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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青岁月——农村插队记事

 广州玉 2022-09-19 发布于广东

1968年11月初,我和同学们赴陇县上山下乡,经历了终身难忘的知青生活。如今,岁月已流逝45载,我等均已过知天命之年,但追忆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光,有喜有悲,亦苦亦甜,依然是其事历历在目,其人栩栩如生。

一、风雪关山路

1969年初春,陇县至甘肃马鹿镇的战备公路开工。公社给大队分配了民工名额。知青们无家室拖累,说走就走。我和同学老于(现在陕西齿轮厂工作)怀着几分好奇,随几个社员牵着驼运行李和粮食的骡子匆匆地出发上路。我们插队的地方离施工点关山鹿房沟有近百里,硬是凭着年轻力壮,甩开脚板,走了近乎一整天!到鹿房沟时,天已黑得严严实实,双腿又痛又麻,人已困乏到极点,钻进窝棚,倒下便鼾声大作。

阳春三月,山外春风习习,春色点点,山里却积雪未消,寒气逼人。半地下式的窝棚挡不住夹杂着雪粒的寒风侵袭,清晨醒来,只觉被头上又硬又凉,原来是被窝里的几丝暖气都结成了一层薄冰。进山后不久,一场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使山峦野林银装素裹,一尺多厚的积雪堵住窝棚门,出入难行。我们冒雪出工,扒开冰雪,继续挖运土石。头上冒出的热汗融化了飘落在衣领帽耳上的雪花,冻结成硬硬的冰壳,一个个都成了白眉大侠。

每天挖石运土,劳动量不小,还要拾柴做饭,漫山遍野去拾枯木。但要识别漆木,不小心叫漆树咬了,那一脸一身的红斑痒得人抓耳挠腮,皮肤破了流浓淌黄水,十天半月不得痊愈。每顿饭都是一大碗玉米面疙瘩,撒些盐,放几片酸菜叶,又无任何油水,当时吃得肚子胀,可不顶饥。山里水硬,消化得快,拉不了几车土就觉得肚里发空,头冒虚汗,常常处于饥饿状态。我们常跑到附近的小代销店里买些廉价的饼干和8分钱一包的羊群烟充饥解乏。山里天亮得晚,黑的早,出工收工两头不见太阳,但必须要坚持早请示,晚汇报;我们几个人站在黑乎乎的山地里,望着周围黑黝黝的山影,无论是风雪扑面,还是饥肠辘辘,都要首先“敬祝”一番,再机械地背诵上几段语录,每人喃喃自语地说上一通斗私批修的套话,这种类似宗教的仪式才告结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实在愚昧可笑,可却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在山里那一个多月,风餐露宿,饥寒相交,真切地尝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滋味。四十多年后,当我和老于在平坦的公路上驱车前往关山草原游览,途径鹿房沟时,我们的思绪又飞回当年的风雪交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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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遭遇蛇挡道

驼粪,是一项技术性不强,又省心省力的农活。给马或骡子背上架两只粪筐,装满土粪,牵着就走,上山吆喝悠悠,下山坐骑晃晃,十分惬意。我对此活情有独钟,颇感兴趣。记得一天下午收工时,我骑着骡子走在崖边的小道上,望着火红的夕阳照得晚霞灿烂,不由得信口唱道:“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一句未完,胯下的黑骡子突然扬头嘶鸣,惊恐地不住向后倒退,再三吆喝也无用。我抬头朝前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前方崖边的小树上盘着一条一米多长小胳膊粗壮的花蛇,正昂头“哧哧”地吐信子。山间小道,一边山崖 ,一边深沟,无法绕行,只有与蛇夺路!我只觉得头皮发麻,汗毛直竖,紧张得心里咚咚直跳,忙叫身后一起出工的一个半大小子社员看住牲口,急速跳下骡子,从粪筐中抽出铁锹,照着高扬的蛇头砍去。不料,花蛇扭身溜下树,横在路中,又扬头吐信子做进攻状。我见此情景,一咬牙,举起铁锹狠狠斩在蛇脖子上。花蛇扭动身躯挣扎着,蛇尾“噼啪噼啪”抽动作响 ,又“唰”地一下子缠在铁锨把上。我屏住气,双手使出浑身的力气握紧铁锨把,死死地向下按着,按着。几分钟后,缠在锨把上的蛇身瘫软散落地下,细看花蛇已经身首分家。这时我才觉得一身冷汗,双腿发软。

夕阳西下,天已擦黑。跟在身后的小伙子将蛇头扔下山沟,用树枝挑上蛇身,悠然下山,说是剥下蛇皮能卖钱。回到知青院里,将与蛇之战告知同伴,有人提议做清炖蛇肉解解馋。我说本人已经杀生,眼前总是晃动着那条花蛇扭动的影子,那里还有什么好胃口。那时尚无生态环保意识,否则就不会置花蛇于死地,而会设法放生,让其回归大自然了。

三、镰刀把上的语录

四季农活最苦最累莫过于夏收。烈日当头,暑渴难耐,还要翻过几座山去割麦。收工时尽管汗流浃背,还得背几捆麦子带回麦场里。一想起夏收,心中直发怵。当时农村没有联合收割机,即就是有,在山坡地上也无用场,只能凭镰刀一点一点地收割。最令人钦佩的是会使走镰的人。走镰上装有二三尺长的刀片子,两手提住绳扣,挺身直背,一步一甩,割倒一片,那动作恰似一种有韵律、有节奏感的优美舞蹈。每逢夏收,便是会使走镰的男人们大显身手大出风头的机会,挣十分工的男社员未必人人都会,知青们更是望尘莫及。我们只能悉心求教,从头学起,怎样用刃镰、磨镰,怎样绾麦绳、捆麦个子,怎样防止镰刀伤了手脚。割一天麦,麦芒刺得胳膊又红又肿,太阳晒的汗水直淌,汗水蜇的浑身上下又痛又痒,真想钻到河塘里永不上岸。所以,我和许多知青一样,喜欢在麦场上干活,出大力,流大汗,畅快利落,或者仗着点文化墨水去和麦客争执着丈量地亩,清款结账,而不愿意窝得腰酸腿痛去割麦。

那时,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憧憬着山里割麦也能用上联合收割机的美好明天。为了鼓励自己克服困难,战胜苦夏的怯场心理,从精神上树立战之能胜的理念,像那个年代许多通常的做法一样,我在镰刀把上刻下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的同学还刻上了诸如“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不到长城非好汉”之类的名句。以这样的精神和意志,我们挺过了夏收,学会了“三夏”期间的各种农活,甚至也知道了麦客的辛酸经历。我和大家都在虔诚地以这些理念支撑着自己在生活的苦难中滋生力量和信心。这种近乎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也许是那个时代“精神变物质”这一哲学命题的一个幼稚的标志和最原始的实践吧。若干年后,当我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哲学老师侃侃而谈时,眼前总浮现着镰刀把上那被汗渍湿润得有些模糊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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