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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常常到一位居住在北平的病中老者家中“拜访”，希望老人出来担任伪职，老人坚决拒绝并闭门谢客。日寇又常派人监视老人的家，老人愤怒地让仆人挥起扫帚将日本人赶跑。1937年9月，老人终因悲愤过度，开始绝食并且拒不服药。9月13日，老人带着对日寇的愤恨走完了85岁的一生。这位老人，就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晚清大诗人——陈三立。 一、神州袖手人 陈三立（1853—1937），江西义宁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官至吏部主事，后辞官回湖北侍奉时任湖北布政使的父亲陈宝箴（1831—1900）。陈宝箴一生公忠体国。年轻时陈宝箴曾目睹过火烧圆明园的大火，为之拍案痛哭。而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签订，陈宝箴也痛哭“无以为国矣！”陈宝箴的爱国精神也影响了陈三立。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后积极推行“维新”新政，是晚清各省中唯一支持维新变法的地方大员。而陈三立因为早年曾加入维新团体“强学会”，深受进步思想洗礼，因而大力协助父亲推行新政。也由于陈三立的变法倾向，所以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戊戌政变后，维新变法被绞杀，陈宝箴被革职，永不录用，于1900年逝世。陈三立在父丧后开始疏离于时世，写下了“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的诗句，并于南京清溪畔建“散原精舍”。避世其间，陈三立也以“散原”为号，后来人们也称之为“散原先生”。 陈三立自号“神州袖手人”，这其实是一种在乱世中洁身自好、苏世独立的耿介精神和士人风骨。1903年慈禧七十大寿，为了表示恩德，于是让戊戌变法期间被处置的官员官复原职。但陈三立誓不与绞杀变法的慈禧集团共戴一天，拒绝了慈禧的笼络和施舍。清朝最后几年实行所谓“立宪”，袁世凯极力请陈三立出山担任议员，陈三立同样坚辞不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袁世凯出卖维新，千夫所指，而另一方面也在于散原先生已经察觉出袁世凯所谓“立宪”，实质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出任内阁首相操纵朝政的野心而已。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陈三立对袁世凯的预判完全正确。 虽然自号“神州袖手人”，但陈三立对于战火丧乱中凋敝残损的四万万神州并不曾真正袖手。八十高龄的陈三立在淞沪抗战期间仍然坚持读报，读完后总是发出长长的叹息，以至于一天夜里突然高呼“杀日本人”，全家为之惊醒。晚清时期，陈三立与郑孝胥、陈宝琛等清流士大夫开创了“同光体”诗歌，“同光”即同治光绪两朝的名称。“同光体”主张学习宋诗清瘦苍劲的风格，以议论为诗。郑孝胥和陈三立是多年的诗友，但在1933年，郑孝胥出任了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成为了令人唾弃的汉奸后，陈三立愤而与郑孝胥绝交。陈三立不仅删去了郑孝胥为自己《散原精舍诗》作的序——一如贝多芬撕去《英雄交响曲》题赠拿破仑的扉页，而且痛骂郑孝胥“背叛中华，自图功利”。两个曾经的诗友和道友，竟走向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不能不令人唏嘘。 二、晚清大诗人 陈三立的伟大固然在于他不与日寇合作的高贵气节，但作为晚清和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陈三立的诗也是特出之作，以至于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上个世纪20年代访华时，还特意拜见了陈三立。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陈三立并不缺乏进步观念。陈诗的一大高绝之处就是充满了对于晚清时局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深刻反思。如《甲辰感春》一诗中的“巍巍孔尼圣，人类信弗叛。劫为万世师，名实反乖谩……吾欲衷百家，一以公例贯”。诗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历代统治者扭曲和利用孔子为自身专制提供合法性的秘密，这种将“专制之护符”的尊孔予以批判的态度，可以说是20年后那个伟大的觉醒年代的先声。诗中指出了解决之道乃在于打破文化专制，折衷百家之长并且遵循公道正义。《读侯官严复氏所译英儒穆勒约翰群己权界论偶题》，是对严复翻译的穆勒《群己权界论》的高度赞美，诗中道：“卓彼穆勒说，倾海挈众派。砭懦而发蒙，为我斧天械。又无过物忧，绳矩极显戒。萌芽新道德，取足持善败。”不仅对于西方物质主义的“过物忧”予以保留，并肯定穆勒主张的群己权界之“绳矩”，而且对“萌芽新道德”的新观念赋予了“足持善败”的历史期待。陈诗对于文化启蒙的推重，隐隐地预言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陈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如杜甫般充满悲悯地记录了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癸丑由沪还金陵原别墅杂诗》：“前年恣杀戮，尸横山下城。妇孺蹈籍死，填委溪山盈。谁云风景佳，惨淡弄阴晴……指点女墙角，邻子戕骄兵。买菜忤一语，白刃耀柴荆。侧跽素发母，拿婴哀哭并。”尸横遍野、风悲日熏的景象中，一个孩子因为买菜时忤逆了大兵，惨死在刺刀下，留下了母亲抚尸痛哭。陈诗无疑是20世纪军阀混战的一部“诗史”。 陈诗在艺术上也非常高超。其诗用语新警、长于炼字、风骨瘦劲、意象奇崛，如“杂花香宿雨，新叶养晴天。波影鱼身乱，楼台鸟语圆”（《雨晴入后园寻春》），香、养、乱、圆几字，或活用词性，或化静为动，深得炼字之法。“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晓抵九江作》），一个“逼”字，将抽象的“家国”变成了具体的眼前万里关山，这种巧用动词化抽象为具象在其诗中屡见，如“天亡欲到余”（《舟夜感赋》）、“四海苍茫到异人”（《赠黄公度》）。而这种抽象家国兴亡感如此具体如此逼近，恰恰是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症候。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陈诗喜欢将古人未曾使用的意象入诗，拓宽了诗的表现领域。如“隔茗长桥疲跛鳖，回香一水照惊鸿”一联，“跛鳖”虽然有荀子“跛鳖千里”的成语，但陈诗乃是状眼前之景的实写，但实写又并非自然主义的简单重现，而是让上联略显伧俗局促的“疲跛鳖”与下联旖旎柔媚的“照惊鸿”形成了一正一反的对比和张力，且“跛鳖”也与句内的“隔茗”形成对比，一丑陋，一优雅，构造出一种紧张而独特的艺术趣味。 另一首诗《雨花台登山》“霁郭开吾意，孤寻瘗血岗。放春茸短短，翻野吹茫茫。石颗蛇遗卵，濠围鼠养疮。难忘随牧竖，飞雨在残阳”。“石颗蛇遗卵，濠围鼠养疮”一联将蛇生蛋，鼠养疮一类并不美好的意象大加呈现。《毛诗大序》说“声音之道，与政通耳”，这些古怪萧索的意象置于“飞雨残阳”“春短短”“野茫茫”的大背景下，俨然是晚清腐朽衰落的一种历史隐喻。其他诗句如“水明初浴鹤，廊静与悬蛛”“雨丝飏蠛蠓，山势眩蛟蛇”等等以险怪之物入诗，不胜枚举。钱基博先生评韩愈“诗之胆，至韩愈始大”，在“诗胆”之“大”，其诗可谓登峰造极。 有趣的是，诗学家汪辟疆和钱仲联同时撰有模仿水浒一百零八将排座次的诗坛点将录，虽然二人诗学趣味迥异，但汪辟疆将散原先生点为“天魁星及时雨宋江”，钱仲联则点为“托塔天王晁盖”，都将散原置于诗坛翘楚地位。散原先生的诗友陈衍先生也给予极高评价：“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 三、赢得生前身后名 陈三立的殉国受到世人的高度赞美。 柳亚子《赠陈寅恪先生伉俪》有“少愧猖狂薄老成，晚惊正气殉严城”句，回顾了陈三立的一生，对陈三立的殉国以“正气”二字褒之。 佛学家欧阳竟无也回顾道：“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散原发愤不食死，倭奴实致之。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发愤而寄于诗，乃至于死国。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不以诗人概，诚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始终一纯洁之质也。” 陈寅恪在王国维投湖后写下挽词《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三立称寅恪挽词为“七字唱”，却未曾想此词竟预言了自己10年后的命运。而其诗“微生安所殉，孤酌暗相惊”（《雨霁》），“老夫所殉与终古，当世犹称善属文”（《园居漫兴》），竟如夫子自道般一语成谶。 学者张晖谈到晚明殉国诗人时提出了“死亡的公共性”，在家国陵夷之际，死亡已非私人领域的自由选择，而是具有社会辐散力的公共事件，具有贪廉懦立的公共影响力。而中国诗人在乱世中形成了以身死国的传统。从屈原哀郢思王而怀石投江，到陈子龙不做俘虏投水而死，以及历代遗民诗人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这既是传统社会中诗人与士大夫身份合一性的社会结构使然，更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文化与道德合一性的心理结构使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种诗性的人生态度，往往是儒家士大夫的感性基础。儒家的精神和诗人的血肉，共同造就了中国诗人独特的品格：苏世独立、重义轻生、皎然不滓、宁折不弯。 吴承学教授在《诗人的宿命》一文中说道：“诗不仅是一种爱好与技艺，更是高尚的精神寄托，是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神圣信仰。'诗人’在古代中国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诗人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必须有所担当，有所牺牲。”所以，乱离时代的无数读书人在《诗》的启蒙之下，走向了一条殉国的道路，而殉国的本质正是殉道，殉义。 陈三立的殉国，也是在殉道，殉义。这横亘千年的民族道义，在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冲击和列强外寇的侵略之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愈发坚韧，诚如柏拉图所言：“伟大的事物总是在风暴之中。”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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