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育民 余英 原文刊载于《人文杂志》2020年第11期 中外条约关系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平等条约是这一关系的主体，而认识这一概念是了解近代中外关系的枢轴。与国家之间的正常条约关系不同，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是在强权政治胁迫之下建立的，其中心内核在于不平等性质，这是其独特之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认识，学术界虽有所论及，但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且对相关史实的把握亦有所漏误。揆诸史实，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其不平等性质已有相当认识，且明确提出了“不平等条约”概念。这一过程，经历了从表象到内里，从手段到内容，从直观到理性，逐渐趋向全面和深入。对此作一专题探讨，了解晚清时期对近代中外关系这一特殊之处的认识，不仅可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缺失，且对促进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亦不无裨助。 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是列强用暴力强加的，被迫接受条约关系的清政府，最早感受到这一关系的强权内涵。从清政府来看，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从“势”至“理”，即从“被其迫胁”到“向不公平”和“夺我自主之权”的逐步体察过程。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感受到条约所具有的“势”的压迫。耆英谓：“寇势方张，据我要害，四肢之患，渐成腹心之疾，若不藉此转机，速为招抚，该夷豕突狼奔，何所不至？且二年以来，合数省兵力，言剿言防，总难得手。”所谓“招抚”，即与之订约，列强的军事压力和暴力手段迫使清政府屈服，这是他们最初的感觉。对于条约中给予列强各种权益的内容，清政府的官员们尚未从是否平等的角度思考，而是抱着“怀柔远人”的传统心理，或将其视为“投以肉食”的羁縻“制夷之道”，并认为“并无伤于国体”。正是在强权的压力之下，道光帝“不得不勉允所请”，订立条约，而其规定“虽非旧例，然随时变通”，以“聊为羁糜外夷之术”。显然，这个时期，清政府对中外条约的感觉，主要是如李鸿章后来所说“被其胁迫”，尚无平等与否的认识。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有更进一步的体验，开始注意从各个角度解析条约。这次战争更体现了列强的强权霸道，清政府也产生了更强烈的感受，并认为受到欺蒙。如天朝君臣均因“夷务急迫，不得已将所求各款允准”，咸丰帝更将新订条约称为强迫中国接受的“要盟”。他们看到，战守两穷之际，“不得不从权议换条约，勉事羁縻”。李鸿章更明确指出，“从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蒙蔽”，王之春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粤督张树声等亦谓，与各国订立和约，“所定条款皆由欺诳挟制而成，盖多非理所有而束缚于势者。”驻日公使何如璋说，“旧日条约，皆由威逼势劫而成”，“欧罗巴诸国与我结约，皆威迫势劫而后成议，其取我财贿，伤我利权，有泰西所无者”。有的则从揭穿列强所谓“和好”的假面具说明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如驻美公使崔国因指出，“今地球各国，立约均言'和好'，其实中国仍守'柔远'之经，各国全无'和好'之实也”。各国“立约之初，乘我不知，要求于始，及立约之后，出我不意，狎侮于微”。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渐从“理”的角度来剖析条约本身，而这种“势”也被视为不平等之“理”的一部分。从中外条约内容来看，“始不过侵我权利，近复预我军事，举凡用人行政，渐形干预”。李鸿章更进而认为使中国受损的条约不符国际法，尤揭露最惠国条款的弊端，认为吃亏太大，其规定“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当时中国对于涉外利弊“未甚讲求”，均给予“利益均沾”，以致“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所谓“均沾”二字，“利在洋人，害在中土”。王之春亦说，“所定条款受损实多，往往有出乎地球公法之外者”。关于“一体均沾”，是西方各国“协以谋我，挟以要我”的特权。再如关税，“中国所征于各国商货之人口者税甚轻，华船至外国，纳钞数倍于他国”。如《烟台条约》，“且强减中国关税，几与喧宾夺主”。又如司法，“中国之法重，西国之法轻”。相同的案件，在量刑上西方要轻于中国。他认为，中外条约中“失策最甚者，莫如治外法权、制税无权二端”，“词虽甚公而法甚不公”，其条款看似公正，实际上却隐含着不平等性质。右庶子陈宝琛亦有相似的看法，谓：“自道咸以来，中国为西人所侮，屡为城下之盟，所定条约挟制欺凌，大都出地球公法之外”。光绪十二年，曾纪泽在《先睡后醒论》中直言，“中国道光年间，一战之夙怨，久已消释，至战后所立和约未能平允，则其怨难消。盖所立和约系中国勉强设立，中间有伤自主之体统，今不能不设法改订。”驻美公使崔国因也明确说，“东西各国与亚洲立约，向不公平。其所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最不公平者”，莫如两国入口之税，我之征于彼者太轻，彼之征于我者太重。他还从中外利益交换的不对等揭露条约的不平等，他指出，“平等交涉，岂有有施而无报者？岂有不施而索报者？”综上所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君臣的认识和分析，接近或符合不平等条约的界定。如周鲠生认为，不平等条约是指其中的条款超出国际法之范围，“片面的侵害或者限制对方缔约国的主权”。清政府君臣所言，诸如“被其迫胁”，其内容“向不公平”，“往往有出乎地球公法之外者”，等等，正体现了不平等的要素。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清末时期，清政府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驻美公使张荫棠明确表示，“向来吾国与列强订结条约，又多在于兵败之后，近于城下之盟，其不得平允公正，固无足怪。海关税权之沦失，领事裁判权之施行，损害独立之权，为有国者所大耻。”他们在订约之初便重视这一问题，如陆征祥与荷兰交涉爪哇设领，指出其条约草案中的不平等性质，谓其：“附则一条不无可疑”，其规定实际上是侵权。因为，根据该项规定，不啻是承认荷兰颁布的国籍法，认可荷属爪哇的华侨后裔为荷兰国民。他指出，这是“以不平等对待华人”，“未免太过，吾今无法可商，惟有不订约耳”。对中外条约不平等性质的认识，又多通过对各具体条约的分析，其中《马关条约》对中国朝野的刺激尤大。如该约签订后，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谓：和约中割地、赔款、通商等等规定，或“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或“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捐”；或“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进而，“各大国援例要挟，动以窥伺京城为词，更不能拒，后患不可胜言”。赔款二万万两白银，数额巨大，“必借洋债以应之”，且“势必以海关洋税作抵”，等等，将导致国穷民贫、兵弱无力。“民贫极则生乱，厘税去则无饷，陆师海军永不能练，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允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制造，将我各省口岸城邑的工商业，“一网打尽，工商生路尽矣”。总之，《马关条约》的不平等性，对中国造成巨大祸害，因此他主张“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又如《辛丑条约》，对中国主权的限制极为严厉，其不平等性质彰明较著，清政府更从这一方面予以分析。如张之洞看到《议和大纲》后认为，撤毁大沽及直隶沿海炮台、禁军火进京、京沽沿途和使馆驻兵等条款“最狠”。因为，中国将“有自主之名，而无自主之实”。此后，中国京师被外国军队挟制，“无从自防”，随时随事都会受到任何一个小国的恫吓。尤其是禁军火材料及京津驻兵两条，若朝廷被人控制，以后“条款日增，主权全失”，而军火器材断绝，“则天下束手待毙”，“朝廷亦不能久”。中国若无御侮之具，无法立国，不仅“永无自强之日”，而且必致内乱四起，“并不能保护洋商，教堂”，又如赔款，列强派员监理中国财政一条，最有害，“恐借此渐夺我自主之权”。
综上所述，清政府最先感受到列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暴力手段，了解到这一关系的强权政治性质，即认识到订约程序上的不平等。在此基础上，他们更进而看到内容上的不平等及其对中国的危害，虽未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概念，但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到这一实质。诸如“未能平允”“不得平允公正”“以不平等对待华人”“法甚不公”，以及“利在洋人，害在中土”等等，均反映了这一思想。光绪之后，尤其是清末时期，他们还在某种意义上认识到不平等条约有悖国际法，损害中国主权的实质，诸如“出乎地球公法之外”“损害独立之权”“渐夺我自主之权”等等。不过，清政府的认识还存在局限，不仅缺乏整体观念，且未将其与国家主权完全联系起来。
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先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概念，自早期维新派开始，他们便对中外条约的性质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深感中国“受害甚深”，尤其是对经济利益的侵损。甲午战后，在瓜分狂潮的民族危机中，戊戌维新派对中外条约更有深切的认识。又经八国联军之役，改良派的认识更加深刻，并进而运用国际法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明确提出了“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
早期维新派看到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从各个角度予以揭露，尤从经济利益方面予以剖析。郑观应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规定的条约税则，“较之各国有轻至四、五倍，七、八倍者”。他还看到领事裁判权的不平等性质，谓：“惟查中西立约之时，以中国法重，西国法轻，判然各异”。如“华、洋同犯命案，华人则必议抵偿”，而“洋人则从无论抵，仅议罚锾”，此“尤事之不平者”。就所立通商条约来看，“一国有利，各国均占”；又“强减中国税则”，各国商货之入口税“甚轻”，而华船赴外国纳税则“数倍于他国”。由此观之，“公于何有？法于何有？”其中最惠国条款，“无非遂其独占便宜之计”，外国得利不啻“万倍”。总之，根据条约规定，“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而授之于外国”。中外条约以商务者为多，其措辞虽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己以损人”，我国“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如厘捐，“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其他如领事裁判权、最惠国条款、传教等等，无不如此。特别是片面协定关税，税率低，烟、酒等甚至免税，而“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中国畏惧列强，“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如此“立约遂无平允之日”。西方各国不同，彼“不讳言利，所以兢兢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他提出，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总之，关税问题，“必使持平，方不至朘我而肥彼”，“盖税则者，国之内政，议加、议禁固可以自主焉。”正是因为不平等的条约关系，中国有种种“不平之事”，郑观应还具体列举六端体现。至于原因何在，他认为这是由于“我国情形已为彼窥透，即与中国两次立约，皆得之于兵戎，而非得之于玉帛。”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还附录《申报》的一篇文章，谓：堂堂中国，“有便宜不能占，而让西人以独占”。其故何哉？“彼有所恃，而我无所恃也。”所恃维何？“船坚也，炮利也，军火足、器械精也。而其要则尤在乎能用人。”“中国交涉案件种种吃亏，实为各国所未有，是中国利权均为彼族所夺，且在外国谋生者又为彼驱逐出境，令人同深愤激。”
其他早期维新派人士也有同样的认识，如马建忠说，列强与中国立约，“篇秩数十页，条议数十款，无非藉此取益”，如“税则轻于各国。”英、法于咸丰十年(1860)与中国立约，其税则“已为欧洲各国轻税之嚆矢”，“欺我不知”，“与我争利”。且又续许各口运行土货，还有各种名目，“利源尽为所夺”，“数十年吸中国之膏血，官商贫富无不仰屋而嗟”。陈炽：“天下万国，亦从未有以税则一事列入约章者。”“中国甫议通商，情形隔膜，误将税则载入约章，由是私化为公，能自主者不能自主”，中国“受亏也深”，而洋人“攘利也亦至巨”。薛福成指出，从前中国与各国立约，“多仓猝定议，又未谙西洋通例，受损颇多。”彼“肆其恫喝，攘我利权”，中国“被其挟制，兼受蒙蔽，西洋诸小国又无端得均沾之益”，“大半由逼迫而成，中国受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综览中外条约，“较其轻重，要其始终，则所谓益者什一二，损者什八九，其利害之不能相抵也明甚。”
总之，早期维新派认为，在列强胁迫和欺骗的背景下，清政府与彼订立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是不公平的，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尤其是经济利益。他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对这一性质尚无深入的了解，因此未能运用这一概念作出概括。
戊戌时期维新派和随后的立宪派更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认识。他们对近代国家主权理论有较充分的了解，如康有为提出四要素说，除了人民、疆土和“独立无限之主权”之外，还有政府组织。梁启超指出，国家之要素有三，即土地、人民、主权，“三者具然后国家之形以成”。甲午战后，随着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侵害的加剧，中华民族遭受更深重危机的背景下，戊戌维新派对其祸害的感受更为强烈，对其性质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他们看到，由于列强通过种种条约特权，垄断了中国经济，给中国带来极大危害，在各行业造成了中外间的严重不平等。例如，康有为指出，“埔头泊船，实握利权，亦洋人租界踞之。以我中国土地人民货物而皆为洋人垄断，则我安得不穷”。谭嗣同揭露说，列强通过各种经济特权，将我国火轮舟车、开矿制造等利“一网打尽”，“将来占尽小民生计”，自古以来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唐才常、麦孟华等认为，在通商方面，列强获得种种条约权利，造成中外间利益的不对等。各国在华有商埠，而中国“无立埠他国之利”，种种漏厄，“尾闾不足壅其流”。列强各国“侵我权利，增我漏卮”，不仅仅是“国家之害”，且“夺我生业，吮我脂膏”，造成“小民穷蹙，乃至无以自活”。
他们亦从具体条约的危害中看到其不平等性质。关于《马关条约》，康有为指出，自该约之后，西方国家“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其国际公法只为西方“文明之国”，不为东方“野蛮”之国。唐才常以该约为例，指斥日本如同穷山饿虎，“伺人便食”，使中国“奄然待毙”。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由于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利权、兵权、制造之权，以及用人行政之权，“一网而俱尽”，无异于“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汪康年从整个中国的利权的角度，揭露列强攫取条约特权的野心，指出，“凡吾海口要害，皆已分以为己盘踞之地，于是完固海口，以渐收内陆，强者毙之，弱者抚之，无几时而中国之利权，一切归其掌握矣”。诸如此类的揭露在他们的言论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从中可以看到，戊戌维新派对中外条约的危害及其不平等性质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涉及国家主权和各项经济权益。经过庚子辛丑，西方列强用暴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中外条约关系，其不平等性质更为彰明较著。正是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随后的立宪派或倾向立宪的人士，对中外条约的实质有了更确切的认识，最先明确提出了“不平等条约”概念，这一首创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在《东方杂志》《时报》《新民丛报》等有影响力的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并作了理论上的分析。1906年1月25日《新民丛报》载文称：“领事裁判权者，实不平等条约之结果也”。1906年8月，梁启超在文中说：“我国与诸国所结条约，皆不平等条约也，与日本改正修条前之情形正同。”根据国际惯例和外交通例，梁启超指出，具有独立主权的两个国家缔结条约，其双方之权利“务必平等”，若有一方为不平等，必定“已失独立之资格”，其所订条约则为不平等条约。严复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称为不平等的“城下之盟”。随后，《外交报》等报刊载文对不平等条约内涵作了阐析，指出，片务条约(即片面条约)产生于不平等之关系，“此方负义务，彼方享权利，即不平等之条约”。文章又进而明确将条约性质分为两类，谓：从国际条约的种类来看，可分为“平等条约及不平等条约”，或“片务条约及双务条约”。清政府“自通商以来，所订约章，汇为成案者，虽连篇累牍，而究其性质之所近”，“皆不出于不平等条约及片务条约两范围之中”。根据国际法，可依“主权”“合意”“代表者”“批准”“适法”“适法之目的物存在”等要素判断条约性质。该文据此分析认为，近代中外条约中合乎这些要素的仅“数者而已”，其他均可归于“不平等条约”与“片务条约”。他们指出：正惟如此，我国“处处受条约之扼，不能自由为主权中之法律行为”。这些条约“屈中以伸外”，中国“无不以最惠国待人，而人并不以最惠国待我”。
他们又从列强依仗条约的不平等优势，攫取和垄断中国的种种权益等危害这一角度，对其性质作了剖析。梁启超指出，由于政府“日日窃鬻权利以予外人”，及至条约订立，则我国在国际上“对于他国有当负之义务”。正是基于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杨度担心，中国国势日危，主权日损，铁路矿山日失，外债赔款日增，以致外人“代握我兵权”，“代理我财政”，“代我司裁判”，甚至“代我立内阁”，“变我而共同保护之国”。其他人亦有类似看法，认为，列强各国以条约为“前驱”，“纵横恣肆，垄断一切”，“吸尽”中国膏腴。商场、铁路，“即为主权属人之地”，中国主权止行于中国平民，财权、兵权、商业权、教育权和用人行政权，“将必尽落于他人之手”。此外，伴随条约而来的，还有条约之外的损失，“皆非条约之所及言”。
立宪派也对具体的条约作了剖析，他们尤关注甲午战争以来的重大条约。例如，关于《马关条约》，张謇也说，“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如鸩酒止渴，毒在肺腑”。对《辛丑条约》，除张謇作了类似指斥外，立宪派人尤为愤慨。麦孟华说，列强“屏我与公法”，“夷我为野蛮”，而践踏、蹂躏之，刀俎鱼肉，使中国“无复分毫自主之权”。这一城下之盟、劫胁之约，是无人所及的巨创深痛的“天下之大耻辱”。针对某些人认为《辛丑条约》未索要港，未割土地，其所要为“正当之赔款”，“为防将来之患”，中国“无大损失”等等错误认识，麦孟华一针见血地指出：该约虽未开放通商口岸和割地，但却是“侵略之潜势力”，“限制我主权”，“足制其国之死命，玩之于股长掌之间”，中国“名虽帝国，实则藩邦”。他进而揭露鸦片战争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之祸，谓，五十年来，“以非理之挟制，行治外之法权”。杨度将《辛丑条约》谓之“亡国之新法”，“亡其政，亡其教，亡其财，然后亡其国”，所谓“保全主义”是“无形之瓜分”。对于根据《辛丑条约》规定而签订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他们指出：“乃庚子城下之盟，列国更欲扩张商权于我国，逼我修改商约”。通商立约本应两利，“互有利害，亦相抵平”，但其内容“竟无一不损于我”。其他商约也是“夺我主权，贱我生业”，使中国之利权“日消归于无”。
同时，立宪派还对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形成及其利权丧失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列强的侵略，另外清政府不懂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缺乏外交之人，策略失当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指出，各国列强的目的，除牟取通商之利，还“包藏殖民政畧之祸心”，往往“一遇其机，即多方要挟”。中国“闭关自大”，“薄于法律观念”，遇外人恫喝而“不能主张其非理者”，签约交涉则“不能如欧美列国间之精密”，且“往往不克遵守条约之正文者”，诸如此类，往往给外人以借口。有的则着重从外交人员及其策略方法上找原因，认为权利的丧失，或是自己所酿成，而“外人恃为习惯”；或因不分内政与外交，将内政“牵入于外交问题”；或将“国际私法混入国际公法”，又无坚定的外交方针和信念，或从国人之言“而拒外人”，或“弃国人而循外人”。他们“惟盼外人无所求”，交涉时仅仅“设法对付彼之照会，对其不测居心则非所计”。他们缺乏外交素质，对于交涉文件中的种种漏洞，条约中语词予人以无上之权等等，均“茫然不知”。有些权利的丧失，则是“吾人先自赠以主权”，“此真吾人之特性，而亡国之大因也。”还有的人从君主专制制度分析，认为，交涉大臣以“益君”为主，然而“民既损矣，而君国究未尝蒙其益。”这是“不明君民一体之原理”，以致所立条约，“莫不授权柄他人，而我反为其限制”。
可见，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改良派对中外条约的了解，从“受害甚深”“侵我权利”的直观感受，进而对其内在本质和基本性质有了理性认识，由此水到渠成地形成了“不平等条约”概念。这与他们的主权观念的产生相互交融，“不平等条约”概念更说明其所体现的内涵，并反映了中国社会对近代中外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无疑，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列强侵华的法律规范，以及体现其实质的基本标志，作了简明扼要的高度概括，为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提供了一个明晰确切的目标。
与立宪派同属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派，也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几乎与立宪派同时，革命派也提出了“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他们运用国际法理论，从法理上剖析列强通过条约“制限”中国主权的“不平等之事实”，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外关系中这一基本问题的现象和本质，深化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1906年7月，《民报》第6号发表汪精卫所撰《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指出：清政府与“各国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而“宜筹撤改者，则固新政府之责任”。其中明确所言“不平等之条约”，这是革命派最早提出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孙中山亦有关系。据胡汉民回忆，其时保皇立宪派人常挟“列强瓜分中国之声”，恫喝说，“革命即召瓜分”，于是中山先生“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翌年，孙中山在演说中也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概念，谓：“列强凭藉不平等条约，得在中国内陆设立工场，利用贱价的工值与原料，以牟取厚利”。而中国收入的管理权、关税、盐税等等经济权，“可以任人操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说的“不平等条约”，其内涵正是列强在华享有的种种条约特权，而通过这些特权，中国的经济权为人所“操纵”。对晚清时期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革命派进而作了国际法的理论分析。如胡汉民在《民报》发表《排外与国际法》连载长文，从各个角度对中外条约作了深入论析，其他革命党人也作了相应的探讨。胡汉民指出：当今外交，“莫不主张自国之权利”，而在实际中却是“强大临于弱小”。各国势力和地位既不相等，所订条约则“难望以平等”，作为弱国的中国，正遭遇了这一命运。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与十余国订立条约大小百余次，“乃几至无一非损以己益人者”。大者如领土权、独立权之侵蚀，小者如铁路、矿产、航道等权利之授予。正是由于中外条约侵蚀中国的不平等性质，才引致中国社会的所谓“排外热”。如果不是条约“制限削夺”我国如此之甚，“则我国民之志必不若是憯”，无疑，引发国民的排外感情，是“条约为之”。
对于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胡汉民和革命党人运用国际法理论进行法理剖析，揭示了它的根本性质。国际法的国家主权原则，涉及领土主权、独立权、平等权、管辖权等等方面，在阐述内涵的基础上，胡汉民对近代中外条约及其关系作了阐析。关于领土主权，他说：“古代有世界主权之观念，而无领土主权之观念，领土主权之名词，自封建盛时发生而遂为今日国际法之基础，国际上一切权利皆根本之。”领土、人民、主权“为国家三大要素”，而领土这一要素，实际上是领土主权问题。领土割让并非割让一块土地，而是“行使于领地之主权之割让”，“离于主权，则领土之获得丧失皆无意味”。主权是就“最高”的国家权力具有“独立之性质”而言，即凡国家领土内之个人和团体“皆须服从国家之权利”，对外不受国家以外权力的“限制”。关于独立权，谓：“国际上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换句话说，也就是“主张自国之权利”，如因必需而排斥外人，不使其共享这一权利，不仅未违背国际法，且“特认”为国际法所保护。若必需排斥而不能，则“无以保自国之权利”，也就谈不上独立。因此，国际法上之国家独立权，则无疑“有排斥外人之权利”。而主张自国权利之观念，“实为国家维持国际法上独立权之要素”。若不思主张自国权利，“则国力必消沈”，而“无以自立于国际团体之内”。主权体现为独立权，即“不被他国支配拘束”，“完全独立不受干涉”。可以说，国际法上的主权，或对外主权，即“独立权”。总之，能自由处理其内政外交，不受他国干涉，为“国际上独立权之内容”，而国际上所谓独立国即为“此意”。杨毓麟也认为，国家之所以能够存立，即在于“独立自主权之完全无缺”，“不受外来何种高权之干涉”，“不许外来何种权力之侵入”。革命派的《云南》杂志载文谓，一个国家对外为国际法上之主权，“而此国际法上之主权，是即吾人所谓独立权。独立云何？曰，即以不受外部之干涉为其活动之本体是已”。独立权以领土为管辖之范围，“无容他国权力之存在”。至于平等权，则与独立权如影相随，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具有平等权。各国惟各有主权才能独立，各国皆能独立，“故能为平等”。对于他国可自作主张，“其国为平等”，而他国相视也“不失为平等”，这就如同“一国人民其皆有人格，皆有能力者，即皆当为平等”。而国际平等权者，则“当以有完全主权独立国为限，而所谓一部主权国半主权国皆所不与焉。”从法律意义上说，即“以国际法言，则各国皆平等而强国大国无称也”。也就是说，“同为国家，即各有平等之权利义务”。概而言之，国际法上所谓平等权，并非“一切平等无有差异”，而是指独立国在国际法上处于同等地位，“有平等之权利义务而已”。平等权必以权利为重，义务亦当“对权利而言”，相互各有权利义务，“始足言平等”。或认为，“故国家苟具有独立之形质，则无论大小强弱，彼此皆有平等之权利。亦以若置强大国家于弱小国家之上，则国际关系之平和终无由保全，此国际法所以有国际平等权之承认也。”其他如管辖权，后面将谈到。
革命党人对中外条约损害中国主权，从而具有不平等内涵的事实作了分析。关于领土主权，胡汉民指出，由于中国不能保持领土主权，以致“版图日削”，“其殒辱不待言矣”。除了最为“屈辱”的领土割让之外，他尤为关注势力范围和租借地，认为这一特权制度“以我国为先例”，虽不是割让，但“其失败殆有甚耳”。就租借地而言，高权管辖权“皆在租借国”，而“我国无有”。所谓“高权”，按照德文和英文，是指“行政、立法、司法之三权”和“法权”，即中国主权。胡汉民指出，“外人以租借之名义欺满政府，满政府亦以租借之名义欺我国民”，实际上“则举高权管辖权以予人，纯然为领域主权之问题”。其授人以柄者，在于“用租借之名义，而以高权行使之移转为内容”。关于势力范围，“缔约之日，权利许与之时，领土主权已受他人限制而莫可讳”。这是由于，“领土主权于国内可以绝对行使者，国际公法之原则也”。孙中山列举了鸦片战争后种种侵损中国主权的条约特权，关于领土主权，指出：“土地沦于异族者，几达三分之一”；再如租借地，“军港要害，可以随便任人强行租去”。关于独立权，胡汉民将中国被侵害的独立权分为两类，即由于条约“被制限者”，以及非由于条约“被干涉者”。前者如领事裁判权、辛丑和约各款等等，后者则指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如发布命令、任免官吏等受列强牵掣。两相比较，就其危害而言，因条约不能违反，“其事重”。若按照条约规定“而践行之”，“在彼为有权利，在我为负义务”。孙中山也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各种条约特权，中国丧失了独立地位。他指出，中国“受兵力胁迫而偿外人之款”，“统计几达十余万万两”；关税也“不能自主，总税务司且要归英人充任”。列强凭藉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内陆设立工场，“以牟取厚利”；列强通过条约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铁路敷设权等特权，“既可以限制我国的司法，又可以管理我国的交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中国今日因此“处于极危险的地位”，总是受各国的束缚，做了英、法、美、俄、日“那些强国的奴隶”。关于平等权，从法律上看，中国与半主权国或部分主权国不同，形式上似乎是独立的和平等的。但所谓法律上的平等，与实际存在极大差距，胡汉民对此作了分析。他指出：弱国与强国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不可避免，虽在法律上“可以主张有国际平等权”，也不能“遽视为半主权国一部主权国”，但这种平等是有名无实。其作用仅限于法律范围，并无政治意义，且常附着于形式，“而实质较少”。强国常常以此笼络弱小国家，声言“平等以礼义相接”，这正是其狡诈之处。弱国却以此类条约“犹不失其平等”而感到欣喜，显然是愚蠢之念。无疑，“一国国民欲振强其国者，不当以法律上之平等权为足”。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若以强大临于弱小，两者地位和实力既不相当，“则其条约难望平等”。实际上，各国交往无非是根据国力强弱而进退，“而相与结不对等之约”。杨毓麟也指出，“国家之对于世界各国也，有完全享受平等待遇之平等，如国民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应有完全享受平等位置之权利。” 宋教仁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指出：中俄所订各个条约，皆为“偏务的为非双务的”，即其他各国“与我所订诸约，亦不能及”。因此，预谋另立完全对等之双务的条约，为“根本之要图”。他对某些特权作了具体的分析，如领事裁判权，说，“领事裁判权，为一方的不平等的”，我国受此之祸“亦甚”，“朝野上下，莫不引为奇耻”。“各国在我国之状态，则固已成实事，不可掩者”。各国“侵蚀”我国司法主权，“通商各埠皆无不有然”，它们亦因此视中国“为埃及、缅甸、婆罗洲之续(三国皆以混合裁判为亡国一原因)”。自通商以来，“不但不能保维裁判权，实益损失主权极多”。他尤其分析了“实随领事裁判权而发生”的会审制度，通过细致的考察，他列出五项“失平等者”，如“仅及于本国人为被告之争讼，而不及于外人为被告之争讼”；领事以佣役关系“干涉其传呼权、审讯权”，甚而侵及于与彼无涉的“本国人争讼”；“无领事管束之洋人应完全服属我法权者，而亦以讯审权与彼共之”；“我固有之司法警察权、检察权，亦被其侵害”；“本国人之检察权、传呼权，亦被其总揽”。总之，“通商以来，不但不能保维裁判权，实益损失主权极多”。他提出，“凡沿海各埠所行之一切不平等制度，皆宜废绝”。根据国际法，一个主权国家具有四项基本权利，除了独立权和平等权之外，还有管辖权和自卫权。关于管辖权，胡汉民将其放在独立权之中，他根据国际法理论阐述其内容，认为包括对内和对外两方面，谓：“独立权之内容亦无不兼国内事项与外交事项”，该权本来是指一国国权不受他国支配拘束，其在国内，对于疆域内的人和物“为最高主权”，则为“国法上之主权，对内主权法权”；其对外，完全独立不受他国干涉，则为“国际法上主权，对外主权独立权”。因此，独立权这一概念，其在国外，他国视之为主权，无疑“与主权同其内容”；其在国内，“则为管辖权”，可析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至于“若何行使，若何变更，皆其自由”。该权“原指不被他国支配拘束之一国国权而言，自其活动于国内，对于国内之人及物，为最高主权，则国法上之主权，对内主权法权也。自其对于外国而活动，完全独立不受干涉，则国际法上主权对外主权独立权也。”具体而言，“独立权为不外自他国视之之主权，则与主权同其内容无疑。故其于国内则为管辖权，析为立法行政司法之三者。若何行使，若何变更，皆其自由在版图内之人民，不问其为自国籍与他国籍者。在版图内之财产，亦不问其属自国所有或他国所有者皆使立于自国法律规则之下。”当今世界，如英、俄、德、法、美、日等独立国，“无不能悉举此内容者”，所虑“则惟行使其权利之过度，有侵妨他国之虞而已”。中国则不然，其对内管辖权则受到条约的种种限制，“无事不受其掣肘”。如“任外人为税官”，妨害了“国家行政权之自由”；再如关税，“不能自由，犹曰以通商之关系，故从于协定也”；又如，与各国缔约，给予彼以领事裁判权，使我国司法主权“受制限而不能与领土同其范围”；正惟如此，西方某法学家在论及独立权的对内内容时，故意“于司法权缺而不举”，以掩饰列强损害中国主权的本质。胡汉民特别予以揭露说，“司法权于对内主权之为重，曾不待言。即属地主权为国际法原则，而压伏他之属人主权，亦大半为司法权之作用。故他学者言独立权之内容，并举三权不遗司法。”其“独遗”之意，是由于当今有独立国受领事裁判权之“制限”，而实际上司法权之行使却“不能独立”，因此宁可将其去掉，“不为独立权之内容”。有的革命党人将管辖权称为“行政上之独立权”，认为“凡自国政治上之行为苟为国际法之所许与，他国无阻害之权能。若是者，谓之行政上之独立权。”“自世界大通而交际愈繁，凡国家政治上之行政与社会上之行政，均于国际有直接之关系。然其一切之自由处分，则在己而不在人，此国际法所容认者也。”而在中国，用人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税关行政、货币行政、交通行政、军事行政，等等，“他国之越俎代庖者已数见不鲜”，“所谓行政上之独立又何在”，这些“均于吾国主权有直接之影响”。自卫权，是指“保卫国家的生存和独立”的权利，包括“从事国防建设的自由”和对于外国侵犯“进行自卫”的权利。胡汉民指出，《辛丑条约》规定，不准将军火和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以及将大沽炮台和京师至海沿线炮台一律削平，等等，以致中国“无复有其自由”，不能发展自己的自保权。又有革命党更从广义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列强之形势，与列强今日对于吾国之举动，直接间接随在皆关于自存之问题。故吾人当以自存为主义，以主张广义的自卫，乃适用于吾国。”经济上诸如“矿山之采掘”“铁道之敷设”，以及商业、工业等等，“其受他国之侵剥而丧家破产者不可胜数”，“其被他国之虐待而转死沟壑者奚啻千万”。诸如此类，“皆关于自国直接间接影响之危害”，“均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实”。因此，吾国人当“协同一致，合力共举，群起而为正当之防卫”。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自卫权为基本权”，而“自存权即寓于其中”。主张自卫权利，“以应于生存之必要，对于他国为正当之抵制，不惟不戾于国际法，且为国际法所承认”。若不如是，“不惟无以保自国之权利，且将无以保自国之独立”。
除了以上与中国主权有“直接重大之关系者”之外，从中央到地方，其他种种损害中国权益者，“尤不胜算”。胡汉民指出，“事以相较，相形而见绌，见绌则不平之观念所由伏”，正是通过中外之间，以及理论与事实的分析比较，产生形成了不平等条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的实质有深刻的认识。尤其是，这一认识立足事实，揭穿了某些西方国际法理论有意混淆视听的谬言。据此理论，“独立权之行使，以条约受制限者，于国际法上不失为独立国，则此等条约奚必其亟忧之耶？”胡汉民反驳说，主权受制限虽不能与主权缺损等同，但不可讳言，受制限与否两相比较，则“显有不平等之事实”，且“贻莫大之损失”。因此，“国为人弱，有不必至于法律上不得平等而已为甚可悲者。一国国民欲振强其国者，不当以法律上之平等为已足，吾于兹亦云然，吾国民无以不失法律上独立权为已足也。” 国民“排外”，是为了维持“国家之独立权”和主张社会权利，并非“无因而起”，正是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正当的“不平之鸣”。显然，所谓法律上的独立和平等，只是徒有形式的一纸空言，如租借地，“高权管辖权已弃，而留主权之虚名”。这一说辞体现了西方列强的“狡”，而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以上说明，通过运用国际法理论，更通过确凿不移的事实，革命党人深刻地揭示了不平等条约的实质，即在于侵害中国国家主权，这无疑使人们对其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对于“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及其实质，不仅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有较深入的认识，其他革命派人物和刊物亦作了探析。除直截了当地界定“不平等条约”之外，他们又以“片格的，而非互惠的”之类的表述，从新的视角解析了这一概念的另一种形式。尤其是，通过结合“不平等之事实”，革命党人运用国际法理论作了深入探析，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外条约侵损中国主权的根本性质。对不平等条约概念及其事实的认识，进一步说明，“方今有强权而无公理”，中国“如砧上肉，任人刀之俎之”，统治权“为外人之一颦一笑所左右”，不足以为国。他们看到，只有在国际上享有独立、平等、自卫之权利，“始成为完全国家”。而西方列强在他国领土上行使自己的国权，甚至视为本国的“私有财产”，以致我国“丧师失地，结种种屈辱条约，利权丧失大半。迨庚子后，几不成为国”。这些条约“皆片格的，而非互惠的”。根据国际法原则，“凡独立国皆完全享受其独立平等之权利”，而中国“失其独立能力，即不能享受平等权利”，“国命不绝如缕”。无疑，在中国近代对不平等条约客观认识的链条上，革命派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当中国被套上不平等条约的绳索之后，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以及国际法和国家主权观念的传入，不论是清政府还是其他政治派别，皆从切身感受中体察到其不平等性质。尤其是立宪派和革命派，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的概念，其中后者更运用国际法理论作了深入分析。他们的认识之所以达到相当高度，与所处时代及其阶级地位不无关联。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初步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他们初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对国际关系和国家主权学说有较深的了解。又经过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不平等条约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社会蒙受着巨大灾祸和深重的民族危机。正是在创巨痛深之中，在各种因素推动下，他们的认识从直观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仅这一概念因此油然而生，而且作了与实际相结合的法理剖析。除此之外，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各项条约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租界、片面协定关税等等亦有相应的认识和评论，更从微观视角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作了具体解析。对其不平等性质的认识，是了解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的基础，也为应对这一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前提。不过，由于种种因素，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尽管对其束缚中国发展的后果痛心疾首，但却未能将这一认识转为废弃不平等条约的实际斗争。如革命派将不平等条约的祸害归之于清政府的统治，试图通过反清革命的迂回之策予以解决。这一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认识轨迹，折射了晚清时期列强侵华逐渐强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相应观念和主张产生发展的思想路径，其中包括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