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西哲人分别给出了答案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全球有识之士关注和思考的重大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对“大同盛世”的再造与出新，助推中华文明走向广阔的世界舞台。

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多次民族大融合。在历史的转折与选择中，华夏各民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形成了中华一家亲的命运共同体。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华夏各民族命运交融发展的历史，背后的支撑和维系是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大同盛世”的期盼。

中华民族的大同理想蕴含着早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发展理念，二是选贤任能的社会治理方式，三是讲信修睦的社会道德风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充分吸纳这些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将中华文明引向广阔的世界历史舞台。

第二，对西方“理想国”的反思与借鉴，助推不同文明转向深入交融境界。

由于地理区域的阻隔，人类在各大洲相对独立地发展出各自的文明。沿着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开创的理想社会道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一起，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进步。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呼吁：“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柏拉图认为，一个好的城邦必须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美德。只有前三种美德得到了实现，城邦的治理才能够达到正义的要求。

为了实现城邦的正义，不同阶层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其中，哲学王是城邦的统治者，拥有最高的智慧；战士是护卫者阶层，富于勇敢的德行；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生产者阶层，则为城邦提供物质供给。社会不同阶层各司其职，城邦共同体就能得到发展，城邦的正义就能得到实现。

如果说古希腊思想家探讨更多的是共同体的伦理基础，那么古罗马思想家则更为注重共同体法律基础研究。在《法律篇》中，西塞罗指出没有什么事物可以超越自然，自然法的核心就是正义。自然法是大公之法，有着正确的理性，是一切成文法的根源。

阿奎那进一步拓展亚里士多德的“人是人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提出“人天然是个社会和政治的动物”。他还把公共幸福看作社会正义的目标之所在，一个好的政体就是为了获得公共幸福。这一观点包含了对人的共同幸福命运之关切。

近代以来，西方一些优秀思想家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希望设计出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共同体。康德作为理性哲学家的代表，提出永久和平论的主张，强调“只要一个具有永久和平性质的和平同盟，能够得到人们的相互理解，它就应该被立刻缔结”。

第三，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继承与弘扬，助推人类文明迈向高远发展阶段。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文明从来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阶段之后，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命运就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民族一起，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人类追求理想社会传统取向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演绎上，而要将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这与《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一致的。

《共产党宣言》以亘古未有的文明视野，对如何消除社会对抗、如何打造公共精神产品，进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进行了精辟阐发。“自由人联合体”是在人类全部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基础上所要实现的人类共同体，是对以往一切阶级对立社会形态的扬弃。在这一共同体中，自由与发展互为前提：自由保证了发展，发展则体现了自由。

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是联合。“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初期，发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联合”运动。但是，这种“联合”往往带有某种强制性，甚至依靠暴力的方式。其结果就是带来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汉语语境中，“命”指的是某种必然性的趋势，“运”则是带有偶然性的趋势。命运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相统一的总体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要将人类个体命运发展的偶然性纳入人类整体命运的必然性当中，从而在更高的文明视野中凸显其必要性、迫切性。

（作者：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戴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