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凤丽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段凤丽律师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总体感觉离婚案件有所减少，继承案件变化不大。原因在于《民法典》的离婚冷静期规定可能导致协议离婚的成功率会降低一些，诉讼离婚的数量会增加一些。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疫情的影响，经济比较独立的人对离婚的顾虑更少；因此，后疫情时代经济方面的下滑会影响离婚的意愿。 第二，遗嘱继承类诉讼案件量变化不大。继承案件不受市场影响，如果不能通过公证解决，就只能通过诉讼和调解解决，所以数量较为稳定。 第三，诉讼业务与非诉业务的比重较为稳定。很多诉讼案件对律师的综合能力有较高要求，甚至很多案件还会涉及刑事。很多家事律师也擅长刑民交叉，但在某些情况下仍需要与刑事律师合作办案。 第四，非诉业务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解决复杂问题的客户需求较多。尤其部分高净值客户的离婚更适合通过调解、协议的方式解决。因为财产较多、争议的问题比较复杂，这时诉讼无法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通过协议一揽子解决更为合适。 杜芹 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股权高级合伙人 杜芹律师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明显感觉最近三年遗嘱类的非诉业务提升非常快；从去年开始，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的提升也非常快。此类案件之前多为诉讼，之后会逐渐变少一些，非诉业务还是集中在遗嘱和家族财富管理方面。 第二，客户专业度提高。以前，家族财富管理法律事务的特点是客户一开始即需要被教育，律师要告诉客户从哪些方面作规划、各个方面之间如何协同进行；客户同意整体方案之后，再逐步落实。而现在，高净值客户的水平明显提高，比前几年在知识层面上有更多的提升；客户更清楚自己的需求，知道自己需要作哪些方面的规划。 第三，从深圳市场来看，非传统类的诉讼中比较新的案件类型包括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确认、同居财产、婚恋期间共同经营等，诉讼法律服务的业务范围更宽。 第四，目前新的高净值客户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
第五，高净值客户对于财富安全的需求大大超过从前。现在，客户对于资产的保值需求远大于增值需求，希望能在特殊时期保住资产，然后顺利传承给孩子。因此，就目前来说，非诉业务中最重要的两点客户需求就是安全和传承。 张寅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张寅律师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诉讼案件中，继承纠纷相对于离婚纠纷的比例仍在提高。离婚案件中，涉及争取子女抚养权的案件比例也比较高，尤其涉及一方藏匿子女的案件也在增加。 第二，对于房屋的争议反而变少了。因为目前的房屋不像五年前、十年前有较高的增值空间，所以在现在的很多案件中，双方会同意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五年前、十年前，夫妻离婚都是要争取房屋所有权；而现在，双方在房屋的所有权上更容易达成一致，大家好像对取得房屋所有权这件事情没有太多执念了。 第三，诉讼业务和非诉业务从比例上来看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目前，一些非诉案件的数量确实在增加；但实际上，诉讼案件的数量也在增加，因此比例上的变化不是太明显。不过，高净值客户的非诉需求在增加，这是能直观感受到的。 第四，现在高净值客户的非诉需求主要与两个要素有关：
梁瑛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梁瑛律师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从案由类型来看，最近两年，涉外离婚纠纷以及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婚家案件数量在增加。
第二，诉讼案件中，女性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数量明显增加；且相比于男性，女性提出离婚后坚持离婚的决心更强，争取婚生子女抚养权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在婚姻家事纠纷中，对婚生子女直接抚养权的争夺已经升级为最大的争议焦点。 第三，从业务类型来看，相对于婚姻家事类的诉讼类业务，非诉类业务的比重有所上升。原因包括：
更多精彩内容将收录于律新社即将推出的《中国婚姻家事法律服务品牌发展报告（2022）》中，敬请期待！ END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