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这四类人生的时候都一样，即都是天生既能明明德，致良知的，之所以后来有不同，只是因为后天习性习染使然。最上一等人即圣人，生而知之，常居于仁中，须臾未曾离开过，以此修身进德最轻松，平日里无时无刻不都是尽心、知性、知天、率其性而活；接下来的学而知之之人，这类人虽受后天不良习染深，但只要信德不失，愿意好学日新，肯砥砺付出“存心、养性、事天”的功夫，依然能找回最初的自己；“困而学之者”，尽管自性被蒙蔽极深，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只要人心那一点灵明，一点良知还在，不自暴自弃，肯下人一己十，人十己百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的功夫，也是能复其本体，找回本来面目的；至于困而不学的那一类人，只能叫“自作孽”，无话可说。《礼记·中庸》中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生而知之，很多人以为是生来就知道很多知识，礼乐、名物、古今事变，这是最大的妄解，这里面的“知”，都是“良知”义，生而知之，是自然能守住良知；学而知之，也不过是学存此天理，学在事上致良知，王阳明先生即道—— 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 最上一层的“生而知之”只不过是良知澄明，须臾不离道的尽义理之本然状态，只要依此良知实落而活，便是率性，便是尧舜。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不过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通过不同的方式，下不同程度的修身立德功夫，复其本有的良知的罢了，如《传习录》中就举例说明道——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的，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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