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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欣闻一名同事，受云南同学的启发，他专程去了首都图书馆，以便能在那儿能跟我的书见个面。图书馆真的比较够意思，在首都图书馆，我的同事真的满足了这个心愿。作为小众作家，能得到同学和同事的这般垂青，我真的感恩万分，但愿有更好的作品回馈同事和朋友的厚爱！估计读实物书的越来越少了，因为，手机成为我们身体延长部分之后，手上好像只适合拿手机，不适合拿书了。不知道是手排斥拿书，还是脑子排斥手拿书，现在读实物书的应该是越来越少，以至于像我这样算是爱读书的人，也通常以电子书和有声书代替了实物书的阅读。对比阅读感觉，还是实物书更有效果。一些知识类的、重要的书籍，还是实物书阅读，不然，电子书只会让人读个片段，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达不到阅读的效果。作为一个热衷码字的人，我当然还是希望有人读书的，不然，间歇性出版的书籍，要是没有读者，我岂不是浪费了感情？现代人不读书，很多人将其原因归结为可以娱乐的内容太多了，其实不然。清代才子作家袁枚写过一篇文章叫《黄生借书说》，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书非借而不可读也。”作者写的是，小时候因为家贫而四处借书的经历，尤其是冬天，手指冻得伸不开，可想到别人催书日紧，伸出手哈口气，继续完成抄书的工作。那些富贵人家，书多的“汗牛塞屋”，可他们根本没有读书的兴趣，原因不过是，书太多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有一种书叫“手抄书”，即某人从哪儿获得一本书，因为书稀罕，所以读者就几个人一起没日没夜地把书抄下来，后面想读的人，在前面抄书的基础上继续抄着，当年传得最广的一本小说叫《第二次握手》，我见过手抄本，不知道当初从北京一直抄到我的安徽老家，那得是条什么样的抄写路径呢？那是一个奇迹，人都是稀罕没有的东西，抄一本书那得有多大的耐力，要知道，那时候，不仅书缺，写字的本子，甚至钢笔都是欠缺的。其实，在抄书之前，很多人都已经可以把书里的故事背下来了，可依然阻止不了抄书的热情。我曾经还帮人保管过一本手抄本，之所以让我保管，一者因为那些高年级的同学知道我不会偷看（我看了，他们下次在我面前就没有神秘感了），再者是，我告诉他，我父母不会翻我的书包。父母亲历来对我们的书包都保持着十分的敬重，也许父母是对知识的尊重。那个手抄本据说是黄书，当年我少不更事，那些大哥哥们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交流，他们说的很神秘。一看他们的样子，估计他们就是在说那些东西，我就故意跟他们保持着距离。后来，借得比较多的书是三无产品的“杂志”，那时候，各种名目的杂志特别多，杂志里的内容，差不多都是长短篇小说或者故事会的，到外面出门的人，讲究的，会在船上或者火车上买上一本，回到家后，这本杂志就成了宝贝，差不多要过村里每个识字人的手。先是彩色封面掉了，接着是里面的书页磨花了，最后是折页，直至卷成一团，再后来变成没头没尾。当然，那也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后来，书渐渐地多了起来，什么书都开始公开出版发售了，书店里也有很多人，记得年轻时，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早晨吃得饱饱的，就跑到书店里，站在书柜前面看书，以至于，营业员会不停地提示，选好书的，请尽快到柜面交钱。我们都是老油条了，假装着放几本书在边上，看着像是选好等着付款的，然后一门心思、一目十行地看着书架上的书。实在是被盯紧了，在书店里换个地方，等会儿再回来接着读。很多当代作家的小说，都是站立式阅读的。以后有了安静的书房，有了塞满书房的书籍，再也没有一本书读的有当年那么认真。当上作家以后，我依然会阅读，不过，现在阅读跟当年是完全不同了，我会按照文学表达的要求读，读完我会把自己的收获写下来，最后通过作品传播出去我的阅读和写作的成果。市面上书越来越多，读书的人我可以想见。让我比较欣慰的是，我的书都进了各地的图书馆，当云南的同学在省博物馆邂逅我的书后，又有北京的同事在首都博物馆搞了一个“专题日”，这真的是我的莫大荣幸！当今作家分两类，一类是为了现世声名写作的，一类是为了将来存世而写作的，我估计属于后者。将来要是有人说，我的书非借而不可读的时候，那我真的会万分欣慰，但愿能等到。 
感觉是在研究我的专辑。 
这是我自豪的长篇。 
这是历史 和随笔。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兼秘书长；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7部，累计出版26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2部）：《一车一世界》《炊烟袅袅：一乡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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