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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49年这一年，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立即发表声明，愿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我是先参加以颜惠庆为首和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2月15日乘飞机来到北平。当时北平已和平解放，承蒙叶剑英等接待，还去石家庄转赴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这次代表团的活动共12天，于2月27日回到南京和上海。可谓是“国共和谈”的前奏。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派出正式的和平商谈代表团。代表团以张治中为首，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六位代表；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四位顾问；卢郁文为秘书长；余湛邦、张丰胄、潘伯鹰、严北溟、肖金平、陈树华、张立钧等为秘书。代表团于4月1日乘专机来到北平，与中共方面的代表商谈和平。我作为两次和平代表团随员，既是邵力子的秘书，又均兼任代表团的秘书和联络专员。这次和谈终因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上签字，谈判破裂，最后应邀随全团留北平，未再南回，我从此获得新生！  南京和谈代表团留在北平后，张治中（右二）、邵力子（右一）、李蒸（左二）偕同张丰胄（左一）同游中山公园 尤以当“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回南京后，在“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组成出发前，南京行政院何应钦院长曾于3月28日单独召见我，要我谈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的实况，他还提出许多问题，表示关心和疑虑。我据实回答：北平秩序安定，商店厂家已开工营业，共军纪律好，对我们行动不加限制、态度热忱，和谈有望！他听后表示满意。 我随“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回上海后，上海记者向我采访，我向他们简要申述“北平之行，国共和谈有望！”又召开座谈会，由我介绍北平之行，座谈会上气氛热烈。 4月1日开始的那次和谈进行中，随行的还有通航代表雷仲仁等人，他们抵平后，与有关方面商谈通航问题，取得协定：在北平和谈期间，每周有一二次班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上海之间；海运通航问题得到叶剑英参谋长批准，由随代表团来平的金山同志去天津协商国共间招商局通航问题，上海航业代表魏文翰、周启新等四人也由上海乘轮船来到天津洽商，尤对通邮问题，同机来的就有通邮代表梅贻璠、沈鑫、李雄等人，飞机上还带有留南京、上海的华北邮包九十五袋。4月27日，华北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与上海邮政总局梅贻璠在通邮协议签了字。 1949年4月15日，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最后修正案，4月16日，由黄绍竑、屈武两位携带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签字。南京紧急开会，拒绝签字。随即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人民欢呼。我们“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同仁应邀留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原文刊登于团结报1999年4月15日第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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