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公已无言 遗教尚在

一

夏衍先生说，有人为他做过统计，说他写了七百多万字，夏公认为其中可以留下来的，只有一篇《包身工》。这是保守的估计，过谦之辞。

《包身工》是现代中国文学名作，发表以来起过很大的作用，却是事实。

建国以后，中学语文教科书收有节录的《包身工》，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六十年前的教科书是不会有的，那时我是小学生，是在杂志上读到这篇报告文学。

《包身工》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版的《光明》创刊号。七月学校放暑假，我和十来个小同学搞了个读书会，请沙名鹿老师辅导阅读文学作品，头一篇就是《包身工》。此外，还选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高尔基的《海燕》、周作人的《小河》、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

我们学《开明活叶文选》，买蜡纸刻印《包身工》，还配了一幅木刻画，同学们拿到手很高兴：啊！我们“出版”的活叶文选。

我刻写《包身工》，看到文章所描述的童工女工悲惨生活，流下了眼泪。童工只有十来岁，甚至五六岁。那个害了急性伤寒叫做“芦柴棒”的童工，奄奄一息起不来，大冷天外面刮着寒风，狠心的工头竟然用一盆揩桌子的冷水泼到“芦柴棒”的身上，可怜的小姑娘被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了起来，老板娘却狞笑着说：“瞧！还不是假病！好好的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看到这里，我也跳了起来，大骂“王八蛋”！

读了《包身工》，我们这些孩子才晓得东洋纱厂工人过的什么样的猪猡生活，“拿摩温”（“拿摩温”：旧中国上海工厂监工）怎样凶狠，开始懂得什么叫“剥削”，什么叫“没锁链的奴隶”、“血肉的机器”。在这里，“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所有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当我读到文章末了的这几句话：“亨利·大卫·梭罗：美国思想家，著有《华尔腾——林中散记》。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纱锭上的冤魂。”我的血液沸腾了。《包身工》是对剥削制度、吃人社会的控诉书，是保障劳动者人权的呼吁书。

因为读了《包身工》，两年以后，一九三八年在汉口读到《共产党宣言》，我这个原本不懂事的孩子，对“宣言”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愿意投身到推翻剥削制度的伟大斗争中，走进革命行列。当然，就我来说，当时民族仇恨是主要的，还谈不上有多少阶级觉悟。

三个月前，到八宝山告别夏公，丁聪、沈峻和我三个人，在灵前敬挽一联：

国难国耻国仇百年旧梦《自由魂》

人道人性人格一代文章《包身工》

世纪同龄人夏公，亲历了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军阀、反动派压迫人民，也亲历了并且参加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看到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难忘的一九四九，泪飞堪慰忠魂舞！

夏衍在南竹竿胡同113号旧居

然而，振兴中华，把积弱的中国变成现代强国，建设一个幸福富裕公正的新社会，犹任重道远，有待于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奋斗。荡除新旧污泥浊水，根除社会丑恶现象，更是艰巨的任务。如今，禁用童工，保障“打工妹”、“打工仔”权益，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解救“垃圾儿童”、“卖花姑娘”，又成为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万千愁绪，重读遗篇，能不感慨！

二

我作为一个小读者，后来在出版社工作，一直想见到久所敬仰的夏衍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桂林，胜利以后到上海都没有机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我调到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工作，夏公是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毅），仍然未能如愿，因为八月我又调离上海到北京工作。

到五十年代，因电影《武训传》，夏公挨批，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人民出版社归文化部管，这才见到夏公，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却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

“文革”以后，出版局接待香港三联书店职工，请夏公接见。早在三十年代，夏公就是生活书店的老朋友，他看到我也在场，问我：“你怎么掺乎到三联来了？”他不知道出版局给了我一个“三联书店总经理”的头衔，专门用来接待海外朋友，在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戴上这个纸冠出场。

打这以后，见夏公的机会多起来，他知道“三联”的事可以找我。他离休以后，虽然每天都有来客，倒有时间跟我谈谈。有一天，夏公亲自打电话告诉我，随时可以去见他，“不必通过'姑奶奶’”，盛情可感。“姑奶奶”，夏公女儿沈宁的昵称也。沈宁侍奉夏公，日常多由她安排夏公的活动，沈宁出于爱心，夏公却嫌她管得太严。当然，不宜过多打扰夏公，影响老人休息，我还是通过沈宁，约定时间才去。

夏公窗台上床上总放着书报杂志，看书比较吃力，得用放大镜，看了用红蓝铅笔在书上画了许多道道。八九十岁高龄，思路清晰，几十年的旧事，谈起来一清二楚，甚至某个细节，时间地点。外面的情况，国际国内，文坛或者社会，知道得很多，而且分析评论。有时还说得很风趣，郁风说她平生最得意的，是个子长得比苗子高，夏公说：“此风不可长。”随手拈来就是。

夏公非常关心出版工作，我向他请教，得益甚多，他也常常指点。带新书好书给他，十分高兴。他提醒我，要给某某、某某作家出书，不要让读者忘记他们；李一氓三十年代在上海写过不少文章，要收集出版；叶灵凤死在海外，留下来的作品可以整理出版。他告诉我，曹聚仁是个自由主义者，独来独往，但是学术渊博而深厚，“比我们强得多”，始终爱国，“骨头是硬的，当得起晚节可风的赞誉”。

他认为，团结作家，尊重作家，才能办得好出版社。他笑着对我说：“你哪里是办出版社，我看你是交朋友。”我说：“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只是我都做得不够。”

有一回，他收到我送去的一本新书，写来一信：

手札及赠书，均收到，谢谢。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发挥他们的余热，应该说是“古道可风”，甚佩。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下）一谈，当然，我并不想了解这件事的底细。严寒已至，望多多珍摄。

是的，要团结作家，何况乎有才能的人，误被历史“捉弄”蒙受折磨的人。就这样，我们做了一点工作，微不足道，夏公立即给予热情的鼓励。夏公关心人，爱护人，不忘做过好事，哪怕是一点点好事的朋友，在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一件两件，夏公才真的“古道可风”！

范 用

我们在工作中有所疏忽，出了纰漏，夏公会提出意见，乃至批评。夏公有一封给三联书店的信，措辞之严厉，是我从未见过的：

来信及“合同”均收到，这是我六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不平等条约，等于卖身契，我不愿签字，听凭处理可也。合同一份退上，另一份立此存照。

尽管我已经退休，夏公说“此事与你无干”，但这本书是经我的手出版的，没有交代清楚，处理不当，怎么能说与我无干？出版合同应当跟作者商量，切忌一纸通知简单处理。后来知道，有此意见的还有好几位作者。由于夏公当头棒喝，出版社才知道错了，赶快改正补救。正因为夏公一向关心“三联”，把“三联”看作自己人，才如此坦直，毫不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像夏公这样的，能有几人？如今夏公走了，再也听不到他的批评，痛哉！

公已无言，遗教尚在。我想，我的年轻同事会记住夏公的鼓励与批评，学会谨慎谦虚，兢兢业业做好出版工作。作为一个退休老人，在此我恳切寄以希望。

“五四”七十六周年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