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楚庄王第一

[题解]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里，《玉杯》《竹林》是本书篇名，没有《闻举》《蕃露》《清明》等篇名，汉代只称“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没有《春秋繁露》书名。后人集董子文咸书，以《吕氏春秋》《晏子春秋》为例，署名《董子春秋》，而首篇名为《蕃露》，连起来变成：董子《春秋繁露》，这样，首篇便无篇名，抄写者就将首篇第一个词“楚庄王”作为篇名。而《蕃露》篇名从此消失。本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从称呼、遣词用字等入手，阐明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一是议论“新王必改制”的说法，认为“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①：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②，君子之所见也③；襄、成、宣、文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⑤，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⑥，所闻八十五年⑦，所传闻九十六年⑨。于所见，微其辞⑨；于所闻，痛其祸⑩；于传闻，杀其恩④，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⑩。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⑩。屈伸之志⑩，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⑩，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⑩。有知其厚厚而薄薄⑩，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善矣⑩。《诗》云⑩：“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由群匹。”此之谓也⑩。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⑩；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⑩，可以知其塞怨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⑨；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⑩，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⑩。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以智畏。畏与义兼④，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⑩。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⑩。

[注释]

        ①十二世：《春秋》所记鲁国的国君有隐、桓、庄、阂、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代。三等：即把十二世分为三个阶段，指“见”（亲身经历），“闻”（听亲身经历者介绍情况）、“传闻”（指经过两代以上传递的情况）三个时期。这一段话是通论《春秋》一书的，有的学者认为这应是《春秋繁露》第一篇《繁露》的篇首。而前几段则可能是《竹林》、《精华》等篇的内容。此说仅供参考，无确证之前，仍按原样为妥。

        ②哀：鲁哀公，姬将，公元前494年一前467年在位。定：鲁定公，姬宋，公元前509年一前495年在位。昭：鲁昭公，姬裯，公元前541年一前510年在位。

③君子：指《春秋》作者孔子。孔子亲身经历了哀公、定公、昭公三代。哀公最后，是从后往前推妳顷序。

④襄：鲁襄公，姬午，公元前572年一前542年在位。成：鲁成公，姬黑肱，公元前590年一前573年在位。宣：鲁宣公，姬俀，公元前608年一前591年在位。文：文公，姬兴，公元前626-前609年在位：

⑤僖：鲁僖公，姬申，前659年一前627年在位。闵：鲁闵公，姬开，公元前661年一前660年在位。庄：鲁庄公，姬同，公元前693年一前662年在位。桓：鲁桓公，姬允，公元前71 1年一前694年在位。隐：鲁隐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年一前712年在位：

⑥所见六十一年：即孔子所亲见的三世：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共61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昭公元年（前542）时，孑L子已十岁。没有包含孔子十岁以前生活的鲁襄公时代。

⑦所闻八十五年：即孔子所闻的四世：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共85年。

⑧所传闻九十六年：即孔子所传闻的五世：隐公11年，桓公18年，庄公32手，闽公2年，僖公33年，共96年，

⑨于所见，微其辞：微其辞，隐微之辞。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之世，没有明显的言辞来指责批评，一是表示为尊者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迫害，明哲保身。当时国君有生杀之权，要小心谨慎对待，稍不留心，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⑩于所闻，痛其祸：所闻之世是父辈所经历的时代。这时代离自己比较近，对于国家的灾祸特别痛心。

⑩于传闻，杀其恩：杀，中断。所传闻之世，离自己比较远，恩情比较淡薄，就按自己的志向来写。由于感情：因素减少，内容就比较客观理性。与以上“微其辞”（有话不敢直说），“痛其祸”（带着浓厚的感情）两种情况不同，就是平心静气地明白地写出自己的想法。

⑩逐季氏而言又雩（yu），微其辞也：又雩，《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秋七：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一个月有三个带“辛”的日子，第一个叫'上辛”，最后一个叫“季辛”或“下辛”。王充《论衡·明雩》：“《春秋》鲁大零，旱求雨之祭也。”雩是求雨的祭祀活动，规定在“辛”日、多半在“上辛”日举行。秋七月，上辛举行了雩祭，季辛又举行雩祭，为什1，、？实际上鲁昭公想用雩祭的办法把民众集中起来，然后把季氏杀7-季氏平时得民心，昭公不得民心，昭公想杀季氏，却被季氏打败，逃亡到齐国去。孔子知道鲁昭公不对，又不好指责国君，为尊者讳，只说“又雩”。这就是“微其辞”。

⑩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子赤，鲁文公之子，被襄仲杀死。《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公羊传》认为：子赤死?，为什么不写日期，是因为被杀。国君被杀，是极为痛心的事，不忍心再写那个日子。这表明孔子对国祸的痛心。那时代对孔子来说是近代史，是所闻世。

⑨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子般，鲁庄公之子，被庆父杀死，《春秋》庄公三—卜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同样记载国君的死，为什么这里注明“乙未”（二日。《左传》作“己未”）日？因为年代久远，没有那种感情了，

⑩屈伸之志：指孔子的感情变化。

吾以其：或补“知”，作“吾以知其”，或改“见”，作“吾见其”，或不改，也通。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前一“近”等为动词，后者为名词，指与自己有这种关系的对象。近与远，指离自己生活时弋的近远，从血缘关系讲，就是亲疏的区别。

⑩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文法同上。

⑩有：又。是对上述的推论。

⑩“百物皆有合偶”数句：这是对上述思想的理论概括。合、偶、仇（qiu）、匹，意思相同，即成对、对立、对偶、对待的意思。百物，即万物，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对偶的东西。

⑩“《诗》云”句：下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抑抑，指威仪美观壮丽。秩秩，指政令（德音）十分正常，没有令人反感的法令。无怨无恶，指人民没有怨恨和厌恶。率，都。群匹，符合大家的意愿。群，可以指群臣，也可以指人群、群众。

⑩从“百物”到“此之谓也”数句：以孑L子写《春秋》根据与自己生活时代的远近而有详略的不同，推论到一切事物都相对应的关系，再举《诗》句证明，政治清明，就是要使政令法制符合大众之心。董子认为这是学习、研究《春秋》的方法。

⑧然则：这样的话。

②义之大者：就是大义的内容。这里不是指《春秋》有哪些大义，而是说学习《春秋》大义，应该如何学习。

⑩得一端：得到一种思想或者一个观点。博达之：推广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就是举一反三，意思进一步扩展。

⑩正法：正确的法则。

⑩温辞：即蕴辞，也就是微辞。

⑨塞怨：闭塞怨恨。

⑧道而不显：用婉辞记述，不采取明显的说法。

⑩讳而不隐：对内为亲者讳，所以用文字的差别来表达，不能没有表示。

⑩内外：指亲疏的区别。

④差贤不肖：区别贤与不肖，为贤者讳。等尊卑：以尊卑为等级，为尊者讳。

⑧讪(shan)上：指责上级。讪，诽谤，讥讽。上，上级。

⑩智不危身：以智慧不让自身处于危险境地，相当于明哲保身。

⑩畏与义兼：畏，畏惧顶头上司权势，义，不诽谤尊贵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春秋》笔法的依据。

⑩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定公、哀公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为了没有“讪上”的义，也为了避免“危身”，孔子写时，就特别隐晦，常用“微辞”。

⑩“以故用则天下平”三句：《春秋》笔法被采用，对天下有好处，不被采用，也没有“讪上”的罪名，自身安全。这是孔子写《春秋》的原则。

[译文]

        《春秋》把鲁国十二个世代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有亲见的，有听说的，有听传说的。亲见的有三世，听说的有四世，听传说的有五世。因此，哀公、定公、昭公是作者所亲见的；裹公、咸公、宣公、文公是作者听说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作者听传说的。作者所亲见的六十一年，听说的八十五年，听传说的九十六年。对于所亲见的社会上的事情，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记述；对于听说的世事，写到灾祸时特别痛心；对于传说的时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实际情况来写。所以，谋伐驱逐季氏，写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鲁昭公的错误掩隐了。写子赤被杀，不忍心记载那个灾祸的日子，是表明对灾祸的极端痛心。写子般被杀，却写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对于久远的时代，感情已经淡漠了。作者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感情，所记述的文字也有相应的详略差别。我根据《春秋》对待近事的亲近、远事的疏远，亲戚的亲切、疏客的疏离，也就知道它对尊贵的尊重、对卑贱的轻贱，对要事的重视，对小事的随便。又知道它对感情厚的热情，对感情薄的轻慢，对好人友好，对坏人厌恶。又知道它以阳对阳，以阴对阴，以白对白，以黑对黑。百物都有相应对偶的东西，用相应的态度分别对待不同事物，这就对了。《诗经》上说：“威仪壮观，政令顺畅，没有怨声反对，都因符合民心。”就是说的这些情况。这样的话，《春秋》的大义，得到一点就要推广、联系；考察其中的是非，可以得到正确的法则；看到隐晦的语言，可以知道深藏的怨恨。因此，对于外国的坏事，说了又不显露；对于内部亲人的坏事，不说却有表示。对尊贵的人和贤人也都这样。这就是使内外有别、贤与不肖有差别，尊卑有等级的意思。义士不诽谤上级，智者不使自身危险。因此，对久远的国君因为道义而为他讳过，对当世的国君出于明智的考虑而畏惧他。畏惧与道义两方面结合，那么时代越近，说话越要谨慎。这就是用微辞记述定公、哀公过错的原因。根据这个原因，用微辞表述意见，如被采用对天下稳定有贡献，不采用则能保证自身安全，这就是《春秋》的原则。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①。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②，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③，不能定五音④；虽有知心⑤，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翠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⑦。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⑧，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注释]

        ①奉天：指奉天命。法古：效法古代圣王的做法。

        ②修：或作“循”，按照、根据。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

        ③六律：定音调的乐器，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

        ④五音：指宫、商、角、徽、羽。

        ⑤知心：指智慧之心，即聪明。

        ⑥遗道：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

        ⑦大数：指基本法则。

        ⑧所闻：听说的，不必专指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天下无二道：语出《苟子，解蔽》，意思是治国之道只有一个。道，指治国之道。

[译文]

        《春秋》的原则，就是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所以，即使有灵巧的双手，没有圆规、曲尺，也画不出方形或圆形；纵然有聪灵的耳朵，不吹六律，也不能确定五音；纵然很聪明，不阅览先王的言论和行事，也不能治理天-Fo其实先王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也就是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六律。因此，圣人效法天，贤者效法圣人，这是基本法则。遵循基本法则的就能安定天下，不遵循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就是安定与混乱的分别。听说治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所以，圣人治理办法有不同，而道理却是一致的。古今是相通的，因此，以前的贤者把先王的法则传授给后世。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①，讥易常②，欲其法先王也③。然而介以一言曰④：“王者必改制⑤。”自僻者得此以为辞⑥，曰：“古苟可循⑦，先王之道，何莫相因⑧。”世迷是闻⑨，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A有闻诸侯之君射貍首之乐者⑩，于是自断貍首，县而射之⑩，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

[注释）

        ①善复古：“善”是意动用法，即认为复古是好的。《公羊传》认为《春秋》是“善复古”的，董仲舒继承了这种思想。

        ②讥：批评。易：改变。常：常规。

        ③法：效法，学习。先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主要指周文王。

④介以一言：插入一句话。介，介入。

⑤王者必改制：国王必定要进行制度改革。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它与上文的“善复古，讥易常”从表面上看是不一致的，因此，董仲舒把这种说法称为“介”入的，是不协调的意思。

⑥自僻者：指思想邪僻的人。此言讲“王者必改制”这句话的人。辞：指理由、借口。

⑦循：因循、继承的意思。夏、商、周的制度都有所改革，所以说都不是相因循的。

⑧因：此处亦同“循”。

⑨世：世俗。迷：被迷惑。闻：说法。

@貍首：《貍首》是逸诗《曾孙》的乐曲。诸侯国君相见时，奏这个乐曲，开冶射箭，这一种礼仪，见《仪礼，大射》。

⑩县而射之：有人误解了“奏《貍首》以射”这句话，把貍猫的头割下来，：在那里作为靶子，让人向它射箭。县，通“悬”。

[译文]

《春秋》对于人世间的事情，提倡复古，反对改革，主张学习先王的治国之道。但是，有一句话与此不一致，说是“王者必定要改变制度”。思想偏激的人就拿这一句话作为借口，说：“古代的制度如果都可以继承，那么，先王的治国之道为什么都不一样？”世俗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从而怀正道却相信邪言，太可怕了。对那些人的回答是：“有人听说诸侯国王有射《貍首》的音乐，于是，就割下貍猫的头，悬挂起来，当作靶子，向它射箭。粗说：'这有什么快乐！’这就是闻其名不知其实的典型例子。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①，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②，修故业，而无有所改③，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④，事君者仪志⑤，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⑥，物袭所代⑦，而率与同⑧，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⑨，更称号⑩，改正朔⑩，易服色者⑩，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白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⑩，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⑨。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⑩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⑩！”

[注释]

①易姓更王：易、更，都是改变的意思。由不同姓的人当王，说明不是继承先前的王位，而是受天命而当上新王，因此要有所改制。

②一：一切。因：因袭。

③无有：有的版本没有“有”字。

④承意：指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意志。

⑤仪志：即以其志为仪。仪，准则。

⑥天大显己：上天大显扬自己。己，指新王自己。

⑦物：指正朔、服色这类象征物。袭：继承。所代：指被取代的王朝之物。

⑧率：都。

⑨徙居处：指迁都。

⑩更称号：改朝代名称。

⑩改正朔：改历法的正朔日子。这里“改正朔”是古代较为复杂的问题。正，正月，岁首。哪一月定为岁首，各代不同。夏建寅，以寅月为岁首，即农历一月。殷建丑，以丑月即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建子，以子月即十一月为岁首。秦建亥，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汉初仍秦制，以冬十月为岁首，后改夏历，以正月为岁首，沿用至今＼）朔，指历法年开始的时刻。夏以平旦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周以夜半为朔。这就是“改正朔”的具体内容。汉以后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周代的夜半为朔，没有再作改变。

@易服色：变换服饰的颜色。

⑩文义：指文字训诂。改朝换代，有改变的内容，如正朔、服色等，也有不改变的内容，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

⑩无易道之实：治道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⑩“孔子曰”句：下引文见《论语，卫灵公》。

        ⑩不易：不作改制。效：证据。

[译文]

        现在所谓'新王必改制’，并不是改变治国的道理，改变治国的法则。受了天命，另一姓当了新的王，并不是继承以前的王位而当了王，如果一切都因袭以前的制度，遵循着旧的业绩，没有什么改革，这跟继承先前的王位而当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新受天命的王，是天命所做的巨大显现。对待父亲要继承父辈意愿，对待君王要以君王的志向为行事的准则，对待天也应该这样。现在，天大豆扬自己，什么东西却都沿袭已被取代的王朝，与前代一样，那么与前代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不是天的意志。因此，新王要迁移居处（迁都），改变称号，变更正朔（历法），更改服饰颜色，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不敢不顺从天的志向，以表明自己的显现。至于说治国的大原则，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字都应照旧，有什么可以改的？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义，没有改变治理国家的本质。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是说他继承尧的治国之道而已，这难道不是不做改革的证据吗！”

间者曰①：“物改而天授②，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③，而为之文曲④，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⑤。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⑥。舜时，民乐其绍尧之业也⑦，故《韶》，韶者，绍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甲，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⑨；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⑩，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⑩，一也；其所同乐之端⑩，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⑩乐之风也⑩。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⑩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⑩，所为一也。”

[注释]

①问者曰：是设问的形式。

        ②物改：指改正朔易服色之类。天授：天命所授予。

        ③缘：根据。

        ④文曲：文词、乐曲。

        ⑤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政治是本是质，礼乐是末是文。成功要政治和礼乐都具备，也就是本末质文都具备，

        ⑥'是故作乐者”三句：作乐最初的根据是天下人都快乐-每个人快乐，根本是自己快乐。反，同“返”。

        ⑦绍：继承。

        ⑧三圣：指尧、舜、禹三个圣人。

        ⑨護(hu)者，救也：夏桀无道，人民苦难，商汤推翻夏桀，是救民脱离苦难。

⑩武：商纣王无道，周文王、武王兴师讨伐，推翻商纣王的统治，人民高兴，所以这时的乐曲叫《武》。《白虎通义·礼乐》引《礼记》文：“黄帝乐曰《咸池》，颛顼乐曰《六茎》，帝喾乐曰《五英》，尧乐曰《大章》，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汤乐曰《大濩》，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日《大武》。”

        ⑨四者：指舜、禹、汤、文王。

        ⑩端：事由，原委。

        ⑩《诗》云：下引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之第二章（全诗八章）。崇，国名，其地在今陕西户县东。丰，周邑名，，周攻占崇国后，迁都于此，改名为丰。

        ⑩风：风教，教化，

        ⑩“王赫斯怒”二句：出自《诗经·大雅·皇矣》之第五章（全诗八章）。赫，盛怒貌。斯，语气助词。爰，于是。

        ⑩二者离而复合：因改正朔，易服色在前，制礼作乐在后，二者虽不同时，但同归于应天顺人，故曰“离而复合”。

[译文]

有人问：“许多事物的改革，天命授予已经显现了，为什么还必定再作音乐呢？”回答是：“音乐跟那些礼制是不一样的。礼制是根据妗进行的改革，音乐则是根据人心来制作的，那个新王所受的天命，必定是人民所共同感到快乐的事。所以，开初改制，是用来表明天命的变化；后来作音乐，是表示天命的成功。根据天下人民所快乐的事来制作音乐的词曲，一方面用来谐和政治，一方面用来倡导道德。天下若未完全和谐安宁，王者不妄作音乐。音乐，是涌满于內心而表现出来的，只有顺应政通人和的时代，才能制订礼仪和音乐来表现成功。成功，是说政治和礼乐都已具备了。所以制作音乐，必定要追溯天下人快乐的根源，以使自己快乐为根本。虞舜时期，人民喜欢虞舜继承唐尧的功业，所以乐曲叫《韶》，韶的意思就是'绍’（继承）；夏禹时期，人民喜欢他们三个圣人先后相继，所以乐曲叫《夏》，夏的意思就是'大’（伟大）；商汤时期，人民喜欢商汤救民于苦难之中，所以乐曲叫《頀》，頀的意思就是救护；周文王时期，人民喜欢文王兴兵征讨暴君，所以乐曲叫《武》，武的意思就是征伐。这四者是天下人所共同喜欢的，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中的原因，却是不可能一样的。制作音乐的法则，必定要追溯人民所喜欢的根本大事，人民所喜欢的事不同，音乐又怎能不随时代而变化呢？所以虞舜作《韶》而夏禹作应了人民对他们的爱戴，我从中看到了音乐的功效。《诗经》说：'文王接受天命，有了如此武功。既已讨伐崇国，又建京城于丰。’这说的就是音乐的教化。《诗经》又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调发他的军队。’在那时，殷纣王无道，诸侯大乱，人民喜欢文王的震怒而歌唱他。周王的德行已经润泽了天下，追本溯源谱制音乐，称它为《大武》，是说人民最初所喜欢的就是用武力除暴。因此，，凡是音乐，虽是作于成功之后，但取名却用初始的含义，以衣不重视根本。由此来看，历法、服色的改动，顺应天命制订礼乐的差异，都是源于人心的趋向，这两者有先有后但又殊途同归，因为它们的目的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