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比较爱看书，但是我看书可没有什么目的，或要达到什么效果。小时候有一阵就是有书就看，甚至是有字就行。走路看书、坐车看书，吃饭看书，解大手看书，好像空下来不看书，就是浪费了时间似的。其实很多书是看过即忘，再问书里写了什么，多半只剩下一些片段印象。哪位先哲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好像就是说我。结果看出一个高度近视和一副不好运动的体格。在我看的那么多书里，也有一些是印象深刻的，但是不多。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因为搬家，就要离开海淀第一中心小学。班主任吴宝珠老师是一位对同学们特别有爱心的老师，知道我要转学，就带着我到海淀镇的新华书店，挑了两本书送我，一本是《世界神话故事》，另一本是《山中的童年》。
《山中的童年》不是一本童话书，它是苏联作家安那尼扬自传性的散文集，把一个穷苦的牧童，在亚美尼亚群山中生活的一篇篇故事娓娓道来，书中充满了乡土味和人情味，也反映了旧时代生活的艰辛与沉重。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动物的的怜悯，对朋友的友爱，对命运的抗争，给了当时的我那柔弱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 书中的主人公有一个名字叫西蒙的朋友，西蒙是个孤儿，给富人当长工，终年在山里放牧。他很贫穷，但是他心里有光明——他喜欢上了一位姑娘，但是姑娘的父亲想把她嫁给富人的儿子。姑娘也喜欢西蒙，私下转告诉西蒙：希望他穿的整齐一些，好去求亲。幸福的西蒙于是努力地把倒下的树干做成许多洗衣盆和木铲，他在这些劳动成果里看到了粮食和衣服，看到了未来的婚礼与家庭。但是很不幸，他辛辛苦苦制作的器物一次又一次地被一只巨大的母熊摧毁了，原因只是因为西蒙伤到过它的小熊，愤怒的母熊用强烈的报复心结束了西蒙的梦想。所以西蒙还是一贫如洗，还是只穿着满是补丁的破衣裳，在山上的牧场上徘徊，唱着忧伤的歌，满腔热情地（！）悼念着失去的爱情。在得知心爱的姑娘嫁给了富人的儿子时，他俯卧在黄色的落叶里，悲痛地哭着，他哭得那个样儿，好像他的心都要碎了……每当我看到这里，心都会一紧，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涌上眼眶。《山中的童年》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那逆流而上竭力翻越瀑布的鲑鱼、那为了保护鸟蛋而狂怒地啄咬“小偷”的鹞鹰、那个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新生羊羔的牧羊犬、那个蛮横夺走猎人辛苦狩获的鹿的守林人等等。当时看的时候多有感触，后来却慢慢淡忘了。只有那个令人同情的西蒙的故事牢记在心。《山中的童年》原书大约早就捐出去了，最近因为回忆到吴宝珠老师送给我的书，我又到网上搜了一下，居然有得卖的。我立刻下单买了回来。终于像又见到了老朋友一样，再次沉浸到书中那交织着忧郁与欢乐的氛围中。哦，好书就是好书，一辈子不忘的好书。有《马石山上》，是讲有一支抗日的小分队，遇到了日伪军的扫荡，为掩护老百姓突出重围而奋力作战，最后都壮烈牺牲的故事，封面是一幅木刻图。
有《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是卓娅妈妈讲她的一双儿女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姐姐卓娅是游击队员，被德军俘虏后，遭受严刑拷打也宁死不屈，没有透露游击队的信息，最后从容就义；弟弟舒拉是坦克手，在对敌战斗中屡建功勋，最后也为国捐躯。 
有《普通一兵》，讲的是苏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从流浪儿到教养院，后来参军作战，在敌人的火力点久攻不下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枪眼的故事，和志愿军英雄黄继光的事迹一样。 我后来查了一下，苏联作家茹尔巴所写的《普通一兵——从流浪儿到英雄》，在我国出版的最早时间是1952年11月，志愿军英雄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时是1952年10月19日。黄继光是没有可能看到《普通一兵》这本书的，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我们部队教育的结果。有人称黄继光是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实在是有点“哈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翻译出版的许多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还是很深的，那里充满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从《普通一兵》到《铁流》；从《童年》到《静静的顿河》；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青年近卫军》；从《叶尔绍夫兄弟》到《州委书记》，很多的人名和细节都不记得了，但是一些片段还是有印象： 比如《青年近卫军》里奥列格舍身拦惊马救下邬丽娅的场景；比如保尔·柯察金那段著名的语录：“人的一生将这样渡过……”；比如州委书记（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工作很累了，他不愿意旁人用打火机给他点烟，而是从抽屉里拿出火柴点着了烟，静静地享受没有汽油味的烟气。奇怪吧，记住的是这样一些细节。还有马卡连柯的《教育诗》里对教养院少年成功的感化教育也使我感动不已，看到那些不羁的少年终于浪子回头，我和他们一样的欢心鼓舞。是的，我们虽然是在无目的地“吃书”，但更多的是不知不觉之间，那些对理想的追求、对真理的执念、对世界的认知、对人性的弘扬都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了。
此图寓意深刻：三个人的脑袋被上了锁，第一个双手撑着后脑勺，显得傲慢自大；第二个眉头紧闭，似乎有难解的问题；第三个看书看得笑逐颜开，锁“咔嚓”一声竟然被打开了。 |
从小学高年级到大学，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看书真可以是如饥似渴，废寝忘食。不仅是当时出版的中篇、长篇小说都借来看过，甚至一天就看完一本大书也是有的。 当时我读过的书可以拉一个长长的书单：《铁道游击队》《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平原游击队》《苦菜花》《迎春花》《烈火金刚》《红日》《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清江壮歌》《死水微澜》《小城春秋》《家·春·秋》《暴风骤雨》《风云初记》《上海的早晨》《三家巷》《蓝色的青㭎林》……几乎所有的现代长篇小说。
还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榜》《三侠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镜花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四游记》……只有《红楼梦》小时候不爱看，大了才感兴趣。 还有那些外国翻译作品、《古文观止》等古典文学作品、课上指定的读物、以及各种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等，以小说为主，也有其他，例如《中国青铜器》《帝京岁时记胜》等，甚至是《赤脚医生手册》。
印象比较深的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因为当时家里基本不买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唯一的一本。每当没书看的时候就又捧起它看，不过它也真的耐看，百看不厌。以连长周大勇为主角，马全有、王老虎、马长胜、李江国，炊事员孙全厚等一系列英雄战士，还有彭德怀司令员和各级指挥员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难忘。书中的一些描写，如“夜，深不可测”、“黄河喷出雾一样的冷气”、“黑夜与马全有一起钻进了山洞”等，都快成为我的范文了。历史小说也是我的最爱，我曾经能背下来《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座次、星宿、诨号和姓名。我看《三国演义》是小学四年级，书是父亲从部里图书馆借来自己看的，却成了我和父亲争着看的对象。尽管有些字还不认得，自己就偏旁读一半，跳着看下去，比如“李傕郭汜大交兵”就读做“李催郭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过的“荥阳”关，不知“荥”字读什么音，就读做“荣阳”。也看得津津有味。有一次看到半截中间有事把书放在院外就忘记了，等晚上父亲要看书了，才猛然想起书没有拿回家，心想坏事了！赶紧跑出去找，辛亏没丢掉，那时候丢了图书馆的书可是大事！上初中时，有一阵允许家属中午到部里的食堂就餐，我们有几个学生就每天中午乘车到北京站，在农业部食堂入伙。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吃完饭可以到部里的图书馆看书。先是用父亲的借书证借还书，后来次数多了，管理员阿姨也熟了，就可以自己到书库里找书。就是那一段时间，每次三本书，我几乎借遍了图书馆里的文学书。有一次我要借《醒世恒言》，管理员阿姨就说：“唉呀，小孩子不好看这种书的”，我灵机一动说是父亲要借的。回家正好父亲翻开我借回家的《醒世恒言》，看到第一篇故事题为《卖油郎独占花魁》，也说不适宜小孩看，不过也没有制止我看。那时正应了高尔基的名言“我扑在图书上，就像饿汉子扑在面包上一样。”“文革”期间，我们从学校毕业，分配工作远在沙河上班。恰逢我爱人的同学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工作，那段时间出版社管理不严，借着这个关系，经常一书包一书包地借出书来看，又一书包一书包地背到沙河去看，从家里到单位的近两个小时车程，就成为看书的时段，如果不是挤得翻不开书的话。许多内部发行的图书就是在这段时间看的，比如王蒙的《组织部里的年轻人》、麦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艾伊玛托夫的短篇小说集等等。全本的《金瓶梅词话》只能在家里看。当然绝大部分图书是按时还回去了，不能给熟人找麻烦，也不能断了借书的渠道。但是有一本书却辗转多人，不知下落，最后只好告了丢失，那同学反倒安慰我：我来处理。后来也不知她是如何处理的。那本书名为《怎么办》。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当时曾影响了很多年轻人。书中的“新人”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和薇拉之间对事业、对生活、对婚恋、对友情的观念，就是吸引我们的的“新人”模式。而“另一种新人”拉赫美托夫就是我们敬重的职业革命家形象，是“原动力中的原动力，盐中之盐”。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也点燃了我们的向往。就为了“新人物、新故事、新思想”。书，我读过不止一遍，而且也向朋友们力推过这本书。
“文革”过后，一大批古今中外的优秀书籍又起死回生，被重印出版，中国书店又开门纳客，恢复了旧书出售，有一段时间我曾竭尽全力购求，直至“弹尽粮绝”。当然也是好书连连，耐读的越来越多，不能一一尽叙了。想起年轻时，可看的书很少，几乎是能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不放过任何看书的机会，也就在不经意之间受了教益。后来买的书多了，反倒会束之高阁，想着有的是时间，以后慢慢再看，结果总也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总有新的事情要做。很多书坐了“冷板凳”，甚至被逐渐淘汰掉了，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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