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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堂经解》是清人辑刻的一部经学丛书，收录经学著作138种，其中大部分是宋元人作品。一般认为，《通志堂经解》实际由徐乾学辑刻，为了交好权相明珠，因而冠以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堂号。徐乾学是藏书家，收藏极富，《经解》中所收之书多以宋元旧刻或旧抄本为底本，又多邀一时名士参与校雠，因而校勘质量较好。从版刻面貌上看，《经解》这样一部上千卷的大书，全由楷书写刻而成，虽然不同页面之间风格有细微的差别，但均可称精美。据杨国彭等学者研究，《经解》刻成后，书板收贮于苏州织造府。乾隆四十八年，《经解》书板被送入宫，至乾隆五十年，将所缺书板补刻齐备，冠以御制序文，刷印后颁赐给诸阿哥、大臣和各省督抚。至今《经解》的大部分板片仍庋藏于故宫博物院。
有学者认为，《经解》的刊行、补版和颁赐背后，都有着政治因素的推动，但这均无害于《经解》作为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丛书，从刊刻之初就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如在《经解》尚未刻成时，淮安人刘修就“欣然神往，以为得此数百卷，吾手可以神矣。每有昆山人来，必问《新刊经解》何时出”。在《经解》刊刻过程当中，王士禛、陆陇其等学者不断得到刷印的零种。乾隆时著名学者焦循，曾经在书铺看到一部完整的《经解》，但家贫无力购买，于是说服夫人，典卖首饰，凑钱将这部《经解》买了下来。可见，《经解》的质量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可。 除了学术价值之外，《经解》刊刻精美，字体取法于南宋浙江地区刊本的欧楷书风，作字方劲，写刻俱佳，是清三代硬体写刻的代表之作。徐乾学本人富于收藏，传是楼中宋元旧刻插架甚富。而藏书家校刻书籍，除了重视选目校雠外，同时往往还注重所刻书籍的审美要求，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丛书》、周叔弢先生所刻《寒山子诗》等，无不点画严整，纸墨精好，可称一时书林名刻。对于印书，藏书家也有自己的讲究，会搭配不同的纸墨刷印出各种各样的效果。这种特殊印本，出于近代藏书家之手的所见较多，如周叔弢先生用乾隆高丽纸刷印影刻的《寒山子诗》和《孝经》，徐乃昌用旧公文纸刷印《玉台新咏》，傅增湘用公文纸请商务印书馆印《四部丛刊》的零种等。这样的特殊印本，在《经解》中同样存在，如所见《经解》的零种有皮纸印本和开化纸印本。还有一些印本，则不仅用纸特殊，在刷印时还采取了特别的工艺，遮盖了书板上特定的信息，导致有些这样的印本被后人拿来冒充宋元旧本，甚至还混入了乾隆时的天禄琳琅藏书。这种特殊的印本，我们称其为“垫印本”。 所谓“垫印本”，从工序上来说，就是在书板刷完墨之后，用轻薄的片状物遮盖住书板上特定的内容，再上纸刷印。这样，被遮盖的内容就不在刷印的页面上出现，而页面其他的部分则与一般印本别无二致。这样的刷印方法，有可能是来自于作伪的需要。如明人高濂《遵生八笺》中谈到时人伪造宋本书射利，云：“近日作假宋板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板书……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按着一般的理解，“贴过今人注刻名氏”指的是印成的书上动手脚，即用空白的纸贴住书上的今人姓名，在贴上的那张纸上再添补宋人名氏，以冒充宋本。但如此理解容有不合理之处：贴上的纸如果太薄，则会透出原纸上的字迹；如果太厚，则很容易漏出作伪的马脚。而且，目前能见到的古籍作伪实例，较多的情况下采取的是挖补的手法，而非直接在原书上贴纸。这样一来，高濂此处所讲的作伪手法，更贴近实际的理解应该是说在书板上“贴过今人注刻名氏”，这样刷印出来的书在相应的位置就能“留空”，然后在“留空”的地方添补内容，冒充旧本。如果这种理解成立，那么“垫印”作为作伪的一种手法，在晚明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从刷印的工序来看，垫印是一种很麻烦的刷印方法：一般正常的雕版印刷，刷墨、上纸、刷印的动作是连贯的，因此可以有很高的效率。但如果要垫掉雕版上的某些内容，在刷墨与上纸中间，就要多一步垫薄片的工序，而印完这张之后，要再把所垫的小薄片取下，才能再次刷墨，重复垫印的过程。可想而知，垫印会大大降低刷印的效率。由此也可推知，垫印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印本，可能具有特殊的用途。而寒斋有幸，正收得一部《通志堂经解》垫印本《春秋提纲》。
《春秋提纲》十卷，陈则通撰。陈则通生平无考，据朱彝尊《经义考》的排序，大致推知他是元代人。此书将《春秋》中大事分成侵伐、朝聘、会盟、杂事四门，每门中又细致分类，每一类先列举史事，再加以评论。《春秋提纲》的中对于《春秋》史事的评论，均以“呜呼”开头，纯为史论的写法，并不阐发《春秋》的笔法，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春秋》学著作。《春秋提纲》卷前有元代人胡光世的序，其中说“故用鋟梓，以广其传”，可见此书在元代时曾经刊刻。但此书的元刻本并未存世，今存最早的本子是国家图书馆所藏明钞本。又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著录了一部此书钞本，当即《经解》中《春秋提纲》的底本。 据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经解》早印本，其中《春秋提纲》与《经解》中其他书一样，每页甲面版心下方有“通志堂”三字，每卷之末有“后学成德挍订”一行题名。而寒斋所得此本，每页甲面版心下方“通志堂”三字并乙面版心下方刻工名均未印上，临近处栏线不贯穿到底，靠近处字的笔画墨色偏淡。每卷卷末的“后学成德挍订”同样也未印上。甫得此书之时，有师友疑是旧时书贾挖补，目的是冒充旧本，但对着灯光仔细审视，版心及卷末全无挖补痕迹，又结合栏线不穿、靠近处墨色偏淡等现象，可以确定此本确系垫印本，而非后人所为。除了没有版心的“通志堂”三字和卷末纳兰性德题名外，此本所用纸墨与常见的《经解》印本也有明显的区别：常见的《经解》原刻印本多是太史连纸（同治间广东书局翻刻《经解》印本则多用白纸），而此本用纸则是色泽微黄的极薄皮纸，韧性颇佳，经实验室化验为桑皮纸。又此本刷印用墨极浓，有些地方字口边缘还能看出由浓墨堆积而产生的立体效果。可见，除了刷时垫去版心和卷末字样外，此本纸墨、印工也与普通印本有较大差别。从印次上来看，哈佛大学藏本前无乾隆御制序、中无补版，当系书板尚在苏州、未曾进宫之前的早印本，而与寒斋所藏此本相较，此本之刷印远在哈佛藏本之前：哈佛藏本版面字口由于磨损已见模糊，整体笔画偏细，此本则笔画雄强，若新发硎，爽利可观。《经解》所采用的字体，模仿的是宋版书中浙江刻本的风格，而此本皮纸、浓墨、初印，有些页面因墨浓而产生了墨色氤氲的感觉，乍看上去确实有几分宋代浙刻本的风貌。在成体系的版本学没有建立之前，这样面貌的印刷品被误认作宋本，也是情有可原的。这类印本流传下来，确实有一些曾被当成宋本来看待。如据刘蔷先生统计，天禄琳琅后编书中，《尚书详解》《周易辑闻》《东岩周礼订义》《三礼图》四种书著录为宋刻本，其实均是《经解》的垫印本。除此之外，据杨国彭先生介绍，故宫还藏有《公是先生七经小传》《春秋左传事类本末》《熊氏经说》《五经蠡测》《朱文公易说》《诗补传》《毛诗名物解》七种《经解》垫印本，“俱系用做旧黄纸刷印”，有些还钤盖了唐寅等人的伪印，未盖天禄琳琅藏印，当系伪充旧刻而未能选入天禄琳琅者。另查考可知，其实这类《经解》垫印本，并非至编纂天禄琳琅后编书时，才因追求速成、扩大收书规模而误入，这类垫印本还曾差一点阑入天禄琳琅初编书。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经解》垫印本《鬳斋考工记解》，卷端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宽边大方印。以其钤印规制来看，属于天禄琳琅前编书，但此书未入《天禄琳琅书目》，也未随着大部分前编书毁于嘉庆二年乾清宫火，其原因则是被翰林看出系通志堂本冒充宋本，因而被剔除。除了宋本，这类《经解》垫印本还曾被当作明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古文孝经句解》，是八千卷楼的旧藏，《善本书室藏书志》与书内夹签均谓此本为“明刻本”，其实亦是《经解》垫印本。至于为什么会被当成明刻本，我们只能猜测：嘉靖前后流行的仿宋字体与《经解》的字体均脱胎于南宋浙刻本，故而此本被丁氏误认为明嘉靖翻宋本了。   虽然这类垫印本被人拿来冒充宋本，但并不意味着这类《经解》印本刷印的目的就是为了作伪欺世。此类印本，除寒斋所藏《春秋提纲》外，还有幸上手过两种，一种是天禄琳琅后编书中《东岩周礼订义》的零本，另一种是辛德勇先生所藏《公是先生七经小传》。《东岩周礼订义》系皮纸，薄而偏白，与《春秋提纲》不同。《公是先生七经小传》用纸薄细柔软，色泽偏黄，似是染色的开化纸。结合见过书影的几种，这些《经解》垫印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用纸与普通印本均不同，上手看过的三种都是皮料纸（开化纸原料系青檀皮）；刷印均极早，属于极初印之本。初印，说明这类垫印本不是在徐乾学身后、书板流转或进宫之后刷印的。而徐乾学身居高位、饶于家财，并没有动机费工费料制作这种伪本以求欺世。推究其动因，辛德勇先生所言“用以自娱，并分赠友好，兼以娱人”，当近于事实。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推想：这数种垫印本刷印时被垫去的内容，除刻工名外，均属于标识纳兰性德身份的文字。对于徐乾学来说，《经解》一书是“三十年心力校订”的成果。纳兰性德于康熙二十四年去世，其父权相明珠于康熙二十七年被御史郭琇弹劾而失势，但徐乾学仍坚持至康熙三十年将以纳兰冠名的《通志堂经解》刻完，这其中未必完全出于政治考虑，很可能是出于对刊刻《经解》这样一项文化工程的坚持。但《经解》刊刻自始至终均由徐乾学主持，在刻书的三十年中，难免有往来馈赠或其他需要。这种垫去纳兰性德身份标识的印本，也许是出于徐乾学将新刻书籍赠送友人的需要而制作的，并不全是出于追求古雅的审美要求。 既然有人利用这类垫印本作伪，那么一定有人记下对此辨伪的意见。缪荃孙在《琉璃厂书肆后记》中曾记道： （书贾李雨亭）尝一日手《国策》与予阅曰：此宋板否？余爱其古雅，而微嫌纸不旧。渠笑曰：所谓捺印士礼居本也。黄刻每叶有镌工名字，捺去之未印入以惑人，通志堂《经典释文》《三礼图》亦有如此者，装潢索善价，以备配礼送大老，慎弗为所惑也。 李雨亭给缪荃孙的提示，与事实稍微有一点出入：通志堂所刻《三礼图》，本身版心下方就是没有“通志堂”三个字的。而《经典释文》正在《经解》之中。正是因为缪荃孙的这则笔记，前人多将这类在书板上垫薄片而印成的书称作“捺印本”。但“捺”之涵义为“按”，是一个由上往下的动作。在版本学的一般语境下，“捺印本”的意思指印刷的板片或者戳记由上往下、将文字或文理印在纸上的印刷品，基本上指的都是早期雕版印刷的佛像或者经咒。而缪荃孙所记的“捺印本”的概念，则是将薄片按在书板上，从上而下的是盖住文字的薄片，这是一种雕版印刷完全成熟之后、制作具有特定用途的特印本的印刷方式。二者产生的原因和目的都相去甚远。因此，描述这类印本，似乎应用老辈书中使用过的“垫印”一词。如邓邦述记北宋本《孔丛子》云：“又非垫印、挖款作伪者比。”傅增湘曾见到垫印本《全唐文》，系《全唐文》中权载之部分垫去卷端前两行，以冒充单行本者。虽然老辈书中的“垫印”一词均指作伪方法，但垫印是操作，作伪是目的，仍有不以作伪为目的的垫印本存在。以正名计，此类印本仍当称作“垫印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垫印这种有趣的刷印方法，并非仅见于《通志堂经解》中。如范景中先生在《书林一叶》中曾著录了垫印本的开化纸《隶续》与皮纸《逊志斋集》，并云“这类印本绝非书贾作伪充宋”。几年前曾于藏家手中见到一部“明刊本《战国策》”，系用薄皮纸橅印，虽然钤盖了摹刻极佳的毛晋藏记，但究其版本，正是琉璃厂老书贾李雨亭口中的“捺印士礼居本”。 此部《春秋提纲》，戊戌岁暮见于中国书店，惦念经年，终归寒斋插架。穷人生涯，古刻旧藉，心好而不能多买，得一佳刻，欣喜累月。犹忆数年间为此与复旦大学石祥老师、中国书店刘易臣兄往复探讨，实有启迪。辛德勇老师慨允拜观藏书，教益甚多，感念不置。草成小文，略抒浅见，就正于师友，并以求教于大方。 补记：中国书店2022年春拍1619号拍品《毛诗名物解》亦为垫印之《通志堂经解》，上钤“震宫之章”，拍卖图录以为是废太子胤礽之印。此说若确，则这类特殊印本为供馈赠之用又得一证。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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