料表明，经方理论起源于神农时代，《汤液经法》标志了经方发展，而《伤寒论》标志了经方理论体系的确立。 杨绍伊所著《伊尹汤液经》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六经辨证的思路。可叹者，杨绍伊把《伤寒论》原文分为《汤液经法》原文、张仲景论广条文、仲景遗论(弟子补入)条文三类，所据是文辞特点，其方法有待内行考订，其内容有待分析，这里仅就两个方面，来洞观仲景对六经辨证理论的发展。 1．分析六经提纲 杨绍伊在所著《伊尹汤液经》中，认为《伤寒论》中的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后世简称为六经或三阴三阳)名称，在《汤液经法》已出现，且有不少有关每经病证的论述，列为《汤液经法》原文，但无“××之为病”主体词，即后世所称之提纲，只在太阳病开头有“太阳病其脉浮”。做为六经提纲的条文，皆列为既不是《汤液经法》原文，也不是仲景论广，而是仲景遗论，由其弟子加入，特别在厥阴病提纲前有“师曰”两字。其意是在说：六经名早已出现，但在《伤寒论》才出现提纲，其提纲在仲景生前还未出现，而是其弟子后来加入。提纲的出现标明了六经含义，提纲是八纲概念，为病位、病性概念，标明了六经实质，是解读六经的关键。胡希恕先生正是据此，并仔细分析各经病有关条文辨明了六经实质，即太阳病实为表阳证；少阴病实为表阴证；阳病实为里阳证；太阴病实为里阴证；少阳病实为半表半里阳证；厥阴病实为半表半里阴证。标明六经实质为八纲概念，不是经络概念。 2．分析《伤寒论》笫148条(赵开美本原文序号) 按扬绍伊的分类，《汤液经法》无148条原文，被列为是仲景论广加入，附于笫230条(阳明病，胁下坚满，不大便而呕，舌上胎者，可以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之后(杨绍伊认为是《汤液经法》原文)。148条原文为：“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若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对本条的研究，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特着笔墨，从诸多笔记中可看到探讨良久、修改再三，而最终指明了两点：一者，该条病证特点是，病位不在表，不在里，而在半表半里；二者，治疗应改小柴胡汤为柴胡桂枝干姜汤。具体指明本条属半表半里阴证，并指出治用小柴胡汤是柴胡桂枝干姜汤之误。这是难得的、来之不易的珍贵研究。胡希恕先生正是以反复研讨《伤寒论》条文为主，“并始终理会”，得出了《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以是可知，经方发展至东汉，意识到病位除有表有里外，尚有半表半里，而半表半里又分阴阳，也就是说，是张仲景在继方证分类有表里之别，又认识到有半表半里病位，使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至臻完善。 理解这一概念，还要对比《伤寒论》以前的经方著作特点，即《本经》、《汤液经法》理论特点。由《汉书?艺文志》可知，《汤液经法》有关病位论述，只有“浅深”、“内外”即表和里，治疗当是用汗、吐下。再看《伤寒论》全文，大多内容是讲：在表用汗法，在里用吐、下法，以及汗后、吐后、下后出现的变证及治疗，这些多属《汤液经法》原文。显然是张仲景及其弟子们，是继承了汉前的经方治法、经验教训。同时还加入了《汤液经法》没有的内容，即论广时加入新的见解，而突出之点是，在少阳病篇特别强调了不可吐下(笫264条)、不可发汗(笫265条)，这就表明了只能用以小柴胡汤为代表的和法。这样再结合笫148条分析，可看出《伤寒论》在病位概念上，与汉前的《汤液经法》有了明显不同，即除了有表里外，还有半表半里概念。这样经方辨证，原只用八纲，辨证时只有“抽象”，而加入半表半里理念，“乃具实形”，而形成了完善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由经方的发展史可知，六经辨证的形成，是辨方证的规律总结，是八纲辨证理论的升华，有了六经辨证更能指导正确辨方证，刘渡舟老师评价胡希恕先生：“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赞扬了胡希恕先生医术高明，更赞扬了六经辨证的科学性。 以上通过分析六经提纲，明确了六经提纲出现于《伤寒论》由仲景弟子加入，说明了是六经名远在商周已出现，为何用其名、其原始名义有待探讨，但六经提纲出现于东汉，赋予了实质内容。通过分析第148条，可知汉前经方只用八纲辨证，病位理念只有表、里，虽有六经名，但未形成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张仲景及其弟子意识到了其间尚有半表半里理念，由八纲抽象，变“乃具实形”而成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因此，亦可知经方六经辨证论治理论，是在古代方证积累的基础上，由方证积累，进而进行分类而形成的，其理论是基于八纲，是张仲景及其弟子认识到了，表里之间尚有半表半里病位，这样使八纲辨证变成为六经辨证。这也说明了，汉前虽有六经名，但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实质，至东汉才得以形成。 《伤寒论》书中，还涉及外邪(又称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气血营卫、津液、瘀血、痰饮、食毒、脏腑等理论，还有更独特的理念，如“阳气(阳)”，是《内经》及其他中医著作中所没有的独特理念。这些理论在经方辨六经、辨方证时起着一定作用，有时起着关键作用，是经方辨证论治中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方的主导理论体系是辨六经和辨方证。 经方用药有特点，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经方自身就不能正本清源。经方医学在东汉流传时出现危难，西晋以后以《内经》释经方(《伤寒》)，遂不明经方理论实质，也就不认识用药特点。因此，正本清源，把经方与时方对比，考证经方用药起源及指导理论，必不可少。 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的理论体系不同 经方用药与时方不同，早已引起中医界注目，如清代的徐灵胎，查阅大量医学文献，考证中医学术源流，认为经方与时方用药有明显不同，为此特立专著《本草古今论》垂教后世，深受中医界推崇。 “本草之始，昉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证施治其应如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后，药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李时珍增益，唐慎微证类本草为纲目，考其异同辨其真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偹，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则亦后人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之纯正真确，故宋人有云：用《神农》之品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增之药则尤有不足凭者；至其注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医某病，则增注之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小，此药为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这短短的400字，不但论述了经方与时方用药不同，更提示了经方起源于远古，与后世草率药物归经明显不同。如再参看徐灵胎专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就很容易了解到，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之所以不同，主要是理论体系的不同。 经方用药起源于神农 传说“神农一日遇七十毒，”是先民与疾病斗争真实写照的缩影，标明我们的祖先，在寻找、积累应对疾病有效药物时，是根据症状寻找相对应有效的药物，经历了反复探索和艰苦漫长的历程。《神农本草经》的撰成年代和作者是谁，至今仍不清楚，但公认其为我国最古最早的经方著作，代表了我国医药的起源。其实其与《伤寒论》一样，该书不是一个人、一个朝代所完成的，但其起始于神农时代是历史事实。 《本经》所以依托神农之名，一是确与神农有关；二是因在神农时代虽没有文字，但已积累了不少防病治病知识，后世记载其内容权当属于神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即在黄帝之前。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对河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5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时又发现许多石器、陶器等属仰韶文化(神农时代)。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环境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 我们的祖先在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用火考感到舒服、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或用大黄、芒硝可以解除便秘之苦……当时虽没有文字，但积累的经验被流传于后代，当有文字后便记载下来。《本经》所记载：“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显示了神农时代用药总结。因这些医药知识产生于神农时代，称之为《神农本草经》当不徒有虚名。 值得注意的是，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因起源不同，因而其认知方法则不同。关于经方治病特点，《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即根据人体患病后出现的症状，选用对应的药物治疗。 著名经方家胡希恕先生明确指出，依据“症状反应”：“中医治病，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是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因为中医发展远在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科学的依据，又没有精良器械的利用，故势不可能有如近代西医面向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有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于患病人体的症状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经验”，即经方用药是根据“症状反应”，而时方是源自《内经》的病因病机、经络脏腑。 今仅就对“伤寒”和“中风”的理解可见其一斑，经方的认知方法是据症状反应，即伤寒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疼、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中风为：“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即皆认为是发热或不发热的表证，治疗用麻黄、桂枝等发汗、解表、解热；而时方、后世注家，如成无己、张志聪等，以病因病机解释，则认为：“伤寒是伤于寒”，“中风是中于风”。因伤于寒，则治用辛温散寒，但有发热则不能用辛温，认为桂枝、麻黄“不可用于有热证的病例”，与经方有明显不同，其治疗用药亦就有了显著区别，成为后世不理解经方用药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方用药理论是八纲六经 后世因不能正本清源，误于王叔和在《伤寒论》序中加入了“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等内容，故认为中医的理论都来自《内经》，以至于认为中医治病都要依据经络脏腑、五运六气，甚至提出：“不明经络脏腑，动手便错”来对待经方用药，对此，徐灵胎以专论批判，明确指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实际明确了经方不同于《内经》的理论体系，即不是用经络脏腑、五行运气理论，而是用八纲、六经。 一些考证资料已明确了经方发展史，在神农时代，即以八纲为理论，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用对应的药物治疗，先是积累了单味药治病即单方方证的经验，其代表著作即《神农本草经》。后来渐渐认识到，有些病需要2味、3味……组成方剂治疗，这样逐渐积累了用什么方，治疗什么证，即复方方证经验，其代表著作即《汤液经法》，发展至汉代，对病位概念进一步细化，即“量疾病之浅深”由表、里增加了半表半里概念，因而产生了完善的六经辨证理论，其代表著作即《伤寒论》。 初跟胡老抄方，常听胡老说：“这个哮喘病人是大柴胡汤合桂枝茯苓丸证”；“这个肝炎患者是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证”，并见其方总是原方原剂量，很少加减，疗效确很好。感到很奇怪，于是请教胡老，胡老笑曰：“辩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当时因为习惯于用脏腑经络等辨证方法，故对其言不理解。胡老看透了我的心思，因此常利用星期天给我讲解《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其方剂的特点、适应症，这样渐渐有所领悟。 在《伤寒论》中第34条“桂枝证”、第101条“柴胡汤证”等，有以方名证的范例，因此，方证是《伤寒论》的精华。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逐渐体会到，不论是脏腑辨证、经络辨证，还是八纲六经辨证，最终都要落实在方证上。也就是说，有无疗效，决定于方证对应与否。例如八纲和六经，虽然是辨证的基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也能够制定施治的准则，但在临床治疗、确保疗效上，是远远不够的。具体来说，若已辩明为太阳病，其治疗原则是汗法，但发汗的方药是很多的，是否任取一种发汗药即可治之有效呢？当然不是，中医辨证，不仅是辩八纲六经而已，而更重要的是，还必须通过它们辩方药的适应症。如太阳病治须发汗，但发汗必须选用适应整体情况的方药。更具体的讲，除太阳病的特征外，还要详审患者其他一切情况 ，选用恰当、有效、适应整体的发汗药，这样才能有可能取得预期的疗效。即如，太阳病，若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则宜用桂枝汤；若无汗、身体疼痛、脉紧而喘者，则宜用麻黄汤；若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则宜用葛根汤；若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则宜用大青龙汤。这些方剂，虽都属太阳病的发汗剂，但各有其固定的适应症，若用得不恰当，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方剂的适应症即简称为方证，某方的适应症，即称之为某方证。这即《伤寒论》的方证对应的理论和经验。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等。故胡老称“方证是八纲六经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起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对应。 经过胡老的熏陶，逐渐熟悉了方证，在临床治疗上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临床疗效有了显著提高，也更深刻的认识到方证的意义。如曾治一婴儿，感冒后只喝水不喝牛奶，家属很着急。西医检查治疗无效，转中医治疗。先以停食着凉给服至宝锭、保赤丹无效；又以脾虚服健脾汤药，治疗月余不效。诊得其脉浮数，苔白润根厚，有症见易头汗出，饮水或喝牛奶后常呕吐，一看便知此是五苓散证，予服一剂，汗止、吐已，但仍不爱喝牛奶，因尚有嗳气、腹胀等症知此时为茯苓饮证，随予服两剂而痊愈，转而一天能喝四瓶牛奶，其父母甚是感慨，立志要自学中医。又曾治一日本留学生，咳嗽二月余，曾服中药数十剂不效，而剂量、药味越来越多，视其方多为养阴清肺之剂。诊时症见咽中干、不思饮，恶寒无汗、鼻塞、头痛、舌苔白润，脉沉弦。此证首辩六经当属少阴，在辩方证为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仅服一剂而解 “执一法，不如守一方”，这是充分认识到《伤寒论》的方证辨证的重要性。方证较之证型更为直接，它具有定性、定量和实践检验性质。古今不少人看到了方剂和证间存在着一定对应的关系，重视了证和方剂间关系的研究，诸如孙思邈、柯韵伯、方有执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值得我们在他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开发。 经方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即含于《伤寒论》中，那么后世为何不能认识其理论实质呢？主要是认知方法存在问题，其中关键是《伤寒论》的成书和解读两个问题。 关于《伤寒论》成书 后世普遍褒扬王叔和对传承《伤寒论》的功绩，却又贬其对《伤寒论》序“作伪”，“忽悠”桎梏后世千余年，误导后世认为张仲景据《内经》撰成《伤寒论》。不过历代不乏有具慧眼者，如章太炎、恽铁憔、喜多村之宽等，皆认为《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的六经，更不同于十二经络。刘渡舟老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更明确提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不过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真是来之不易，是付出一生艰辛才摆脱桎梏，通过反复考证、临床体验、潜心研究才逐渐体会而得。近有钱超尘教授考证：“赵开美《仲景全书》所收《伤寒论》，对该书作者题曰'汉张仲景述’；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後志》卷二沿其说：'仲景伤寒论十卷，汉张仲景述’；明著名藏书家及刻书家毛氏《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亦云：'仲景伤寒论十卷，汉张仲景述’”。说明《伤寒论》的主要内容，在张仲景前多已存在，并不是一人由无到有而撰成。皇甫谧谓“论广汤液”，是张仲景撰成《伤寒论》的主要方式、方法。由以上分析可知，《伤寒论》的祖祢为神农，其撰成的基本素材是古代积累的方证，基础理论是八纲，是由神农时代的单方积累，到复方方证积累，至汉代方证经验更丰富，并意识到病位不但有表有里，还有半表半里，形成了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张仲景及其弟子，正是补充、完善、总结了经方的学术经验，由八纲辨证上升为六经辨证而集成了《伤寒论》。 关于解读《伤寒论》 当然此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即入眼功夫很重要，所谓入眼功夫即认清学术渊源及传承。以上考证说明，《伤寒论》的祖祢是神农，从学术发展史上说早于岐黄，但王叔和等仅从《伤寒论》出现时间推算，即《伤寒论》在《内经》后，而误认为《伤寒论》的祖祢是《内经》，是在学术传承上颠倒了历史。当然认清学术特点，主要看书中的内容，因此，读书方法也很重要。如柯韵伯、章太炎、恽铁憔等，虽未辨“撰用《素问》”之伪，却明确指出《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不用五行，并批判王叔和强引《内经》一日传一经之说，主要功夫用在攻读《伤寒论》原文、分析全书内容而得出：因“仲景并无是言”。胡希恕先生更重视读原文，并“始终理会”《伤寒论》全篇，解读了六经实质、书中诸多疑难问题，尤其明确指出：《伤寒论》中的“阳气”、“阳”是指津液，是经方独有特殊理念。他们是不但仔细读《伤寒论》全篇，而且又仔细研读了《内经》等书，分析对照而得出的结论。如果只是了了草读一遍《伤寒论》原文，又不结合临床，是很难理解经方理论体系的。如只是强引“名人”、“权威人士”之言更难认识经方。 必须指出《伤寒论》是经典之作，学习起来本不容易，没有端正的学习方法、不下苦功夫，想一蹴而就是学不好的。所谓端正的学习方法，不光是刻苦读原文，还必须吃透原文、前后联系分析，并密切结合临床，才能渐渐理解原文。解读《伤寒论》，长期临床和长期读原文两者不可缺一。一代经方大师曹颖甫，熟谙经方方证，临床疗效卓著，名噪一时，但未明《伤寒论》笫264条、笫265条“不可吐下”、“不可发汗”，实指和法，却认为小柴胡汤为发汗剂，更遗憾死于日寇刀下，未能继续研讨经方，亦未能进一步理解六经实质；杨绍伊考证贡献功莫大矣，但临床实践太少，最终亦未跳出王叔和、成无己樊篱，受其影响，认为伤寒是“伤于寒”，为里病；中风是“中于风”，为表病，亦因此认为《伤寒论》的病位概念只有表和里，把小柴胡汤列于可发汗篇中，当然也就难解六经实质了。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对经方存在的诸多探讨毕竟有限。对《伤寒论》中的一条、一个问题，需要几年、几十年反复研读，需要在临床反复体验，如胡希恕老师直至晚年才认识到：《伤寒论》笫315条白通加猪胆汁汤，为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之误；第148条的小柴胡汤为柴胡桂枝干姜汤之误。胡希恕老师从攻读原文入手，为我们明确了六经实质，指明六经来自八纲，病位有半表半里，并分阴阳，但不无遗憾的是，尚留少阳及厥阴的方证未能一一明确提出，诚是解读经方有待几代人的不断努力。 经方理论特点是把外邪与人体正气相争、以及气血营卫、瘀血、痰饮、食毒、脏腑等对疾病的影响、所反映出的症状，用八纲分类辨清六经所属，再进一步根据古人总结的方证经验辨方证，用相对应的方药治疗，这便是经方临床治病的全过程。也就是说，经方医学是以六经辨证和辨方证为特点的理论体系，起源于神农时代，发展于殷商，成熟于东汉，是总结以八纲用药、八纲辨方证，发展为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其代表著作是《伤寒论》。 刘渡舟老师谓：“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明确指出了《伤寒论》的理论属神农、经方体系，惜由于诸多原因，许多人至今尚不明确《伤寒论》的理论，认识《伤寒论》，先要正本清源和正确读原文。 正本：《伤寒论》原序中“撰用《素问》、《九卷》……”等内容不是张仲景所写 古今对《伤寒论》认识分歧、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不能正本清源，如对《伤寒论》六经的看法有四十多个观点，其原因很多，但其共同点是：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由《内经·素问·热论》发展而来，用脏腑经络牵强附会，当然不能明了六经实质。其中，《伤寒论》原序起了重大误导作用，因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之句，误导“《伤寒论》的主要理论来自于《内经》、《难经》、《阴阳大论》”，这样曲解《伤寒论》，当然读不懂《伤寒论》，正如李心机教授所述：“尽管业内的人士都在说《伤寒论》，但是未必都认真地读过和读懂《伤寒论》，这是因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 20世纪30年代杨绍伊的考证资料及近年来胡希恕、钱超尘、李茂如等的考证资料已有力说明，《伤寒论》原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等内容不是张仲景所写，这启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伤寒论》的理论渊源。同时一些翔实的史料亦启示我们，《伤寒论》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如生于张仲景同期的皇甫谧，在《甲乙经·序》谓：“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告诉了我们《伤寒论》与《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伤寒论》不是根据《内经》撰写而成。 清源：张仲景所撰之书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汤液经》基础上整理、补充而成，方证起源于神农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皇甫谧谓“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仲景书的写作方法是“论广”，对此杨绍伊有精辟说明：“据士安言，则仲景前尚有任圣(伊尹)创作之《汤液经》。仲景书本为《广汤液论》，乃就《汤液经》而论广之者。《汤液经》初无十数卷，仲景广之为十数卷，故云论广汤液为十数卷，非全十数卷尽出其手也。兹再即士安语而详之，夫仲景书，既称为论广汤液，是其所作，必为本平生经验，就任圣原经，依其篇节，广其未尽；据其义法，著其变通。所论广者，必即以之附于伊经各条之后。必非自为统纪，别立科门，而各自成书。以各自为书，非惟不得云广”。即是说张仲景所撰之书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汤液经》基础上整理、补充而成。二是《汤液经》、《神农本草经》是古代方证的集成，是集治疗急性病、传染病、慢性病、常见病的总结，并不是以专治所谓传染病、热性病的“伤寒”起家，更不是因张仲景遇东汉传染病流行、家族多死于“伤寒”才奋而学医、著而成书，可见张仲景在世时不会将其著作称为《伤寒论》或《伤寒杂病论》，把仲景书称《伤寒论》亦起了误导作用。 又杨绍伊从文字学考证：《伤寒论》是张仲景由论广《汤液经》而成，并认为《汤液经》一字无遗地保留在《伤寒论》中，还证实了经方传承的重大特点，即“《汤液经》为方技家言，不通行民间。惟《汤液经》家授受相承，非执业此经者，不能得有其书；医师而异派者，无从得睹其书。汉世岐黄家言最盛，汤液经学最微，以是传者盖寡。尝谓医学之有农尹、岐黄二派，犹道学之有羲孔、黄老二派。岐黄之说，不如农尹之学之切实精纯；黄老之言，不及羲孔之道之本末一贯”。说明了其传承特点和学术理论特点，更说明经方为世人所知者少，同时更说明其学术、理论受其他学说干扰少，从而保持了其学术理论特点。皇甫谧《甲乙经序》谓：“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说明《汤液经》、《伤寒论》的方证，不论是单方方证还是复方方证，都与《神农本草经》有关系。即说明《伤寒论》的方证，起源于神农时代，其理论起源于神农时代，其理论属经方体系。 正确读原文：《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 如果能正确读《伤寒论》原文，多能读懂仲景书，虽未辨“撰用《素问》”之伪，却明确指出《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并批判王叔和强引《内经》一日传一经之说，主要功夫用在攻读《伤寒论》原文、分析全书内容而得出：“因仲景并无是言”。 但《伤寒论》原文较为难读，不少人去求助于后世注解，本视为捷径，不料却被引入歧途，如一看到太阳病，便认做是太阳经病；一看到少阴病，则认为是心病或肾病……从而认识不到《伤寒论》的理论。胡希恕先生不无感慨地指出：“仲景书古文古奥，本来难读，向来读者又惑于叔和的伪序，大都戴上了《内经》的带色眼镜，因而不可能更客观地看待仲景书”，并指出：要读懂原文，首先系统分析读全书，“始终理会”读原文，即前后对照、联系读原文，并联系临床读原文，绝不孤立读一条原文，如对《伤寒论》第320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解读本条，不但看少阴病提纲，即是表阴证，同时看大承气汤的适应证，即为里阳明实证，并联系临床读原文，因解读本条谓：“少阴病，津血本虚，若传阳明，则燥结异常迅速。口燥咽干，已有热亢津枯之势，故急下以救津液，宜大承气汤”。从而阐明本条原为少阴病，因正虚邪盛传变急速为阳明里实热的大承气汤方证。 要认识《伤寒论》理论，必先认识症状反应 经方的主要特点，是根据人体患病后反应出的症状来认识疾病的发病规律及总结治疗方法，进而总结出独特的辨证论治理论，因此，认识其理论也必根据症状反应。但是，后世注家却以病因、经络、脏腑等理论解读原文，更有甚者，认为“伤寒是伤于寒(邪)”、“中风是伤于风”、“温病是伤于热”……这些注解远离了经方理论体系，越读赿糊涂。胡希恕先生通过一生研究《伤寒论》，对比了《内经》理论特点，同时又受巴甫洛夫学说影响，明确指出，经方认识疾病不是究其病因，而主要是依据症状反应，中医辨证主要是依据症状反应：“中医治病，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是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因为古代既没有进步科学的依据，又没有精良器械的利用，只能根据患病人体的症状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经验”，并精辟地概括经方的辨证论治实质：“在患病机体一般地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讲求一般疾病的通治方法”。这里告诉我们，读《伤寒论》时，不能用“伤于寒”、“伤于风”、“伤于热”，更不能用经络脏腑理论来理解每条条文、每个方证以及六经概念，而必以症状反应去理解。这里要注意的是，症状反应所用理论是八纲。 要认识《伤寒论》理论，必先认识方证 从经方发展史可知，经方最早起源于神农时代的方证。对比《伤寒论》的单方方证，和《神农本草经》的药物记载，可知一脉相承，如：“甘草：味甘，平。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金疮肿，解毒。”《伤寒论》第311条：“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又如：“瓜蒂：味苦，寒。主治大水......咳逆上气，食诸果不消，病在胸腹中”。《金匮要略·痉湿暍》第27条：“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又如《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第11条：“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主之”，可见《神农本草经》的药物记载实质是单方方证。《汤液经法》和《伤寒论》则发展为单方证和复方方证，更发展了六经辨证理论。因此，问道《伤寒论》者，无不重视方证研究，胡希恕先生更是如此，他指出“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辨得正确”。 方证，不论是单方和复方方证其理论是八纲。《伤寒论》有是证，用是方，方证相对，方证对应。日本学者吉益东洞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这里说明了方证即涵方证对应、方证相应、方证相对之理，这即是八纲的理论。可知，经方的起源是八纲，发展至《伤寒论》基础理论是八纲，故解读《伤寒论》必用八纲。 “张仲景撰写了《伤寒论》(也称《伤寒杂病论》)，当然书名是张仲景所起，”这是一般人的常识及逻辑思维，但用心读《伤寒论》原文则自感其理不通，通过考证更证实这一逻辑不能成立。 一、 张仲景在世时未有《伤寒论》书名 考《汉书?艺文志》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而无《伤寒论》书名，后汉书亦无《伤寒论》记载，是说汉代尚未见《伤寒论》书名。一些考证资料更证实，张仲景在世时未曾用《伤寒论》名书，如皇甫谧出生时张仲景尚在世，可以说是对张仲景最知情者，其在《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称其书为“论广汤液”，中国古代无现代专以标明书名的符号，只能从字词涵义来分析判定，“论广汤液”或许即其书名，清?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条理》记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下云：“按后汉张机仲景取是书论次为十数卷。” 又在“张仲景方十五卷”下注：“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皇甫谧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按汉志经方家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仲景论定者，盖即是书。”对此民国时期杨绍伊有较详论述：“据士安言，则仲景前尚有任(伊)圣创作之《汤液经》。仲景书本为广汤液论，乃就《汤液经》而论广之者。《汤液经》初无十数卷，仲景广之为十数卷，故云'论广汤液’为十数卷，非全十数卷尽出其手也。兹再即士安语而详之，夫仲景书，既称为《论广汤液》，是其所作，必为本平生经验，就任(伊)圣原经，依其篇节，广其未尽；据其义法，著其变通。所论广者，必即以之附于伊经各条之后。必非自为统纪，别立科门，而各自成书。以各自为书，非惟不得云'广’，且亦难见则柯，势又必将全经义法，重为敷说。而仲景书中，从未见称引一语，知是就《汤液经》而广附之者”。这里的记载，不但说明了张仲景写作方法，亦说明了所写之书未称《伤寒论》，而称《论广汤液》。 杨绍伊《考次伊尹汤液经序》中谓：“叔和撰次惟据《胎胪药录》、《平脉辨证》二书，广论原本殆未之见，”不但证实了王叔和一生曾三次整理仲景著作，但未见张仲景原著，更证实张仲景未曾用《伤寒论》名： “叔和所以未得见广论原本者，此其故，孙思邈已言之，《千金方》云：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此语即道明所以未得见之故。夫以生于西晋之王叔和，去建安之年未久，且犹未得见原书，足征仲景广论遭此一秘，始终未传于世而遂亡，幸有《胎胪药录》纪其梗概，此孤危欲绝之《汤液经》论赖之以弗坠，此其功自不在高堂生伏生下。据其篇中载有广论之文，知为出自仲景亲授，名《胎胪药录》者，胎，始也；胪，传也，意殆谓为广论始传之书也。”由此可知，王叔和三撰仲景书时，只见到仲景的《胎胪药录》，而未见《论广汤液》，更未见《伤寒论》书名。 二、《伤寒论》文题不符 李心机教授认为，学习《伤寒论》的主要方法是用心读原文，这是研究经方的宝贵心得。亦当万分感谢王叔和经三撰把仲景论广的《胎胪药录》原文保存了下来，使后世能看到《汤液》、经方主要内容。这里要注意的是，凡读懂《伤寒论》者、凡有一定文学知识者，皆能发现：《伤寒论》文题不符，即全书是讲六经辨证和方证，伤寒只是表证之一，书中大部内容不但论治表证，而且论治里证、半表半里证；不但论治伤寒，而且论治中风；不但论治急性病，也论治慢性病；不但论治外感，而且论治内伤杂病；不但论治内科病，亦广泛论治外科、妇科、儿科等病，显然把书名称为《伤寒论》不合适，书名不符合仲景本意 只举例书中几条即可知，如《伤寒论》第3条(赵开美本，以下同)：“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是说张仲景所称之伤寒，是判定伤寒的主要概念、标准。明确伤寒是太阳病表阳证中以“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为特点的证，它与中风一样是太阳病常见的表证，因中风症见汗出恶风、脉浮缓，伤寒症见恶寒、无汗脉浮紧而区别对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伤寒二字及伤寒证在经方、汤液早已出现，因它是经方医学最早遇到、经验最多的证，仲景书中397条有91条以伤寒冠首，即超过四分之一条文以伤寒冠首。不过要注意的是，有许多条文不以伤寒冠首也是在讲伤寒证，如第31条：“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第32条：“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等条，皆符合第3条的判定标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的是，第3条对伤寒的定义、概念，施用于全书各条文，用其理解全书有关条文皆可相融相通。不过这不能成为以《伤寒》为书名的理由，因为，中风在临床、在仲景书中与伤寒同样多见，书中论述中风的条文比伤寒还多，故书名以《伤寒论》为书名，或为《中风论》皆不合仲景本意，与《汤液》内容实质相符。因仲景书是总结、论述经方的六经辨证理论和诸多方证，伤寒只是太阳病诸多病证之一，以《伤寒》为名不能涵盖六经证及各个方证，因此仲景论广汤液时绝不会以《伤寒论》命名。 凡用心读《伤寒论》全文后，再看书名，都会感到文题不符，《伤寒论》书名给人们带来困惑，有人把伤寒释为“伤邪”，有人把伤寒释为广义和狭义等试图附会其说，皆使人更困惑。问题的关键，是文题不符，理论体系的混同，因此，书名正是王叔和以《内经》释《伤寒》的真实写照，是“家乘中不系祖祢而谱牒东邻”的结果。 三、《伤寒论》书名始于王叔和 杨绍伊的考证认为，王叔和整理仲景遗著时，未见张仲景论广的《汤液经》原本，主要依据了《胎胪药录》、《平脉辨证》二书，经三次整理始定名为《伤寒杂病论》，对此有三点可证： 1、《伤寒论》原序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卒病论》”，杨绍伊、钱超尘、李茂如等考证，证实此段文字是王叔和加入，这里最早出现《伤寒杂病论》书名，已判定出自王叔和之手。 2、王叔和对祖国医学鞠躬尽瘁，除三撰《伤寒论》外，还撰《脉经》10卷，此书集汉前脉学之大成，也选撰了不少经方、汤液内容，选取《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等有关论述分门别类，全书分述三部九候、寸口脉、二十四脉、脉法、伤寒、热病、杂病、妇儿病证的脉证治疗等，对比《汤液经》是不分伤寒、杂病的，“伤寒”、“杂病”首见于王叔和的《脉经》，把仲景《论广汤液》分为伤寒、杂病与其一脉相承。 3、杨绍伊谓：“虽然叔和之学虽非出自仲景，然于仲景书致力颇勤”，这是王叔和为仲景书起名的主要索引，其生平于仲景书曾撰次三次，遗论、余论亦撰次两次，并力争不让混入《内经》内容，但受《难经》“伤寒有五”的影响，因此在为仲景论著标明书名时，难免把《内》、《难》的伤寒与仲景论广的伤寒等同，这样把有关“三阴三阳”及“诸可与不可”内容集在一起，定名为《伤寒论》；把认为属杂病的内容集在一起，定名为《金匮要略》，两者合在一起又称《伤寒杂病论》，对此，王叔和在《伤寒论》序中已自我标明。 由以上可知，《伤寒论》书名，不符合仲景本意，很可能为王叔和所起，缘于“叔和之学虽非出自仲景，然于仲景书致力颇勤”，即以《内经》、《难经》观点释义《汤液》。王叔和把仲景书定名为《伤寒论》，对后世影响出乎他所料，呈现历来以《难经》的“伤寒有五，”释《伤寒论》为广义伤寒，仲景书中第3条为狭义伤寒的观点。也由于王叔和把仲景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部，于是产生了“六经之变只限于伤寒”、“《伤寒论》是论治伤寒”、“《伤寒论》是论治急性病、热病、外感病、传染病”、“《金匮要略》治内伤杂病”等观点。更重要的是，经方本是以八纲为基本理论，王叔和以《内经》释《汤液》，加入五运、经络脏腑理论， 遂使经方六经实质、经方学术实质争论不止、模糊不清，由此误导了后世正确理解《汤液》、经方理论体系，这即是李心机教授所指出的“《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形成的根源之一吧？ 以上只是个人管窥之见，所以提出探讨，是要认清仲景书、经方本义，不能因《伤寒论》书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试想，如仲景书书名为《论广汤液》或《胎胪药录》传于后世，还会有广义和狭义伤寒的争议吗？还会有寒温之争？还会有《伤寒论》是治疗外感病、急性传染病、《金匮要略》是治疗杂病……这些对经方的误解吗？ 第一次跟随胡希恕先生抄方，见其一上午诊治30多患者，四诊完后皆谓：“此患者为某某方证”；“此患者为某某方证合某某方证”……因熟悉了用经络脏腑辨证，感到胡老治病奇特，却冒然问之：“老师，您怎么不辨证啊？”已显疲惫的胡老嫣然一笑：“慢慢给您讲吧！”于是利用星期天讲授经方知识，才启开认识方证之门，渐渐意识到中医还存在经方医学体系。不过几经春秋，仍感对方证认识浮浅，还须进行深入探讨，今出示不成熟的看法，望与同道共切磋。 一、方证是《伤寒杂病论》的基本构成 历代皆重视《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的方证研究，是因书中出现了方证概念，其主要内容以方名证，如桂枝证（第３４条）（赵开美本以下同）、柴胡证（第１０４条）等名称，是以方名证的范例。《伤寒》主要构成内容是“证以方名，名由证立，有一证必有一方，有是证必有是方，方证一体”的诸多方证，是论述某方剂的适应证即某方证，如桂枝汤方证、麻黄汤方证、承气汤方证等。凡读过《伤寒》的人都清楚，它的主要内容是２60多个方剂和其适应证，故有人把仲景书以方类证述其概要，如柯韵伯的《伤寒论注》、吉益东洞的《类聚方》、胡希恕的《经方传真》等，把《伤寒》书中有关每一方证集中在一起，体悟每一方证，以便于运用和进一步认识方证。 《伤寒》以方名证的形成，是古人长期医疗经验的总结，是经方发展的特点，也即构成《伤寒》的主要内容和理论体系的特点。方证概念不但见于《伤寒》，而且还见于《汤液经法》(简称《汤液》)、《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可见其起源在《伤寒》之前。通过仔细读《伤寒》和考证可知，方证不但是《伤寒》成书的基础，而且是《伤寒》理论的形成基础，是经方医学理论的基础。 二、方证起源于神农时代 传说“神农一日遇七十毒，”是先民与疾病斗争写照的缩影，标明我们的祖先，在寻找、积累应对疾病有效药物时，经历了反复探索和艰苦漫长的历程。在远古时代，没有文字时已口头传承，我们的祖先生活于大自然界，受四季气候、黑夜白昼寒热影响，难免生病，病后据反应出的症状，寻用对应有效药物治疗，渐渐积累了用什么药治疗什么证的经验，这即方证的起源，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口传相继，当有文字时便记载于书，其代表著作即《本经》。 《本经》中“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论述，根据症状反应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反映了经方方证的起源，是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以八纲辨证、以八纲辨药，开创了以八纲辨证的经方医学体系。书中更详于记述了365味药物，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表现出寒、热、虚、实、阴、阳的症状论述，显示了单味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其述证主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方证即属八纲理念，标志了经方基础理论的起源。 《本经》对每味药的性味，功能主治的记载，实质是以八纲理论的单方证，如：“瓜蒂：味苦，寒。主治大水……咳逆上气，食诸果不消，病在胸腹中。”而在《伤寒》以方证记载，即《金匮要略?痉湿暍》第27条：“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一物瓜蒂散方证，是渊源于《本经》瓜蒂的适应证。又如：“苦参：味苦，寒。主治心腹结气……溺有余沥，逐水，除痈肿。”而在《伤寒》以方证记载，即《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第11条：“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主之。”又如：“乌头：味辛，温。主治中风，恶风洗洗，出汗，除寒湿痹。”在《伤寒》以方证记载，即《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第17条：“腹痛，脉弦而紧，……即为寒疝，绕脐痛，若发则冷汗出、手足厥冷而脉沉紧者，以大乌头煎主之。”另《伤寒》还有很多单方方证，如猪肤汤方证、甘草汤方证、百合洗方证、文蛤散证、狼牙汤证、大猪胆汁方证、红蓝花酒证、雄黄熏方证、蛇床子散方证、诃梨勒散方证、鸡屎白散方证、蜜煎导方证、烧裈散方证……《伤寒》记载有很多单方方证，说明其方证来源于《本经》，同时说明单方方证产生于远古神农时代，至汉代逐渐细化、标准化。 三、方证的积累发展产生了六经辨证 由《本经》可知，古人先用单味药治病，即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渐渐认识到，有些病需要二味、三味……组成方剂治疗，这样逐渐积累了用什么复方，治疗什么证，即复方方证经验，反映这一发展历程者即《汤液》。该书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证明汉前确有此书，并简述了经方医学特点：“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更进一步说明，经方的复方是用药物的寒热温凉，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并明确了据疾病症状反应在表还是在里的不同，治用不同的方法，使人体阴阳平衡。这里的基本理论即沿用八纲，是与《本经》一脉相承。 方证的不断积累、不断丰富及分类，孕育着六经辨证理论的形成。一些考证资料已说明，《伤寒》原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是王叔和加入，张仲景不是据《内经》撰写《伤寒》，而是由论广《汤液》而成。生于张仲景稍后的皇甫谧确证了这一点，其《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民国时期的杨绍伊考证指出：《汤液经法》一字无遗的保存在《伤寒》中。这样可知，《伤寒》是由古代的方证发展而来，即其主要内容，是经由《本经》的单方证，发展到《汤液》的复方方证，又发展到《伤寒》的复方方证，而发展为六经辨证。 这里要探讨的是，《本经》及《汤液》的方证都是八纲辨证，《伤寒》为六经辨证，那么是怎样由八纲发展为六经呢？此仔细读仲景书则可得到解答：通过《汤液》和《伤寒》的方证对比研究，可求得考证，其中《伤寒》第９７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及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提供了有力证据。 考证经方发展史说明，汉以前的方证运用，由单方至复方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理论一直沿用八纲，即《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记载“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即病位概念只有表和里，治疗，在表用汗法，在里用吐下法。但发展至《伤寒》增加了半表半里病位概念，而治疗增加了和法，因使八纲辨证上升至六经辨证。仲景最伟大功绩之一，是总结出半表半里理念，由此创建了六经辨证体系。 四、方证的科学内涵。 评价一门医学理论是否科学，主要看其理论是否能正确指导临床，是否疗效确切，而经方、《伤寒》的科学性为世界共认，应当指出的是，其中的方证是决定疗效的关键。有人怀疑中医不科学，经方的方证不过是经验之方而已，不具科学性，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医，尤其是经方发展史缺乏认识，对经方理论缺乏认识，这里首先要解读方证的科学内涵。 1、方证本八纲之理：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从《本经》和《汤液》及《伤寒》看，可知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者为“量疾病的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故吉益东洞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这里说明了方证即涵方证对应、方证相应、方证相对之理。这里顺便要提到的是，有人看到吉益东洞在《方极》提出方证相对，因谓方证相对是吉益东洞首先提出；又有人谓孙思邈先提出……这亦是对方证的认识不清所致，我们已知方证的起源为神农时代，自然可知，方证相对即始于神农时代。同时还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凡谓中医理论，必以五行六气、经络脏腑等笼罩贯穿，《伤寒》、日本的方证对应派无是说，因谓“没有理论”；或见《伤寒》有六经名，则认为其理论来自于《内经》……这主要是不懂得中医有不同的学术派系，经方之祖为八纲，以五行六气解《伤寒》，恰是杨绍伊所称“不数伊尹而数岐黄，何异家乘不系祖祢而谱牒东邻也”，造成误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最主要是对方证认识不足。 2、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学习《伤寒》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个方证，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 因此，辨方证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继续，是更具体、更进一步的辨证，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辨方证是否正确。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六经八纲的细目，这是可以断言的”。辨方证的科学性、学术价值，不但为遵用方证理论者所证实，而且也为不遵用其理论者所反证。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震惊日本，耐人寻味，汉方研究者栗岛行春指出：“让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发生间质性肺炎、死亡，是由一个追求名利的医师发表论文开始的……是不学习中医理论，只用西医的病名来决定处方的结果，是研究失败的根本，而把责任诿过于小柴胡汤有副作用，是错上加错。” 更强调了“让没有了小柴胡汤方证的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是造成间质性肺炎的根本原因。《伤寒》是中医经方辨证论治体系，更讲求辨方证，全书主要讲辨方证，第317条方后附：“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这是后人的注释，是对方证的认知。论中对小柴胡汤的用法有明确说明：“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早已明确指出，没有小柴胡汤方证就不能服用该方药。“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证，以血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科学性。 由于经方的方证来自临床实践，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其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方证的科学性。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更详细、更具体、更全面的辨证论治。不少人认识到了辨方证的重要意义，中药治病，不在用药味多少、药量轻重，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于此获得更大启发，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说：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无常法，在辨证论治基础上，执一法不如守一方”。是说辨方证一定要准确，加减用药也要像桂枝加桂汤那样要对证，而不是对症、对病。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其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现，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伤寒》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腹泻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转而发奋学习经方(初读《医界铁椎》)，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验，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也有人从临床和实验室探讨了方证对应关系。如伊藤嘉纪通过五苓散方证的研究认为：五苓散方证的病理状态，是渗透压调节点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过调整调节点来恢复水液代谢正常的。给正常人和动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现象，如让人和动物出大量汗，造成津伤表虚出现五苓散方证后，再给服五苓散，则看到明显的利尿作用。因而，认为五苓散与五苓散方证之间，存在着特异的方证对应关系。藤平健在论述出血病的治疗时指出，中医的处方，是由几个生药组成发挥一独特治疗效果的方剂，这个处方可看作一个齿轮，而出血病表现各种症状，这些不同的症状好似不同的齿轮，两者如能紧密咬合，则可使疾病很快治愈，如两方面的齿轮咬合不紧，就像汽车中的齿轮咬合一样，齿轮不合，则汽车不能开动，也就是说，治病方药不对证，治疗也就无效。 以上可知，方证是由方药和证候以八纲为基础对应的理念，它起源于神农时代，方证的积累丰富，至汉代产生了六经辨证，形成了完整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经方、《伤寒》的主要内容及六经辨证理论，都是由方证发展而来。经方之源，始于方证，它既属基础理论，亦属临床证治。因此，认识方证，是学好《伤寒》、认清六经实质的关键。 正确理解伤寒论的六经，是解读伤寒论的前提，是学习经方的基础。有许多学者认为张仲景是根据《素问·热论》关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以及“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等论述，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 其实，《伤寒论》和《内经》属于两个不同的医学流派、理论体系。因《伤寒论》序文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这一内容，故历代诸多医家认为《伤寒论》的理论来源于内经，但历来医家以内经释伤寒，越解越难明。晋代皇甫谧指出：仲景论广《汤液经》而成《伤寒论》。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曰：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现代钱超尘教授及近代的杨绍伊等经过考证后，均认为序中“撰用”以下的23字为后人所加，非仲景文字。近代伤寒大家胡希恕先生经过毕生实践及研究后明确提出《伤寒论》属于经方一脉，而《内经》属于针灸家言，二者源流不同。《伤寒论》并不是沿用了《内经》的理论，同样《伤寒论》的六经也不是来源于《内经》的六经。 伤寒属于经方一脉，属于经方的辨证论治体系。“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伤寒论》属于经方一脉，观《伤寒论》的辨证体系属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六经八纲辨证体系，而《内经》则属于脏腑经络理论体系。绝不能因为《伤寒论》中的六经之名同《内经》六经之名相同而认为《伤寒论》之六经即为《内经》之六经。 六经理论具有系统性 《伤寒论》是由《汤液经》论广而成，故直接吸收和借鉴了《汤液经》。在古代朴素的辨证法、二分法、阴阳观等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辨证方法。在八纲的基础上，发展为六经的辨证方法体系。如“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是阴阳观、寒热观。“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乃可攻里”是表里观。“脉浮紧者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是虚实观。阴阳、寒热、虚实是病性，表里是病位，《伤寒论》在八纲的表里病位观的基础上发展为表、里、半表半里的病位观，这样将八纲发展为六经以更好的指导临床实践。 六经传变观点需要辩证看待 《伤寒论》第4条曰：“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5条曰：“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其六经相传并不是《内经》的一日一传，而是根据症状来判断是否相传。《内经》六经相传变理论的依据是脏腑经络理论，《伤寒论》则重视症状学，和《内经》的理论基础不一样。 现代认为六经适用于外感伤寒的辨证论治。其实任何疾病作用于人体表现为证，都是通过邪气与正气的斗争表现出来的，疾病的产生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邪气侵袭人体，正气奋起抗争，表现为表证，若正气不支，则邪弱气尽腠理开，则邪气入半表半里、入里。入里之后，根据阳气的强弱，可以表现为里热或里寒，而绝非像《内经》所说的一日一传，传变如环无端，周而复始。《伤寒论》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一句就明确指出了正邪相争的结果决定了相传。若正气强，可自汗出愈，如“冒家自汗出愈”。若正虚邪盛，则邪气入里。 不能拘泥于《伤寒论》条文的字面文字 《伤寒论》各经病内容篇幅不一，如太阳病篇详，而他经病篇相对为略，并不是太阳病篇所论述的内容都属于太阳病的，同理，绝不能说少阳篇的内容少，而忽略了少阳病的临床重要性，更不能因为厥阴病篇的方剂少，而认为厥阴病无方可治。六经是一个整体，仲景本意通过伤寒为例告诉我们六经这个辨证体系，故通过太阳病和他经病，可以总结、归纳出六经的实质内容。 《伤寒论》条文开头，常冠以某某病，如条文开头冠以的某某病，是提示可以见到该经病的症状，但不一定就是该经病，有可能是本经和他经并病、合病，也有可能是该经病的假象，提示与该经病相鉴别。如第235条“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不能因为该条开头冠以阳明病，而认为麻黄汤可以治疗阳明病。如何判断是哪一经的病、哪一经的证，主要的依据是症状。如该条的“脉浮、无汗而喘者”提示为太阳病表实证，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而条文开始冠以的“阳明病”是指出该条的证为太阳阳明合病，虽然有太阳表未解，但是也出现了阳明的症状，因为“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乃可攻之”，故当用麻黄汤解表发汗。又如第243条吴茱萸汤证：“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绝不能因为此条在阳明病篇中，而把吴茱萸汤归于阳明病。同样要根据症状，并结合方剂来判断，吴茱萸汤温胃止呕，结合“食谷欲呕”可以发现这是太阴病里虚寒证的“欲呕”，而不是属于阳明病，此处的“阳明”指代脾胃。所以，正确理解条文内容需要结合上下文看待。 六经在临床中简单实用 《伤寒论》的条文经过战乱流散，经过后人的编撰，故条文顺序变化颇大。条文虽然顺序有些乱，但透过条文，可以发现六经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即六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完善的辨证论治体系。 历来诸多医家无不对《伤寒论》推崇备至，可以看出六经在医家心目中的地位。如柯韵伯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俞根初说：“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 六经来源于八纲，在八纲的基础上发展了病位观，较八纲更为实用。辨别六经病，主要依靠提纲条文，重视症状学。六经简单实用，临床上先辨六经，再辨方证，病位病性了然于胸，如此则理法方药丝丝入扣，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确理解六经，是我们学习经方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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