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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夫先路 津水作舟 略谈李学勤甲骨分期两系说 2019年2月24日，这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凌晨寒夜，一个并不普通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熟悉的李学勤先生带着他钟情一生的先秦出土文献事业，翩然离我们而去，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消息传来，举世震惊，来自海内外各地的科研教育机构、学者唁电哀辞纷至沓来，挽联如雪，思念绵绵。八宝山送别李先生的队伍浩浩荡荡，灵堂前哀乐阵阵，看到弟子们悲痛得泣不成声，内心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揪心、难过与沉重。此番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萦绕脑际，久久挥之不去。我在想，究竟是什么魅力使李先生受到人们如此的尊敬和仰慕？那天我忽然明白，人一生不在於他的离去，重要的是他留给世人什么？李先生一生勤奋，笔耕不辍，给我们留下了四十多部著作，上千篇论文，几乎都是围绕历史、考古、出土文献来探讨研究的。从甲骨、金文、战国题铭到汉代简帛，先秦历史、传世与出土古文献并驾齐驱，独领风骚。他的学术特点，往往给学界以出其不意的突破，敏锐的触角，缜密的考证，也带出不同於常人的学术风格。在这些不同的学科中，不难窥见李先生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所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的分析考证，以小见大或从大见小、令人耳目一新的思维，均足以显示李先生的学问睿智和精深博学的功底。李先生对於学术研究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视野的宽阔与深度上，而且他也是一位导夫先路的开拓者，是当今许多学者难以达到的那种智慧高度。对李先生的离去，美国著名学者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感叹地说：“我很痛心，这真的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众所周知，自1898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以来，1928年开始对殷墟正式科学发掘17次，到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是我国甲骨文或甲骨学研究的重要时期。结合考古学的方法和地层报告来对所发现甲骨进行分析断代，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是董作宾先生。董作宾先生1933年所著的《甲骨文研究断代例》，提出甲骨分析断代的十个标准，并据此把商代王世盘庚至帝辛分为五个时期，开创了甲骨文研究史的新里程。如果说今天我们已经能基本掌握商代分期方法，这大抵也是根据董先生的分期法而发展出来的，对於甲骨学的深入研究起了很大作用。董先生的五期分法可以说影响了几代学者，直到今天还被人在使用。尽管如此明确的分期，但由於早期大量甲骨来自於私人藏品而非科学发掘，出土地点和地层不明，如果需要对甲骨断代分期准确判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充满挑战的工作，是始终横亘在甲骨学上一个难以越过的障碍。对于董氏所谓第四期“武乙、文丁”甲骨分期，本身就存在很多疑点，曾引起海内外学者的质疑。六十年前饶宗颐先生依据《殷墟文字甲编》2361片“扶”与“宾”，与“内”同版，又根据《殷墟文字甲编》234及《殷墟文字乙编》5347宾之言“呼取扶刍”，就已指出：“扶与宾、内同版，知向隶文武丁之未安。”[1]“扶”组这类卜辞，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武丁时期的“宾间”卜辞，那时饶先生就已纠正了董作宾和岛邦男将贞人“扶”错断为第四期武乙文丁的说法，[2]这与陈梦家先生已修正董氏断代的看法也是一致的。[3]对此，早在五十年代初，李先生在北图翻阅罗振玉的甲骨着录，就开始产生怀疑。有一片武丁时期的卜辞与“后来着录的几片历组卜辞内容一模一样，难道历组也是早期的么？”[4]然而却被董氏按王世分法解释，称之为“文丁时文字复古的运动”，这在学术上是一个很难令人信服成立的学说。到了六十年代，李先生又从曾毅公翻译加拿大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1885—1957）《殷墟文字后编》序手稿中发现明义士已将历组列在早期，这正与李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说：“1960年以后，我通过一些疑难的研究，达到了和明义氏相同的看法。”[5]从此后，历组分期问题一直成为李先生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不断困扰着他，他后来回忆说：“这真是一个恼人的难题。”由此埋下了历组分期非要搞清楚不可的一个誓愿。然无奈的是，当时苦於没有新出土甲骨发掘材料证明，加上不断政治运动的干扰，无暇顾及。[6]终于跨越这漫长时间的期待，让所有偶然凝结为必然，正如晏子所云：“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晏子春秋·内杂下》）。机会终於等到1977年“妇好”墓的发现，李先生敏锐地感觉到应该重新思考历组卜辞“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的重要性，一场激烈的“历组卜辞”旧说与新说的分期争论，不可避免地包围着他。1977年《文物》第11期发表李学勤先生著名的《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论文。由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氏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必须提前到武丁时期。这一尖锐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可以说颠覆了长期以来董氏的五个时期甲骨分期系统，引发考古和甲骨学界专家学者的极大反响。铜器铭文中“妇好”这一人物，被大量发现，不止出现在武丁宾组卜辞，小屯村中也有卜骨“妇好”。李先生指出：“按照旧的五期分法，历组卜辞被认为属於武乙、文丁时的第四期。新出土的各墓青铜器及玉石器上的文字，其字体更接近於历组卜辞。但是，如果把墓的时代后移到武乙、文丁，又是和所出的陶器、青铜器的早期特征无法相容的。”[7]这一考古现象并非偶然，李先生从出土青铜器的时代特点，到铜器“妇好”铭文的考证，并列举了宾组与出组、历组的人物对照，以及历组的称谓，用了大量的证据证实：“我们认为，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及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际是同一个人。确立了这一点，就把关於'妇好’墓年代的一些争论问题消除了。”[8]李先生这一分期新说，引起一片哗然，也可以说是一个异类奇说，当年几乎没有多少学者能接受。1978年秋我刚调入安徽省博物馆工作，就读了李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这篇文章。在我眼里李先生很像小说里的福尔摩斯侦探，论证方法和思维，环环相扣，层层追踪，鞭辟入里（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他为何喜爱西人侦探小说的原因，文章或许受之影响）。我深受他历组分期观点的启发，写了《对〈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的几点补充意见》。这篇很不成熟的小文例举了宾、历组同人、同事类，特别对区别“贞”字分期的标准，列举了宾组和历组有同时使用的现象，以及历组混合使用宾组“王”字形体的写法，我认为历组与宾组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在字形上，而且在卜事上都有相同类的例子，对李先生一文作了一些补充。1978年11月，我带着这篇小文参加了吉林大学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古文字学会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二十年后李先生回忆道：“会间有不少学者对我的见解提出质询。支持新说的只有二位年轻的朋友，一位是现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曹锦炎先生，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华女士。甚至有的先生，在授课时将我的新说引为笑柄。”[9]李先生的新说当时都遭人为笑柄，可想而知我那篇小文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被专家审为退稿。然令我想不到的是，这篇没有发表的小文，也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从那时起，让我走近了李先生，走入了他的学术世界，我们彼此结成了整整四十年的友谊。随着安阳小屯南地大批新出土的甲骨问世，由此引发了八十年代甲骨学界一股历组卜辞的探讨热潮。反对新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署名萧楠的《论武乙、文丁卜辞》[10]，“萧楠”是参加小屯南地发掘的几位学者。当时《小屯南地甲骨》已部分出版，这为新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由此进一步推动了学者对历组卜辞分期的重新检讨。[11]不久以后，裘锡圭、林澐、彭裕商、黄天树等先生先后相继发表了更为详实的历组卜辞研究论文和著作，[12]对李先生的新说作了有力的补充和支持。历组卜辞分期讨论，当时成为甲骨学研究最前沿的讨论问题。经过上述学者的不懈努力、进一步研究，将宾组与历组卜辞互为对照，从称谓、人物、事件、字形等同类型学严密的排比细分，包括各时代卜辞字形异同与归类甄别，结合不同出土的地层分析，逐步摸清了历组卜辞与宾组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各时代所属贞人集团体系。这无疑给李先生甲骨断代“二系说”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让李先生欣慰的是“二系说”从八十年代开始，逐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成熟。接着小屯南地的考古发掘，再次证明了坑位区别的存在，这对於区分两系贞人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通过现象分析内涵和起因，还原其历史真实面貌。李先生、彭裕商先生在《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中揭示：“在王卜辞中，根据出土地点不同，又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的分别。据目前的研究成果，组为两系共同的起源，宾组、出组、何组、黄组为村北系列；历组、无名组、无名黄间类为村中南系列。”[13]这一结论可以追溯到1981年李先生在给王宇信先生《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出版序言中所道：“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於一个王世。”[14]这简短的24字的“二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术史上经典的名言，犹如拨开甲骨混沌云雾，终於见到云开日照的这一天。然而今天的年轻学者不曾会想到，这份坚持让一个孤独的痴迷学者，竟然等待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1992年李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他总结时指出：“所谓两系，是说殷墟甲骨的发展可划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由宾组发展到出组、何组、黄组，另一个系统是由组发展到历组、无名组。[15]林澐、彭裕商两先生对这个看法给予补正，[16]根据他们的看法，组可能是两系的共同起源，黄组可能是两系的共同归宿，这无疑是极有启发的。”[17]随着妇好墓的发现，小屯南地甲骨出土，花园庄东地甲骨材料公布，一批批新获甲骨材料的出土，根据出土地点的不同，[18]经过四十多年学者们的持续研究，今天对于组卜辞的分期，比过去的断代有了新的认识和改进，组卜辞年代已被学界采纳为属武丁早期。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董作宾先生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那么七十年之后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之后，则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新说已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在甲骨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今天李先生的“两系说”甲骨断代，也已得到学界普遍的认同，成为甲骨断代史上新里程碑式的标志。走过那些年，有谁知道那些日子，他风雨无阻来往於北图之间，翻阅了多少甲骨资料？有谁知道干面胡同小院，深夜里那盏灯下，李先生的苦与乐？渴望与满足，烦恼与兴奋，恐怕世界上也只有他独自品尝这一路走过来的艰辛。揭示“历组分期”之谜，这条沾满棘荆需要付出勇气的路，走的实在是太难了，而结果却是那么出人意料的让你惊喜、欣慰，如释重负。有人说过孤独是一种能力，你有多孤独，你的灵魂就有多热闹，在有为而无不为之间，止泊、安顿。他把自己整个交给了历史，历史也记住了他。李先生，您可以安息吧！[1]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自序，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1页。
[2]董作宾《甲骨五十年》，1955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1973年日本汲古书院。[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四章<断代上>1956年，科学出版，页145-154。[4]李学勤《我和殷墟甲骨分期》载《学林春秋》三编上册，1999年，朝华出版社。[5]黄天树《殷墟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李学勤序，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页4。[6]李学勤回忆到：“只有把历组卜辞也移到早期，才能解决“文武丁卜辞”的难题，这是我那时觉察到的，然而我已不能做什么深入的讨论，1964年去搞'四清’，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降临了。”《学林春秋》三编上册，1999年，朝华出版社。[7]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11期。[9]李学勤《我和殷墟甲骨分期》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10]萧楠《论武乙、文丁卜辞》载《古文字研究》第3辑，1980年，中华书局，页43-79；《再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页155-188。“萧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整理小组的笔名，其成员为温明荣、刘一曼、曹定云、郭振禄。[11]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李学勤序，1981年，页6；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李学勤序，1984年，页4.。[12]裘锡圭《论'历组卜辞’年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林澐《小屯南地甲骨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四章 殷墟王卜辞时代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2007年，科学出版社。[13]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四章 殷墟王卜辞时代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60。[14]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李学勤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页6。[15]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李学勤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4。[16]林澐《小屯南地甲骨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1984年，页111-154；彭裕商《也论历组卜辞的年代》，《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组卜辞分类研究及其它》载《古文字研究》第18辑，中华书局，1992年，页94-119。 [17]李学勤《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载《古文字研究》第18辑，中华书局，1992年，页26。 [18]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四章 殷墟王卜辞时代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页60,1996年。 （沈建华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19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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