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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1日，当举国上下还在为新中国成立欢呼雀跃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新军种悄然诞生。 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为基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于1949年11月1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 建设空军，首要任务是培养飞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要实现这一任务，当时有两种方式：要么完全依靠外援，派人出国培训；要么自力更生，自办航校进行培训。 刘亚楼选择了后者。  全国解放初期，共产党接收了国民党放弃的许多飞机和航空设备，甚至有不少机场完好，相当数量的国民党飞行员起义投诚。 但即便如此，仅仅靠空军建立自己的航校是远远不够的。 正如刘亚楼最初对空军的设想：在目前没有空军的情况下，集中主力办好航校，同时分出一部分力量收复各场站。因此，他认为空军的组织应避免庞大，以短小精悍为原则。 刘亚楼甚至提出“先有航校后有机关”“一切为了办好航校”等口号。可见，空军成立之初，航校是重中之重。 1950年，空军在一年内三次扩大航校训练规模。 首先是扩招生源，其次是航校规模的扩大。其目的是解决航空兵部队所需的团以上干部指挥问题。三是准备组建喷气式战斗机航空兵师。  虽然经过三次航校扩招后，空军质和量明显提升，但仍不能满足航空兵部队快速发展的需要。 主席曾对刘亚楼说：“空军基础好不好、起步快不快，关键要看航校办得怎么样，目前你的头等大事是选好办校人。” 可是能组建空军办学的干部从哪里来？！ 当时航校所需干部来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调来的；二是从部队选拔；三是任命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第四个是来自高校航空类专业学生招生。 其中，比例最大的是第二个，90%以上的航校干部都是刘亚楼从各野战军中选调而来。 考察干部，刘亚楼有一套好办法。对于选拔出来的干部，他总是问很多问题。比如：“他最不擅长什么工作？为什么？你为什么不会做？”等等。  当年被刘亚楼要求谈话考察的许多同志，发现这个方法后，都忍不住照搬这种考察干部的方法，都说管用。 当时，二野教导二师的任务是收容西南战役中起义、叛变、分离、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共收容约5000人。 随着全国的解放，部队收留国民党俘虏的工作慢慢告一段落，教二师的任务也随之告一段落。 于是，二师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部队继续服役，一部分调到四川省委政府工作。师长杨思禄在第二野战指挥部等待分配。 4月的一天中午，杨思禄像往常一样在二野指挥部食堂吃午饭。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端着饭碗突然坐到他对面： “杨师长，中央决定从部队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空军，野司经过研究，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怎么样，你能行吗？”  李达上将 由于杨思禄对领导的决定毫无准备，听到这个消息，他感到很突然。 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干部的调动往往是领导同志之间的一次谈话决定的。但杨思禄还是焦急地问：“李副司令员，我的条件够不够？让我带兵打仗可以，可我对空军一窍不通！” 李达笑着说：“杨思禄同志，你是经过长征和战火考验的老同志，政治上靠得住，身体好，还年轻，遇到不懂的东西，你可以边干边学！” 杨思禄知道，那时的自己已经不年轻了，因为那时他已经快33岁了。但他想，既然组织上认为我合适，并作出了决定，那还有什么可讲的，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 只是没想到他与李达那次谈话，实际上决定了杨思禄一生大部分时间，与中国空军的结下了不解之缘。 谈话后不久，杨思禄接到了到空军工作的正式通知，于4月27日抵京。一路上，杨思禄既兴奋又紧张，那种感觉不亚于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担任二野教导二师师长的杨思禄 在去北京的路上，杨思禄不禁回忆起1939年秋的一段难忘往事。 抗大毕业的一批学生刚到中组部报到等待分配，正赶上日本鬼子的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优秀儿女从全国各地汇聚延安，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见到飞机。 那时，杨思禄的部队只是小米加步枪。别说没有自己的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没有。 杨思禄的战友杨兴财，是当年在江西于都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小伙伴。他还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南北。 这么多子弹都没能把他击倒，但那天他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了。 想到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民空军，有了自己的飞机，亲自还亲身参与新空军的建设，怎能不令人兴奋？！ 但兴奋之余，杨思禄还是有些紧张：虽然过去打了十几年仗，但都是在地面上与敌人的战斗。如今，面对空军这一全新领域，我能做什么，我能胜任吗？  到达北京后，杨思禄被安排在前门西河边的“光明饭店”。宾馆里早已聚集了从全国各地抽调到空军的师级干部，其中不少是战争年代杨思禄熟悉的老同志。 这些久别重逢的老战友聚在一起，一边等待分配工作，一边畅谈过去和未来。 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空军的待遇。叫歼击机？什么是航校？空军的编制和体制和陆军的编制和体制区别在哪，等等。 因为大家都是陆军野战部队出身，对到底怎么干空军，谁也说不清。 五一前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干部部部长杨春甫亲临东交民巷空军司令部，找待分配工作的同志谈一谈。 见到杨思禄，刘亚楼司令员很高兴：“喂，小杨班长，你也来空军了，是来护送我的座机的吗？”  杨思禄之前就认识刘亚楼。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杨思禄给刘亚楼当警卫班长，所以这次见面，两人一点也没感觉到陌生。 大家坐下后，刘亚楼马上说：“空军是我军新组建的军种，可以说百废待兴。有很多新知识需要你们学习和掌握，可能有很多困难。” “但我相信，这比我们当年爬雪山、过草地要好得多。再说，我们还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有畏难情绪，但也要有虚心学习的态度。” 杨思禄听了刘亚楼司令员的谈话，内心如释重负。是的，红军连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现在有什么困难克服不呢？ 刘司令员接着征求同志们对具体工作的意见：“空军成立了，现在空缺的职位很多，但我先招一个职位--航校参谋长，谁愿意当？” 台下，不少干部面面相觑，却无人举手：解放前军队的传统，参谋长地位不高，既没有带兵权，也没有决定权，还要打理司令部的杂务，级别不高，事情不少。  在苏联当参谋时的刘亚楼 说难听点，打一场战役战斗，战前准备和中间部署，参谋长要付出极大心血，可战后功劳基本都是主官的，有些人就认为参谋长属于吃力不讨好的职位。 正师级干部肯定不愿意降职担任，副师级干部宁可当副校长，也不愿当参谋长。当过参谋长的干部懂得其中滋味，更不愿任职。 沉默许久，杨思禄忍不住站了起来：“让我当吧，职位高低无所谓。关键是参谋长能边干边学，能尽快把空军各方面的知识都摸索出来。” 刘亚楼摇了摇头：“小杨班长，你是二野的师长，你真的愿意当参谋长吗？” “我愿意！” “这很好！有的同志不想当参谋长。杨思禄，你愿意当参谋长，说明你有眼光。我是参谋长出身，一直在想，只有当好参谋长，以后才能当一个优秀的主官！”  事实上，在空军组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刘亚楼一直坚持这一观点，即把一部分从陆军转隶的干部分配到高等院校。 不管是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干部。他不喜欢他们像火箭一样提拔。他宁愿他的干部在每一个关卡上慢慢蹲着。这也说明刘亚楼对干部要求非常严格。 这从杨思禄在空军的任职中也可见一斑。杨思禄从航校参谋长干起，当过副校长、校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大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从不缺一道坎。 北京过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杨思禄就到山东省济南第五航空学校走马上任。 当时，方子翼任第五航校校长，王绍渊任政委，杨思禄任参谋长。校长顾问为苏联杜洛夫，参谋顾问为苏联马林霍夫。 一开始，杨思禄主要向马林霍夫了解情况，听他介绍苏联空军的管理经验。他很快发现空军和陆军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总部的建设、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军事纪律等。  但毕竟空军不同于陆军，工作有很多新特点，特别强调技术，一切工作都要以飞行为中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杨思禄很快为自己定下了两条工作原则： 一是在空军与陆军具有共同规律性的问题上，必须继承和发扬陆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第二，在空军的特殊性上，不能生搬硬套陆军的经验。 空军早期的航校，人员构成复杂，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经历不同，理念各异。 除了少数技术骨干、从新疆和东北老航校回来的老红军、老同志培养的一些飞行和技术人员外，还有一部分是国民党空军和伪满空军的留用人员。 后一部分人熟悉航空技术，但在思想作风上或多或少有些陋习。 但杨思禄想：无论如何，要把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必须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先导。这在哪儿也不能丢。  他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一次晚宴上，几名国民党留用飞行员包围了两名妇女，向她们猛敲汽水瓶，大笑、尖叫、吹口哨和起哄，把两名妇女吓哭了。 杨思禄看到后非常生气，当场下令将带头的飞行员关禁闭。并宣布： “今后不管是谁，决不允许这种流氓作风在人民空军中出现，发现一个就处理一个。空军是特殊的，但在这些问题上绝不是特殊的！” 还有一次发放飞行服，有飞行员觉得衣服难看，比较小，骂了一句，不穿就扔在地上。被杨思禄看见后，立即命令他们拿起衣服，并立即教育他们爱护人民财产，珍惜飞行员荣誉。 这些事情的处理得到了王绍渊政委的支持：“处理正确，我们要对部队执行严格的纪律。” 王绍渊政委 经过这两起事件的处理，部队作风有了很大改观。 刚到航校时，杨思禄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强壮的体魄努力工作。营房建设、部队管理，甚至篮球比赛，杨思禄都尽力参与。 但在实践中，杨思禄感受最为颇深的是，他在飞行技术管理方面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导致航校工作很难顺利开展。 杨思禄越来越觉得，要想真正把部队带好，不掌握、不熟悉部队的特点根本行不通，必须从“门外汉”变成“内行”。 于是杨思禄给自己定了小小的计划，每次到机场，杨思禄总想坐飞机，体验一下空气的味道。 但在当时，教练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随随便便做的。在杨思禄再三请求后，苏联顾问终于破例同意让杨思禄乘坐飞机。 杨思禄（左二）从雅克11教练机中走下 当时杨思禄很高兴，但没想到，飞行教官不知道是不是要整治杨思禄这个来自部队的“大老粗”，还是要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艺。 飞机起飞后，他或在陡坡上拉升爬升，或左右翻滚，动作十分粗犷凶猛。 虽然杨思禄人生第一次飞，但还没尝到新鲜感，就已经吐得不成人形。落地后下飞机，只觉得头重脚轻，像掉进了雾里。 但杨思禄拒绝了别人的帮助，执意亲自要下飞机。这时，只听苏联顾问在杨思禄耳边说：“现在你们知道我们飞行员的辛苦了吧！” 苏联顾问的一句话似乎惊醒了梦中人。 不知是飞行员的故意挑逗，还是苏联顾问的一句重击，让杨思禄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一定要学会飞行！一定要学会飞行！否则，在空军是干不好本职工作的！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虽然空军培养了大批优秀飞行员，但空战战果表明，刚成立的人民空军缺少的，是一大批有实战经验的空中指挥员，特别是中高级飞行指挥干部。 为此，中央决定，从全军部队中选拔一批战斗过、政治好、身体强的排、连、营以上干部，迅速到空军部队进行俗称训练。 在当时中央军委命令感召下，许多师、军以上领导同志也被选派参加学飞任务。如段苏权、曾克林等。 还有一大批优秀的团级干部、战斗英雄如张庆和、马勇、吕茂堂、李树荣、马宁等，也在那时加入了人民空军的行列。 这一消息也同时激励了杨思禄，鼓舞了杨思禄。杨思禄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学会飞行的决心。 1951年，在杨思禄被任命为参谋长一年后，又受命担任第五航空学校副校长。 在干部体检时，杨思禄发现自己身体状况良好，可以参加飞行训练，于是杨思禄正式向学校党委提出学习飞行的请求。 杨思禄万没想到，这一要求一提出，立刻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和抵制。有人说：“杨思禄，你几个字都不认识，怎么会学飞行？” 还有人说：“你这么大岁数了，都老胳膊老腿了，能应付空中突发情况吗？如果学了飞不出去，不是更丢人吗？” 苏联顾问又劝杨思禄说：“世界上没有33岁才开始学飞的，就算我敢带你去飞，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摔死了，岂不可惜？！” 正当人们对这件事议论纷纷、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刘亚楼给了杨思禄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杨思禄同志年纪大了，这是事实。但他身体健康，意志坚定。他为什么学不会？” “以后能飞出去是最好的，就是不能飞出去，也能在空中掌握更多的飞行知识，这对部队的管理大有裨益！” “这样的干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会飞的老同志。我来付这个学费！“ 于是空军党委最终批准了杨思禄学习飞行的请求。 当时航校的领导也非常重视和支持杨思禄的飞行。领导解除了杨思禄所有的日常工作，让杨思禄专心学飞行。 苏联专家对杨思禄也十分关心，专门为杨思禄指定了一架雅克-18飞机，苏联教官亲自为杨思禄授课。 但杨思禄没想到，学飞的难度比之前预想的要大得多。杨思禄16岁参加革命，仅有的文化大多是在十几年军旅生涯的战斗间隙一点一点学来的。 现在三十多岁了，还要从零开始学习数理化学和ABC，真的比爬山还难！ 面对如山如海的作业练习，杨思禄偷偷咬紧牙关，停止了看戏、看电影等一切娱乐活动。 白天，其他人有八个小时的课和两个小时的复习。对于杨思禄来说，除了常规上课时间，每天还要花五六个小时复习。 晚上，别人都休息了，杨思禄却要加班补课，消化当天所学的功课。 尽管如此，一些数据运算、代数和方程的平方根仍然难以理解。杨思禄不得不死记硬背，有时连走路、吃饭都得死记硬背。 在学习飞行理论的过程中，杨思禄觉得最难的是飞行员操作和空气动力学。 经过4个月的努力，杨思禄终于完成了飞行理论、引航、飞机结构、空气动力学等专业课程。 同时，杨思禄还抽出时间练习林肯模拟器。这个模拟器是缴获国民党的，原来是美国援助蒋介石空军的，苏联教官把它视为宝贝，不愿意让杨思禄使用。 但为了尽快掌握飞行技术，杨思禄顾不上苏联教官高兴不高兴。每天去模拟器练习。因为这对杨思禄的飞行训练确实有帮助。 学习文化理论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点是驾驶技能的学习阶段。可以说一关比一关难！ 杨思禄的左手大拇指在抗战时期被日军子弹打断。解放后，他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但是手的问题不大。在实践中，最大的障碍确是语言交流困难。 杨思禄的飞行教官是苏联人，不会说中文。杨思禄也不懂俄语。杨思禄根本无法用语言与对方交流。 另一方面，翻译者经常会对关键词进行错误的翻译。杨思禄也因此受到了不少本应避免的“惩罚”，甚至在几次飞行中出现危险动作。 50年代初援华苏联空军教官 刚开始学飞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教官们经常用操舵杆来“教训”他，就像听不懂老师意图的小学生会得被戒尺打一样。 飞行中，杨思禄的双腿经常被操舵杆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几个起落下来，连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有一次，飞机进入螺旋，需要带一点油门，因为这是翻译说的。没想到这与苏联教官的初衷背道而驰。刹那间，飞机像脱缰的野马直滚而下，吓得教官脸色煞白。 好不容易才把飞机改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我才知道，飞机进入螺旋后，需要关闭油门。 问题发生后，学校党委高度重视，用一位名叫戴逸民的伪满留用教官代替了杨思禄。 戴逸民的教学极其严谨负责，杨思禄也没有因为他在伪满军队服役而歧视他。相反，他真的把他当作老师和同志，认认真真地做他的学生。 戴老师曾真诚地对杨思禄说：“杨副校长，飞行中我是你的老师，但如何做一名好革命军人，你是我的老师。” 杨思禄在第五航校学习飞行的时期，正值人民空军刚刚起步，飞行事故较多。 一天，与杨思禄在第五航校训练的另一飞行大队发生空中相撞事故，造成两名学员和两名教员同时遇难的严重事故。 不久，地面上又发生氧气瓶爆炸，造成多人伤亡。与此同时，消息传来，转业到空军并曾担任师长的张庆和、马勇两位同志，在飞行途中因飞行事故牺牲。 虽然老战友的牺牲让杨思禄感到十分悲痛，但他们的牺牲并不能打断他继续学习飞行的决心和意志。反而激励他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克服飞行中的种种困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951年夏天，杨思禄终于迎来了放单飞的日子。那天晚上，杨思禄激动得睡不着觉。因为这对他来说真的很来之不易。 雅克11 在同一个班级里，大多数学生都是高中毕业，年轻而聪明。与他们相比，杨思禄的条件最差。不过，杨思禄是同期最优秀的学员，他是被第一个放单飞的。 领导之所以第一个让杨思禄单飞，也是希望杨思禄能为其他同学做一个好榜样。 飞行前，校长吴元任亲自检查杨思禄的飞机，机长不断安慰：“杨思禄同志，不要紧张，大胆飞行！” 好事多磨，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聚集在机场时，只见天空阴云密布，风速又大，能见度也很差，飞行计划只好取消。紧接下来在连续三天待命的日子里，杨思禄心急如焚。 一直到第四天早晨，机场上空才跃出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当杨思禄的飞机滑到起飞线上时，所有的教员，还有几十名同学都在塔台边上关注的望着杨思禄。 杨思禄在他们熟悉的目光里，看到了赞许、鼓励、激动…… 飞机在腾空而起的那一瞬间，杨思禄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飞机轻松地绕过塔台，一转弯，二转弯， 三转弯，四转弯后直线下滑，定点，着陆！ 当杨思禄走下飞机时，同学们都把杨思禄紧紧地围住，祝贺杨思禄的成功。当天晚上，杨思禄所在的飞行大队还特意聚餐以示庆贺。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努力和飞行训练，杨思禄先后完成了雅克-18、雅克-11、乌拉-9等飞行训练课目。 可就在离飞完高级教练机还剩最后两个飞行日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发来调令：任命杨思禄为航空兵第十九师师长。 接到命令时，杨思禄的心情竟变得很复杂。 乌拉-9 虽然新的工作对杨思禄极具挑战性，但杨思禄无法忘掉日夜为他学飞行而操劳的那些飞行教官和理论教员，更无法忘却积极支持他学飞行的五航校其它领导同志。 校长吴元任同志对杨思禄说：“刘司令员听说你放飞成功后非常高兴。说这是我们自己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干部。这样一些老同志、老红军能够飞出来，对人民空军的未来大有好处！” 在人民空军成立组建之初，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一切都需要大干快上。 尤其是刚解放时，国民党空军不断地对我华东和华南地区特别是对上海、福州、广州等大城市进行轰炸和袭扰，国土防空的任务义不容辞的落在刚组建的年轻的空军的头上。 紧接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空军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以最大的努力，再一次加速了组建航空兵部队的步伐。 空军最早的航空兵部队是旅建制，以后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空军部队的番号才由旅改成师。当时人民空军既要担负国内防空任务，又要组成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仅靠几支航空兵部队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从1950年至1953年底，空军边打边建，一大批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航空兵部队应运而生。空十九师也就是在这种态势下建立起来的。 空十九师是由中南军区抽组部队于1951年11月在汉口王家墩成立的。下辖五十五团、五十七团。首任政委李振声，师长杨思禄。 杨思禄在任空十九师师长的过程中，更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名空军师级指挥员，学会飞行，懂得空中指挥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这时组织部队的飞行训练就不会像原来那样感到无从下手，相反有一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松弛。 回顾当年，在和杨思禄一起学飞行的老同志中，大部分都是经过战争的考验，有一定的作战经验。 学会飞行后，这批人又及时填补了空军中高层领导干部的空缺，为提高空军飞行指挥水平增添了力量，从而证明中央军委的决定是正确和及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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