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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川端康成在《雪国》里如是写道。川端康成是作为日本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新感觉派的中坚力量登上日本文坛的，而沈从文在从湘西到北京的创作历程中，受到当时新月派这一颇具现代色彩的流派中的代表人物徐志摩等人的赏识，并由此开始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确立地位。沈从文与川端康成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文字风格上又都十分注重细腻的心理描写、自然的山水之情以及对转型社会中人性、现代、社会的体察与反思，这些因素显示出将二人作比较研究必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正如《雪国》中的这一段描写，川端康成与沈从文二人的创作中表现出的相似却又根本不同的审美精神、风格品味、思想内涵，恰似一束远方的寒光与近处的眸子，相映成趣，在人性、审美的镜子中交相错叠、波动荡漾，在不同的审美观照、叠映的诗性语言背后，暗含着不同的东方民族面向现代冲击过程中相异的思想倾向与态度。在这背后相同的是，不同民族不同作家对于人性、生命与民族命运都在进行着的积极思考。 自然、圆润、纯净的美，是阅读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时通常都会感受得到的，在两位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自然景物、心理活动等等之上表现得尤为特别，读来都是如此怡人。仅以女性的描写为例，翠翠的“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甚至“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这分明是一颗恬静、纯洁而未受任何外界世事的污染的自然之子之心。而川端笔下又何尝不是如此？“她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伸展双臂，喊叫着什么。她，就是那舞女。洁白的裸体，修长的双腿，站在那里宛如一株小梧桐。我看到这幅景象，仿佛有一股清泉荡涤着我的心”，读《伊豆的舞女》，从来不会给人以香艳的色情的感觉，尤其是这一段描写，只会给人一种从头到脚清爽、纯净、毫无污染的感觉，就像作者笔下那妙龄少女的胴体，带给人的绝不是情欲的诱惑，反而是通透圆润的不可亵渎、生命的勃发与难以拒绝的怜惜和可爱。
然而，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分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与圆融，如果说沈从文的自然是在大地深处清澈奔腾的激流，清凉可口的泉水时常冲刷着两岸孕育着广袤辽阔的田野泥土，以一种“乡下人”的朴实、淳净、晴朗涤荡着千年故土阴暗的深渊的话，那么川端康成的自然就是在夜空中一瞬间倒旋过来、向宇宙深处抛洒而去又倏然倾泻回来的银河，地上的涓涓细流在濛濛水雾中映着银河的亮光，玄远、空灵、缥缈，以一种生存的通透映照着转折时代里从古典的断点一直到现代的微茫中的徒劳与空幻。 沈从文在《边城》的题记中这样诚恳地讲道：“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在沈从文这里，“历史”，就是那个裹挟着人、裹挟着这个民族不断在未知中挣扎的深渊，这个深渊不在天上，而就在他所记录下来的一点一滴的平庸、常态、麻木的生活中，在这种常态的习惯，或者说生存的惯性里。淳朴的乡人确乎在过着淳朴的生活，就连那吊脚楼上的妓女、嫖客都是那么的纯净、善良，就连那剽悍、直爽、毫无顾忌的兵士，都是那么的可爱可亲，然而沈从文不只是看到了这些。虎雏为什么会那样轻易地死掉？吊脚楼上夜夜妇人的低声哀泣又是为什么？翠翠的爷爷的死、白塔的倒塌与重新立起来，又象征着些什么？沈从文的确是厌恶外面城市的浮躁、虚伪、庸俗的，然而历史的深渊仿佛也在一点点吞没他那一片仅剩的理想家园，而这个理想家园里那种前现代的淳朴、野蛮、既夸张又毫不虚浮的成分，究竟有没有能力拯救这个沉沦的世界呢？最后沈从文自己仿佛也有些迷茫了，他看到这个理想国也在一点点沉沦，一点点从挺立、剽悍、生命力顽强极致到渐渐在隔绝中与外界的一切没有交流、毫无防备地被侵蚀、毫无预兆地显露出倒塌与没落的迹象和裂缝。还能修补吗？用什么修补重建呢？逝去的东西——那些价值、信念、理想、生活方式，就像远去的二佬傩送，还能回来吗？大概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历史在裹挟着人前进，沈从文就像那个翘首企盼着的翠翠，守着这一堆破碎的文明废墟，守着那个他心中的理想国，望着远方，一直期待下去。这可以说就是沈从文笔下的审美精神，也就是说他的关注点根本上是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不管好也罢坏也罢，一切所有的都是在这大地上生存的东西，他就要把这大地上的美与丑、善与恶、保存与朽腐都无保留地描绘出来，以边民的未开化的淳朴来涤荡历史那黑暗不可见、不确定的深渊。 川端康成则不同，《雪国》、《千纸鹤》都极为突出地表现出一种由风流、物哀走向幽玄之思的颓废与空虚，并最终向上飘散升腾为东方神秘主义的境界，在这里，一切生命的存在、挣扎、死亡，都是徒劳的凄婉的美，这是川端的审美精神的根本。当这一点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意识流手法、心理描写的断断续续与细腻感知结合起来时，更是达到极致。这尤其表现在《雪国》中小人物在生活中的无奈、挣扎、寻觅中，一切都是徒劳的展现，就像驹子，就像叶子，就像岛村，都是如此，不管人是如何的美丽、纯洁，最终不过是一点点被生活损耗、侵蚀、毁灭，落入凡俗。在沈从文那里的历史深渊，到了川端康成这里就成了生活、生命本身的意义的探讨——生命在世界上是如此渺茫，被弃置此地而空自沉沦，就像《古都》里，两个孪生姐妹就像在枯树上的紫花地丁，渺小、孤寂、若有所失、微茫而无所着落。 19、20世纪的中国与日本，都在经历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都难以寻求独善其身，而必须要对此做出反应。在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中，民族何处安置？文明何以立足？文化何以保存？这是东方民族共同面对的问题。 罗志田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中相当透彻地看到，对于中国来说，问题就是“要不要在传统中变”，相较而言，西方文明本身就是在自己的传统中变，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成功从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中脱身而出。然而中国则很难，因为中西并非一个系统，由此近代中国渐渐走向激进，越来越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逐渐走向在传统之外变，罗志田由此指出，通过废科举、办学堂、学洋务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的传统“四民社会”逐渐解体崩溃，中国走向进退失据、行无所本的尴尬境地，由此造成了近代以来的信仰缺失问题。 沈从文敏锐地在当时就觉察到了这一“信仰缺失”的问题，因而他才会坚持“在心中兴建自己的希腊人性小庙”，换言之，这是他提出的解救之道，也就是寄希望于人性本身的完善，希望以尚未开化的湘西边民那种身上的血性、豪气、剽悍来为民族换血。沈从文认为不论是儒家士大夫主导的士人主体社会，还是西来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性没落、血性衰退、社会疲软的形式，这些社会形式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暮年，可以说沈从文这种斯宾格勒式的思想在无形中靠近了卢梭，希望以一种回归原始生命的纯净、野蛮、生命力、淳朴来给民族重新注入新鲜的生命力。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就是茶峒地方的赛龙舟节日、虎雏的勇力等等。然而他对此又抱着怀疑的矛盾态度，始终也还是觉得边民的习性中嗜杀、血腥、尚武大概也未必有益于民族的进化，这就使得沈从文始终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而由于时代的原因与信息的不畅达，沈从文自身也难以具有日本接受西方文明时的那种开放心态。 川端康成则不同，一方面表现在融汇东西的视野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传统的继承与改造以适应现代中，相较同时期的中国作家而言，来得灵活、有力得多，这又与日本地处海岛独立于大陆、人口较少、社会情况较中国更简单而改造起来更容易的局势也是相应的。中国则不同，不管是上层在位者，还是知识分子群体，一直都以正统自居，一直都有一种“化人”而竭力避免“被人化”的心态，这就造成了转变的困难。 川端康成恰到好处地运用西方的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成功地将西方现代虚无主义与日本传统的物哀、风雅、幽玄传统结合起来，积极吸收进西方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了现代人的理智和感觉，又在心理刻画中注意展露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以西方的表现技巧与形式表达了日本传统中的文化内容与日本人的心理，融入进东方神秘主义尤其是佛教思想，更使其文字显得空灵玄远，由此表现出“人生无常、万事皆空”的东方虚无主义，在东西方精神的融合中，表现出一种显向生命幽思的“冷”，恰与沈从文对“热”的生命力的提倡形成对照。这也可以说是中日两种文化在根本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区分。 质言之，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在思想内容上可以用“神性光芒”与“卑微幽暗”来进行比较概括，这也是二人不同的哲学思想。在两种对自然风物、自然人性都达到圆融展现的写作背后，隐含的都是面向现代的举措，不论沈从文还是川端康成，都是在以其创作回应时代，而两人都走上以对人性、生命的关注而回应时代问题的道路，这也是二人相似却根本不同的写作都留下的永恒价值。在这种交叠错杂中的冷与热、光与影、充实与虚无、阴暗与光辉里，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在不同时空中走向了对话与共融。 来源：豆瓣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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