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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明:死后是非谁管得(《三国志演义》的文学再造之五)

 古代小说网 2022-09-24 发表于江苏


蔡邕应该是三国故事的形成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南宋即有以他为主角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宋代陆游诗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大概指的就是此戏。

蔡邕塑像

元代关于蔡邕的戏曲颇多,以之为主要角色且流传至今者有高明《琵琶记》、郑光祖《王粲登楼》等,而《琵琶记》尤擅盛名,其中的主角蔡伯喈正是以历史上的蔡邕为原型的,以至于后来负心状元的故事多以“琵琶记”为题,如著名的《铡美案》就曾以《三官堂陈世美琵琶记》为题流传于世。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缘故,《三国志演义》在叙述蔡邕侍董的故事时,介绍其名之后,紧接着便言其字——



初,李儒荐蔡邕曰:“伯喈非常人也,若主公用之,大事可就。”卓使人征之,邕托疾不起。卓怒曰:“我能灭人九族,犯者无素休。”人报邕,邕急往。卓拜邕为祭酒,甚相敬重,恩赐不少。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为侍中。

《三国志演义》中对蔡邕描写虽谈不上浓墨重彩,但至少是在关键章节总会有他的戏份,如在劝谏汉灵帝时,收录了蔡邕一篇完整的奏章,但到了毛宗岗父子改作时,便将奏章悉数删去,只写“议郎蔡邕上疏,以为蜺堕鸡化,乃妇寺干政之所致,言颇切直”。

《三国志演义》中写董卓欲杀卢植、袁绍时都是蔡邕救下的,但毛宗岗父子就把救袁绍的许多话归在了李儒和伍琼名下。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中蔡邕对于计策的制定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三国志演义》虽未接受这个成说,但却直言董卓对“朝廷旧臣宰尽皆委用,此是蔡邕之荐也”,到了毛宗岗父子手中,这句话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蔡中郎集》

毕竟“朝廷旧臣宰”中不可避免地包含司徒王允,如果这一论据成立,则王允诛杀蔡邕便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毛宗岗父子决意要将王允刻画成忠贞不二的良臣,自然不会为他保留这样一个“不义”的过往。

自然的,这也是毛宗岗父子处处以史家自居,擅用春秋笔法、妄加臧否的心态作祟。又如《李傕郭汜寇长安》一节中写蔡邕因对董卓伏尸痛哭被武士擒拿后又被王允责斥,《三国志演义》写道——



邕伏罪曰:“邕虽不智,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邕岂敢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辞,谬出于口,身虽不忠,愿典首刖足,继成汉史。”

这一段是从谢承《后汉书》直接转录下来的,但毛宗岗父子把它改为——



邕伏罪曰:“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倘得黔首刖足,使续成汉史,以赎其辜,邕之幸也。”

蔡邕《熹平石经》拓片

“狂瞽之辞,谬出于口”意思是自有道理,但不必明说——王允同样是被董卓征辟,位至高官,与蔡邕原无不同,且二者同样在董卓麾下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只是王允筹谋政变而蔡邕保全大臣而已。

不过,相形之下,王允对董卓的姿态似乎保持得更低,在现有的史书中还可以找出一点端倪,如《后汉书·王允传》中说他:“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如果这些事情交给与他同世且书法不隐的蔡邕来写,恐怕是丑态毕至。所以王允一定要杀蔡邕,又称绝不能让他写成《史记》一类的“谤书”,柏杨先生推测他是“预防蔡邕泄漏他的底细”,是非常合理的。

蔡邕决心以与王允对等的地位与他商榷自己的结局,是因为他对这种结局已有所预见,但到了毛宗岗父子手里却变成了“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变成了认罪伏法后的讨命之辞。

此外,《三国志演义》中写皇家师傅(太傅)马日磾营救蔡邕——



太傅马日磾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使续成汉史,为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杀之,毋乃失人之望乎?”

《三国志演义》介绍马日磾时有小注:“日磾,音密低”,李卓吾版将小字混入正文,写作“太傅马日磾亦密谓允”,但有此手民之误,则公开的营救在这里变成了暗地里的私相授受,营救蔡邕变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三国志演义》写蔡邕死后“当时士大夫闻蔡邕死,识与不识,尽流涕”,“识与不识”四字说明蔡邕的人望,也与《后汉书》蔡邕本传中所说“搢绅诸儒莫不流涕”是一致的,但却被毛宗岗父子删去了,改为“一时士大夫闻者,尽为流涕”,仿佛只有与蔡邕熟识的士大夫才会流涕一般。

孙建平制蔡邕抚琴

此外,《三国志演义》评价说:“邕哭卓尸故自不是,杀之非罪”,将责任完全归咎王允,而毛宗岗父子竟然说:“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杀之亦为已甚”,将责任的一半推到了蔡邕身上,可算得上是唐突古人了。

相较于蔡邕,毛宗岗父子更致力于唐突曹操的形象。自北宋以来,曹操一直是一位在民间饱受非议的历史人物,前文备引《东坡志林》“涂巷中小儿薄劣”一条便是证据。

北宋虽然一统五代,却毕竟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得不到盛唐的旧土,与刘备以季汉正统自居却无法“还于旧都”心有戚戚。北宋与辽朝为敌,一如刘备与曹操为敌,所以尽管《资治通鉴》尚能以史家的良知以曹魏为正统,但民间已公然视曹魏为敌对。

至于南宋,连唐代旧都长安、洛阳及北宋旧都开封都一并失去,自卑的心态更甚,因此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一出,几乎把拥刘反曹的倾向彻底定调。

元代虽又一统,但曹操在戏剧里的形象却被锁定了。《三国志演义》也是基于此种论调的,但相比之前的平话和剧作,《三国志演义》终究有一些史笔,除了前文说到的引用奏章原文及翻译史书旧典之外,有时还别有引证,比如写过蔡邕推荐朝廷旧臣宰之后,接着便写董卓和皇甫嵩之间的对话——

民国间石湾陶曹操像摆件



忽一日,御史中丞皇甫嵩拜于车下。卓曰:“皇甫义真,你今日服我乎?”嵩答曰:“安知明公位至于此!”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不自知耳。”嵩曰:“昔日嵩与明公皆鸿鹄,不意明公变为凤凰耳。”卓大笑曰:“义真怕我乎?”嵩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度方至,谁不敬耶?君为酷法严刑,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又笑。

这一段话一样出自《后汉书》,写尽了皇甫嵩在董卓面前的不卑不亢,也是汉末魏晋时期人对答的风气,同样被毛宗岗父子删去了。

对于曹操的部分,《三国志演义》也不是完全做反面角色处理的,此前已写过曹操破张梁、张宝兄弟,也写到他作为谋臣劝阻何进灭宦官、用董卓等,但在这两个故事中,曹操始终是被动的角色,只写到了他的能力和智慧,并没有写到他作为一个人的个性。所以作者在“谋杀董卓”这一节中用特写的视角描述了曹操的个性。

然而《三国志演义》终究是民间一般说话家的作品,不可能脱离人们所知的曹操白脸奸臣的形象而另外塑造一个曹操,所以终究还是要写到他的阴险和决绝。于是作者在这一节中安排了两个故事:对董卓献刀写出曹操个性里的周全和奸诈,杀吕伯奢一家写出他的狠毒与决绝。

杨劲松绘曹操

曹操刺杀董卓一事于史无征,孙盛《魏氏春秋异同·杂语》倒是记载过他潜入张让卧室一事:“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其实不过说明曹操武功之好,而且潜入张让卧房也未必就是刺杀,也许是想获取什么信息或是文件。

《三国志演义》把件事安排成刺杀董卓,和《三国志平话》的传统是一贯的——后者曹操的出场正在于讨伐董卓的时候,将之穿插在袁绍反董和三英战吕布中间,实在是为了承上启下。董卓在废立皇帝时,袁绍公然与之对立——



群臣惶怖,莫敢对。座上一人应声而出曰:“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昌邑有罪,霍光废之。今上富于春秋,有何不善?汝欲废嫡立庶,欲为反耶?”众视之,乃中军校尉袁绍也。卓大怒,叱之曰:“竖子!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也?”袁绍亦拔剑出,曰:“汝剑虽利,吾剑岂不利也!”两个在筵上敌对。

相比于袁绍直接和董卓在朝堂之上刀兵相见的莽撞行为,曹操早在献刀之前已经两次展现了自己的智慧:第一是在群僚相聚时的冷笑——

费新我书曹操诗句



酒至半酣,王允举盏,掩面大哭。众官曰:“司徒贵降,不可发悲。”允曰:“老夫非贱降之日,要与众官聚会,恐贼生疑,故推贱降。吾哭者,哭汉天下也。董贼势若泰山,吾等朝夕难保。想汉高皇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兵,子孙相承四百余年,谁想丧于董卓之手。吾等舍死,无益于国。”众公卿尽皆掩面而哭。坐上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允视之,乃是骁骑校尉曹操也。

毛宗岗在此句中间添上了一个“独”字,改为“坐中一人,独抚掌大笑”,并评价说:“众人皆哭我独笑,的是妙人。”如果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中,则反于常情。

王允能够以过生日的名义把众人邀请到家中,应该是早已决定宴会的目的即同盟反董,话还未讲,先作大哭之状,本身便具有表演性质,等待群僚来询问。等到王允说出为汉家天下而哭时,众人“尽皆掩面而哭”,自然也是虚伪的,只是用此种仪式表明和王允同一立场。所以曹操的独笑才被王允视为刺耳之声,以为曹操并非自己的一党。

对于曹操而言,这笑声却是对众人只表明态度而没有方法的嘲笑,也是看穿了王允不过是借反董一事拉拢群臣,成为朝中另一派魁首的把戏。所以他的冷笑和直言都是对这种虚伪情境的不忿,一如后来酸枣群雄在孟津逡巡不前的时候他所说:“今持疑而不进,大失天下之望。窃为将军耻之!”可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把握住了曹操前期的个性的。

第二是小说里的曹操早已预先为自己找好了退路,因此他才借用王允的七星宝刀——正如毛宗岗所说,“刺卓何必宝刀,其所以请宝刀者,预为地也。献刀之举,未必不在曹操算中。”这是他强于袁绍的地方。

王涛绘曹操诗意图

不过,作者显然漏算了一旦曹操献出王允之刀便是将王允牵连在内,无论以历史上或小说中的曹操的智慧都不至于如是,除非他有意陷害,然而以当时的情景来讲又实在无此必要,董卓在刺杀事件之后竟然丝毫未想到追查宝刀的来源,也尤为失真,这是作者的失算之处。

作者写曹操要刺杀董卓,一定选择在吕布前去牵马的时候,及吕布回来时便连忙献刀,说明在吕布面前,曹操绝不敢造次。紧接的一节便是三英战吕布,写桃园三兄弟直接同吕布对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他们的忠君和仁义之处。

所以《三国志演义》一定要塑造这么一个故事:曹操强于袁绍,刘备强于曹操。曹操强于袁绍在于智,而刘备强于曹操在于勇和忠。

曹操逃亡路上被中牟县令陈宫捉住而释放,京剧上称为“捉放曹”,此事在历史上应有其事,但捉他的并不是中牟县令,而且当时的中牟县令也不是陈宫。

曹操书滚雪

《三国志》正文说曹操在决心反董之后变易姓名,从小道东归。经过中牟县的时候,被一个村长(亭长)怀疑是逃犯,就把他羁押进县城,正巧县里有曹操的熟人,便把他保释了出来。这是可能的,曹操行迹匆匆,穷奔于途,自然有逃犯的嫌疑,但那里并没有认出他的真实身份,又是怀疑,所以一旦有人愿意出面担保,自然无罪释放。

郭攽的《魏晋世语》则直接说中牟县令怀疑过曹操是逃犯,并将他拘留在县监狱。那时候董卓发下的公文已经传达到了县政府,所以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功曹)便猜测这人就是曹操,主张当此乱世,不应该拘留天下才俊,所以说服了县令,把曹操放了过去。

这个逻辑便似乎不甚成立,毕竟私放通缉犯是一项很大的罪名,所以裴松之说:“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故此种说法也未见可信,《三国志演义》安排陈宫为此弃官与曹操同行,逻辑上确是合理的,只是此时的陈宫尚在兖州州长(刺史)刘岱手下,距离其归降曹操还有三年的时间,当然是不会到中牟去当县令的。

但惟其如此,才能使陈宫成为曹操的恩人,也能让其居于道德的高地对曹操败坏德行的事情进行批判。

第一件批判的事情便是曹操斩杀吕伯奢一家事。此事也不见于信史,王沈等人所著的《魏书》上说:曹操一行经过成皋的时候,经过老友吕伯奢一家。吕伯奢不在,他家的儿子和宾客一起劫持曹操,想要盗取马匹、财物,曹操手刃击杀数人。

《魏晋世语》上也说曹操路过吕伯奢一家时,正巧吕伯奢出行,他的五个儿子都在,盛情款待了曹操。但曹操毕竟没有接受董卓的人事安排,所以十分敏感,怀疑这些人算计自己,受持宝剑,连夜杀了八个人便走掉了。

连环画《陈宫和曹操》

孙盛《魏晋春秋·杂记》说:听到吕伯奢一家整理食器的声音,以为他们要暗算自己,连夜把吕伯奢的家人杀掉。之后神情凄怆地讲道:“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便走掉了。

此外,《三国志补注》上还有一条引用梁祚《魏国统》的说法,说曹操路过吕伯奢家的时候正是日暮,路上遇到了两个人,容貌威武。曹操故意躲着他们,二人笑说:“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逃亡么?”曹操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的问题,便将自己的身世悉数托出,临别的时候,解下佩刀对二人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两位千万别对别人讲。”

《三国志补注》是清代杭世骏的作品,《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当然不及见,且其身份是说话艺人,不是历史学家,未读过《魏国统》等书也不足为怪,他以前述三条材料展开故事也是应有之义,但经过其改造之后,曹操的行迹却变得阴鸷起来。

故事里为数不多可靠的地方是曹操并非一人去吕伯奢家,《魏书》说曹操是一行人一起经过成皋,《魏晋春秋·杂记》也说曹操杀人之后神情凄怆地讲话,自然是身边有随行者,只是《三国志演义》将这个人定位成了陈宫。

其它的事情便完全是说话家的刻画,例如吕伯奢本是曹操的故交,而《三国志演义》改为曹操父亲的拜义弟兄,这是在曹操杀其全家的“不仁”、“不义”之外,又平添了一条“不孝”的罪过。

在这些史料里,吕伯奢早就远行而去,所以曹操虽杀害了吕伯奢一家,却并没有杀掉吕伯奢本人,但《三国志演义》中吕伯奢的远行变成了特意为曹操买酒。

董辰生绘《捉放曹》

吕伯奢骑驴,是闲适之人过闲适的日子,古人有“细雨骑驴入剑门”之说;曹操、陈宫一行骑马,是将军在马上,走的急切、防范的紧密、做人的劳累。两人路上相逢,正是诚意之人遇上无义之徒,有情之人遇上无情之辈,暖面之人遇上冷血枭雄。所以在吕伯奢一回头时,曹操便将他斩落驴下。

作者深恐读者错过这一关节,所以借陈宫之口问道——



宫曰:“恰才误耳,今何故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亲子,安肯罢休?吾等必遭祸矣。”宫曰:“非也。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只是就事论事,为自己找的一个并不高明的道德借口。但《三国志演义》中加上了“天下”两字,便把奸雄心事说得一干二净。毛宗岗评论道:“曹操从前竟似一个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

奸雄的个性算是立住了。而后《三国志演义》便回到对桃园兄弟的刻画上,重新刻画起英雄的个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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