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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雪棠，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语》的话语建构 ——兼论“语”的特质及“语录”的功能 文/于雪棠 ［摘 要］孔子自云“述而不作”, 然而, 其核心思想并非通过“述”的方式而建构, 这与后世依经立义的话语建构方式迥异。《论语》载录孔子论及六经的言论很少, 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从经典解释中得来, 其学说的建构, 是在面对现实政治、 社会、 自我等人生诸多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 是从其个体的生命体验中得来, 在与弟子的交谈中显现, 经弟子的记录与编纂而得以确立, 具有脱离经典、 独立思考、 自建法言的特征。《论语》中的孔子是思想型的宗师, 而非知识型的学者。孔子从自我认知、 自我期许走向普适性的理想人格追求, 其“仁”与“知”互补的人格构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以贯之的方法是以“观”为基础的“思”。孔子“语”的特质是思想, 是问题指向, “语录”具有思想建构的功能。纂辑语录是儒家思想建构及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论语》; 孔子; 语类文献; 语录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注疏与语录是儒家思想传承与建构的两种重要著述体式,并由此形成了“依经立义”与“自建法言”两种路径。相对而言,注疏偏重传承,也可别立新说,但毕竟以经典为依托,自家面目不那么醒豁;语录偏重建构,可以谈论经典,但其意义在于脱离经典,确立鲜明的一家之言、一派之学,成就自家面目。对语录在思想建构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虽然不乏论者,但仍然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尽管还有其他早期典籍记载了大量孔子之言,近年又有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专门阐释《诗经》,但不能否认,无论是思想的丰富性、权威性,还是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影响,它们均无法与《论语》相提并论。 关于《论语》的话语建构,学界大多关注孔子的言说方式所体现的话语权威、《论语》文体形式的渊源、特征等问题,探讨了“子曰”、独白、反问等言述形式所蕴含的意义,及其话语建构模式、经典阐释方式,这些探讨与结论对笔者都颇有启发。不过,从《论语》所记孔子言论的整体特征角度进行分析,仍有可开掘之处。 一、 孔子之语的特征 《论语》载录的大量言语建构、确立了孔子思想体系的主体。孔子自云“述而不作”,然而,《论语》载录孔门讨论经典的言论占比非常少。据朱熹《论语集注》,共 498 章。涉及《诗》17 章,《书》5 章,《易》3章。其中《述而》所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同一章言及《诗》、《书》。全书论及五经者共24章,所占比重很小。《论语》言及《诗》、《书》、《易》的24章,大多不指向对文本本义、历史真实性的探究。这当然不能说明历史上的孔子很少讲述经典,不重视经典本义,但能够说明《论语》的编纂者没有侧重于经典解释。 《论语》讨论经典者少,那么大量的言语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 《论语》20篇大体是分主题类编的,通常有多个主题,古今注疏及论著对此多有分析。从数量上看,有几个主题很突出,论及“仁”的62章,论及“为政”的80余章,包括“为政”的方法及对诸多政治人物的品评,论及“君子”的84章,论及“礼”的40余章,论及“学”的40余章,论及“友”的15章,论及“孝”的13章,各个主题极少重叠。概言之,《论语》所记孔子与弟子的问答,大多由直面各种现实问题而发。 《论语》20篇的次序安排也体现了编者的意图。《学而》与《为政》位于第一和第二,可视为全书的总纲。“学”放在首位是儒家重视文化传承的体现,也是由《论语》编纂者及其内容的特殊性决定的。记录者和编纂者是孔子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记录的内容是师生的言行,这是一个教学团体。“学”对师生而言都是最重要的事,因而列为首篇。此外,“学”是修己的方法,与生命同终始;“为政”是实现安人的途径。修己是安人的前提,安人是修己的目的。修己与安人,是孔子思考问题的两个核心,修己以成人,为政以安人,他和子路的一次对话充分体现了这点。
在孔子看来,“修己以安百姓”难以实现,是极高的标准和要求,即使是古代的圣君尧舜亦未必做得到。孔子的很多思考都围绕修己与安人问题而展开,《论语》的内容亦大体均可列入修己与安人两大类别。弟子们问政、问仁、问君子、问士、问崇德辨惑、问友、问耻、问为邦、问为仁、问志。这些要么指向修己,要么指向安人,整个孔门的关切均在于此。 孔子的核心思想“仁”,也具体指向为政者是否采取了安人的举措,是否见到实效。 子贡与孔子探讨的是为政者如何做才称得上“仁”。在孔子看来,子贡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难以实现,超出且高于“仁”,已经可谓“圣”了。相对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较容易做到,这个相对容易实现的为政原则,就称得上是仁。子贡和孔子从为政的角度讨论何为“仁”,要做到立人、达人,需要实际的行动和切实的能力。《阳货》记子张问仁,孔子答曰: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即为仁。所谓“能行五者于天下”,也是指能真正地施行。 《论语》中有239章以“子曰”或“孔子曰”形式表述的独语,加上弟子的独语26章,占全书一半以上。这些独语,原本触发它们的情境已不可考。多有学者认为这体现了话语权威,笔者更倾向于将其中绝大部分理解为一位思想家的沉思,是孔子这位为师者面对学生时,将自己之所感、所思自由地表达出来。他阐述人生体验,观察各种现象,观察人性,思考政治和历史,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见解,这些话语让弟子记忆深刻,于是加以记录、纂辑,其权威性的确立依靠的是话语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力量、蕴含的洞察力以及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适性,而不是独语的形式。 对于经典文献的研习,从《论语》载录看,孔门的特点是强调实践。“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包括礼乐和经典文献。孔子传授弟子的文献以《诗》、《书》为主,尤以《诗》为主。孔门弟子中子游和子夏以“文学”著称。子游曾为武城宰,能识人,能将礼乐付诸实践,看问题注重本质。《论语》没有记载子游如何讲论经典。子夏更重视外在的形式,因而孔子告诫他当为君子儒,不可急功近利。子游也曾批评子夏的门人小子,只重洒扫应对进退等细末之礼,不知根本。子夏有一些重学的言论,集中载录在《子张》篇。如:“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夏强调不断增长见闻,重视广泛地学习,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进行思考,通过学习以完成对道的追求。以“文学”著称的子游和子夏虽然治学思路有异,但整体看,《论语》偏重载录的是他们看重践行的一面。 文,还有超出典籍文献的含义。孔子传授“文”,看重的是蕴含在其中的传统,包括文化、制度及价值观念,也包括历史经验、文化典范和人物楷模,以及普适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教以文,是要承续文化传统,培养宏阔的思想认识,塑造理想的人。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总结其从师的体会,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学于文,是在广泛地学习文献之外,还学习活的礼乐,于书面知识和礼乐实践中呼吸领会周人的文化精神,以文化传统培养远大的志向,从而承担起传承斯文的重任。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是从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继承文献与礼乐,继承文化传统并塑造理想的君子人格。 尊奉经典而不被经典文本所缚,仍然能够自由地讨论与表达,阅读经典可以别有体悟,并不以追寻圣人之意为旨归,这是孔门之语的特征,也是先秦思想有别于后世经学的特征,是先秦之所以富有思想活力、富有思想原创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孔子的自我认知及其人格构成思想 《论语》呈现给我们的孔子,常常由自我心灵的体验及自我认知而走向对普遍人性的总结、概括及提升,他的体验是如此深广而富于哲思。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成为一个理想的人,是孔子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学以成人,学以成君子,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他由对自我的认知走向对执政者和读书人成为君子的普遍期许,孔子的大量自述尤其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很多独语如此鲜活,如此打动人心,它们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感喟,源于个体性情的体验。 《学而》首章就很有代表性。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李泽厚认为:“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精神是'乐感文化’”,“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悦’仅关乎一己本人的实践,'乐’则是人世间也就是所谓'主体间性’的关系情感。”这个解读在学术界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相关讨论持续至今。从宋儒标举的“孔颜乐处”到李泽厚提炼的“情感本体”,哲人们普遍意识到“乐”的特殊意义。“乐”虽然是主体间性的关系情感,但也是孔子个人的情感体验,“不愠”亦如此。悦、乐、不愠,均是孔子自我深层精神体验的自然表达,这个表达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学而》首句表达了孔子对“学”超越功利的态度。孔子的“悦”是“学”这个行为本身以及在反复实践所学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积极的情感。悦,是孔子获得的智识层面上的满足;学,是由不知到知的过程,是认知层面的;时习,是将认识层面的知转化为实践层面的领会、熟悉、掌握,是学的最终完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独特的个体经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学习中体验到愉悦。这个反问句饱含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这是一种平和而满足的喜悦,也是体验“悦”之后的理性自觉。其后的“不亦乐乎”和“不亦君子乎”均当作如是观。 孔子反复强调自己的好学,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好学是一种在敏于事的行动中呈现的精神,是改过迁善、匡正自身的行为,其意义要远远超越一般的文献记诵之学。 《学而》首章述及三件事,孔子由其自身对学的体验发端,言及与同道交往获得的精神愉快,最后所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实是孔子的自我肯定、自我期许,这里的“君子”是夫子自道。《论语》中不乏孔子自称“君子”之例。比如《子罕》中的这章:“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章表明了孔子教化九夷的意愿,君子代表文明。孔子自谓“君子”,是道德人格的自我认知。《学而》首章由一己学而时习之悦,至与同道相与之乐,再至人不知而不愠为君子,均系孔子自身的切己体察,为其所独有,他人莫能言之。 在孔子的“君子”言说中,很大一部分缘于其自我的道德体验。正如徐复观所论:“《论语》中许多语言,不是由逻辑推论出来的,不是凭思辨剖析出来的,而是由孔子的人格直接吐露出来的”,“君子”既是人格理想,也是孔子的自我人格写照。 孔子的“君子”理想基于他对自我的期许,他对君子所具品格的认知,还有特别深刻之处,这突出表现在其“仁”与“知”(智)并论的话语中。“仁”与“知”并不矛盾,分别指向两种理想的品格。“仁”主要是面向人而言,“知”主要是面向事而言。孔子“仁”“知”并论乃出于对人如何生存于世间的思考,亦有其个体生命体验的印迹。 孔子特别重视“群”,他总结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经》的四大功能,“群”居其一。夫子曾怃然感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还曾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群,是孔子的创见。如何能“群”? 仁是与他人相处应秉持的根本态度,是实现“群”的重要途径。《颜渊》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人,指他人。单独的个体无所谓仁,只有当个体与他人接触,才会产生仁。仁,是把他人当作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也就是从“己”的需求出发,进而考虑到同自己一样的他人的需求。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种表述的着眼点虽有异,但根本思路并无差别。 “仁”与“知”同时出现时,各自承担什么意义呢? “仁”属于伦理德性范畴,“知”属于理性德性范畴。“仁”与人伦道德相关,“知”与处事能力相关。“仁”与“知”的反复出现,体现出孔子对健全人格构成的思考,这个思考建立在面向现实人生和政治的基础之上。 《论语》共有10章“仁”、“知”并举,从中可知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智”是一种选择的能力,选择“仁”才称得上是“智”,“仁”是“智”的前提条件。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子张问孔子,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的行事上看,他们“仁矣乎”,是否称得上“仁”,孔子都答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认为他们处事不智称不上是仁。在这个语境中,“智”又成为“仁”的前提条件。这两章结合起来看,仁与智互为前提,互相渗透。 在如何对待民众的问题上,“仁”与“智”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智”是引导民众的前提,“仁”是实现善政的保证。“智”之所能及,需要“仁”加以稳固。理性认知之外,还需要培养内在对民众的关爱之心。 “仁”还包含对邦国的责任感,相应的,“智”则是选择出仕时机的能力。孔子不想见阳货,阳货赠孔子豚,孔子趁他不在时往拜,结果在路上遇见了。阳货质疑,有如下对话:“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这里提到的“仁”与“智”均与现实的政事有关。 《论语》载录了樊迟两次问“仁”与“知”。“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致力于化导民众的正确做法是敬鬼神而远之,即顺应民众敬鬼神的心理,但并不谄媚鬼神,要用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处理事务,能做到这样就是“智”,“智”是具体执政的能力。先难而后获,是一种克服自身思想矛盾、超越自身精神境界的过程。“仁”,需要精神修炼才能达到。另一章中孔子对“仁”、“知”的解说又不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仁”是对他人关爱的情感,“智”是辨识、判断他人品质优长的能力。孔子所说的知人,特别指知贤人。知人是为政的一部分。孔子说知人为智,具体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并不理解,又去问子夏。子夏曰:“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夏的解说清楚地表明,孔子所说的知人,其意义在于察识、选举贤能之人并委以重任,为天下树立典范。察举贤才是智,是为政之智。 除了指向政事的仁智论,孔子也有泛论智者和仁者精神境界的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者为何不忧? 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仁者已经修德至高,内省不疚,故不忧。智者因为长于认知、辨识、选择、判断、应变,因而遇事不会困惑。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观照自然万物时,仁者和智者都从中发现了与自身相似的特质,从而获得内在精神与外在自然一体的愉悦,都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大境界。对仁者、智者的论述也是夫子自道,正如程子所论:“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仁”与“知”均仰赖个体的行动及选择,要与他人产生关联,要与具体的事产生关联才能最终实现。孔子“仁”与“知”并论的意义在于:二者都面向社会现实,落在人生实处,能回答应当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事务这两个人生基本问题。它们产生于个体与世界的联结,植根于孔子自身的体察。 三、 思以贯之的思想宗师 孔子在早期典籍中有两个形象:博物君子和思想宗师。与《左传》、《国语》和《史记》相比,《论语》侧重呈现的是后者,《左传》和《国语》则较重前者。孔子至圣先师地位的确立,《论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论语》纂辑的孔子所言及孔门之语,体现出立足于人间事务,面向现实而思的总体特征。孔子所思所语围绕为人与为政而展开,以修己与安人为目的。《论语》着重载录的是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让弟子们记忆深刻的是孔子对自我的认识、对他人的观察、提出的见解、做出的判断,以及对问题的思考与回答。《论语》呈现的孔子,智者的比重远远大于学者。《论语》通过纂辑建构了一个价值和意义的世界,确立了一位思想宗师的形象。 孔子特别重视“学”,同时又创造性地标举了“思”,并身体力行。学意味着仿效与传承,思则意味着反省与创造。与“学”相对而称的“思”,具体含义不尽相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思并重,学思相济,互相成就,缺一不可。“思”的对象是所学的内容,思包含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领悟、反思。孔子反对缺乏具体学习内容和对象的空想。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里否定的只是脱离了“学”的“思”,而不是思考本身。 孔子固然好学、博学,但博学多识不是他好古敏求、学而不厌的目的。在他看来,有超越博学的东西。他与子贡的一段对话非常经典:“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在很多人眼中,孔子是“多学而识之者”,是博学强记的人,他的弟子如此,孔门之外的人亦如此。但孔子对此并不认可,他自称“一以贯之”。这个“一以贯之”指什么? 张岱年的解说深中肯綮:“'一以贯之’即用一个原则把多闻多见的内容贯通起来。”“多闻多见是学,一以贯之是思。”思,是观察、理解世界的方法,孔子之道可谓思以贯之。
孔子说的“思”,具有指向性和规范性,指向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对人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思明和思聪,指向结果,要看清楚、听明白,要充分、正确认知客观事物。温、恭、忠、敬,是对身体及言行的规范。思问,是寻找解决疑难的方法。思难,是考虑任由愤怒发作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控制情绪。思义,是对获利的约束,非正当的收益不可取。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思齐,是渴求达到更高的境界。所谓“思”,是要达到普遍的道义标准,超出了具体的就事论事,因而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不夸张地说,非“思”无以成人,思是自我建构和确立的过程。 《论语》载录的孔子之思多是思考现实人生、政治的问题,是基于“观”而展开的思。观是有目的的看,观的目的是要对人或事进行全面的认识,形成对事物的看法,包含复杂的思维活动。孔子观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人和礼。无论是观人,还是观礼,“观”这一行为最终均指向为政。观人是为了知人,知人是为了举贤任能。观礼,是为了树立和学习典范。 观人,观什么,如何观? 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通过观察一个人所犯的过错,了解他是否具有仁德,由观而知是从观察到判断的过程。孔子还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从做事的动机、采用的方式、内心安于何事等三个角度观察,就能全面了解一个人。 观礼也与为政有关。孔子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禘是祭祀天神和祖先的大祭,周成王特许周公可以举行。之后,鲁国国君僭用此礼,因而孔子不想观看。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这两章从否定的角度讲不欲观、无可观之事,反之,从肯定的角度看,孔子欲观的是符合礼制的祭祀大典,认为可观的是居上者宽仁,行礼诚敬,临丧悲哀。礼的作用是要为民做示范以起到教化的作用。观不只是看,还是学习,观看的应当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我们今天常说的观摩就是此义。孔子求可观者,其实质是寻求符合礼制要求的典范行为,以能教化民众。 观,包含双向的意义。《周易》有《观》卦,《象》传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观》卦的卦象是坤下巽上,坤为地,巽为风,是为“风行地上”,指可以教化百姓,犹同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②观民,指的是先王做出示范,让民观己。观,《说文解字》:“谛视也。”段玉裁注云:“凡以我谛视物曰观,使人得以谛视我亦曰观。”孔子的观礼,包含对居上者能为仪型典范的期待。不仅观礼如此,观人有时也包含此义。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观人,当观周公之才之美,而观其才之美,目的是要以为楷式并学习和效法。 《论语》载录了孔子对诸多弟子和时人的评述,多基于观察而发。孔子于岁寒知松柏之后凋,在川而叹逝水,其“性相近,习相远”的论断以及诸多“君子”、“小人”之辨,均缘于广泛而深刻的观察而得出。思,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方法,他不仅身体力行,还对“思”有着自觉的认识,揭示了其意义。观,可以引起思,观的过程也是思的过程,正是以观为基础,孔子之思围绕着现实人生而展开,那么多看似平常而实则深刻的洞见,实乃思的果实。 孔子开创私学,不仅传授知识和文化,更主要的是作为思想宗师,对如何学与如何教有着自觉的思考。这里仅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例,分析孔子对何以为师的认识。 汉人以博通古今解释“温故知新”。《汉书·成帝纪》载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诏曰:“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述作表之旨归:“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云。”清代黄式三《论语后案》:“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当时之事也。”故,指古,包括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等以及记载相关史实的文献。所谓通古今、明古今,包含两层含义:知晓古今制度之变迁,则知今之所由来;以历史为鉴,乃知今天之所当为。这个理解的语境是政治,强调的是为师者贯通古今的能力。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朱熹曰:“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这是从为师及为学的角度理解,当包含朱熹自身对教与学的体察,更切近孔子言说的教学语境。不善学者不能教,为师者当善于从旧闻中发现、领悟新知。学不能止于知已然之迹,必须有自己的发现,在旧知识中发现新意义,旧闻才不再外在于我,才能转化为我的认知,成为我的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笔者理解,故,除了旧闻,还有另一层含义,是学习主体已有的认知。所谓“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意味着每次重温都能在自我的旧知中创出新知,是对自我认知的不断超越,是自我知识体系及认知能力的更新和提升,自我更新永无停歇,如此方可为人师。在温故知新的过程中,知识和传统也不断被赋予新的理解、新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发展并获得长久的生命。 “温故知新”的“知”,在孔子的言论中更多指向由已知推断未知这类复杂的思维活动。《学而》记孔子称赞子贡,认为可与言《诗》,“告诸往而知来者”,也就是能从已知的思想观念中联想、推知老师未曾传授的内容。孔子和子贡议论颜回的对话与此如出一辙,师徒二人都认为自己远远不及颜回,颜回“闻一以知十”。闻一知十、举一隅以三隅反、十世可知,都是由已知推断出未知,活用已有的知识使之增殖,将旧闻转化为新知,从而丰富、更新学习主体的认知。 在《论语》中,“知”的对象常常与人生密切相关,比如知命、知天命、知礼、知言、知人、知生、知死、知德,“知”的对象都不是“物”,不是像后世常说的知天文、知地理、知书、知音等。指向人生与指向物区别何在? 指向物的“知”,可以通过简单的读书和记诵而获得,而指向人生的“知”,是一种透彻的、根本性的了解、辨识和判断,需要细致的观察、广泛的学习、切己的体验以及深入的思考才能获得。 孔子重视由思考而获得的“知”,这在孔门的经典研读中也有体现。孔子和子夏就《诗经》具体字句所作的讨论就是一例。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何意,孔子答曰:“绘事后素。”子夏再问:“礼后乎?”孔子感叹:“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赞许子夏能推衍而及诗句之外的意义,赞许这种需要思考而有所领悟的学习方式。《礼记》中记述了大量孔门对礼的研讨,其中较少对礼学文献的讨论,颇多对各种具体疑难问题的探讨和处理,也是孔子重视思考问题这一根本教学精神的反映。 四、“语”的特质及“语录”的功能 关于先秦“语”类文献的生成、类别、体用特征、源流演变,“语录”的含义、起源、生成、类型等问题,学界已经有很多精彩、深入的讨论,也做了大量文献梳理工作。对儒家语录类文献的研究,集中在《论语》、《国语》及宋代的语录类文献。从上述对《论语》话语特征的分析中,这里想延伸探讨儒家文献“语”的特质及“语录”的功能。一言以蔽之,“语”的特质是思想,是问题指向;“语录”的功能是建构思想体系。 从《说文解字》对“语”、“论”、“议”三个字的递训中,我们能得到一点启示。《说文解字》:“语,论也。”“论,议也。”“议,语也。”段注:“上文云论难曰语。又云语,论也。是论、议、语三字为与人言之称。”这个训释提示我们注意“语”、“论”、“议”的共性,它们具有共同的义素———讨论问题,只是各有侧重。论,强调分析、推理,有条理,并做出判断,形式上可以是一人发论,也可以是多人讨论;议,讨论后要有决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形成一个共识,形式上是多人参与;语,形式上为两个人的问答,内容方面突出的是思想特质,尤其是具有经验总结、警戒性质的思想认识。汉代刘熙《释名·释言语》:“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这个解说揭示了“语”的特点是表达自己想要说的,换言之,“语”的特征是突出言说者的主体性,突出思想和观念,突出问题指向,是以问答或辩难的形式表达见解。《论语》的话语建构,非常典型地体现出“语”所具有的思想特质。孔子的言说为其所欲说,具有现实针对性,问题指向性,其脱离经典、独立思考、自建法言的特征非常鲜明。 “语”具有思想特质,纂辑圣贤之语而成的语录类著述,通过篇目或卷目主题的设置、对原始材料的取舍安排,摘录一人或多人的思想学说,表达对系列问题的见解、探讨,最终起到建构思想体系的作用,以《论语》和《近思录》最为典型。 上文已述,《论语》的编排方式是主题类编,大体每篇均有主题,正是这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纂辑,建构了孔子其人及其思想体系,建构了以一位先师为主的一门之学。至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辑《近思录》,摘编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四子之语,总622条,纂辑为14卷,每卷之目亦标示所论之主题。朱子自定纲目是:“(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从形而上的道到具体的为学、致知、修齐治平、教学,最终标举理想人格境界“圣贤气象”,通过主题的明确设置,既关乎大体,又切于日用,自近及远,有层级地建构了宋代新儒学的基本框架。
《近思录》这类纂辑多人言论的语录,其篇目或卷目的设置非常重要,是编者对所录之语思想性的概括和提炼,直观呈现了编者的思想架构。编者对具体内容的选取则赋予诸多散杂之语以思想的一致性。如第三卷《格物穷理》凡78则,强调《论语》和《孟子》的重要性,从第34则至第42则连续9则语录均陈说二书,对它们推崇备至,其中第39则颇为典型。文曰: 这段话有三层意义。第一,极大提升了《论语》和《孟子》的地位,将其置于六经之上。第二,读书的目的是求圣人之意,这和汉儒解经附会历史事实及重文字训诂的治学方向判然有别。第三,读书者当反省自身如何未能至圣人之境,言外之意“成圣”当是读书者的追求,这就为广大读书人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成人目标,从治学扩展到了成圣。《近思录》将《圣贤气象》置于编末也是这一观念的反映。 此卷所选四子之语多强调思考以自得及思之贯通,亦本原于《论语》和《孟子》。如第四则:“欲知得与不得,于心气上验之。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实得也。”第六则:“学原于思”,第21则:“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心中有所开,即便劄记。不思则还塞之矣。”前两则选自《程氏遗书》,第三则选自《张子语录》。《孟子》之语有:“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此一来,二程与张载思想观念的相通遂通过纂辑而得以凸显,也通过纂辑建立了与孟子清晰的传承关系。 此卷后半部分所辑之语多论及经典阅读及解释,论《诗》6则,论《书》3则,论《易》14则,《春秋》5则,六经之中尤重《易》,这与读《易》尤须思辨有关。这些有关经典解读的言论整体上看强调不泥于文字,要思得经典蕴含的义理大要,与注疏偏重于典章名物、历史事件的解释路径迥乎不同,体现出语录重思考的特征。 语录这种著述形式在宋代得到极大的发展,编纂形式多种多样,就儒家而言,有像《近思录》这样设置篇目以标明思想框架的,如杨时订定、张栻编定的《河南程氏粹言》两卷,篇目依次是:论道篇、论学篇、论书篇、论政篇、论事篇、天地篇、圣贤篇、君臣篇、心性篇、人物篇,关注的问题及论述的层级一目了然。有些语录没有篇目或卷目,如张载的《语录》,《程氏遗书》卷一《二先生语》,谢良佐的《上蔡语录》,陆九渊门人所辑《语录》,这类语录的思想框架没有那么明晰,但所载之语依然具有以问题为指向的特征。还有的语录在篇目或卷目编排方面体现出包罗宏富的特点,不仅有核心概念,还有专门的经典论述,从中可窥知学问之堂奥与规模。最显著的如《朱子语类》,共140卷,有以主题立目者:理气、鬼神、性理、学、战国汉唐诸子、老氏庄列、释氏、杂类、论文。有以经典立目者:《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尚书》、《诗》、《孝经》、《春秋》、《礼》、《乐》。有以人立目者:论孔孟程周、张子、邵子及其门人、朱子、训门人、吕伯恭、陈君举父叶正则、陆氏。有以历史时段立目者:本朝、历代。这种编目仍然将最能代表宋代儒学特色的“理气”和“性理”概念置于全书的前几卷,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建构思想体系的作用。 结 语 《论语》是孔门师生教与学的记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整体看来,全书载录的孔子之言及其与弟子之语,谈论五经的内容非常少,诚如陈荣捷所说:“孔子确为一传述者,但同时也是一创造者。”孔子不仅是知识的传述者,更是思想的创造者,价值判断的创造者,《论语》的纂辑就重在创造者这方面。孔子的思想体系及其思想宗师的形象,均有赖于对其言语的有意选择与精心纂辑而确立。 《论语》所见孔子的言论,依赖智识的成分要远远大于依赖经典的成分,其言说方式不是引经据典的,与《左传》所载孔子言论相比,这个特征非常明显。《左传》多有孔子称引古人之志或《诗》以表达看法的例子。《论语》侧重纂辑从一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面向现实人生所做出的独立思考。宋儒之所以重返《论》、《孟》,朱熹和吕祖谦以“近思录”命名他们纂辑的北宋四子语录,上承《论语》以构建道统,正是对离经而思、自建法言的承传。离经而思、自建法言这一总体特征,建构了孔子的思想体系,建构了以“修己”与“安人”为核心的早期儒家话语体系。这是一套新的话语体系,经过汉代儒生的进一步弘扬,成为新的知识,进入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中,成为伟大的传统。 语,本是言论,言论的特质就是指向问题;语,最初是口说,经记录后转变为问答或独语。《论语》的原始材料是弟子们的现场记录或事后追忆,《近思录》并非如此,其采摭各家之说并专题化的纂辑方式消解了“语”本来的口说性质,从而突出了“语”的思想性以及“语录”的思想建构功能。 重新审视《论语》的话语建构以及儒家语录类文献的思想特质,启发我们研读经典之时当有自觉的思以贯之意识,要调动起自我的生命体验,唤醒思想的活力,这样才能不断更新自我认知,不断在传承中实现创新。 © 文章版权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有，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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