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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国外是一部在小说迷看来颇有争议，影迷眼中又平平无奇的作品，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这就是“文革”后不久的中国。
从1977年开始，译制片不再是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代名词。《尼罗河》刚好在这个时期上映，经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被“同步引进”到国内。后经历“译制片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的多轮放映后，变得家喻户晓。
译制片是个繁琐的工作，流程众多，不妨将那些纯技术的暂且撇开。先从最基本的翻译开始，像“骚货”“发情”“对性的描写”“色情狂的猴子”“男性生殖器”之类的重口味词汇，可是毫不避讳地从众老外的嘴里吐出，可见当初的审查比较宽松。 当然，上译厂的前辈并不是在用“可以在大银幕上说脏话”来证明什么事情，他们只是在尽量准确的翻译。
为配音台词进行翻译，除了意思准确，口型相似（主要是开口闭口音），还要灵活变通，把一些过于西式的表达转换成真正的“人话”。比如林内特初次见到西蒙时说的那句，直译大约是：“杰基跟我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情。”这不是中国人的说话习惯，而且听起来也不像好话，所以就译成了“杰基说了你很多好话”。
还有一些在老外看来显而易见，国人可能会有理解困难的地方，甚至会加入“注解”。当我们听到鲍尔斯女士说：'华盛顿有钱的寡妇多着呢。”其实原台词中没有提到“华盛顿”，只说“这个地方”，不过窗外就是白宫。
翻译作用最明显的地方，往往是一些聪明对话或者精彩独白。《尼罗河上的惨案》中不多的动情片段（如波洛两次劝杰基“死了心” ）的翻译，完全可以当作精致小巧的艺术品欣赏。上译的用词并不夸张却富有诗意和韵律感，如“危险而又艰难的航程”“激流险滩”等等。
与此同时，翻译的弊端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源于两种语言的不兼容性。贝斯纳大夫问弗格森先生：“这椅子没人坐吧？” （“这椅子是免费的么？”）然后弗格森回答：“这个世界上，同志，没有免费的东西。”这是他的第一句台词，意识形态显露无遗。在英文中，free 既是“空着”的意思，也是“免费”的意思。上译版翻为“这把椅子有主儿么？”和“这世界上，同志，都是有主儿的。”就有点生硬了，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中文不存在与英文的“free”一样，可以在这段对话中当双关语用的词汇。
在重新翻译并配音的过程中，一些原本的东西消失了，一些新的东西也产生了。也许正是这一微小的变化，促成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在中国的巨大成功。首先，配音不是同声传译，而是表演的一部分。因此，经过配音的影片在整体感觉上总会有些差别。尤其当时选择的都是嗓音很有特色的演员，这特色甚至会压过角色。
因为是在给外国电影配音，演员们希望能通过语调的变化使之与国产影片有所区别。但那又并非对西方人语气的模仿，更像是两者结合的产物。这种独特的说话方式，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甚至改变了电影原有的感觉。《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配音版要比原声版更有一种“嘹亮感”，阴森之气大为淡化，恐怕也更符合国人当时单纯的审美习惯。另外配音版总体上偏向戏剧腔，原版中虽然也有很多角色喜欢拿腔拿调的念台词，整体上还是很生活化。具体角色的配音与原声对比的话，毕克的声音更厚重，凸显了波洛的智慧，少了彼得·乌斯蒂诺夫的诙谐。
刘广宁的杰基小姐更加歇斯底里，倒是比原片演员米亚·法罗相对柔弱的声音更符合角色的夸张特点。
当然也存在比较棘手的问题。 比如口音，《尼罗河》中有个说非洲英语的埃及人，是正宗的搞笑角色，他的口音也是逗乐的一部分。配音中听不到这种变化——如果真要表现出来，应该让他说什么样的语言呢？学美国人说中文，还是来两句方言？这是很尴尬的问题。
正是老一代配音艺术家的声音，让这部外国电影变得与众不同，成为中国影迷心中的不朽经典。
请欣赏《尼罗河上的惨案》高清版 原著：阿加莎·克里斯蒂
编剧：安东尼·谢弗
导演：约翰·吉勒曼
主演：彼得·乌斯蒂诺夫 洛伊斯·奇尔斯 戴维·尼文 翻译：上译厂英语集体翻译
译制导演：伍经纬 卫禹平
录音：李建山 配音演员名单 波洛侦探：毕克
瑞斯上校：邱岳峰
林内特：李梓
西蒙·道尔：乔榛
杰基小姐：刘广宁
路易丝：丁建华
奥特伯恩夫人：苏秀
罗莎莉小姐：程晓桦
弗格森先生：童自荣
范斯凯勒小姐：赵慎之
鲍尔斯女士：潘我源
潘宁顿：胡庆汉
贝斯纳大夫：于鼎 上海电影译制厂1978年9月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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