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种还是叛徒？张宏杰讲述“真实的”吴三桂

昵称503199 2022-09-13 发布于北京

展开全文

人

性

之间吴三桂

历史上的吴三桂是“明季罪人，清朝反贼”，饱受诟病。从“冲冠一怒为红颜”，到勒死旧主，为清朝鞍前马后，得享高位，最终又叛清陈兵长江南，这一系列抉择是出于何种心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张宏杰结合社会伦理纲常，以及现实对人性的艰难考验，从人性解读了“这个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被扭曲的痛苦灵魂”，为我们诠释了一个 “真实”的吴三桂。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吴三桂三十一岁，正是人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直面对了从未经历过的精神重压。

一、松锦之战

这年四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关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继洪承畴之后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投过来，聚焦在他身上。

吴三桂画像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这些信件娓娓说明，在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的，烫得他的神经不舒服。

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风华正茂的青年将领吴三桂是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是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

这缘于一次意外事件。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遭遇。少年吴三桂凭着一股血气，带领着二十多名家丁，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了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代那样重视纲常名教。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纲常名教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而逐渐失效。

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不承认人的生存的自主权利，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

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人们的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深刻的不信任。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朝中大臣信不过外面征伐的武将。满朝文武只知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真，其他都是假的。一遇大事，廷议经常是经月不决，大家都怕承担责任，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

崇祯皇帝杀了大宦官魏忠贤，可还是不得不违心地任用宦官去监视各地的文武百官，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士大夫负国家。整个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军事领袖袁崇焕，因为满洲人一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活活剐死。继袁崇焕之后又一个最有才干的将领洪承畴，也是被猜忌怀疑推进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之中。

武人吴三桂就是在宁锦战役之后，在接连听到关内官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之后，突然发现了自己原来站在冰山上。此刻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当然，他不会用这个词去表述。他只是觉得，自己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誉、尊严、社会成就和生命欲望、个人价值被割裂成不同的两半。他必须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选择对他都是一种不能负担的残酷。

一种无可逃避的残酷。

二、冲冠一怒为红颜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朝终于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

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挡在满洲人面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吴三桂挡住了前胸，同时也把后背裸露给了敌人。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表现了它典型的低效性。

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视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因为怕承担责任，谁都不敢发言；后来，还是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打破沉默，老丞相毕竟阅历深厚老谋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

从宁远到山海关，约一百二十公里。在现代交通条件下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在当时，按正常行军速度，两天内可以到达。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样短短一段路，吴三桂的大军竟然走了八天。这成了明清易代史上的一个谜团。

俯视一下当时的情势，这个谜其实并不难解。

此时，大明朝的腹地已成鱼烂之势，大半领土已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步伐吗？根本不可能。吴三桂也许能在北京城下阻挡李自成几天，却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作为受恩深重的军官，他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相始终。问题是，现在只有终，没有始；只有亡，没有存。如果天下势仍有可为，他有可能做个中兴名将，救大明于危难，扶大厦于将倾，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他都不会却步。可如果只是单纯地送死，他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兴冲冲地自投罗网。

吴三桂的算盘打得很准，就在他在勤王的路上缓缓行进之时，三月十九日，农民军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用一根白绫，给大明王朝三百年的统治打上了一个句号。

四月初，当准备和李自成合作的吴三桂来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突然遇到了从京城里逃出来的家人。家人说吴府现在已被搜刮得干干净净，陈圆圆已经成了李自成驾下“权将军”刘忠敏的人。

血气方刚的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奇耻大辱会劈头盖脸落到自己身上。好一群流贼，他把山海关拱手而献，他们却夺走了他最心爱的女人！什么封侯之赏，什么犒师银，都是敷衍，他们分明把他吴三桂当成了玩物！

甲申年（1644年），四月十五日，吴三桂给多尔衮写了一封信。但多尔衮提出，吴三桂得先剃发改服，他才能出兵。他还记着吴三桂在那封慷慨激昂的信中装出的那副大明忠臣的姿态。

吴三桂确实没想到这一招，不过他没有犹豫几秒钟，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吴三桂头顶上的一缕缕头发，飘落到地上。

心理学家说，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清清爽爽理个发，换个发型，也许可以使人精神焕发，摆脱忧郁。满洲人在征服汉地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坚决要求被征服者剃发改服，即使逼得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许多本来已经投降的汉人，仅仅为了保住自己的发式，再一次选择了死亡。因为双方都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改变，实际上这是为精神举行的葬礼。这种改变，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人格独立，彻底放弃了先前的价值体系，把自己变成了异类。

吴三桂的精神世界终于放弃了最后一点依托。他完全认同了人性的平庸和趋利避害，完全认同了追求情欲满足的本能，所以不得不抛弃了人的精神尊严。

不过这样也好，现在他心里已经了无挂碍，反倒获得了解放，从此他可以任凭自己胸中的贪婪、欲念和仇恨痛痛快快地肆意流淌！

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为满洲人卖了十七年命之后，吴三桂终于获得了他的报酬，吴三桂被封藩云南，位享人臣之极。

虽然满洲人授予他高官显爵，他还是时时处处觉察到了他们的防范心理，觉察到了他们目光中隐藏着的一丝轻蔑和不信任。吴三桂认为只有擒杀永历，才能彻底证明自己的忠心不二。吴三桂对永历皇帝个人并无好恶可言。作为昔日的明臣，他对这位故主的后裔也并非没有恻隐之心和抱愧之意。大明朝没有任何对不起吴三桂的地方，有的只是高恩厚德，他前半生的功名地位都是大明所赐，可是他却无情追杀明朝皇室后裔。不过，既然做了恶人，就做到底吧！现在，他就要借昔日恩人的头颅一用。

三、削藩再叛

吴三桂不想再叛变了。他在云南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真的别无所求了。

他喜欢云南这地方，这里四季如春，天蓝得一尘不染，和内陆简直是两个世界。

这里离辽东很远，离北京也很远，远到他似乎可以将它们忘却。那两处埋藏了他那么多复杂记忆的地方，他真希望不再想起。但吴三桂的宿命，正向他一步步走来。

永历帝那封信里的话，成了吴三桂命运的预言：

“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

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压迫下屈辱的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与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大清卖命。但是，当吴三桂为了进一步讨好他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

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过分得连被效忠的对象都有些难以接受。一条以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主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和从白山黑水中走来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他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他也不存欣赏之意。对于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无法接受。

吴三桂为了久镇云南，经常故意谎报军情，夸大边陲的动荡形势，以保证朝廷持续供给他每年高额的军费，这种用心也早已为某些人勘破。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康熙皇帝的心中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康熙十二年（1673年），撤藩的诏书便送到了云南。对吴三桂来讲这确实是当头一棒。云南是他苦心经营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他为满洲人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云南这块封地并非过厚的报酬。对此，吴三桂和顺治之间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可是现在，刚刚亲政的康熙皇帝却要剥夺他用半生的出生入死换来的这点报酬，这未免太欺负人了。

兵权就是吴三桂的命根子。像吴三桂这样的叛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道义的保障。他的所作所为已对正统价值系统构成了肆意挑战，使正人君子愤懑已久，而且，在军政上层生存的这些年，他结交了许多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树了许多敌手。一旦失去兵权，他的身家性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朝里多少人对他虎视眈眈！他之所以到处横行无碍，处处游刃有余，还不是因为兵权在握！朝廷催促撤藩的诏令一道接一道，面对年轻气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杀机毕现的举动，他好像别无选择了。

起兵之初，形势对吴三桂颇为有利，势如破竹的吴军却在长江南岸按兵不动。吴三桂通过这个举动，向朝廷表明他并不是想真的反叛。他只是要保住自己应得的那份利益。他认为大军的一路摧枯拉朽足以吓倒未经世事的小皇帝。他派人给朝廷送去奏章，请求停战。同时，又转托西藏的达赖喇嘛为他向朝廷“说情”，示以“裂土罢兵”之意。

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康熙皇帝没有理由不妥协。

这个举动暴露了吴三桂的目光短浅。这正是他这种精明的投机者和真正的历史伟人之间的差别，也是他注定不能成大器的证明。他这样的人，在历史脉络的缝隙间可以游刃有余，却缺乏引导历史、创造历史的眼光和识度。武力有时可以决定一切，却不是无懈可击的论据。当他的努力和更多人的利益针锋相对时，他的英勇、精明、识略都成了礁石上苍白的泡沫。

退路已断，吴军只好再次发动攻势。可是此时战机已失，清军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形势的力量毕竟大于人，吴三桂的大军开始步履艰难。战局急转直下，吴三桂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豪赌很快就失去了成功的希望。

1678年，起兵五年之后，六十七岁的吴三桂在绝境中痛苦死去。

三年之后，叛军余部被肃清，吴三桂的子孙后代无一幸免，包括襁褓中的婴儿。

本文摘自《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作者：张宏杰

本文摘选自《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第2版）》。此书是知名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张宏杰珍视的初心之作，荟萃了后续历史写作的精华。他既能用大历史观看待历史事件，又能以平等悲悯之心对待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细致描述了人性的丰盈与复杂，书写了历史人物的生存困境、精神震荡与欲望追求。作为历史启蒙类读物，《千年悖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让那些本来离我们及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