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家临近当年的四川现在的重庆，方音很接近。当地人讲起普通话来，没有远远的武汉味，只有浓浓的四川味，故曰“川普”。其实，八年教师生涯中，我常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就是从红光小学开始，从上班第一天、见同学第一面、讲第一堂课，到一九九零年六月上完最后一堂课告别讲台，只要是与学生交流，无论课内课外，我都只说普通话，哪怕是不太标准的“川普”。对同学，自然也是如此要求，上课答问须说普通话，下课聊天也要说普通话，准不准是另外一回事。我也甚至觉得，这比“开门弟子”差不多“合班摇”，还令人高兴和自豪一些。那时候，学校刚提倡讲普通话，也主要是要求语文老师，大家的水平也普遍不高，标准的普通话词汇比较欠缺，很多时候就是把日常滚瓜烂熟的方言，想方设法转换成结结巴巴的普通话，或者，就是把方言词汇用普通话的调子说出来。当地方言中有个词叫“火色”，含义还比较丰富，比如，形容一个人很优秀很厉害很霸道等，可以叫“火色”；遇到事情觉得有问题有困难有压力等，也可以叫“火色”。有一次，一位老师上数学公开课，可以不讲普通话，但他也想吃螃蟹，就勇敢地用上了。在提问环节，他便用方言词汇，普通话调子，问了同学们这样一个问题：“这道题火色不火色呀？”他问的意思，是这题目难不难呀？老师见同学们的答案与他想的不一致，于是追问了一句：“到底火色不火色？”由此可以看到，当年我们这位老师，还包括其他的老师，为了推广普通话，其实还是蛮拼的，所以我一直充满敬意。我大概是因为刚刚中师毕业，底子稍好，普通话也还热乎，又是教的语文，于是决定一步到位，课上课下只说普通话了。大约是因为第一次碰到我这样的老师，同学们都感到有几分新奇，可能也还觉得我有几分了不起，于是纷纷跟着模仿起来，并渐渐以讲普通话为荣为乐。小孩子的学习能力又强，没有多久，全班就形成了讲普通话的风气，拼音、识字、组词等相关能力，也就水涨船高了。后来，当这个班的同学有机会走出山门的时候，至少说普通话的胆量和水平，我想，应该还是强过不少人的。若干年后，这个班有同学来湖南看我，还依然习惯性地和我说普通话，我便笑着给他“松绑”说，你现在可以讲方言了，我现在更喜欢听乡音。我的老家话属于方言中的方言，与翟家河两岸和集镇附近的“蛮子们”相比，就更是土语了，特别是没有卷舌音，都是平舌头，学习普通话的压力也很大。虽然我发蒙时，就跟着李明国先生学会了拼音，但似乎一直没有正儿八经说过普通话。读中师时，也一样胆小打不开口。记得有次语文课上，田玉清老师提问，我便支吾着说“我不知道”，田老师一针见血，说我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敢说，窘得我一脸通红。我于是决定“知耻而后勇”，工作伊始就暗下决心：与学生只讲普通话。其实，只要第一次胆子大点开了口，说普通话也没什么难的。后面几年中，我倒是常给同学们补拼音，有时候也开玩笑说，你们应该回去找启蒙老师补去。我的拼音也是启蒙老师教的，到现在也没忘，你们怎么就忘了呢？在心底，我真觉得作为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必须讲普通话。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到湘南某地调研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座谈会上从教育局官员到中小学校长，都是一口难懂的方言，我还善意提醒说，老师们还是尽量讲普通话为好！只是身在“弗兰”，且不做教师久了，自己的普通话水平也确实有点江河日下。前几日述职，突然发现舌头非常不灵光，不知该怎样咬字了，还抽空连咬了数次舌头，以确定它还在不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