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湘北及豫西南一带，最北处可延伸至黄河南岸的郑洛地区。距今4600~4000年左右的石家河遗址群主要由湖北的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谭家岭及湖南澧县孙家岗等数十处遗址组成。从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看，石家河玉器主要集中发现于距今4300~4000年左右的后石家河文化中[1]，以瓮棺葬里出土最多。这些类型丰富、造型生动、制作精美的玉器，再现了石家河文化琢玉业的兴盛，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独特的精神信仰与艺术水平（表一）。
一、石家河文化出土玉器及基本特征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石家河玉器主要出现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2]，此时期石家河文化面貌发生了某种突变，社会和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转型，涌现出大量精美玉器。在石家河玉器中倍受关注的是一批精致的小型玉雕件，它们大多数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精细等特点。玉器的种类主要有：（1）象生类圆雕，以人物与小型动物（虎、蝉、鸟）数量为主；（2）小型佩饰或挂饰，如玉璜、坠饰等；（3）礼器，仅见柄形器；（4）其他类型，包括斧、锛、凿、璜、环、笄、圆形镶嵌件、钻头、玉管等。各类型玉器的主要特征如下。 1.人（神）头像 主要发现于湖北地区的各遗址中，是石家河玉器中最重要的类型。在造型上大致可分出正面像和侧面像两类，人头像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两翼有上翘的檐角、菱形（或枣形）眼、宽（大头）鼻、耳有孔洞或戴珥、表情庄重”等基本特征[3]，形象较为写实。神人头像通常雕琢介字形首，头戴冠，耳垂大环，两耳上方有弯曲的兽角形装饰及齿牙，菱形目、宽鼻梁，鼻尖向外突出，口角两边常出上下獠牙各一对[4]。从出土情况看这些玉质的人头像和神人头像极有可能代表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5]。 2.动物雕像 石家河文化的动物类玉器多为写实造型，如方头卷耳、生气勃勃的玉虎头，具象写实的玉蝉，展翅飞翔的玉鹰等等，均雕刻得生动逼真，造型惟妙惟肖。 （1）玉虎头 可分为立体和平面两类，体型均较小，通常将耳部、鼻吻、眼睛、嘴部雕琢为浅凹槽的阔嘴样，且头部都有穿孔，或为佩系之用。也有作成管形的虎头像，头像与穿孔呈垂直的圆周视角（图一）[6]。
（2）玉蝉 为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最多的一种器类，体型较小，多为扁平。大多数的蝉正面弧凸，背面或平整，常有便于系挂的穿孔，一般其双目、吻凸、翅膀、体节等都有体现（图二），多数玉蝉刻有阴线勾云纹与翅脉纹，极具写实性[7]。
（3）玉鹰 通常为圆雕，作飞翔状。长喙下勾，双目圆睁，胸背宽阔，尾部较圆，额上到后颈雕琢出羽毛。双翅向后斜展，并向上抬举，翅尖突出，呈现出展翅翱翔的形态，自然生动（图三，1）[8]。 玉鹰形笄也是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玉器，雕琢有简有繁。繁简方式在瓮棺中共存[9]（图三，2）。
（4）玉凤 主要见于罗家柏岭的环形团凤（图四，1）、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石家河玉凤[10]（图四，2）以及孙家岗的透雕（龙）凤（图四，3）。罗家柏岭和妇好墓的凤两翼均雕琢有象征羽毛的带钩阳文和极长的尾羽。孙家岗的凤则以镂空透雕加阴线刻划工艺，在凤头、翅膀、颈下、尾羽下出齿状牙饰[11]。
3.礼器 仅见柄形器，均都带有不同形状的榫，发掘者认为“似为某种装饰品的复合件”，应非单独使用[12]。 4.其他类 主要有斧、锛、凿、玉璧、玉管形器、圆形镶嵌件等器物。斧、锛、凿等工具类玉器发现数量较少，目前仅见于湖南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湖北基本不见。 除历年考古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器外，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及欧美一些博物馆和艺术机构中也曾发现一些传世或流散的具有石家河玉器典型特征的器物，其种类仍以神（人）头像、玉虎头、玉兽面像、带高冠神人头像为主体[13]。此外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中也有少量石家河玉器的发现，如1985年长安县张家坡西周墓地M17中出土一件“兽面玉饰” [14]，就具有明显的石家河玉雕人像特征；同类型的器物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西周宫室（宗庙）基址也出有一件[15]；2005年山西省羊舌晋侯墓地一座晋侯和夫人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带冠祖神头像[16]，其造型也与石家河玉器神人头像基本一致，但该件头像又与陕西两件有所不同，是由介字冠和头像两部分组成；此外在河南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中也见有石家河玉器的传世遗物出土[17]，可见石家河玉器传播范围之广，流传时间之久。另外一些历史文化遗存中也见有受到石家河文化造型及艺术风格影响的玉器，如中原地区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双鹦鹉形玉佩、高冠人形玉佩[18]、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神人兽面形玉佩[19]等，恰如方勤所指，“后石家河文化中玉器的精美技术手法，以及精美绝伦的凤凰、虎、神秘人物图案，以及绘画中体现的'钺’的内涵，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或者文化认知共同体，并被后来的国家时期文明所接受、所传承，这不能不说是长江中游地区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巨大贡献。” [20] 二、与长江上游古蜀青铜文明的比较 关于石家河玉器与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关系学界早已有了较多讨论，如杨建芳、邓淑蘋、张绪球及林巳奈夫等都曾分别对石家河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关系有所论述[21]。但关于石家河文化的流变及对其他文化的影响的学术讨论则不多。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两个大型“祭祀”坑[22]，坑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制品、金器、玉器、象牙等珍贵物品[23]。2019年12月在三星堆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再次发现6个“祭祀”坑，从各个坑中已出土近2万余件余完整器物[24]。三星堆8个“祭祀”坑中以造型奇绝、神秘诡异的青铜人像、人头像、立人、人面具、神树、神坛和一些饰件最为瞩目。这批气势磅礴、威严神圣且带有强烈地方特色与浓郁宗教祭祀色彩的青铜器，向世人展示了长江上游青铜文明的灿烂与辉煌，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这批器物与过去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中以青铜礼器、容器、酒器为主体的组合特征大相径庭。因此关于青铜人像、青铜面具出现的缘由则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些神像、人像、面具是受到了西方人像雕塑风格影响而产生，甚至还曾有过“天外来客”的诸多说法。近年来随着石家河文化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2014年以来以谭家岭遗址、孙家岗遗址为代表的众多象生类玉器的出土，为我们观察三星堆青铜雕像及古蜀青铜文明又带来了新的启示，当我们将古蜀文化三星堆遗址中众多青铜人像制品乃至后续的金沙遗址中一些祭祀重器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玉器、石家河遗址出土陶塑像等作品相比较时，竟然发现两者在造型特征、构图方式、崇拜对象、装饰风格等方面都有太多相似的文化因子，具体情况如下。 （一）相似的造型特征 1.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与石家河玉雕人（神）头像的对比 在1986年发现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共发现青铜人头像58件[25]，头像按头顶装饰风格及造型特征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平顶；一类为辫发。这两类造型特征在石家河玉人（神）头像中均有出现（图五）。观察对比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主要有：均头戴冠帽（或为辫发）；都有一对立耳，且双耳均有穿孔；都具有棱形或橄榄形大眼；均为蒜头鼻、阔嘴、短颈。不同之处在于石家河玉雕人像平均长度3.7～5.7厘米，体型偏小，在头像反面或侧面多有上下贯通的穿孔，因此有学者推测可能是缝缀在软质皮料或布料上使用，或是便于嵌镶或缚扎，这部分玉器可能被装饰于巫师的冠或法器上[26]。而三星堆青铜人像体量较大，通高25～45.6厘米，且颈部以下常呈三角形（个别平齐者有烧残痕迹），头像内腔均中空，推测可能是要插入一圆柱状物体中，在神庙（宗庙）或室外的祭祀活动中竖立使用。此外石家河玉雕人（神）像的眼睛常作平视状，神情较为亲和，与使用人的观看视角采用平视之态；而三星堆青铜人像几乎都是双眼微闭，眼睑下垂，神态庄严，隐含肃杀之气，头像插入圆状柱形物体（木桩）后，与使用人的观看视角则为仰视。
关于石家河这类人像或神像的身份，早有学者提出“这种人面并非某一时期及某一地点个别人物（如首长、巫师）的造型，而是石家河文化居民及其后裔长期信奉的神祉或祖先崇拜偶像” [27]，而三星堆青铜人像全部出自于几个“祭祀“坑中，是古蜀先民祭祀活动中使用之物，其身份极可能也是代表了其尊崇的神祉形象或是作为祭祀群体的象征物[28]。无疑石家河人（神）头像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均是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物品，两者之间具有极强的文化渊源和相似的宗教观念。 2.三星堆青铜面具与石家河玉雕人（神）头像的对比 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有：器均呈U字形内凹；下垂的菱形橄榄眼、蒜头形（或鹰勾形）大鼻子、阔嘴、耳朵外张且穿孔；以宽线辅助五官；均采用平面透雕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表现冠。如肖家屋脊W26∶32玉神人头像和三星堆青铜人面具器背面均内凹，光素，颈部都有一道细凹槽。不同的是玉神人头像体量较小，从头顶到颈底有一纵向贯通的遂孔，可能是要作为缝缀或嵌镶使用；青铜人面具则体量巨大，其头顶两侧均有切割的长方形穿孔，极可能是要被铆接固定在某种物件的弧形面上使用（图六）。
3.三星堆出土铜兽面像与石家河玉雕人（神）头像的对比 将三星堆出土铜兽面像（图七，1、2）、新出玉器座上的兽面像（图七，3）与谭家岭出土玉人头像W9∶7（图七，4）、孙家岗玉神面像（图七，5）及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双面玉雕人面像（图七，6）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均采用了平面雕刻的方式，都有羽冠向外上扬并回勾的处理、椭圆（杏）形眼、蒜头鼻、阔嘴等相似的造型特征。不同之处在于石家河玉神人头像、神面像通常有明显的獠牙，而三星堆铜兽面像则无獠牙。
4.三星堆戴冠人像与石家河玉高冠人像的对比 两者均有高扬的冠饰、大而圆鼓的眼睛、如蒜头般鼻子，不同的只是平面和立面的处理（图八）。这种高冠形人物形象以后在商代妇好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也有延续[32]。
5.三星堆铜、陶人像与石家河陶塑人像的对比 它们的姿态都为坐姿或立式，人物造型大多头戴冠帽，立耳，逼真写实（图九）。不同之处是三星堆人像表达的主要是祭祀中的状态，人物神情严肃，人物手中持握的多为祭祀用品；石家河陶塑人物表达的通常为生活情景，人物神态活泼，姿态各一，人物手中多持鱼、鸡等家禽[34]。
（二）相似的构图方式 在三星堆二号坑中发现的一件人形铜牌饰（图一〇，1）和一件铜铃（图一〇，2）[36]，器身上都刻划有繁复的装饰纹样，将其装饰纹样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石家河神人兽面纹束腰形玉牌饰[37]（图一〇，3）、台北故宫清宫旧藏鹰纹圭器身上的纹样[38]（图一〇，4）相比较，发现其装饰纹样风格、布局方式也有较多相似之处：器上部均为羽毛状头饰（或为冠饰）、旋目眼、两翼从两侧向外高翘，中间则以弦纹或网格纹间隔。后两者因其雕琢特征与石家河文化出土玉器的相似性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石家河玉器的遗物[39]。
此外石家河玉器和古蜀文化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在布局、构图、装饰风格上也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如两者均流行以侧视半剖的形式表现人物和动物，人物和动物均采用两面对称刻划的装饰风格。还有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鸟（图一一，1）常采用围合或半围合的构图方式，在古蜀文化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图一一，2）和“三鸟绕日”铜带柄璧形器（图一一，3）也都采用了围合之态形成绕日图案，神鸟身体也均呈弯曲状，翩翩飞翔，动感十足。
（三）相似的崇拜对象 从石家河玉器类型看，石家河玉器除表现出人神崇拜的信仰体系外，还出现了较多的动物崇拜，主要有虎、蝉、蛙、牛、猪等，古蜀文化中除继承石家河人像、神像崇拜之风尚，在祭祀用品中亦有较多的虎、蝉、蛙、牛、猪等动物类艺术作品。二者都有明显的崇虎习俗，且在虎的造型上都以侧视构图为主，虎均作爬行状，虎嘴圆张、虎尾上翘（图一二）。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引《世本》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巴氏子务相……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因此过去研究巴蜀历史的学者们常把虎与巴人联系起来，认为虎可能是巴人的图腾。但从石家河文化出土众多玉虎情况看，长江中游的远古先民自古以来对虎就有着深厚的崇拜之心，崇虎的习俗亦一直延续到长江上游的古蜀文化。
玉蝉在石家河玉器中常见，多为扁平形，有的造型抽象，有的写实，但通常表现出了蝉头、双目、吻凸、双翅、体节等[40]（图一三，1）。在古蜀文化中，蝉的影子亦常出现，我们发现在三星堆出土青铜容器尊、罍（图一三，2）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几件玉器、铜器、金器上都常出现与“蝉神”或“蝉虫”相关的图像（图一三，4~6），这一形象或以金属材质单独出现，或刻划于通神、礼神的玉礼器上，且总是居于器物的显要位置；或镂雕、或线刻、或彩绘，显然对古蜀人来说有着明确的表征意义与特殊的指向性，应是古蜀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这个图像在后来的商周铜器上演变为蝉纹或心形纹，也有学者称为蝉背纹[41]。这一图像与大溪的玉人面佩（图一三，7）、石家河玉蝉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这一图像或许昭示着长江流域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或是部落群体重要的代表性图腾符号，它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应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与宗教涵义[42]。
玉牛的形象在石家河文化中多见，古蜀文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铜牛首饰件，体现出两地先民都有崇拜牛的习俗。此外在三星堆、金沙遗址中还发现许多鸟、龟、蛙、猪、鸡、蛇、龙等动物性雕塑，也体现出对石家河文化中灵物崇拜思想和圆雕工艺技术的继承。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一些石家河人（神）头像顶部还有中空的迹象，表明其可能还需与其他器物套装使用，如肖家屋脊W26∶32玉神人头像顶部就有一圆孔（图一四，1），其上可能还另有一个物件（如介字形冠）与之组合。这种复合装饰技艺在美国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石家河双面雕人面玉牌饰顶部有所体现，该器也是由上部兽面与下部兽头像共同组合的形式（图一四，2）[43]。而在三星堆遗址（图一四，3）、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图一四，4）及木雕神人头像（图一四，5）中我们也发现有头顶中空的处理方式，因此推测或许其上部也可能还会与其他部件组合使用。
另外在装饰技巧方面，石家河玉器所使用的圆雕、片雕、阴线刻纹、减地阳纹、浅浮雕、透雕、镂空等琢玉技术，在古蜀文化的铜器、玉器乃至金器的制作中也被继承、融合并继续发展。如金沙出土的变形昆虫纹玉牌饰，玉料是具有典型金沙时期玉材的特质，但器上纹饰则以娴熟的减地阳纹制作而成，这个工艺与石家河的阳纹雕刻技艺如出一辙，显然可能是受了石家河玉器工艺传统的影响。在古蜀文化时期，无论是三星堆数量众多、造型奇绝、体量巨大的青铜人物或动物雕像，还是造型各异的陶塑动植物造型，以及发展至金沙时期雕刻精美、技艺娴熟的石刻圆雕作品[44]，都表现出其时圆雕技艺的活跃，这其中的一些神髓筋骨不仅让我们窥见到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影子，还仿佛看到来自大溪文化的一些时代印记。比如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小型陶塑作品就体现出与大溪动物类立体雕塑品[45]、石家河小型陶塑品的一脉相承；青铜人像造型与石家河玉神人头像表现出的相似性；三星堆“祭祀”坑中那硕大无比的铜轮形器与巫山大溪文化中玉轮形器之间具有的某种相似性，以及在金沙时期大量出现的石跪坐人像与大溪文化出土玉人形器、石家河邓家湾出土陶人、秭归柳林湾玉石跪坐人像也都具有某些相似性[46]，这些物品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文化面貌迥异，但却体现出长江流域早期文化之间在精神信仰与工艺传统上相承相续的渊源关系。 三、几点认识与思考 首先，石家河文化玉器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特别是一系列圆雕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这一时期玉文化的最高成就。这些玉器不仅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玉文化中有所继承，同时更对长江上游先秦时期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长江上游古蜀青铜文明除在工艺传统上受到石家河玉器影响外，在祭祀信仰和宗教观念上也受到石家河玉文化的一定影响：与石家河祭祀内容相似，古蜀文化的祭祀活动对象仍以人像崇拜、神像崇拜为主；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动物崇拜，如虎、鸟、蝉等，在古蜀文化中从三星堆到金沙始终都有明显体现；只是在三星堆和金沙的祭祀用品中，玉器种类里已几乎不见人物形、动物形的象生类作品[47]，但却大量出现与石家河玉器造型相似的青铜象生制品以及陶雕、石雕作品，甚或还有黄金制品，表明此时期物质和观念的载体可能已从玉器转化成为青铜及其他材质的物品上。 第三，在造型艺术上，古蜀青铜文化以人神（巫师）像为主，从构图、结构、五官、表现手段上都体现出与石家河玉雕人像之间极其相似的文化母题元素。三星堆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像应是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对石家河玉雕人（神）像的一种发展与演变；在工艺技术上，以玉人头像、玉神人头像、玉鹰、玉虎头、玉蝉为代表的石家河玉器，利用圆雕、透雕、减地阴刻、浅浮雕线刻等技法加工而成，而这些技艺传统在古蜀文化的青铜铸造、玉器雕琢中都一直被传承并加以融合运用。 第四，长江上游青铜文明从造型意趣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体现出与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思想艺术大传统的相似性与继承性，即长江流域从高庙文化陶器上“咧嘴獠牙”纹肇始，再到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再绵延至古蜀文化，其极其深厚的“神鬼信仰” [48]或“神祖信仰” [49]的文化系统一直在长江流域传承。 第五，《左传》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石家河玉器特征与古蜀文化庞大的青铜、玉器礼器群体，在观念—艺术—技术等诸方面都具有较多相似的文化因素，可以说古蜀青铜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打下了石家河玉文化的烙印，这极可能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长江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存在深层的族群渊源与多层次的文化互动关系而形成。 附记：本文系“2016中国石家河文化玉器主题研讨会”上发言内容，此次发表时重作修改。 （作者：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4期） 责编：段姝杉 审核：方 勤 陈丽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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