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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关于湖南长沙湘雅医生把莲子壳误诊成肿块事件在网上众说纷纭，当事双方都各自讲述了事件经过和各自的想法和感受。虽然看似罗生门，但我们可以从常识出发去思考和做出个人判断，而不要预设立场和观点。当然，笔者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事件中认真反思，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 湘雅医生错把莲子壳当成肿块，反映出临床工作中的哪些问题？
如何看待湘雅的医生误诊“莲子壳”为肿瘤？
其实，在日常工作中，由于没有认真详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而导致误诊的事例比比皆是，今天笔者又看到了《新英兰格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医疗七宗罪 | NEJM观点》，发现原来美丽国现在的医疗现状和我国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所谓全球同此凉热。文中说道： 医学七宗罪，“愚蠢”和“头脑懒惰”就是其中的两宗。在Asher看来，临床上的愚蠢就是“常识的对立面”，最常表现为“治疗自动化”。早在临床诊疗指南流行起来之前，这种“死记硬套”的治疗方式就受到其伴随的另一宗罪（“临床惰性”）的助长。Asher写道：“尤其是采集病史时，惰性是最大的危险，如果天气炎热，患者耳聋，医生还赶时间，那就需要极大的耐心。”更糟糕的是，医生“采集病史时不耐烦”不仅仅是惰性，还是“不礼貌”，这又是另一宗罪了。
笔者遇到和听说过的类似事件有： 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因为胸痛就诊某三甲医院3次，结果被当成冠心病和胃食管反流，治疗无效；后来患者某天夜里因疼痛难忍到另一家三甲医院急诊室，结果护士掀开患者衣服，发现是带状疱疹，原因胸痛是带状疱疹导致的。前面3位医生没有一个人掀开过患者的衣服，看看胸壁是否有病变，而这个步骤是教科书要求必须要做到的。 某患者因为牙痛反复就医，口腔科医生给予其拔除看起来不好的牙齿，但患者仍有牙痛，于是一颗颗拔除并无明显异常的牙齿。结果全口牙齿都被拔光后，患者仍然诉牙痛。其实这位患者是三叉神经痛，并不需要拔牙。 某省级三甲医院曾收治一持续发热的患者，各项检查和多种抗生素治疗效果不理想，科主任于是请S市某专家会诊，该专家了解情况后仍然到病人床边进行完整的体格检查，结果发现患者腋窝有一淋巴结肿大，活检后示淋巴瘤。据说该科主任当场下不来台面，羞愧地想找个地缝钻。 患者咳嗽2月，肺泡灌洗检查找到立克次体，但治疗无效，后换另一家医院后发现锁骨上淋巴结肿大，再次气管镜检查证实为肺癌。（《肺泡灌洗液NGS检出猫立克次体，但是最终诊断肺癌，为什么我说不能迷信NGS》） 某患者关节疼痛多年，一直被当成类风关治疗，后出现手指和脚趾出现突起（痛风石），才发现其实是痛内，但已出现肾功能不全。 
笔者自己也曾经因为体检不认真全面而导致误诊，这些经历都成为之后成长道路上的财富，让笔者深刻认识到做好临床工作中要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在实践中反复练习，不断总结。并且将这些案例告诉一代代年轻医生，让他们尽可能不犯错或者少犯错，从而真正解决病人的问题。 做好临床工作要重视基本功（一） 做好临床工作要重视基本功（二）
临床工作应重视基本功（三）-关于心脏杂音
临床工作应重视基本功（四）-关于肺部体检
临床工作重视基本功之五-淋巴结你摸了吗？
湘雅翦教授之所以受到批评，和他病史询问不准确以及和病人及家属沟通不良有很大关系。
关于湘雅莲子壳事件，笔者认为可以吸取教训除了以上所说的认真询问病史和查体以外，还有以下几点： 临床看病要有概率思维：我们要首先考虑多发病常见病，除非有特殊表现和逻辑上无法推理的情况，才需要考虑少见病和罕见病，这一点的认识很遗憾我们临床教育是缺失的。对于一个幼儿来说，异物是常见的，而肿瘤相对少见，虽然翦教授可能在湖南诊断过很多口腔癌患者，但是我想大多数应该是成年人，很少会是儿童，特别是年龄还不到一岁的儿童。不过由于长期的临床思维惯性影响了医生的判断。 在诊疗中体现人文关怀：对于一个幼儿，体检过程不仅需要家属的配合，也需要医者的耐心和动作上注意轻柔，这一点可能儿科医生做得会更好，毕竟儿科医生长期接触儿童，更知道如何让儿童配合。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要尽可能体现出对患者的关怀和对患者个人隐私的保护。正如聂顺利医生所说： 病人是有情绪的人，彷徨无措，担心恐惧，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状况。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自己11个月大的小宝贝，怀疑是肿瘤，你会不会担心害怕，恐惧无措？
作为病人家属，你是不是希望看诊的医生认真倾听，动作轻柔的检查，轻声细语的给自己解释，安慰。我们需要！我们是需要安慰的人，不是前来治病的机器。 但是，门诊需要等待很久，看诊时间很短暂，医生只顾着看病，完全没有装出在倾听的样子（哪怕是在倾听了），没有安抚的动作和语言，你心里会舒服吗？ 我们的医疗体系，并没有把病人当做人，而是当做前来看病的机器。这医患矛盾又怎么可能好？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打算让医患关系好。 贯彻规范的诊疗过程：在本案例中还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是为什么医生没有安排磁共振检查？因为在磁共振可以很好地判断肿物的性质，从而有可能避免手术。当事医生认为磁共振患者可能不能很好的配合，但是这个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在儿童医院中就有不少患者通过安全地镇静措施完成这项检查。因此关键还在于对于诊疗过程的规范性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我们有没有认真执行。 最后，虽然这个事件在不同人的眼中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对于笔者而言，这么一个偶然又极端的事件，反应出的问题并不少，也希望能够对我们的医疗活动带来一些正向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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