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邓逸凡赴越南之前，遭妻子阻拦，邓：人家老韦也是新婚燕尔

前言

1950年7月中旬，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全部集中到了南宁。这时，韦国清宣布顾问团正式成立，他担任团长，梅嘉生任参谋长，邓逸凡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军事顾问团成立了党委会，韦国清为书记，邓逸凡为副书记。

图 | 邓逸凡

当邓逸凡回家准备收拾行装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妻子周志中竟然强烈反对。邓逸凡争辩说：“人家老韦也是新婚燕尔。”

毛主席对朱德说：“你就大方一些吧”

1950年6月下旬，一列自南京开往北京的列车飞驰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这趟列车加挂了一节专用的卧车车厢，里面载着由梅嘉生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部的师、团级军官们。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军事顾问团团部的团以上干部，在7月下旬到南宁集中前，有机会到北京，由中央领导人接见，并授予任务。

到达北京以后，军事顾问团的干部们，被安排住进了前门外打磨厂街乡村饭店，也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招待所。韦国清已经先一步住进了招待所的一栋小楼，他赶来看望将在越南共同战斗的新战友，这其中有不少老相识。韦国清对他们说：“这几天不要外出，大家等待中央首长的接见。”

图 | 韦国清

军事顾问团的干部们都是前方战将，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到过北京，有不少人从来没进过京城。他们兴奋不已，感觉一定要见到毛主席，好好聆听他的教诲。

没想到的是，他们很快接到通知：目前朝鲜局势非常紧张，中央领导同志很忙，接见暂时推迟。

过了几天，大规模的朝鲜战争爆发，接见一事自然顺延了。为了弥补大家的缺憾，中共中央招待所就组织他们游览北京的名胜。从故宫、颐和园，再到天坛，这些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战将们，对于新中国的感受是别人很难体会的。

正当顾问团的干部们以为接见无望时，朝鲜战局从一开始就朝着有利于北方的方向发展。当人民军在汉城战役中初战告捷的战报传来，顾问团们也等来了通知：

“明天，6月27日上午，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四位领导一起接见顾问团的同志们。”

接见当天，40多个干部一大早就集合在顾年堂等候了。偌大的顾年堂里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什么装饰品都没有。只有桌前摆了几十张椅子和凳子，使得顾年堂看上去像个会议室。

不久，工作人员用不大的声音说：“首长来了。”朱老总是第一个进来，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迎接他们的是顾问们的一片掌声。

刘少奇和朱德向韦国清、梅嘉生等人握手后，然后对大家说：

“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现在他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只能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见面。”

谈话开始后，刘少奇提议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刘少奇讲了许久，主要谈了赴越的目的和使命。

接下来，朱德补充了一些内容，在快结束的时候，他说：“听说越南还很艰苦，你们要准备吃苦，要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去，这样可以以身作则。”说到这里，朱德用手拍了拍桌上的一张纸，说：“我看了你们要携带物品的单子，有一些就不大需要，比如说皮鞋。”

原来，顾问们要出国了，希望发一块手表，一支好钢笔，再发一双皮鞋。打了这么多年仗，大多数人已经多年没穿过皮鞋了，甚至还来不及拥有一双皮鞋。有的干部，自小在牛背上长大，从来没有穿过皮鞋。

朱德显然不太满意，说：

“到了越南还要住在农村，又是稻田，山林什么的，皮鞋就没有多大用处，背上还很重，还是多带点草鞋，布鞋比较合适。手表，我看领导同志有就行了。还有派克钢笔，听说要几十万一支，写好字不在用什么笔，毛主席的字写得好，他就没有派克钢笔，只有几支毛笔，有时也用铅笔。”

当朱德手拿清单还在讲话的时候，刘少奇走出了顾年堂，刚才秘书轻轻地告诉他，邓逸凡来了。

邓逸凡被专车接到顾年堂后，他从开着的门口，看到里面坐着朱德、韦国清、梅嘉生等人。下了车后，刘少奇迎上去和他打招呼：“邓逸凡同志来了？来得正好，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了。逸凡同志，打算派你到越南去。”

“去越南？”邓逸凡以为自己听错了。

“派你担任军事顾问团的一部分领导工作，去越南工作一个时期。”刘少奇说得清清楚楚。

邓逸凡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少奇同志，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已经和我谈过话了，要我到总政治部工作。”

刘少奇说：“那就这样吧，这件事罗主任那里我去说。你去越南，是中央的决定，你现在就参加会议，等待主席接见。”

听到是中央决定，邓逸凡立即说：“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于是，邓逸凡也跨入了顾年堂。事后，邓逸凡才知道，就在顾问们齐聚顾年堂等待接见时，刘少奇会见了韦国清和梅嘉生。刘少奇问他们：“在干部方面还有困难没有？”

韦国清说：“我和梅嘉生商量，觉得还缺少一名政治工作方面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因为到了越南，我和梅嘉生的主要精力恐怕要放在军事上。”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不错。确实需要政治方面的顾问，那么由谁来担当呢？”

梅嘉生说：“邓逸凡现在正在北京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他能够担当这个重任。”

“邓逸凡啊，我熟悉，那就定了吧。”刘少奇是了解邓逸凡的，他们曾经在苏北盐城的新四军军部一起工作过。

就这样，刘少奇拍板，邓逸凡被专车接到了顾年堂。待他坐定后，就听刘少奇说：“主席来了。”

听到毛主席到来的消息后，大家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使劲儿鼓掌。只见毛主席由王光美扶着从他居住的菊香书屋走进顾年堂。在此之前，谁也没有留意王光美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毛主席到了以后，刘少奇、朱德，还有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都请毛主席讲一讲。毛主席讲到“人家有国际主义思想，我们也应当有”、“你们去的问题，就是协助越南同志打仗”、“不能忽视游击战”、“怎么样当好顾问？”、“我们不要有大国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越南是怎么成了法国殖民地的？”、“一定好保密”等等。

之后，毛主席又问起了一些细节问题。他询问：“要带的东西都定下来了吧？”

朱德说：“已经有了一个清单，还得叫下面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那么必要，比如说，手表、皮鞋。”

毛主席把手轻轻一挥，为顾问们讲情：

“总司令批了就行了吧，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你们看呢？”

既然毛主席说话了，大家也就表示同意。于是，顾年堂响起了一阵笑声。

邓逸凡对妻子说：“老韦不是新婚燕尔吗？”

会后，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在顾年堂留了下来。接着，韦国清主持了三人会议，会议内容是商定工作安排。

他们三个都是老熟人了，抗日战争中，邓逸凡还担任过韦国清旅的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说：

“现在，我们三人就走在一起了。中央要我抓总的工作，那么我就照办了。我想司令部一头就由梅嘉生来主持，那么梅嘉生就是参谋长了。政治工作这一头，归邓逸凡来管，今后邓逸凡就是政治部主任了。”

对于这个分工，梅嘉生和邓逸凡都表示同意。这天的顾年堂会议确定，顾问团在7月中旬集中到广西南宁。在此之前，顾问们抓紧时间把个人事务处理好。

奔赴前线作战，对于韦国清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但这一次出国作战，还要离别新婚的妻子许其倩，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1950年2月下旬，新婚还不满一个月的韦国清从福州调到北京，与妻子许其倩一起住进了由外交部安排的前门外解放饭店。在那里，他见到了韩念龙、姬鹏飞等老战友。这些战将都是准备第一批出国担任大使级外交官的，韦国清也是其中一个。

第2天，他们集中起来上了一趟外交课。课后，韦国清突然感到腹部疼痛难忍。开始他没有在意，拖了2天才去到北检查，结果发现是阑尾炎，要动手术。

做手术中，医生发现韦国清的阑尾炎已经引发了腹膜炎。于是，医生立即将局部麻醉改为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使用的乙醚使韦国清大受其苦。原来韦国清对乙醚过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韦国清在直罗镇和瓦窑堡两次战斗中负伤，动过手术，对乙醚特别敏感，一闻到就头疼。

4月初，韦国清病愈出院，被安排在前门打磨厂街乡村饭店。这个饭店不属于外交部，而是中央军委招待所，他们夫妻住在二楼的一个小套间。韦国清已经觉察，自己的使命变化了。

不久，韦国清被召入中南海，刘少奇和他谈话。刘少奇是韦国清的老上级，询问过他的身体状况后即转入正题说：

“韦国清同志，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和我研究过了，答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我国秘密派出军事顾问团到越南，由你去当团长。”

韦国清说：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韦国清接受命令以后，便立即忙开了，着手组织起人马。那个时候，他的妻子许其倩很支持他的工作。

许其倩参军前在苏州上过大学，是中共候补党员。在那个充满理想的年代里，她理解丈夫做的是大事业，应该倾力相助。韦国清出国前，许其倩协助丈夫做了一部分秘书工作，还为丈夫打点了行装。

那天，许其倩特意到北京东单的旧货摊上买了一个五成新的帆布衣箱。这个衣箱伴随着韦国清度过了在越南的战争岁月。

这段时间，邓逸凡也回到南京家中，他准备带妻子周志中去北京。当他把情况与妻子说了后，没想到的是，竟然遭到了妻子的激烈反对。他对妻子争辩说：“老韦不是新婚燕尔吗？他都去越南，我们还能说什么？我这一生，什么时候不服从过命令？”

就这样，妻子极为不情愿地跟他去了北京。这时，邓逸凡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越南行将导致他一次婚姻的失败。

邓逸凡：“如果硬要二选一，那我只能选择听从组织”

接着，邓逸凡又去了一趟广州。他想回家乡兴宁一趟，看看阔别了23年的父母亲。在广州，中南军区参谋长洪学智和政委赖传珠热情接待了他，这几人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友。

邓逸凡对他们说，很想回家看看，自己还是在西安事变后写过一封信给家里，告诉父母亲，自己在陕北红军中。之后，收到了堂兄的回信，说父母亲都健在。后来自己到了新四军，和家里人的联系又断了。

洪学智和赖传珠听后，表示很能理解邓逸凡的心情，但他们说眼下邓逸凡还回不了家。因为梅县地区偏处广东东北角，山高路远，没有顺畅的公路，沿途土匪猖獗。如果邓逸凡要去，那么光派一辆车还不行，还得需要一支部队护送。

图 | 洪学智

邓逸凡听到这话，也就作罢了。接着，邓逸凡转道去了南宁，离开广州之际，他的思绪不由地回想起了离开家后经历的种种。

邓逸凡于1912年出生在广东兴宁县的农民家庭。17岁那年，他报名参加了国民党第5军独立团学兵队，当兵没多久，他所跟随的部队就被朱德领导的红军俘虏了。

之后，邓逸凡加入了红军，成了一名文书。18岁那年，邓逸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邓逸凡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战火纷飞中，邓逸凡与妻子周志中和两个女儿聚少离多。

1949年5月，邓逸凡被调往南京，任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政委，开始与梅嘉生搭档。

这时，他的妻子周志中也从上海军管会调到了南京。夫妻团聚后，妻子想着把寄居在上海的两个女儿接到南京来，一家团聚。不曾想，这时，丈夫又要出国征战。对此，邓逸凡也只好耐心地去做妻子的思想工作。

不久，顾问团们从北京转战南宁，他们的思绪也很快从亲人的离别中抽了出来。起初，军委从最坏的局面打算，决定让顾问团带上可供几年之需的经费，以便在局势最困难，不能从祖国取得供给的条件下使用。

按照这个预想，梅嘉生到中央银行领取了500两黄金和一皮箱人民币。到达南宁后，了解到越南情况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这500两黄金也就留在了国内。

到了越南后，邓逸凡全身心的投入到紧张激烈的战场中。在1953年的一次回国汇报时，他抽空去见了妻子一面，没想到没等到久别重逢的喜悦，却等来了一张离婚协议。

邓逸凡最终为了大局着想，还是在上面签了字。1954年，经人介绍，邓逸凡与一名医务工作者结了婚。婚后，他们的生活美好幸福。

1955年，邓逸凡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在回想往事的时候，他依旧认为服从组织去越南战场是正确的，他说：“如果硬要二选一，那我只能选择听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