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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醴泉、普宁、崇化、靖恭坊。洛阳有四座，分别在立德、修善、会节坊和南市。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记：“唐贞观五年（631），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141]可知是粟特何国人何禄所建。而布政坊的祆祠是武德四年（621）立，“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祓（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142]萨宝为粟特队商首领的称号，这里的祆祠也应当是粟特人的祭祀场所。但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我们看不到长安和洛阳新立祆祠的记载，也没有明确的胡人祭祀祆神的记录，但我们从《苏谅妻马氏墓志》得知，这个波斯家族直到晚唐，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祆教信仰。而建中二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元和十四年的《李素墓志》，都证明另一部分波斯人也坚持着自己的景教信仰。 相反，在安史之乱后的河北地区，却有新的祆祠设立的记载。目前所知，至少有两座：一是立于恒州西南五十里获鹿县（原名鹿泉县）的鹿泉胡神祠。宋人陈思《宝刻丛编》卷六著录《唐鹿泉胡神祠文》：“唐来复撰并书，宝〔历〕二年（826）四月立在获鹿。”[143]既称胡神，且用祆祠常用的“祠”字，不难让我们认为此处之“胡神祠”是一所胡人崇奉的祆祠[144]。可惜的是碑文已佚，不得其详。恒州是成德节度使衙所在之地，我们从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揭示，恒州附近的确聚集了许多粟特人，因此在这里为胡人设立祭祀他们的祆神的祠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二是定州东瀛州寿乐县祆神庙。宋人王瓘《北道刊误志》记载：“瀛州乐寿县亦有祆神庙，唐长庆三年（823）置，本号天神。”[145]瀛州属于幽州节度使管辖，这里明确说是祆神庙，为长庆三年设置，表明幽州地区大概随着粟特民众的增加，甚至有了新立祆神庙的必要。此处特别提到祆神本号“天神”，正是地道的祆教传统说法[146]。 由此连带地应当提到唐宣武节度使衙所在的汴州（开封），宋代史料记载从晚唐到北宋，这里的祆祠不止一座。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的记载很值得分析：“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862）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绹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956）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亦朴也。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147]宣武并不是像河北三镇那样的跋扈藩镇，但有时也不完全听命于中央，其地与魏博辖区接近，所以很可能有一些粟特胡人在晚唐时进入汴州地区。这所祆庙建于何时不知，但至少在咸通三年以前，审其文意，可能更早。这里提供给我们的更重要的信息，是负责祆庙宗教事务的庙祝姓史，显然是粟特史国的后裔，他们世代任职，使这座祆庙的圣火一直不灭，持续两百年，至宋代还为京师人所敬畏。宋人董逌《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祆神像》条记：“元佑八年（1093）七月，常君彦辅就开宝寺之文殊院，遇寒热疾，大惧不良。及夜，祷于祆神祠。明日良愈，乃祀于庭。又图像归事之，且使世知神之休也。”这里说北宋时常彦辅在佛寺得病，因为祷于祆神祠而痊愈，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所祷的祆祠是否即史家所主持的那座，但祆比佛灵，正好为“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的说法提供了例证。 可以说，除了敦煌之外，我们很难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原地区找到纯正的祆神祭祀活动，更未见到新设立祆祠的记载。而随着粟特人向河北地区的移徙，新的祆祠在河北地区得以建立，并且为胡汉民众所敬事，有的一直延续到北宋。可见，直到中晚唐的河北及其周边地域，胡人的文化在此继续顽强地生存。 结论 过去人们常常用汉化来笼统地解说安史乱后唐朝粟特胡人的转变，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各地的情形也是不一样的，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我认为，因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出身粟特，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思潮，从而对这里的粟特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来主动使自己“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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