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到日本去看古中国”。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点爆了这种双重远方的想象，空间的远方，时间的过往。好像但凡是在日本取景，银幕中的人物立刻就“唐朝” 了，好像一朝穿越到了古都，就得是背倚着金碧山水，出入于烟花乱丛之中了。 
然而，京都和奈良并不能等同于洛阳与长安，掐头去尾的城市也并不就是真正的古都吧。仅看一眼电影剧照，唐风习染的古代庙宇确能催发一种“回到过去”的文艺感性。然而，待得更长的人，也许会发现另一个更现实的奈良，一个不大容易贴标签的奈良。若真想看“古都”，而不仅是“古建”，其实并不容易，城市真正的“最初”没剩多少，比如奈良的平城宫， 也就是和同元年（708）由元明天皇下达诏令，花了一年半就建成迁入的“平城京”的主体部分，业已湮没在现代城郊的荒草中了。 
图：平城京推想平面图
“剩下的”又注定是孤立的。就算是片段尚存，最初的城市脉络久已漫漶不清，今日奈良那些最著名的古迹—存有世界上最早木结构的法隆寺，见证了中日早期交流的唐招提寺，以及有号称“最美佛塔”的药师寺，旅游者必去的东大寺，等等， 反而是在昔日城市的外围了，分别处于今天奈良的西郊、南郊和东郊。它们常常是在乡野的环境中，错落在无名的水田和树篱之间。对于大量寻求“异邦”1 体验的善男信女，诱得他们千里迢迢去到东瀛的，最好是“活物”而不是“死物”—比如东大寺门前散走于林间花下的梅花鹿。这一切提醒着我们，能够发生当代意义的那一部分“古代”，反而常是被持续使用更新的场所，其间发生的空间转换不可避免，中心和边缘往往位置倒错，而后来居上的例子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要一座古都不掺杂质满满都是“历史”，可能太奢侈了，要知道回过神的“历史保护”不过是吃饱了饭的“现代”之后的事情，洋风大盛的东亚城市的近代史尤其如此。
在现实中，要最终抵达明信片式的古老场景，首先必须搞明白它们的现代语境。比如我，虽然从书上熟读了此地的过去， 首先记住的却是奈良的两个火车站，火车站进，火车站出，城市最早的方位感已经摸不着了。其中的JR 奈良站，竟成了我几天奈良游最重要的生活节点。不用出站，就可以通过连廊走到旅馆，将行李塞进狭窄的混凝土盒子，楼下的便利店购买旅行必需品，附近的观光中心取阅相关资讯……然后，才是蓦然立在闹市里的红绿灯下，向东拐去往兴福寺的三条大路，走上一条让你疑惑是否走错地方的访古之路。
图：平城宫中枢朝堂变迁示意图 （注：奈良现存古迹大多集中于古代平城京的东半部，比如兴福寺、东大寺以及元兴寺，连带现代城市的发展也集中在平城京中轴线的东部。部分学者如王仲殊认为，这并不是出自偶然， 而是因为当时的古都（宫都）已经呈现出这种东重西轻的状况——从古代人的角度来看， 是“左重右轻”。
至于这种状况的来源，很多人会油然联想到，是日本人刻意模仿了当时的唐代长安城的缘故。事实上，确实是在粟田真人自武周长安二年（702 年）至四年（704 年）访华之后，元明天皇就于和铜元年（708 年）下诏建造了平城京。这种说法有其根据，也是因为平城京的布局在很多方面和8 世纪初的长安城之发展有类似之处。比如都有一条宽阔的“朱雀大路” 作为中轴线，宫城、皇城都是居北，都在东南角置一池，连宫殿基座的样式（左右龙尾道） 都是如出一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平城京所模仿的不只是长安城的设计思想，比如左右对称、模数化平面，还有长安后来所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长安的“东重西轻”明显受到地理形势的影响，比如，只是在地势高亢的东北角龙首原上，才构造了新的统治中心大明宫， 形成了以丹凤门大街为基础的东部新轴线；平城京在东西方向的地理状况却没有如此的差异，因此长安的影响似乎是更主要的外来原因。
这种异文明的优势影响，在当时的中日城市关系中表达得如此极端，以至于它导致了一种名同实异的“偷换”和混淆，或者说创新。比如，平城宫的正殿大极殿在天平十二年（740 年）到十七年（745 年）的动荡后重建时，第二座新的大极殿建在原建筑的东边，并且通过它正对的壬生门形成了新的东部轴线，很可能就是模仿了位置偏东的唐长安城大明宫“东内”，而且平城宫东面的突出部分的园囿也称为“东院”，很难说不是受到了大明宫东内苑的影响。无论如何，不管这种通过遥远的地理距离和有限的传播媒介而至的外来影响是否属实，我们确实有了一座完全不同的新的城市。它的大致原则类同于它的母本，至少在字面意义上是， 但是在分割尺度和山川形态上却不同，生活内容想必也大有不同。这种不同也就如同真正的唐代建筑和日本现存的“唐风建筑”的差异——城市历史往往保留了一张脸的鼻尖，却削掉了整张面孔，我们可以找到多少相同的鼻尖，应该就能找到对等的甚至更大的面孔的差异）
奈良游最重要的生活节点。不用出站，就可以通过连廊走到旅馆，将行李塞进狭窄的混凝土盒子，楼下的便利店购买旅行必需品，附近的观光中心取阅相关资讯……然后，才是蓦然立在闹市里的红绿灯下，向东拐去往兴福寺的三条大路，走上一条让你疑惑是否走错地方的访古之路。
没错，通往真正古代的道路最多是“仿古”的，它的包装纵然精致，却与古都无关，街上的导购员可以轮番说日语、英语和中文，你将被他们招徕个百遍千回……这些在世界各地都似曾相识的场面，多少叨扰了一个人的唐朝梦境，如果不是彻底将它们摧毁了的话。
不管剖面多么古老，以火车站为重心的城市基础结构早已更“新”了，不仅在JR 线上，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代表现代速度的火车隆隆地驶过，并无古老时间里的滞怠或犹疑。这明显和布鲁日、威尼斯和横店不同—眼睛所及之处，后者刻意将现代赶得远远的，营造了全面、立体的古代，宛如真正的电影场景，向络绎不绝购票前往的旅游者脱帽致意，奈良却有相当的部分属于当代。
就在另一座火车站附近，日本的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了一座现代风格的奈良会馆，它有着一般水泥盒子不具备的优美曲线和平面结构特征，你若说它勉强只是“会意”的古代也未尝不可，因为从丹下健三那一批战后建筑师开始，日本人已经这样向传统致意了：富于塑性的混凝土可以模拟木构轮廓中婉转的“生起”或“收分”，就像庞贝的火山灰壳子里浇筑了古代曾有过的形体，阔大的屋顶和台基象征着“上宇下栋”。但这种与古为新的致意和布鲁日、威尼斯将自己彻底“旅游地化”的做法判然有别：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矶崎新的作品是用那时方兴未艾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渲染出来的，纽约现代美术馆最终收藏了矶崎新的这幅“建筑绘画”。
图：桥西通往唐招提寺的小道
唐招提寺通常认为是由鉴真和尚帮助建造，但事实上，这座建筑的形象和真正的唐风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几乎没法知道什么时候奈良变得这么“新”，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西方研究者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建筑师对于日本传统的真正重视，并不是在他们的西式城市兴起的阶段，而是在“二战”以后，所以他们返回自己的“原点” 的时间并不比我们早多少。同我们一样，日本建筑发源于极端实用的文化转型之中。在那时，在明治维新的洋式建筑风潮里， 现代日本建筑的使命和日本的传统都市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 甚至，对于“旧”城市慢慢滋生的自信心还要靠“新”建筑的大获成功来反向积累。
在奈良，同为国宝的东大寺和唐招提寺金堂都经过了好几次现代式样的大修。一百多年前，刚刚踏上近代化之路的日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古代结构中的“冗材”去除，添加更坚固的三角钢铁桁架，原因是传统技术达不到维修的要求，只是到近一个世纪，“修旧如旧”的理念才回到志得意满的大匠的视野中。但是都“旧”了也不见得就是“历史”，你到整洁如初的法隆寺金堂应约访古，可能拂拭不出什么时间的灰尘，因为人家修复的活儿干得太利索了，以至于“如此旧的也是这么新”。
图：药师寺金堂
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让历史城市的语境并不如名建筑的古风外表那般受重视，老旧的东西最终只是种语焉不详的“感受”。在学习西方的初期，日本留德、留英和留美的学生当然要学习所在国的语言，直至1915 年，日本大学建筑学科的毕业生仍需要以英语写作毕业论文。但是从一开始，外国教育家就发现，日本建筑师对于反映建筑原初逻辑的“文法”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觉得它们是第二层面的东西，是工具而非建筑学的核心。日本现代建筑教育的草创者、英国人康德尔就警告他的学生们，不要借鉴日本抄袭的那些二手欧洲建筑，因为尺度、功能、光线、温度等只有通过原境“直观”的感受才能学习， 但英语急剧退化的日本学生似乎很快忘了这事。
现代日语更是将外来词转音吸收在日语词汇中，山寨成功的同时，客观上也就削弱了对“翻译”过程中“转义”的重视， 更不细究“原文”。于是，表面上超级耐心的建筑细节的实录， 会一下子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极度发散的“感受”—从“与古为新”，变成“与古为徒”了。谷崎润一郎著名的《阴翳礼赞》的“礼赞”，也是向传统的“致意”，本质上是点状的“评估”而非社会全景式的研究，更谈不上是有所取舍的“批判性” 写作。
不难理解，这样的历史“是出发点而非回归点”（篠原一男）。难怪真正的古代奈良（平城京）早让呼啸的JR 线拦腰穿过了。这一切甚至也发生在关野贞等人开始发掘平城宫之后—出发者，至少是在出发的一瞬间，来不及考虑将来再回来时看到的景象，高速铁路的速度和尺度下，艺伎款款穿越的招牌画面已经失效。在空旷无比的平城宫遗址上，我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入口，却发现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真正的遗迹，连建筑础石之类都很难找到。荒芜的基地上一无所有，他们倒是动作麻利地修起了宫殿群最重要的建筑“大极殿”，是个全然人造的古迹—这，也颇有点像拆毁了城墙的北京城，又在它“中轴线”的南端修起来一座永定门，为的只是让历史能够重新“看见”。
明信片中闪亮的地标，荒草丛中空荡荡的废宫，哪个才是真正的奈良？
就古都而言，仅仅着眼单体建筑而非城市文脉，恐怕也源于长久以来西方人对于东方情调（既包括狭义的东方，还有希腊，埃及……）的浓郁兴趣，后者倒回来促生了普通日本人对于建筑“自我”的一种重新定位。这种现象自从芝加哥博览会展出复制版的平等院凤凰堂以后就普遍存在—最终，那些“重点”的“国宝”级别的建筑从它们的语境之中剥出来，成了古代日本的象征。这样的象征多是诱惑眼睛的而不是经由头脑的，对于景点里森林般的相机镜头比较友好，但放在人海茫茫的现代闹市里就失去了作用。一个满心期待这样的奈良的人一旦真的来了，恐怕难以不感到失望。
 图：平城宫遗址现状（作者摄于2016 年）
有趣的是，貌似比较“现代”的日本建筑师，反而超脱于明信片式的新旧情节，对那些“看不见的城市”里的传统更感兴趣，他们相信“事物被组装在一起的时候，必须有某种原则在起作用”。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建筑学训练的建筑师槇文彦，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日本历史城市的“内部”：建筑的“奥间”（oku，日语“内部、核心、深处”）。一方面，城市体量的扩展和部分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扩大了“奥间”的容量；另一方面，外部的城市和建筑相切而形成的“零余空间”（sukima，日语中“剩余的空间；窄缝；裂缝；豁口”）又让建筑获取了特别的本地性，也就是在“本地文化的镜子”中照出的东西。“城市就是如此零碎的片段的聚合。定义它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容纳它的地方社区的全体，以及本地特色性的结构”。1 在他看来， 只有如此的表里交互才会有“深入”的建筑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无名的城市社区和著名的地标建筑一样有价值。另外， 其实本来哪有什么独立的“内部”？主要是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回过头来看才有“内部”。
秋山国三和仲村研，日本著名的古都学者，详细讨论了构成“看不见的奈良”的基本单位：“町”。熟悉中国古代城市的人都知道，奈良的前身平城京和这以后发展为京都市的平安京， 都积极地模仿了中国的古都比如长安和洛阳，它们的相似不仅在于命名，也在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的手法。 “町”的中国原型就是“里坊”，不过是街道的公共界面所围合的城市街块的总称，所不同的是“町”的四面不设围墙， 你在周边所看到的，和它沉默的内部所包裹的，构成了槇文彦所说的“内”和“外”的积极关系。即使不细究起源，“町”这个象形的汉字—“田”加“丁”—亦形象地说明了此类城 市的结构建制：除了少量的高等级建筑和宫殿是事先布置，其他的方块街区是整齐划一地建立起来的。和隋唐两京的情况类似，平城京在初期建设的时候并无精细化的规划，分配宅地的原则，不过是根据品级做了“一町”“半町”“四分之一町”的限制，下面就该听任官民“分地版筑”了—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建成”这座一共也没有一百年试用期的国都。(注：分析版筑就是将大的地块分割开，以方便土地的主人按中国传统建造方式夯土起屋)
与同时期的欧洲小城市不同，东方城市的“町”和“坊” 彼此相似，大量繁殖，以至于最后只能靠“一条、二条……” 的名目来大致区别，而不是依赖个体建筑物的不同面向、万千姿态，后者才可以雕凿出更立体化的城市面貌。城市规划的这种“数目字化”“去个性化”，是“看不见”的原因之一。
按说，这样的城市应该极端无趣才是。但是事实正好相反， 没有经意设置的姿态和形象，只有“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微细变化、边缘和中心的不同反差，这些平面相似的街区反而面貌纷异、变化多端。今天，我们走过通往城东兴福寺的那条旅游街，只要再往南多走一会儿，就会穿过奈良最富于古都风情的传统住宅区，虽然街区尺寸类似，有的是围墙院落，有的是街面房屋，有的只是一泓古池塘、一围荒草，恰恰是这些说不上名字的“町”依稀散发出更浓郁的古意。虽然每个街区的地盘方正相似，但其中的地形高低起伏，曲巷纵横交错，园池星罗棋布，地况参差不一，于是外围有时倒逼了内里，人工混杂着自然，通路和门禁带来了街区内外的不同境遇、纷繁各异的使用。在重复的基础上形成的变化，貌似雷同又永不能穷尽的市井繁华，出入之间“看得见”和“摸不着”的矛盾，大概是槇文彦所着迷的东方古都特有的都市学。
尤其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旅行者而言，这种都市学撩拨起更多的好奇心。它不是一般人可以接近的，因此永远不会被窥破；蓊蓊郁郁的幽晦处，反而最接近古代的气息；看上一眼， 恐怕没有什么可以记住，那种神秘的气氛却永不会忘却。对于日新月异的公共界面而言，“古代”也许久已消失，但是真正的奈良也许依然活在这种暧昧的深处—即使在那些外表已经很时髦的旅游街的后面。 只是，我每次又走回来这里，在为之吸引的同时，也总会对自己旅游者的身份感到下意识的困惑：在这儿，我究竟应该驻足停留，还是很快地走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