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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一般被认为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在这两个重要时期当中，人类的理性开始觉醒，占据社会当中“真理”方向主要地位的，不再和之前一样是宗教、是罗马教会，而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思考。
在这样的理性发展的过程当中，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等著名科学家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们带领着当时的人类开始了对于世间万物的探索，尤其是一种颠覆：对于传统意义上“上帝造人”价值观的颠覆。然而，诸如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这样名震寰宇的科学家，在生涯晚年时，也依旧不得不遭遇一种信仰上的危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几乎是在一生的理性当中迷失，又开始笃信神学。这一方面与其成长环境有关，自幼就在接受神学和宗教相关的教育；其次，也是因为他研究的问题实在是太高深了，没有信仰作为力量去帮助他更进一步，所以产生一些质疑也是很正常的。其实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曾经有过这样晚年笃信神学的经历。
不光是对于这些“大牛”们而言，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生命过程当中遭遇信念危机、不得不“求助”一些宗教精神力量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为什么很多有钱人、成功人士，最后都信佛了？解析：晚年信念危机。
信念危机自古有之也许有人会表示，上文当中列举的例子都是西方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类理性发达的古老文明当中，是否人们的想法就会更开明一些呢？其实不然，这种状况是基于整个人类的，而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家。著名章回体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当中，有一位名为卢俊义的人物，此人身上便有着明显的信念危机例子。卢俊义原本家财万贯、武艺高强，坐拥大宅院与良田，手下生意无数，似乎与梁山上这些打家劫舍的“贼寇”们毫无瓜葛。那么为什么一位几乎完美的富豪，会在一夜之间进入梁山，成为“反贼”呢？
这不得不说卢俊义“中计”的情况了。他面对的情况其实并不复杂，梁山派来的军师吴用打扮为算命先生，哄骗他说“你下半年有血光之灾，最好去东南方千里之外的庙宇当中去避一避。”一般而言，人们对于这些“神秘力量”都会将信将疑，但是卢俊义却深信不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卢俊义是当时河北乃至全国都十分有名的富商，他聚集了当时很多人都难以触及的巨大资本，拥有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他们对于社会的理解十分有限，所以卢俊义就会认为，自己如此多的财富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当然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还有就是上天的眷顾：经商之人如此之多，只有自己做到了这一步。于是他的心中便常常“感恩”上天，这种感恩的力量就常常寄托在“烧香拜佛”这样的行为之上了。香火与祭祀：沟通“神”与“天”其实文章标题当中所说的信佛教，很大程度上说的并不仅仅是狭义的佛教，而是一种对于神秘力量的笃信。对于西方人而言，就是对于以上帝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的崇信，而在中国，主要就表现为对于以佛教为代表的神秘力量的屈服。很多人就将“烧香拜佛”的行为视为是一种与“上天”与“神明”的沟通行为，甚至是对于后者的一种回馈。就拿卢俊义的例子来说，在管家李固和仆人燕青前来劝告时，卢俊义非但没有采纳，还表示两人“见识短浅”，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在卢俊义看来，自己前去东南千里之外，这一趟行程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血光之灾”，而是可以去泰安的东帝圣君庙当中烧香还愿，实现自己对于“神明”的承诺；其次还可以顺便带些河北老家的货物，到山东去销售，做点买卖，这便又是上天的眷顾。不可或缺的信仰和精神力量人们倾向于在社会生活当中，将自己所能够获得的资本视为是与这些超自然力量有关的事情。比如很多人在不慎受伤，或者是遭遇一些小的不测时，脱口而出“今天可真倒霉”“出门没看皇历”这样看似十分“不理性”的话，这就是因为这种“交换”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当中已经成为了众多文化当中的一种文化逻辑，他们会将某些“神秘力量”的存在，与自己的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联系。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未雨绸缪”的价值观使得许多生活顺遂的人们，会将自己的一帆风顺归功于上苍的保佑、神明的眷顾，这当然也与历史上的农耕社会有关，“靠天吃饭”的传统社会十分敬畏自然与神明。其次，这其实也反映出现代一些人信念上的危机：在我们完成一些理想，以及广义上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信念是必不可少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自己的一些预设，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以及不懈的努力。然而对于一些信念不够坚定、精神力量比较有限的人而言，自己的成功似乎总是得益于自己努力之外的一些因素，其中最为明显的自然就是对于宗教的信仰，在中国就体现为对于“烧香拜佛”一系列行为的拥趸。当我们在许多富商家中看到精致的佛龛、常燃的香火，其实也可以理解他们的动机；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信念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我们能够依靠的力量十分有限，大多数时候就只能靠自己。
在人生当中，坚定信念，努力生活，一定不要丢失了精神力量。参考资料：Bruk, A., Scholl, S. G., & Bless, H. (2018). Beautiful mess effect: Self–other differences in evaluation of showing vulner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5(2), 19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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