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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是说：一个人志向高远，以求大道为目标方向，达到至善的境界。据，则是立足的意思，一个人要有根本的德行规范，从自我的修持做起。依于仁，那就是不仅自己有品德，还要推及他人，让更多的人惠及自己的德行。游的意思，是灵活地运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由此传播道德仁义。
因此，周敦颐说：“文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意思是说：文章是用来传递道德的。如同一辆车子，装饰的非常美丽而没有人用它，那么装饰就是徒劳的，因为车子里面是空的、并没有起到载人的作用呢。
自古以来，类似这种好文饰、远道德的文章，实在是太多了。追求繁花的虚荣，远离了内在的朴实。因此：“言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所以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在民国之前，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以“经史子集”为类别划分的，适合了“文以载道”的根本。但是，民国初期的那些学者们，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强行划分出了文科、理科、工科，而文科中又以文史哲为主体，又区分出来了文学、历史、哲学。如此一分，则将原本一体的学问，分出了相对独立的三门学科，让自古以来的道德仁义，分割的支离破碎，从而无法再贯通一体。其中的文学，以文采斐然为上，脱离了务实的精神。历史的研究，以猎奇为先，远离了求真还原的精神。而哲学，也走上了玄而又玄的道路，不再有人间烟火。那些理科、工科，也同样走进了固执、机械的逻辑思维，难以圆润一体。
天下的学问原本一体，从来没有分割开。这天下的学问，有本、末之分，但本末一体。因此，在上面提到的“道德仁艺”中，区别了志、据、依、游的方法，正是本末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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