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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字记载和口头流传之外，我国从未有何种建筑、场地，专门供百姓瞻仰和缅怀先烈，于是在1949年9月23日，有人提议修建一个专门纪念英雄的雕塑纪念碑。  新中国初定，彼时所有行业的精英群情高涨，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当时北平国立艺专（原北京美术学校）教师滑田友，身为雕塑家并任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的他，写了一封长信。 他建议北京市建设局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一个雕塑纪念碑，最初设想在纪念碑的上部雕刻出工、农、兵三者的巨大群像，然后在下部的台座周围嵌入浮雕，纪念革命事迹。  1949年9月30日，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毛主席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表示，一定要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为革命牺牲的所有英雄同时，让这种无私的精神、名族的大义融入每一个新中国公民的心中。 于是，会议当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与毛主席一同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其实早在确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1946年就将八宝山设定为烈士长眠之地，故而同样拥有纪念之意的两者，出现了一些矛盾。  即人民英雄纪念碑究竟选址于何处，一直没有探讨下来。 首先，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不如今天的规模宏大，周围也没有大型建筑群，所以很多地方都被认为可以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政府为了保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足以面面俱到，且建造时能够一蹴而就，特意成立纪念碑委员会，并邀请当时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任命二人为建筑委员会委员，全程参与讨论所有细节。  当然，满怀信心和憧憬的委员们，不仅进行了头脑风暴，更发文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意见，没想到因为选址的事情，会议突然耽搁了起来，即便委员们用心筛选，还是出现了三种分歧。 有人倡议把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在东单广场，那时的东单广场拥有菜市场等一系列便民公共场所，所以人流量巨大，将纪念碑建立在此处，不仅能吸引更多的老百姓瞻仰，还能让逝去的英雄们感受到自己所保卫的祖国，百姓安居乐业。 可是这个倡议很快就被中央领导人否定，原因很简单，也是因为人流量巨大。  人流量大的地方，将来肯定会被着重开发，随着新时代国家建设，此处必定有新的规划，而且此处烟火气息太过浓重，并没有足够的面积和肃穆的气氛。 于是，第二种主张出现了——八宝山。 作为烈士场面之所，这里同样承载着后人对先烈们的敬仰，彼时八宝山占地80余亩，殿堂、房舍共有140余间，这么看来，无论气氛还是面积都很符合要求。  “这怎么能行？纪念碑除了纪念作用，更需要有警醒和启示的作用。”林徽因据理力争，“八宝山应该规划成专业的革命公墓，但纪念碑一定要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二人十分坚定，他们反驳了其他委员的说辞，这些委员强调“碑”在老百姓心中习惯性认为的墓碑意思和形状，但夫妻二人认为，纪念碑不同于之前所有的概念，它一定要在大家能看到的地方，随时能够瞻仰。 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必须在一个大的公共场合，神圣而庄严地将先烈们的精神品质彰显出来，所以，纪念碑更应该紧挨着天安门。  这里不仅是首都最大的广场，且文化浓郁，国内百姓会云集参观，外国友人来访也能第一时间看到。 “不久之后，新中国必定愈加繁荣。”梁思成十分激动，“北京几百年来就是历代王朝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未来的光辉，一定也必须要让英雄们看到！” 此语一出，纷纷得到委员们的认可，很快，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也下来了，北京自古以来就是文化重地，天安门对于新中国本就拥有特殊的意义，无论将来周围会怎么规划，英雄们应当看到自己所守卫的一切！ 于是，基于选址天安门之事，建筑委员会又细化分出两个地址。  一个是端门城楼，只是其中有一个城楼很碍事，必须要拆掉才行；还有一个是中华门，类似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 毛主席觉得并不是很好，拆城楼工程量太大，中华门那里建一个碑又显得有些偏僻、另类，建筑委员会整合了毛主席和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把纪念碑建立在靠近国旗的位置，与天安门、中华门在一条直线上。 “就定这里了！”周总理听到会议的决议后，十分满意，他立即定下来，天安门广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可是有着“五四运动”的革命意义，是当年思想解放的文化基石。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修建工作从提出到落实，每一步都紧紧牵着社会各界的心，无论是民众还是精英，都主动参与其中，一时间群策群力，热情高涨。 确定地点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商议碑文内容的同时，建筑委员会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符合要求的石头。 他们对石头一共有三个要求，首先石头必须长久不衰，容易风化的石头一概不要。 其次，所选用的石头一定出自我国的大好河山；最后，无论何种材质的石头，无论如何一定要打磨地光滑洁净，凸显对民族英雄的尊敬。  经过商议，建筑委员会决定用花岗岩作为碑身的主材料，初步计算下来，起码需要300吨左右的花岗岩才行。 于是，专家组游走在福建、山东、河北等地，历时3个月，终于在青岛浮山找到了符合要求的材料。 另一边，得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商议碑文，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先生、以及朱启钤和叶恭绰两位先生，三人主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踊跃提出对碑文内容的想法。  1952年8月1日，当时著名美术学者刘开渠还在杭州参加另外一个项目，突然接到通知，由于他曾经在法国艺术学院修习过雕塑科目，直接被建筑委员会任命，为纪念碑建造浮雕。 “真是太荣幸了！”马不停蹄来到北京的刘开渠满头大汗去委员会报道，“各位领导放心吧，我能参加这次任务深感光荣，我一定会漂漂亮亮完成任务！” 其实除了刘开渠外，建筑委员会从全国各地邀请来300余名雕塑师，就是要从中选拔出最适合的同志委以重任。 最后，在这300余人的队伍里，选拔出了100名精英负责纪念碑的浮雕制作任务。 于此同时，巨型花岗岩经过困难重重的开采，工人们硬生生从山里把重达300多吨的石料开采了出来，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打磨到280吨，客服了一切困难，终于将石料送到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刘开渠得到消息后抓紧设计浮雕内容，他拜谒过社会各界人士，筛选采纳了百余种方案，最终决定了用8个浮雕图景，概括华夏大地自1840年以来，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这八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图景分别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以及渡江战役。 “这不对啊！”陈毅皱起眉头，“快把陈赓叫过来！” 刘开渠十分注重作品效果，为了更加接近现实，他特意请到了战士们充当模特，战士们也十分兴奋，不论刘开渠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会照做，充分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同时，为了避免出现纰漏，刘开渠特意找来许多石材设计、实验雕刻效果，经过反复尝试，终于确定了雕塑的整体风格。 不久后，《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和《欢迎解放军》三幅作品横空出世。 陈老总听说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尤其是其中有很多的战斗场景，他专门和其他领导特地赶来工地视察。 可是他看着看着，面色逐渐变得有些凝重。 看到陈毅停在《胜利渡江》的浮雕前驻足思考，刘开渠觉得似乎有些问题。 “怎么了首长？”刘开渠赶忙询问道，“是浮雕有什么问题吗？” 陈毅又端详了一遍浮雕，若有所思道：“这不对啊！战士们的武器有问题！” 刘开渠一时有些迷茫，这些作品完全是按照解放军战士雕刻的，每一处细节他都仔仔细细地抠过，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其实也没什么，”陈毅看着紧张的刘开渠，不禁笑了起来，“这么着，你们可以去把陈赓叫来，这场战役是他指挥的，问问他就清楚了。” 刘开渠不敢托大，急忙请求陈老总引荐一下。 陈赓听说此事后，也十分感兴趣，等到他看到浮雕的照片，也立马皱起了眉头，或许是回忆起当时战事的激烈，他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 “你们细节抓得不错，”陈赓首先认可了雕塑家们的工作，“你们没去过战场，却能把当时的场景在石头上展现出来，确实很不容易。不过陈老总说的对，却是有点问题，你们把武器搞错了。” 经过陈赓的解释，刘开渠恍然大悟，如今的战士们用的全是更先进的武器，而在当年的战役中，战士们根本没有这种配置，他们的武器大多都是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来的，足以想象如此悬殊的装备差距下，我军取得胜利是多么艰难。 “请首长们放心！”刘开渠有些不好意思，“我会把话带给其他同志们的，我们会更加精益求精，一定把任务完成好！” 不久后，周总理将确定好的碑文拿给了刘开渠，询问他的意见，刘开渠这才知道，周总理为了写好这些内容，每天都会抽时间练习，这是他从40多份手稿中挑选的最满意的那份。 刘开渠看到周总理雄厚、深沉的书法，再看到言简意赅的碑文中体现的深意，不禁湿润了眼眶。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 纪念碑浮雕中，一共出现不同时期历史人物172个，其中所有人物形象没有具体的代表人物，全部采用群体形象，英雄不仅仅是那些记载在书里、流传在口中的历史人物，同样应该讴歌群众的力量。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屹立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正面由毛主席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从此，中华民族对英雄的缅怀除了文字以外，一个神圣而庄严的伟大建筑，高高矗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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