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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癌毒是癌症之本”

 新用户0166JAFV 2022-09-20 发布于陕西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癌症患者从根本而言都有正气不足,因此,“扶正抗癌”是治疗***,这是中医药防治肿瘤领域多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点。但凌昌全教授在近20年边学习边实践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癌症是既属于中医内科疾病而又不完全同于中医内科常见疾病的一类特殊疾病。就“治病求本”的基本理论而言,癌毒(已经形成和不断新生的癌细胞或以癌细胞为主体形成的积块)是癌症发生、发展并决定癌症治法和预后的根本。正邪相争虽然贯穿在癌症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但在这对矛盾中对发病、治疗和预后起决定和主导作用的显然是病邪(癌毒)。因此,凌昌全教授明确提出了“癌毒是癌症之本”的学术思想,并围绕这一学术思想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观点:
癌毒既是病因也是病理产物,又是一个基本证候。癌毒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医传统理论和中医现代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如同气滞、血瘀、痰湿等中医概念一样,癌毒既是各种已知的和未知的综合因素通过各种复杂途径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又是引起疾病的直接原因,属于不内外因,同时又可以是一个具有包含特定症状组合的基本证候。因此,无论是“审证求因”还是“辨证论治”,癌毒都是我们认识和治疗癌症这一特殊疾病的主体,是我们始终必须重视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这点而言,中医与西医在理论和实践上应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癌毒属于“有形”之邪。既然癌毒被定义为是“已经形成和不断新生的癌细胞或以癌细胞为主体形成的积块”,那么,它肯定就是有形之邪。当然,有形与无形始终是相对的。就传统的中医理论而言,将肉眼能见的视为“有形”,反之则为“无形”。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家都在积极实践着中医现代化的理念,有形与无形不应该再以肉眼作为判断的标准,起码应该以目前各种检测手段能见到的形态学证据为标准。这种标准的更新是对中医传统观念的丰富和发展,它使以往许多所谓的“无形”变成了“有形”。虽然癌毒形成早期,即使是当今最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手段也无法发现,但完全有理由相信,科学更加发达的明天,人们完全能够看到存在于体内的每一个癌细胞。因此,癌毒属于有形之邪的特性并不会因为人们目前能否“看到”而改变。
癌毒之邪的“多少”与“盛衰”是可以定量描述的。癌毒虽然如同气滞、血瘀、痰湿等一样属于中医的概念范畴,但它是建立在现代临床实践基础上的中医概念,因此,从一开始就克服了古代中医许多概念不确定性的弱点,而是有明确的物质基础并能定量描述。癌毒之多少和盛衰可以用单位体积内的癌细胞数量或癌细胞在身体局部形成肿块的大小来直接描述,也可以通过确能反映其多少和盛衰的某些生化指标,如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等来间接地描述。中医有关癌毒概念的这一特征不仅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医诊断与治疗癌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祛除或控制癌毒之邪不仅是西医也是中医治疗癌症的主要目标。癌毒之邪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一旦形成就会无限制的疯狂生长,对机体造成难以修复的损伤。人们往往习惯地认为,对癌症的治疗西医重视的是瘤体的大小,而中医重视的是正气的多少,西医强调“攻癌”,中医强调“扶正”。其实,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同一个疾病可以根据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去分析、去研究,甚至治疗的方法也可以不同,但治疗的目标或治疗所追求的效果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对于癌症这样一个特殊的疾病,邪之盛衰始终是我们中医师制定治则方药的主要依据。癌症初期,邪盛正未衰,治疗原则是祛邪为主,积极选用手术、放疗、化疗、局部用药(包括以毒攻毒的中药)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消灭癌毒,同时注意呵护正气,缓解以上治疗手段对人体正气的损伤程度;手术、放化疗之后,无论是邪去正复还是邪去正衰,都应该重点考虑到癌毒虽然大势已去,但并非彻底被消灭,此时根据临床辨证可分别采取益气、养阴、化瘀、祛痰等治则,但无论采取何种治则,都必须顾及“余毒未尽”,并切实体现于处方用药的选择和配伍之中,以达到清除体内剩余癌毒、减少复发转移之目的;癌症中晚期,往往出现正气不足、阴阳失调,治疗原则当然要以扶正气、调阴阳为主,适当佐以抗癌之品,其目的一是抑制癌毒生长,使其与人体共存,二是为进一步抗癌为主的治疗准备条件,从而获得更长的生存期;即使在癌症终极期,邪盛正衰,治疗只能以扶正为主,佐以对症处理,目的还是为了尽可能地减缓癌毒生长扩散的速度,使患者在有限的生存期内获得尽可能好的生存质量。
“癌毒是癌症之本”学术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这一学术思想是凌昌全教授在中医治疗癌症的临床实践中,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知识)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研究大量临床病例(门诊60000多例次、病房5000多例次、会诊2000多例次)的基础上,不断总结、逐步提炼而成的。其意义不在于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而只是为了在中医药防治癌症领域内,从不同的角度对“扶正抗癌”学术思想提出一些新的思考,或许能够从某个新的角度推动中医药防治癌症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当然这种思考,仅源于其个人的临床实践和个人所领导课题组的部分研究结果,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十分不成熟,急需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扩大讨论、反复研究、不断充实和完善。

肝癌能预防吗?——健脾疏肝,防毒于未然
肝癌能预防吗?能!凌教授的回答几乎是绝对的肯定。
在肝癌的预防工作方面,国内外学者曾经做过许多努力,如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利用复方木鸡冲剂(云芝为主,菟丝子、广豆根、核桃树皮为辅)治疗54例甲胎蛋白低持阳性患者,随访6年,证实木鸡冲剂治疗组的甲胎蛋白阳性转阴率和肝癌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冈博子等将260名肝硬化患者按照相同的背景资料分成两组,每组130人,给其中一组投以小柴胡汤,每日7.5克,另一组作为对照组长期追踪,证实小柴胡汤有降低肝癌发生的倾向;朱源荣提出适当补硒预防肝癌;严瑞琪等人提出饮用绿茶可以预防肝癌,等等。这些研究虽然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但确为肝癌的预防做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
凌教授在以中医药为主防治肝癌的实践中,通过反复地审证求因,结果发现:1、中国肝癌患者具有与欧、美明显不同的病因学特征,那就是80~85%源于肝炎后肝硬化;2、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的70~80%存在着肝郁和脾虚两个中医的基本证候。根据“审因论治”的基本原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凌教授就提出了“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如果长期服用具有健脾疏肝作用的药食两用的中药可能会不同程度地阻止或减缓肝癌(癌毒)产生,达到防毒于未然之目的”的科学假设,并及时启动了这一临床研究。现就凌教授及其课题组在为证实这一科学假设而开展的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形成的经验方(甘枣宁)介绍如下:
方名:甘枣宁冲剂
组成:大枣、陈皮、山药、山楂等
功效:健脾疏肝
用途:肝炎后肝硬化属于脾虚肝郁型患者
用法:每次15~30克,冲服,每日1~2次方解:大枣甘温,取其主要功效,健脾益气以为君;山药甘平,补脾养胃之要药,助大枣健脾益气之功以为臣;陈皮辛苦微温,理气健脾以为佐;山楂酸甘,功能健脾消食化积,且能行气散结止痛,取其入肝经以为使。
验案1:郑某,男,1971年9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门诊病案号:03012258。有家族性乙肝病史,检查发现“大三阳”(乙肝表面抗原、乙肝E抗原和乙肝核心抗体三项指标阳性)12年,曾使用拉米夫定、干扰素、甘利欣等多种药物治疗,疗效均不稳定,乙肝病毒DNA定量检查拷贝数在用药时略有下降,停药后在很短时间内又升到108拷贝/毫升以上,自2001年以来甲胎蛋白持续低阳性,因其直系亲属中已有多人因肝癌而去世,故患者情绪十分紧张,2003年5月20日就诊时患者自述乏力,纳差,胸胁胀痛,急躁易怒,手足心热,便溏不爽,舌红略紫,舌苔薄黄,脉弦细,乙肝病毒DNA定量检查示 1.053×108拷贝/毫升,甲胎蛋白 206μg/L,谷丙氨酸氨基转移酶53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96 U/L,γ-谷氨酰转肽酶126 U/L,辨证属肝郁脾虚,气郁日久,化火伤阴,给予甘枣宁冲剂,15克,每日2次,另给予金银花30g,板蓝根30g,虎杖根15g,垂盆草15g,五味子10g,六月雪15g,丹参15g,炙鳖甲15g,鸡内金12g,焦三仙各12g,水煎服,日一剂。治疗三月后,病毒DNA定量降至3.009×104 拷贝/ml,体力明显好转,无特殊不适,停煎药,继续服用甘枣宁冲剂,15克,每日2次,治疗1年后,病毒滴度已降至检测限以下,甲胎蛋白转阴性,肝功能正常。改为甘枣宁冲剂,15克,每日1次,坚持服用至今,患者几乎没有不适症状,2005年6月10日复查,病毒滴度仍在检测限以下,甲胎蛋白阴性。
验案2:黄某,男,浙江省慈溪市人,1964年5月出生,门诊病案号:04006698。1978年发现乙肝病毒携带,1998年肝脏B超显示肝硬化,近年来乏力,纳差等症状长期不除,每年药费均在2万元以上,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2004年3月12日就诊时主诉:右胁胀满不适,神疲乏力,食后脘闷,大便稀溏、日行2~3次,面色灰暗,鼻尖毛细血管扩张,舌淡胖,边有齿印,苔薄白,脉细弦。辨证属肝郁脾虚,予以甘枣宁冲剂,15克,每日2次。连续服用半年后,2004年9月3日复诊,胁胀脘闷诸症消失,面色红润,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细,B超显示肝硬化程度明显减轻。2005年3月22日随访,仍无不适主诉,肝功能正常。患者及其家属感激不尽,除自愿参加长期临床观察计划,按时随访之外,还先后介绍其家乡类似病人8人前来门诊求治。
验案3:林某,新疆省乌鲁木齐市人,1939年5月出生,门诊病案号:04007268,近十年来饮食嗜食肥甘,且嗜好烟酒,2002年3月22日体检发现中度脂肪肝,轻度肝硬化,没有引起重视。2004年3月19日体检发现中度脂肪肝,轻度肝硬化以外,同时发现肝功能异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96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73U/L,自觉无特殊不适,舌淡偏暗,苔薄白,脉弦滑。予以甘枣宁冲剂,15克,每日2次。连续服用半年后,2004年9月3日复诊,B超提示:轻度脂肪肝;血检肝功能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后又给予甘枣宁冲剂,15克,每日1次。连续服用近1年,2005年6月22日复查和肝功能均无异常发现。该患者目前仍在长期随访过程中。
临床经验小结:目前为止,先后在长海医院门诊开始有计划地应用“甘枣宁冲剂”的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已达128例。其中服用时间超过一年的患者已经积累56例。目前,除了继续在门诊观察病例、收集信息、总结经验之外,已经开始积极申请临床前研究批文,拟在肝癌高发区进行前瞻性对比试验研究。只有在获得科学结论后,目前的临床经验阶段才能宣告结束。


癌毒能被消灭吗?——以毒攻毒,杀成形之毒
癌毒一旦形成就具有迅速生长、扩张和流注等特性,必须及时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最大限度的消灭癌毒。也许人们要问:以毒攻毒能消灭肿瘤吗?当然能!凌教授的回答依然是绝对的肯定。凌教授认为“以毒攻毒”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以毒攻毒”就是要用有毒的方法、手段和药物来攻击体内已经形成的毒邪(包括癌毒),而狭义的“以毒攻毒”仅指以有毒的中药来治疗体内已经形成的毒邪(包括癌毒)。那么什么是有毒的方法、手段和药物呢?
凌教授认为它应该包括所有对人体正气具有明显损伤或削弱作用的药物、方法和手段。就肿瘤的治疗而言,应该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和经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经皮穿刺无水乙醇注射治疗(PEI)等局部治疗手段和抗癌中药内服、外敷、局部注射等。凌教授坚持以毒攻毒,杀成形之毒的经验和体会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实践证明凌教授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是立之有据、行之有效的。下面就以肝癌为例,介绍凌教授在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早期肝癌,尤其是直径5公分以内的单个肿块的肝癌患者,只要没有手术禁忌症,凌教授总是毫不犹豫地推荐其尽快手术治疗,并积极为其推荐优秀的外科专家。理由是手术虽然耗气伤血,对人体正气的损伤很大,但它毕竟能最大限度地杀灭癌毒,而且无手术禁忌症就已经说明这种损伤是该机体能够忍受的,故应作为首选治疗方法。对少数有明确手术指征但不愿手术、慕名前来坚持要用中药保守治疗的患者,凌教授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手术是以毒攻毒的最好手段,只要正气旺盛、足以抵挡它的“毒性”,就应该作为首选,在这一点上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不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随意扩大手术范围的情况,凌教授又总是予以坚决地抵制,甚至当着外科医师的面明确告诉患者,不能盲目手术,不要做得不偿失的选择。
对没有手术适应症,但有TACE适应症者,凌教授也总主张尽可能选择TACE治疗。当然,不论在门诊还是病房都始终坚持以下三条原则:1、TACE治疗的同时予以中医辨证施治,减轻TACE的毒副反应,因为在以毒攻毒的过程中如能适当减轻前面的一个毒,就能更好地消灭后面的一个毒;2、每次TACE治疗之后必须严格评估治疗效果,对疗效不明确或根本没有疗效的患者,及时采用以中医药为主的其它方案治疗,决不盲目做下一次TACE治疗,因为任何对癌毒无效的攻伐手段都只会枉伤正气,必须严禁;3、对TACE治疗有效的患者,就TACE治疗的次数而言,也必须适可而止,坚持“衰其大半”的原则,有些医师和病人及家属看到治疗有效,都希望乘胜追击,彻底消灭癌毒,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初期效果很好,后来一塌糊涂。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论什么化疗药物或化疗方案,其对癌毒的杀伤都服从一级动力学的原则,即只能按一定比例而不能全部杀灭癌毒。所以,即使是有效的化疗方案,随着其使用次数的增加,对癌毒的杀灭作用和意义总会越来越小,而对人体正气的损伤则会越来越大,此时如果攻伐有度、及时改用辨证施治为主的中医药方案治疗,反而有可能彻底消灭体内残留的少量癌毒。这正是我们祖先治疗癌毒之类病邪坚持“衰其大半而止”原则的现代科学基础之一。
对没有手术和化疗指征而癌毒猖獗且正气旺盛的患者,凌教授则积极主张在辨证施治的同时,大胆地运用毒性强、杀灭癌毒作用明确的中药进行治疗。凌教授不仅擅长于大剂量使用生南星、生半夏、全蝎、蜈蚣、蟾皮等(附验案4),而且习惯于长期使用石见穿、猫人参、生米仁等于同一患者的各个时期(附验案5)。尤其值得介绍的是凌教授为了更好地发挥毒性中药杀灭癌毒的效果,及时吸收并应用国外先进的医学成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选用了美国刚刚通过FDA批准、上市不久的一种缓释制剂—泊洛沙姆407做为药物载体,将从传统抗癌中药“斑蝥”中提取并加以结构改造获得的去甲斑蝥素与其结合,经过千百次实验研究,终于制成了去甲斑蝥素缓释剂型。由于新型药物赋型剂泊洛沙姆407具有独特的反向热胶凝作用,其在4度左右的温度下呈液体而在25度以上则很快凝固,以此特性制成的去甲斑蝥素-泊洛沙姆407缓释制剂,注射前置于冰箱内冷藏,使其成液体状,用7-9号针,在B超引导下注入瘤体,缓释剂遇热即刻变成凝胶,在肝脏瘤块内形成团块状,粘度较大,不易被血流冲刷,所载药物能在肿瘤内存留数小时之久,随辅料的逐步溶解而缓慢释放,延长了药物对肿瘤细胞的作用时间,增强了抗癌作用;同时,由于抗癌药物缓慢释放入血,血药浓度较低,不出现峰值,副作用明显减小,真正达到了增效减毒的目的。
这一研究获得上海市创新药物基金资助,成果已经获得上海市优秀技术发明二等奖并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该制剂在临床经过对比观察150多例肝癌患者,结果表明其对肿瘤的局部杀伤作用与TACE治疗相似,但副作用远远小于TACE,且能明显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凌教授的这一发明及其应用,不仅给许多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方法(附验案6),而且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毒攻毒中药的科学应用开创了一个新的途径,更是为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医学中“以毒攻毒”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积累了新的临床经验、奠定了新的实验基础。在凌昌全教授领导下的课题组,目前B超引导下肝癌瘤内注射抗癌中药,经皮肝动脉穿刺灌注抗癌中药等治疗肝癌的新技术新方法已经成熟,连续三年作为“中医药防治肝癌新技术、新方法学习班”的主要内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多名学员进行推广,并已经在部分条件较好的医院率先推广应用。
验案4:李某,男,1935年出生,山东省莒南市人,门诊病案号:03067268,2003年10月因持续咳嗽、咳痰带血丝,抗生素治疗无效,在当地医院行肺脏CT发现左肺散在多发结节影,同年11月,到上海胸科医院行痰检发现癌细胞,时已无手术条件,且因患者化疗过程中,出现严重消化道反应,使初次化疗中途停止。2003年12月来诊,时患者形体虚肿,面色晄白,呕恶呃逆,反复咳嗽、咳痰,痰色白而多泡沫,舌体胖大,苔黄厚腻,脉弦滑,治以理气化痰,抗癌解毒为主,方取生半夏 30g,生南星30 g, 全蝎6g,蜈蚣 3条,竹茹 9g,枳实9g,陈皮12g,茯苓12g,甘草9g,嘱生半夏、生南星必须先煎两小时以上,全部药煎好后,小量频服。回家后当地药房以毒剧药用量太大而拒绝配药,患者子女专程回长海医院配药,服药30剂后来我院复诊,患者临床症状明显减轻,病情渐趋好转,食欲渐增,仅晨起咳嗽,痰少,入夜口干咽燥,大便干结、二三日一行,舌红少津、苔薄,脉细偏数,辨证属气阴两虚、癌毒未尽,治拟益气养阴、抗癌解毒。前方去竹茹、枳实,加生黄芪30g,太子参30g,麦门冬15g,北沙参15g,石斛15g,连服一月。尔后一直坚持中医门诊,辨证施治,定期复查,最近一次(2005年4月19日)来院复查,肺部CT显示左肺结节影较2003年10月明显减少,患者除偶感神疲乏力,轻度口干之外,余无特殊不适,舌质偏红,苔薄白,脉细。生活质量良好(K式评分80分)。
验案5:王某,男,1945年出生,河南省济源市人,住院号 413687,患者2000年11月因糖尿病体检,B超检查时发现肝右叶1.6×1.3 cm,1.4×1.6 cm两处占位,予B超引导下酒精注射(PEI)2次, 2001年8月行肝动脉造影示肝右后叶多发结节影,行TACE术1次。2002年6月肝脏核磁共振(MRI)检查提示:肝脏右叶包膜下肝癌复发,又行第2次TACE术,后又间断行PEI 4次、TACE术1次, 2004年7月1日肝脏 CT显示:肝脏病灶有明显进展,右侧肾上腺转移。准备在东方肝胆医院行右肝肿瘤切除术,但当时患者疲倦乏力,纳差,脘腹胀满,舌质暗红,苔黄,舌根苔腻,脉弦,故术前给予香砂六君子汤加石见穿、猫人参、生米仁各30g煎服以益气化痰,清热解毒,服药10剂后手术,术中见肿瘤位于右肝,多个融合,约14×10cm,质硬,包膜完整,余肝未见转移灶,门脉内未及癌栓,腹膜后一肿大淋巴结,下腔静脉被肿大淋巴结包绕,右肾上腺增大,手术顺利。术后病理:肿瘤性坏死,小结节性肝硬化,肝细胞癌侵犯肾上腺周。术后又一直给予中药治疗,虽时以健脾益气为主,时以活血化瘀为先,也有化痰祛湿之时,但总配以石见穿、猫人参、生米仁各30g。时至今日,患者一般情况良好,病情非常稳定。
验案6:周某,男,1965年7月出生,汉族,浙江嘉善人,住院号: 499224,患者乙肝病史20年,肝硬化病史多年,2003年7月因胸闷、气急,胁胀、神疲、纳呆,数月不愈,在浙江嘉善医院肺脏、肝脏CT示:1、肝炎后肝硬化,肝右后叶2处小结节灶影,直径分别为2×2 cm和3×2.5 cm;2、脾肿大,少量腹水;3、右侧胸腔大量积液。血检示AFP 1965μg/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26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93U/L,γ-谷氨酰转肽酶162 U/L。2003年8月6日,住入我院中医科,综合分析病情,具有抗癌中药肝内局部注射治疗适应症,当即给予保肝降酶、抗病毒及对症治疗,同时在B超引导下给予去甲斑蝥素-泊洛沙姆407缓释制剂注射治疗,2003年9月26日肝脏核磁共振(MRI)显示:肝右后叶肝癌治疗后病灶基本坏死。肺部CT显示:胸水大部分消退,可见右上肺结节影(93×2.5 cm),考虑肝癌肺转移瘤,予以肺内转移灶立体定向放疗。然后再行肝内肿瘤去甲斑蝥素-泊洛沙姆407缓释制剂注射治疗3次,AFP渐降至691μg/L,期间出现上消化道少量出血一次,给予降门脉压、止血等治疗后痊愈。2004年2月复查CT显示:肝右后叶肝癌治疗后,病灶基本坏死,右上肺结节影较前明显缩小。后一直运用中药调治,并坚持每两月随访1次。2005年7月随访,患者精神可,食欲、二便均正常,无特殊不适,可自行从事一般家务劳动。

中药能减轻治疗之毒吗?——益气养阴,减毒法之毒
中医肿瘤专家在门诊接待的大多数肿瘤患者都已经过手术或放疗或化疗等以毒攻毒方法的治疗,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正处在放疗或化疗过程中。这一部分患者要么因正气虚弱而不能坚持放化疗,被迫中途终止放化疗,达不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要么虽然按规定程序完成了放化疗,体内癌毒获得了有效的杀灭,当然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被消灭,但体内的正气却或多或少都要被损伤。此时,再一味追求以毒攻毒、消灭癌毒,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凌教授认为,对此阶段的肿瘤患者必须根据气血阴阳之不足的具体情况,以扶正为主,追求“正胜邪自去”的治疗效果。经过3860例次临床资料的统计分析,凌教授发现在这些病人中,70~80%的患者都会先后出现气阴两虚的临床证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口干、咽燥、神疲、乏力、腰酸、大便干结、舌红、脉细等症状。临床和实验研究表明,这些症状的出现是由于以毒攻毒方法本身的毒性对人体造成的损伤。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在继承导师刘嘉湘教授“扶正治癌”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和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部分结果,凌教授专门为这部分患者创建了“减毒一号”口服液,减轻以毒攻毒方法本身毒性对人体造成的损伤。现就凌教授有关“减毒一号”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的经验和体会介绍如下:
方名:减毒一号口服液
组成:黄芪、熟地、白术、麦冬等
功效:益气养阴
用途:不同程度气阴两虚的肿瘤患者
方解:黄芪味甘,微温,不仅是益气补虚的常用药物,而且有扶正祛邪之功,以其为君;熟地黄味甘,微温,滋阴补血之要药,在此与益气补虚要药生黄芪同为君药,共奏益气养阴之效; 白术味甘苦,微温,健脾燥湿,重在助黄芪益气之功;麦冬味甘,微寒,即可清心润肺,又能养胃生津,助熟地以强滋阴补血之效,白术、麦冬分别辅助黄芪、熟地,共为臣药。综合全方,看似简单,实则君臣分明,功效专一。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凌教授还总结出了一套半定量描述气阴亏损程度的专用术语:气阴不足、气阴两虚、气阴两亏、气脱阴竭。并根据气阴亏损程度的不同,拟订了不同的治疗方法:气阴不足——减毒一号口服液10ml,口服,每日三次;气阴两虚——减毒一号口服液20ml,口服,每日三次;气阴两亏——减毒一号口服液20ml,口服,每日三次;另加生脉饮10ml,口服,每日三次;气脱阴竭——减毒一号口服液20ml,口服,每日三次;另加参脉注射液,30ml,静脉滴注,每日两次。
验案7:沙某,女,上海市人,1957年2月出生,住院号:516786,1999年4月体检发现左侧乳房外上限直径8厘米大小肿块,质硬,边界不清,无明显压痛,诊断乳腺癌,给予CEF方案(环磷酰胺,表阿霉素,5-氟尿嘧啶)化疗三周期后行左乳癌扩大根治术,术后病理示:浸润性导管癌Ⅲ级,术后行左乳及左锁骨上放疗一疗程,并继续CEF方案化疗,化疗过程中,患者出现口燥咽干,夜间盗汗症状,白细胞降低至 3.5×109/L,来诊时视其舌红少苔,脉细数,凌教授诊断为气阴两虚,给予减毒一号口服液20ml,口服,每日三次,两周后复诊口干盗汗已愈,舌淡红,苔薄少,脉细,白细胞升至 4.2×109/L,诊断气阴不足,继续给予减毒一号口服液10ml,口服,每日三次,服用一月后停药,嘱再次行化疗时配合服用减毒一号口服液,后顺利完成6疗程化疗。此后长期在我科门诊接受中药为主的综合抗癌治疗,至2004年底停止与癌症有关治疗,迄今术后已六年,生活质量良好。
验案8:谢某,男,上海市人,1952年4月出生,门诊病案号:99002251。1999年发现肺癌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证实其为腺癌,术后给予顺铂+足叶乙甙等方案化疗,化疗两疗程后出现严重乏力,午后低热,心烦盗汗,手足心热,口燥咽干,大便秘结等症状,白细胞降低至 3.0×109/L,中性粒细胞60%,血小板 76×109/L,诊时见其舌质红,舌苔花剥呈地图舌,脉细数,诊断为气阴两亏,给予减毒一号口服液20ml,口服,每日三次;另加生脉饮10ml,口服,每日三次,两周后复诊,发热盗汗等症明显减轻,两便正常,但仍有口干症状,舌红少苔,脉细,继续服用减毒一号口服液20ml,每日三次,一月后症愈停药,复查血常规基本正常,后完成六个疗程化疗,迄今五年,未见肿瘤复发。
验案9:李某,男,上海市人,1946年2月出生,门诊病案号:04032054,2004年10月因胸闷、干咳在上海胸科医院诊断为小细胞性肺癌,给予多疗程多方案化疗,并接受一疗程放疗,多种治疗方法齐用,患者症状却日渐严重。2005年2月11日来我科门诊时见两颧发红,阵发性呛咳,咯痰不利,声音嘶哑,低热盗汗,口干咽燥,乏力纳差,舌红无苔呈镜面状,脉数疾。白细胞2.3×109/L,中性粒细胞56%,红细胞 3.0×1012/L,血小板 75×109/L,诊断其为气脱阴竭。随即收入病房,给予减毒一号口服液,20ml,每日三次;另加参脉注射液,30ml,静脉滴注,每日两次。同时给予其他对症治疗。两周后症状明显减轻,舌苔渐生,脉由一息七至八至减为一息五至,复查白细胞3.9×109/L,红细胞 3.5×1012/L,血小板 96×109/L。出院后继续给予减毒一号口服液20ml,每日三次;生脉饮10ml,口服,每日三次,并配合益气扶正抗癌中药治疗,患者症状渐趋稳定,一月后复查白细胞升至4.2×109/L,红细胞 4.1×1012/L,血小板 110×109/L,后坚持服用抗癌中药,最近一次(2005年7月22日)复查,患者肺部病灶稳定,血常规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生活质量良好(K氏评分75分)。
临床研究小结:按随机盲法原则在六个单位放疗科及肿瘤科进行786例临床疗效观察的完整资料显示:服用“减毒一号”的患者口干、咽燥、乏力等临床副作用较对照组患者明显减轻,其中92.7 % 能够按计划完成放化疗的全疗程(对照组患者放化疗完成率仅有73.6 % );“减毒一号”组患者放化疗后外周血白细胞总数较放化疗前仅下降10.7 %,而对照组患者平均下降32.8 % ;“减毒一号”组患者放疗后NK 细胞、LAK 细胞较放疗前分别下降3.8 % 和6.7 % ;而对照组患者则分别下降18.9 % 和22.7 %。结论:“减毒一号”可以明显缓解放化疗毒副反应所致的诸多临床症状;降低放化疗对白细胞的损伤幅度;减轻放化疗对免疫功能的抑制程度。近8年来作为长海医院院内制剂,用于肿瘤临床手术后及放化疗的患者,不仅能减轻放化疗的毒副反应,而且能明显增强治疗效果,更为医院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对“减毒一号”升高白细胞、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医能预防肝癌复发吗?——辨证施治,驱复燃之毒
大家知道,肿瘤的复发转移一直是影响肿瘤治疗效果尤其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重要因素。仅以原发性肝癌为例,根治性切除术后5年复发率高达40 ~ 80%,即使是小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1、3、5年生存率分别也只能达到13.7%、29.4% 和37.3%。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西医虽然主张手术后以小剂量化疗预防复发转移,并已开始大量的临床应用,但其确切的效果迄今仍未得到符合随机、双盲、多中心、大样本等特点的循证医学验证。因此,凌教授经常说,在这个研究领域目前中医和西医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先发现和掌握有效的方法、手段和药物谁就是赢家。凌教授认为,复发性和流注性是癌毒的两个重要特性,因此而造成的临床表现千变万化,既与癌毒的原始性质有关,也与其所流注的脏腑特性有关,更与前期治疗使用的“以毒攻毒”方法及其对人体造成的损伤程度密切相关。如胃癌癌毒流注至肝而形成肝癌,患者的气滞证就不仅表现为肝气郁结而更多地表现为脘腹胀满等,治疗除疏肝解郁之外,更要考虑健脾和胃理气;肺癌癌毒流注至肝而形成肝癌,患者的气滞证既可以表现为肝气郁结,也可以表现为肺失肃降,治疗原则当然也不尽相同;又譬如放化疗患者虽然多见气阴两虚,但放化疗后癌毒复燃的患者在证候表现上则明显存在着放疗者重阴虚、化疗者重气虚的临床特征,立法、处方、用药都应各有侧重。因此,凌教授一直强调,对癌毒复燃的患者一定要重视阴阳气血、联系脏腑经络、明察表里虚实、全面辨证施治,略佐以毒攻毒,才能有效地驱除复燃之毒。
验案10:孙某,男,汉族,1939年7月出生,江苏省徐州市人,住院号:470382,患者1966年到西北核原料生产基地工作,查体发现乙肝病毒携带,1978年调回徐州工作,查体呈“小三阳”(乙肝表面抗原、乙肝E抗体和乙肝核心抗体三项指标阳性),1997年9月体检B超发现肝右叶近膈肌处2×2cm占位,随后查CT确诊为肝占位,遂于1997年11月25日在东方肝胆医院行肝癌根治切除术,手术病理证实为肝细胞性肝癌,术后一月从凌教授门诊收入我科病房时,患者头晕目眩,神疲乏力,纳差,恶心呕吐,口苦腻,便溏不爽,面色萎黄,形体消瘦,舌淡紫,苔白厚腻,脉弦细。辨证分析患者身体素虚,加上手术损伤,脏腑功能失调,脾胃受损,湿蕴于内,而成脾虚湿阻。治拟健脾燥湿和中,藿香正气散加减。处方:藿香15g,陈皮12 g,制半夏12 g,苏叶9 g,陈苍术12 g,桔梗9 g,白芷9 g,炒党参30 g,茯苓12g,制川朴6 g,广木香6g,砂仁3 g,生米仁 60 g,鸡内金12 g,焦三仙各12 g。每日1剂,水煎温服,日服2次。7剂后恶心呕吐减轻,大便成形,唯神疲困倦,纳差,上方加怀山药30g。7剂后诸症基本消失,仅感乏力,饮食无味。出院后用香砂六君丸加猫人参30 g,石见穿30 g,鸡内金12 g,焦三仙各12 g等长期服用。并坚持每三月住院接受全面检查同时使用中药为主综合治疗方案治疗一次。持续三年,无任何复发转移迹象,也无特殊不适。2001年初停止中药治疗,每年体检一次。至今手术已近8年,身体状况良好,未见复发转移。
验案11:李某,女,1956年3月出生,上海市人,住院号:423665,患者于2003年5月在长海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术,术后病理示“直肠中分化腺癌”,2004年3月因胁下隐痛,纳差行肝脏CT检查示:多发肝脏转移瘤,在外院就诊时以其胁下疼痛,胸闷,情志抑郁,脘腹胀满,呃逆嗳气等气滞症状明显并结合肝癌特征给予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一月,症状无明显好转,慕名前来我科门诊,凌教授认为肠癌肝转移的病人,气滞证候明显,按疏肝理气方法给予柴胡疏肝散加减,从理论上说虽然没有错,但在临床考虑肿瘤原生脏腑的特性,按“六腑以通为用,以降为顺”的原则给予和胃降逆,通腑泄浊会效果更好,故入院第一天,凌教授就指示在其原方的基础上加旋覆花9g,代赭石20g,半夏9g,生姜9g,生大黄5g,7剂后诸症明显减轻。随后一直在我科按以中药为主综合治疗方案长期治疗(先后住院四次)。 最近一次(2005年7月21日)随访,患者病情稳定,精神佳,饮食正常,无特殊不适。
验案12:英某,女,1940年2月出生,江苏省江阴市人,住院号523737,2004年6月因饮食梗阻感在江阴市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诊断为食道癌,病理示鳞状细胞癌Ⅱ级,2004年7月接受全身化疗(FAM方案:5-氟脲嘧啶+丝裂霉素+阿霉素),化疗过程中患者出现乏力纳差,自汗神疲,干咳少痰,咽干口渴等症,到凌教授处就诊查见舌红少苔,脉虚数,诊断为气阴两虚证,给予黄芪60g,党参15g,麦冬15g,桑寄生20g,五味子9g,鸡内金12g,焦三仙各12g, 服药两周后症状明显好转,后在放疗过程中,又出现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等症状,在当地医院按前方继续服用中药却无明显疗效,重回凌教授处就诊,嘱将上方中党参改为西洋参,黄芪改为30g,加生地30g,山萸肉6g,服药一周后见效。

对于不能根治的肿瘤,中医有办法吗?——对症治疗,缓致命之毒
在凌教授的门诊和病房都有相当一部分晚期乃至终极期的肿瘤患者,如晚期肝癌患者,黄疸、腹水并见,恶液质明显,无论中医西医都没有很积极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许多人认为这部分患者既没有治疗的意义也没有研究的价值,只能随他去了。凌教授却坚持认为对这部分患者从提倡人道主义而言仍应积极治疗,从促进科学发展而言仍有研究价值。对这部分患者来说,癌毒已经疯狂生长、无限侵蚀、肆意流注到了极点,随时都可以致人体性命于死地,迄今为止,无论中医西医欲消灭癌毒、起死回生都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说,此时辨证也无从着手,因为症状变化无常,根本没有相对固定完整的证候可辨。因此,只有集中西医之长,取一切可取之法,积极的对症处理,必要时佐以一些民间验方、单方,才能减轻患者痛苦,有限地延缓癌毒致命的速度。
验案13:赵某,浙江温州市人,住院号:509411。 2001年6月29日B超及CT检查发现右肝巨块性肝癌(12×14cm),脾大,腹水。血检结果:总胆红素86μmol/L,直接胆红素56μmol /L,白蛋白/球胆白25/42,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06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71 U/L,AFP >3687μg/L。2001年7月2日慕名前来我院求治,入院时患者形体消瘦,双目肌肤暗黄,胸腹多处青筋暴露。自觉脘胁胀满疼痛,精神不振,不思饮食,口干,便秘,舌红少苔,脉细数。给予滋阴利水为主方药煎服的同时,每天予以给予阿托莫兰0.6g, 苦参碱150mg,华蟾素注射液30ml等静脉滴注,人血白蛋白10g静脉滴注,每周三次,经综合对症治疗三周,诸症明显缓解出院。然后每两月左右住院治疗一段时间。2002年1月住院期间发生食道静脉曲张大出血,给予止血三联、善得定、立止血、云南白药等药物止血无效,凌教授不得不决定使用三腔管止血,并亲自操作。24小时后出血基本停止,拔除三腔管,再每天给予牡丹皮15g,升麻炭 5g,大黄炭5g,水煎至100ml,加入三七粉 5g, 白芨粉10g,云南白药粉 0.5g,搅匀,分三次服用,连续一周,血止出院。该患者到2003年2月23日因广泛转移、多脏器衰竭死亡,计延缓生命一年余。
验案14:林某,男,1956年出生,上海市南汇人,2002年8月10日门诊,门诊号02020034,食管癌术后三年半复发,吞咽困难日渐加重,呕吐泡沫状粘液,饮食难下,形体消瘦明显,精神萎软,言语音微,舌质紫暗,苔白厚腻,脉细紧。凌教授诊察病人后,认为患者此刻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癌毒堵塞食管,上下不通,此时按常规处方用药,只恐无济于事。令其回家取新鲜鹅血一百毫升小口饮服。次日复诊告之:昨天下午回家服用新鲜鹅血一百毫升,过两小时左右,呕出淤血污浊半盆,今天早晨已经自饮稀粥半碗,察其舌红苔薄黄,脉细数,方取太子参30g,生白术15g,怀山药12g,煨陈皮12g,川石斛15g,鸡内金12g,每日一剂,煎水弃渣,加粳米30g、大枣15g共熬成稀粥,频饮以调养脾胃。三天后,始进面条,然后一直坚持接受中药为主的综合对症治疗,2003年3月在当地医院去世,延缓生命半年有余。
怎样才能有效防止肿瘤复发呢?——科学设计,抑共存之毒
癌毒的复发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隐匿性和流注性,实际上癌毒从一开始形成就会随气血循环而遍布全身,只是在更适合其生长的微环境里才会逐渐形成积块(西医谓之“实体瘤”),因此,针对已经形成积块的癌毒所采取的任何以毒攻毒之法,虽然能够明显缩小乃至根除积块,却不可能清除一直循环在体内的微量癌毒。譬如早期发现的小肝癌,原来都认为是可以彻底切除干净而被治愈的,但实际上五年复发率仍然达40%以上。乳腺癌、直肠癌等根治术和扩大根治术效果也都不理想,即使连同瘤块周边10公分的正常组织一起切除,也不能阻止肿瘤的复发。凌教授认为对经过以毒攻毒治疗之后的微量癌毒,必须坚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与之共存,二是有效抑制。首先要充分认识人体正气与癌毒共存的不可避免性,不要片面追求赶尽杀绝之目标,结果得不偿失;其次要科学的有效地抑制癌毒的无限制增长,避免姑息养奸。如何共存?又如何抑制?全世界都在研究,尚无定论。前面谈到过,目前所采用的术后小剂量化疗预防措施,不仅科学的理论依据尚有待商榷,其实际效果也有待双盲对照的多中心的临床验证。凌教授在大量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根据对癌毒具体生物学特点的反复分析和对抗癌中药的深入研究,大胆创新,科学设计了一套抑共存之毒的具体方案,主要用于经以毒攻毒治疗后的肝癌患者:以毒攻毒治疗后,在坚持辨证施治、口服汤药的基础上,第一年每三个月、第二年每半年、第三年起每一年一次,住院系统检查,即使各项检查都正常,也必须采用抗癌+护肝+对症的三联疗法治疗一疗程(10~15天),以达到抑制共存之癌毒的目的,如发现复发转移迹象,则根据癌毒侵蚀脏腑的具体情况予以不同的处理。凌教授认为这套方案在现阶段虽然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比盲目地运用TACE进行预防复发似乎具有更多的优势。当然,这套方案的远期效果究竟如何尚有待在实践中论证。
验案15:李某,男性,48岁,河南开封市人,乙型肝炎后15年,发现肝硬化3年,2003年6月12日体检发现右肝3×2cm大小占位,甲胎蛋白620μg/L,无特殊不适。2003年6月28日行手术切除,病理报告“肝细胞性肝癌”。术后半个月来中医门诊就诊。轻度神疲乏力,胃纳较术前略减,晨起咽干口燥,夜寐欠安,大便干燥、三日一行,舌边尖红苔薄白,脉细。甲胎蛋白小于30μg/L,血常规、肝功能基本正常。证属手术损伤,气阴两虚。治拟益气养阴。处方:党参30g,白术12g, 麦冬15g, 川石斛15g, 山药12g, 枸杞子15g, 何首乌12g,火麻仁15g, 茯苓12g, 酸枣仁10g, 鸡内金12g, 焦三仙各12 g, 共 7剂,每日一剂,煎服,早晚各一次。七日后复诊,自述诸症皆尽,恢复正常,细察其舌质偏淡苔薄白,脉细偏数。虽自觉无不适之诉,但舌脉依旧提示气阴不足。前方去火麻仁、酸枣仁,加石见穿30 g, 猫人参30 g, 服14剂。并嘱其坚持门诊随访,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每三个月住院系统检查并中医药为主治疗一疗程。但一月后患者在家属和同事的参谋之下,前往外科行TACE治疗,并被告知每两个月治疗一次,连续三次。2004年2月10日,患者又回到中医门诊,精神萎靡不振,面色黎黑,不思饮食,大便稀溏,小溲短赤,背腹疼痛难熬,终日大汗淋淋。血总胆红素128μmol/L,白蛋白23g/L,球蛋白56g/L,谷丙转氨酶800 U/L,尿素氮 23mmol/L,肌酐 236μmol/L,外周血白细胞2.3×109/L, 甲胎蛋白大于1000μg/L。舌淡紫,苔厚白腻,脉沉细。收病房积极的对症治疗21天,终因肿瘤广泛转移伴肝肾功能衰竭而死亡。
验案16:傅某,男性,1944年5月出生,安徽省滁州市人,住院号:484507,患慢性乙型肝炎12年,发现肝硬化3年半,2003年7月11日因右胁隐痛前往医院就诊,B超发现右肝2.3×3.8cm大小占位,甲胎蛋白大于1000μg/L,谷丙转氨酶73 U/L,其余检查无异常。2003年8月5日行手术切除,病理报告“肝细胞性肝癌”。2003年8月28日中医门诊就诊:自觉头昏乏力,胃纳不香,口干咽燥,夜寐不安,大便干燥、二日一行,舌红苔薄黄,脉细偏数。甲胎蛋白86μg/L,谷丙转氨酶238 U/L,其余检查基本正常,证属手术损伤,气阴两虚,治拟益气养阴,处方:党参30 g, 白术12 g, 麦冬15 g, 川石斛15 g, 山药12 g, 枸杞子15 g, 五味子12 g,火麻仁15 g, 茯苓12 g, 陈皮10 g, 鸡内金12 g, 焦三仙各12 g, 7剂,每日一剂,煎服,早晚各一次。七日后复诊,自述诸症减而未尽,大便稀溏、每日两行,舌质偏淡苔薄白,脉沉细,证属气阴不足,脾之运化无力。前方去火麻仁,加煨木香12 g,石见穿30 g,猫人参30 g, 14剂水煎服用。并嘱其坚持门诊随访,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每三个月住院系统检查并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一疗程。而后一直坚持中医门诊随访,并按时住院给予中药治疗(华蟾素注射液+苦参碱注射液+生脉注射液),静脉滴注,每日1次,连续15天,到2005年8月20日为止已经住院治疗5次,每次检查均未发现异常,目前仍在观察随访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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