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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遍稽各种史料，对苏舆、叶德辉与戊戌辑刊《翼教丛编》的关系加以辨析，指出过去各种说法的附会、矛盾，进而追溯《翼教丛编》的纂辑“同人”及“倡辑”者，还原戊戌湖南反变法中某些被刻意遮掩的重要细节。
《翼教丛编》长沙初刻本原无牌记，书封、内页也未署编纂者或刊行人，所谓苏舆编刻《翼教丛编》，属于后起之说。《申报》主笔黄协埙当康学风行时，曾多次撰文大作批驳，及至得到湘刻《翼教丛编》，更是如获至宝，迅即添加材料加以翻印，并提前在《申报》刊发《石印〈翼教丛编〉序》。他开篇痛言： 苏舆之名仅见于《翼教丛编》卷首序目，此外别无所见，黄协埙却无视序文“采获、叙次，悉出同人”的声明，宣称《翼教丛编》由苏舆一手编成，难免臆断之嫌，而检核史籍，更知其为无稽之谈。因为苏舆当时不可能挺身而出、“倡辑”这部驳斥康、梁并向湘省大吏公然发难的《翼教丛编》。以下详作辨析： 第一，迄今缺乏苏舆编刊《翼教丛编》的文献佐证。《翼教丛编》因“首驳伪学，次揭邪谋”，当年风行一时，名动天下，堪称荣耀光显之作。[13]黄协埙更因此称誉苏舆“荟萃群言，明正厥罪，觉迷辟谬，义正词严”。[14]如果苏舆确曾编刻“崇正辟谬”“扶持名教”的《翼教丛编》[15]，他本人应引以为荣，其师友、门生也应就此大加赞颂，然而翻阅现有资料，不仅苏舆本人诗文中从未言及此事，其友朋、门人笔下也绝不提及此书。如岳麓书院黄兆枚曾卷入戊戌湖南反变法事件，理应认同《翼教丛编》，但苏舆病逝后，他作悼诗说“咸淳事琐书犹在（厚盦采摭光、宣间宫庭近事成书，颇能征实），繁露辞高注已刊（厚盦注《春秋繁露》，已刊行）”[16]，列举苏舆纂辑、鲜有人知的《清华典故》，却不提堪称名著的《翼教丛编》。再如杨树达在所作苏舆墓志铭中，历举乃师一生所有校、辑、撰、注之作，包括已刊著述和创始未成之稿，独不言及《翼教丛编》。[17]特别是1905年父亲苏海六十寿庆，苏舆回忆往事，命妻子绘成四图，“略志家大人教育恩勤，广求当世巨人长德锡之题咏，藉为老人光宠”[18]，“长沙王葵园祭酒师首为诗歌颂美之，一时名流赓续题咏，旬月之间裒然成帙”[19]，各家题咏遍及苏舆的家世与出身、诗文与著述，以及忠孝事迹、科举功名、东游考察等，却绝不言及苏舆编刻《翼教丛编》事（唯一例外是王先谦，参见后文）。 第二，苏舆缺乏编刻《翼教丛编》的现实条件。戊戌春夏，长沙城中反对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报》宣扬康学，最激烈者为岳麓书院生徒，附和者为城南、求忠两书院生徒。而苏舆求学的长沙校经书院，经学政江标大力改革，创立校经学会，编刊《湘学新报》，成为全省讲求新学的中心，对康学也颇为崇信。[20]“言行素谨”的苏舆[21]，受校经书院新风薰染，奋起反对康学的可能性不大。又据皮锡瑞对南学会筹办情况的记载，“管书者苏舆之父”[22]，苏舆更不应公开反对其父任事谋食的南学会。特别是苏舆戊戌春间北上参加会试[23]，并未卷入省城的新旧党争。[24]此外，苏舆出身寒素，中举甫及一年，资望、交游有限，实在难以“倡辑诸公论说及朝臣奏牍”，也难有余赀刊刻《翼教丛编》。[25] 第三，苏舆没有反对湖南新政的思想机兆。苏舆曾作《岳州新设浅水小轮船颂词》，其中写道：“制造日新，模效斯贵，而或嫉视西人，并毁其器，是犹怀冰以遣冷，重炉以却暑，为惑滋甚。轩辕制敌，不能废指南之器；孟坚生今，不能持攘北之议。制贵因时，事难泥古。”[26]可见苏舆认同甚至主张维新变法，批评守旧排外，此文也得到学政江标赏识，入选《沅湘通艺录》。苏舆丁酉年接连参加拔贡考试和乡试，拔贡考题有“礼之用和为贵”、策问“文废时文，武改绿营，皆有积重难返之势，当立何法，如何变更”，乡试考题中有“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谋及乃心”等，这些试题显然意主变法。苏舆能获选为拔贡及中举，其答卷必定切合湘省大吏维新变革的基调。[27]1906年春，“志存救世，思欲有所借镜”的苏舆，以翰林身份自费考察日本，“周历大小学校，谘访教育行政”，回国后供职于新成立的邮传部，力主变革。杨树达曾回忆：“初，先生游东京，下榻余斋。至是寓书于余，属余谘访日本邮政、电信行政实况，广购法规，欲有所建白。又尝奉令考察粤汉铁路行政利弊，颇有所兴革云。”[28]苏舆趋新求变的思想，在其诗中也有体现。如《电报》诗先赞叹西洋技艺先进，然后说“雁帛传书未足奇，周廷邮置尚嫌迟。中原底事无工守，空羡当年莫尔斯”[29]，自叹不如西洋，希望急起直追。尤其《三月十五日恭送德宗景皇帝梓宫暂安梁格庄行宫敬赋》组诗，称赞光绪帝身处忧危而亟思振奋、励行改革，对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有很高评价：“政因多难剧，心为救时危。恳恻求贤诏，忧惶罪己词。圣怀诚望治，驩鲧负尧知。”“下殿惩前覆，新猷惕后艰。舟车同创作，宪典惜初颁。卅载传恭默，深仁洽病鳏。河山千万禩，终赖识经纶。”[30]因此从政治思想上看，苏舆不会公开反对戊戌湖南新政。 第四，苏舆在辛亥革命前一直没有公开批驳康学。1901年冬，苏舆在回忆好友陶宪曾时说：“犹忆丁、戊之交，伪学荧听，君视余昌黎《射训狐》诗，若重有忧者。饮国水而不狂，染洛尘而无污。卓乎识操，殆绝等伦。”[31]所谓丁、戊之交的“伪学”，指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宣扬《公羊》改制等学说，但苏舆对此并未指名痛斥。数年后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从学术层面揭斥康有为一意附会的《公羊》学，但自序和例言中仅称“龚、刘、宋、戴之徒，阐发要眇，颇复凿之使深，渐乖本旨，承其后者沿讹袭谬，流为隐怪”，“光绪丁、戊之间，某氏有为《春秋董氏学》者，割裂支离，疑误后学”，[32]并不指名揭批康有为，保持学术上的“谨厚”本性。直到清朝覆灭，苏舆愤而弃职返乡，“负痛尤深，伤心独至”[33]，始在《辛亥溅泪集》诗注中点名指斥：“自康、梁以《公羊》伪学惑人，并演九世复仇之说，本以倾覆满洲为主旨。戊戌逋亡以后，名为保皇，所为《清议》《新民》各报，指斥宫廷，鼓荡种界，而排满之说起，今所谓种族革命者也。”[34]苏舆长期不愿公开批驳康学，不应在戊戌八月间遽然奋起，“倡辑”《翼教丛编》。至于《翼教丛编》卷首序目署名苏舆，应属假托（详参后文）。 由上所述，苏舆编刻《翼教丛编》的说法不足凭信。其实，民国学者孙光圻撰《翼教丛编》提要已指出：“就中录德辉所作为最多，而书之体例，又与德辉所撰《觉迷要录》相类。中有德辉致皮锡瑞书，颇肆丑诋。苏舆为锡瑞弟子，不应集矢其师。故当时多疑此书为德辉所撰，而嫁名于舆者。”[35]孙光圻不信流行的说法，甚为有见，不过苏舆并非皮锡瑞弟子，叶德辉嫁名于苏舆也不合情理，以此献疑，不得其法。今为苏舆辨诬，可以摘掉“顽固派之魁首”帽子，还其清白。
关于《翼教丛编》的刊行，民国以来另出新说，戊戌时期力驳康学的叶德辉，逐渐成为《翼教丛编》的刊刻人乃至编撰者。 根据现有史料，叶德辉入民国后，开始以刊印《翼教丛编》自夸。叶昌炽1913年日记提到：“焕彬自长沙到沪，午后来长谈劫后事，自言与民党为敌，前刊《翼教编》，鸣鼓而攻，无可规免；此时只能以战为守，日与党人哄于里门。此言殆自夸，若果然者，何以免于今之世邪？”[36]叶德辉此次赴沪避难，述说往事而特言“前刊《翼教编》”，将戊戌刊刻《翼教丛编》归到自己身上。1916年底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提到“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编》，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表也”，1918年初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归国杂感》，也说“我这回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可见当时已流传叶德辉撰作《翼教丛编》的说法。[37]1920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忆及自己主讲时务学堂，大力宣扬民权、革命，“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38]梁启超作为当事人，宣称“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学界纷纷援引，影响甚大。[39]此后，叶德辉本人更是屡道其事，大肆炫耀。1921年，他在《观濠居士诗文存序》中说：“戊戌群佥乱政，侍御草疏，首发其奸；辉方里居，著书辟之，有《翼教丛编》之刻。当时南北相应，出自同宗二人。”[40]将著书辟康学与刊《翼教丛编》分作两事，一并归诸于己。1922年夏间，叶德辉详述其学术与行事，由门人杨树达兄弟记录，编成《郋园学行记》[41]，上篇《记学》述其《春秋》学时说：“吾师于三《传》，不喜《公羊》《穀梁》，……刘逢禄理董《公羊》之说，于是后之假《公羊》以行其邪说者推波助浪，极于离经叛道而不之觉。戊戌朝变，吾师著书辨驳，见于所辑《翼教丛编》各篇中。”下篇《记行》述其积极参与湖南反变法：“陈公一意主张变法自强，二三新进少年遂乘隙而入，继而南学会、时务学堂同时并举，学说乖谬，湘中耆旧皆不谓然。吾师著书诘难，是要有《翼教丛编》之作。”[42]前者明言叶德辉“辑”《翼教丛编》，后说强调叶德辉“作”《翼教丛编》，与《观濠居士诗文存序》所说恰相呼应，可见叶氏再次吹嘘自己撰作、辑刻《翼教丛编》。及至1927年叶德辉死于非命，悼念者多将《翼教丛编》归入叶氏名下，如桥川时雄追悼记说：“彼时革命思想风行全国，……郋园悍然反对之，乃著《翼教丛编》，颇抨击之。”[43]1935年叶氏子侄、门人汇印《郋园全书》，王啸苏序中又说：“惟所痛者，先生以迈异之才，秉坚刚之性，独鸣威凤，易致青蝇。举凡《翼教》之编，弹时之启，皆足横膺罗网，动触棘荆。”[44]此后，学界较多采信叶德辉编撰《翼教丛编》之说[45]，文海出版社影印的《翼教丛编》甚至径署“叶德辉编”。 因叶德辉丁酉、戊戌年间大肆攻驳康、梁，其著述又在《翼教丛编》中居多，所以民国以后他屡以撰刊《翼教丛编》夸耀于世，容易让人相信。然而揆诸史实，叶德辉晚年各种说法大有漏洞。 其一，叶德辉晚年大谈撰刊《翼教丛编》，与前期绝口不提此事自相矛盾。 叶德辉从丁酉年十一月作《与石醉六书》开始[46]，相继盯住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攻驳康、梁学术谬妄，揭斥其居心叵测，撰成《輶轩今语评》《明辨录》《正界篇》《长兴学记驳议》附《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议》，政变后又辑刻《义乌朱氏论学遗札》《郋园论学书札》，可谓极尽其能事。在这些著述中，叶德辉必作自序，或请友人、门生作序，交代撰刊缘起，因此他与这些著述的关系一目了然。与此迥异，叶德辉此时绝口不提自己与《翼教丛编》的关系。戊戌年冬，罗敬则读过叶德辉所赠《翼教丛编》后生出异议，他答复时多次提到“拙著”，各指《正界篇》《长兴学记驳议》《輶轩今语评》，显然是将自撰批驳康学的著述与《翼教丛编》截然分开。[47]翌年夏间，叶德辉与友朋宴集酬唱，编成《昆仑集》，并假“成相道人”之名撰《昆仑集释文》[48]，解释诗中典故或特别事项，集内有朱益濬《焕彬惠赠佳章并见示〈翼教丛编〉读而有感叠前韵奉酬》[49]，释文也有“《翼教丛编》”专条，首言“《翼教丛编》者，湘人辑录攻康、梁邪说之作也”，然后详述康、梁以邪说祸乱朝政，表彰“叶吏部”攻驳康、梁之功。[50]叶德辉此时虽然自负辟康学而成大功，却不提起自己与《翼教丛编》的关系，仅笼统说“湘人辑录”，与“同人纂辑”说相合。庚子年汉口“自立军”事件后，叶德辉上书湘抚俞廉三，提议“将康逆乱政始末及康党谋逆情形编纂成书”，以作“康、梁逆案之定谳”，《觉迷要录》的编纂宗旨与内容均是接续《翼教丛编》，但他仅回顾自己“戊戌攻散学会”等功绩，也绝口不提与《翼教丛编》的关系。[51]甲辰（1904）初夏，叶氏观古堂又翻刻《翼教丛编》[52]，仍无一字提及叶德辉与该书的关系。可见，叶德辉在戊戌以后数年间绝不言及自己辑刊《翼教丛编》，与他民国以来屡屡自道与《翼教丛编》的关系，明显前后矛盾。还要指出的是，叶德辉1913年遭湖南革命党通缉而避逃上海，向叶昌炽谈起“前刊《翼教编》”，但事实并非如此，叶德辉此前给缪荃孙信中明言：“数日前，有军事厅传票，辉为唐才质控告，云在前清刻有《觉迷要录》一书，系佐湘抚俞廉三杀戮彼党证据。”[53]而叶昌炽虽然三年前就得到叶德辉赠寄的《翼教丛编》[54]，此时仍不相信他所说“前刊《翼教编》”等事，认为他在“自夸”。 其二，叶德辉晚年虽以撰刊《翼教丛编》自居，却不敢悍然抹杀史实，也不敢公然推翻旧说。 叶德辉前期绝不公开言及自己在《翼教丛编》刊刻中的作用，应是接受“同人”纂辑《翼教丛编》的既成事实。1922年叶德辉撰《郋园六十自叙》，津津而道戊戌攻驳康、梁诸功绩，并说：“事后，平江苏舆裒辑余所驳康、梁文，益以葵园与当道往来书札，为《翼教丛编》一书，各省同时皆翻镂。书至云南，时曹师为藩司，阅之大喜，语僚属曰：'叶某，余在湘特拔士，今此编出，功不在孟子下矣。’”[55]他既称苏舆裒辑《翼教丛编》，又巧借曹鸿勋盛赞“此编”来自炫，耐人寻味。校勘《郋园六十自叙》的朱锡梁，也在《叶郋园先生六十生朝宴集序》中大讲戊戌旧事，称颂“先生笔扫妖氛，锄诛非种。……成《翼教丛编》六卷，庚子又续成《觉迷要录》四卷”[56]，明言《翼教丛编》成于叶德辉，并与《觉迷要录》相踵接，可知《郋园六十自叙》说苏舆辑《翼教丛编》应属言不由衷。此外，《郋园学行记》一面坚持叶德辉撰刊《翼教丛编》，一面又含糊说“湘人有《翼教丛编》之刻”[57]，沿用《昆仑集释文》的旧说，不敢违背《翼教丛编》出自同人纂辑的史实。可见，叶德辉晚年尽管多次以戊戌刊刻《翼教丛编》自相矜夸，仍不敢悍然抹杀史实，也不敢公然推翻旧说。 正因叶德辉自夸撰刊《翼教丛编》大有破绽，“苏舆编刻”说又很盛行，有些学者不加深究，姑且两说并存，[58]还有人加以折衷，提出叶德辉编《翼教丛编》而以苏舆之名刊行，李肖聃即是典型。他在苏舆病殁八年后（1922），应邀为其遗集作序，言及戊戌湘省学术之争：“时长沙祭酒主持楚学，郋园吏部觝斥康生。君奉手从师，低头事友，裒其辨学之作，都为《翼教》之编。自叙简端，述其作意。”[59]这是采信成说，主张苏舆编《翼教丛编》并作序。1935年他受邀为《郋园全书》作序，也说“康、梁既败，平江苏舆汇次先生论述，以为《翼教丛编》”[60]。及至1946年撰《湘学略·郋园学略》，既称苏舆汇辑《翼教丛编》，又将《翼教丛编》6卷、《觉迷要录》4卷划作叶德辉的著述，并补充说：“叶辑当时老生之作以为《翼教丛编》，又为《觉迷要录》数卷，于是名动天下。”[61]变成兼持两说，并在《星庐笔记》中进一步提出：“评语既出，老辈向风。及八月变作，宛平父子罢官，由是吏部名重天下。于是有《翼教丛编》《觉迷要录》之作，假平江苏舆名义以版行之。”[62]此后，不少学者沿袭此说。[63]然而，叶德辉假名苏舆刊行《翼教丛编》的说法并无根据，也不合情理，因为叶、苏之间既无师生之谊，也不在友朋之列。遍查叶、苏现存诗文，不见二人交往的任何记载。尤其苏舆以《鲤庭献寿图》遍请省内外名家题咏，《鲤庭献寿图题咏集》中却无叶德辉片言只字，足见两人交谊甚浅。既然非师非友，叶德辉哪会冒然嫁名于苏舆？而真正能托名苏舆者，只能是其恩师王先谦。李肖聃说苏舆“奉手从师，低头事友”，后半句并非事实。 概言之，叶德辉晚年多次矜夸戊戌年撰刊《翼教丛编》，但他戊戌、甲辰年间绝不提及此事，实可自关其口，而且他在晚年仍不敢推翻旧说。虽然叶德辉的著述在《翼教丛编》中篇幅最多，甲辰年叶氏观古堂也翻刻过《翼教丛编》，但无论从撰、编、刊的角度，都不能将《翼教丛编》划归叶德辉一人名下。[64]
韩长耕根据《翼教丛编序》“采获、叙次，悉出同人”，指出“此书无论选录文章、公禀、学约、书札及编排顺序，均成于众手，非出苏舆一人”，又说“这里所谓同人，即当日在湖南反对维新的一伙，如王先谦、叶德辉、张雨珊、杨巩、宾凤阳、苏厚庵……之徒。《翼教丛编》一书之出笼，叶德辉是个牵头人，王先谦是位点头拍板者，而苏舆们只不过是倡辑、讨论编订的参与人，几乎无足轻重”。[65]将《湘绅公呈》列名诸绅和宾凤阳、苏舆全部算作《翼教丛编》的纂辑“同人”，未免范围太宽；将叶德辉判作编刻《翼教丛编》的牵头人、《翼教丛编序》的真正作者，更与史实不符。虽然《翼教丛编》的“倡辑”者、参与者当年不愿暴露，但今天根据书中遗存的各种信息，结合其他史料，仍可探知纂辑“同人”的范围，进而查明“倡辑”之人，让刻意潜隐者现出真面目。 首先，《翼教丛编》的纂辑“同人”，必是湘省辟康学、反变法的头面人物。 在戊戌湖南反变法进程中，长沙城内有两次集体事件，即策划《湘绅公呈》、议立《湘省学约》。王先谦在《复吴生学兢》中提到：“及见（时务学堂）有悖谬实迹，同人督先谦首列具呈，先谦亦毫无推却。”[66]又在《复洪教谕》中说：“弟届期到学宫，见《学约》大张书字，陈列案上，其谁为主笔，无从查询。惟见约稿中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语，未免过甚，援笔删去。大众亦皆允从。弟不候同人而去。当日诸公先后到者，耳闻目睹，谅皆同之。”[67]这两次行动中的“同人”，与后来参与纂辑《翼教丛编》的“同人”，无疑存在交集。《翼教丛编序》又表彰“吾湘如王葵园祭酒师、叶奂彬吏部数先生，洞烛其奸，摘发备至”，“二三君子当淫辞沸羹之日，能倡明大义，攘臂而争”，[68]指明湖南积极辟康学、反变法者，仅“数先生”“二三君子”。据此推断，《翼教丛编》的纂辑“同人”应该仅限数人，可从《湘绅公呈》列名十绅中再作排查。 叶德辉从丁酉仲冬以来，针对梁启超、徐仁铸在湘宣扬康学，大加批驳，相继撰成《輶轩今语评》《正界篇》等多种著述，无疑是辟康学的先锋与主力。王先谦则在确信时务学堂“悖谬”后，领衔递交《湘绅公呈》，主议订立《湘省学约》，后来更因时务学堂学生上控岳麓书院斋长、生徒，公然向巡抚、学政发难，成为反变法的主帅。北京政变后，湖南旧党弹冠相庆，王先谦作诗赠叶德辉，称赞他“匡救之功，无与伦比”，承认“近事输君探讨熟”，叶德辉和诗则推崇王先谦为“力挽狂澜”的“当代老经师”，并以“受业子思子门下，固应墨者距夷之”自处，承认王先谦消弭祸乱的领袖地位。[69]当时湖南维新人士对旧党首敌的指认，也可应证这一点。如《湘绅公呈》篇首列名十绅，但数天后熊希龄上书陈宝箴，只说“近闻王、张、叶等因学术不合，公禀请辞退学堂中文教习”，又声称“今既仇深莫解矣，请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之所为，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70]仅将王、张、叶三人指为首敌。戊戌政变后，南学会恢复为孝廉书院，“力崇正学”的孔宪教经湘籍御史徐树铭奏请，被“钦派”为山长[71]，可谓积极反变法的奖赏。第二年腊月下旬，在汉口总办东亚同文会事务的宗方小太郎游历湖南，在日记中记载长沙见闻，并追述戊戌湘省新旧党争，从中可知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汤聘珍在操控省城政治局势。[72]这些借“明教正学”抵拒新政的守旧士绅，最有可能成为《翼教丛编》的纂辑“同人”。 皮锡瑞辛丑年日记中，更在无意间留下有关《翼教丛编》纂辑“同人”的直接记载。他在十一月廿四日写道：“饭后到焕彬处，见示禀幼老，几于痛詈。其意与张、朱、孔皆不合，独王为调停耳。……（汪诒撰）云汤、叶五月已兴讼，今诸绅方争口捐。修《翼教》之人所行如此，令人骇怖。”[73]当时叶德辉与汤聘珍因小事兴讼，张祖同、孔宪教等不以叶氏为然，王先谦苦作调人，皮锡瑞为此讥讽这些“修《翼教》之人”，正好暴露出王、叶、张、孔、汤正是纂辑“同人”。[74]皮锡瑞还在癸卯年日记中，摘记《中外日报》刊载的来函：“湘某太守素以顽固名，恐不得志于新抚，乃极力钻营裕、邬，求为文案。王、孔、叶益相固结，阻改书院为学堂事。某太守已定议，增加月课，将寝室、自修室仍不分别，以《翼教丛编》为教科书，禁人阅报。”[75]皮锡瑞认为“此函乃新学徒所造”，函中所言未必全是事实，但揭斥“王、孔、叶益相固结”，尤其新任湖南省学务处提调的朱益濬，与王、叶等密相往还，竟决定以《翼教丛编》作新学堂教科书，再次透露出王、叶、孔诸人与《翼教丛编》关系密切。 其次，综合《翼教丛编》纂刊与流传的各种信息，可以判定王先谦为主事人。 在编刻《翼教丛编》前，叶德辉、王先谦已多次刊行批驳康学的书信、著述。戊戌二月以来，叶德辉相继撰刊《輶轩今语评》《明辨录》。另据皮锡瑞日记，王先谦的《复毕永年书》，“焕彬欲为刊布”，《明辨录》“乃汤、王促之刊行”，叶德辉还不顾皮锡瑞劝告，刊行两人辩论书札。[76]可见王、叶、汤三人早已沆瀣一气，通过刊刻私人书札、著述，大肆批驳康、梁（这些单刻文献，后来成为《翼教丛编》卷四、卷六的主体）。叶德辉夏间还将朱一新答康有为论学五札辑成一册，附以洪良品答梁启超论学长函，刊刻《朱氏遗札》（后来《翼教丛编》卷一即源于此）。[77]至于《湘绅公呈》和宾凤阳等上王先谦书及附件，更被旧党单独刊行，四处寄送。如湖南邵阳举人曾廉七月应诏上封事请杀康、梁，御史黄桂鋆、黄均隆等八月间接连参劾湖南新政，无不引以为据，指斥时务学堂“悖谬”“悖逆”。[78]八月二十二日理藩院右侍郎会章奏片专门提到：“逆党梁启超秉康逆之教，煽惑湖南，经绅士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等联呈，力抵邪说，保持大义。……其原呈暨各官绅驳斥之说，刊有成本，用敢附折恭呈御览。”[79]《申报》九月廿九日登出一则新闻，也称“今得友人传示湘中所刊王益吾祭酒诸公公请斥逐以端学术呈词”，[80]即《湘绅公呈》单刻本。《申报》十月初一日续称“昨又得湘人士邮视梁逆所批时务学堂课卷，更觉悖妄纰谬，有类丧心病狂”，并摘刊宾凤阳等上王先谦书所附梁启超批语，加以痛斥，其中提及“原刻”，[81]即指宾凤阳等上王先谦书及附件，可知这一重要材料也有单刻本（后成《翼教丛编》卷五的主体）。梁鼎芬秋初在武昌收到《湘绅公呈》后，致函王先谦说：“近见湘省公启一首，严正平允，所驳超说，真足以卫学校、扶国家，惜所得尚少，不能遍散。此间刻有许尚书师、文侍御奏稿，奉上数本，望以湘刻酬我。”[82]（后来《翼教丛编》卷二所收许、文两折应来源于此）其时寓居武昌的陈庆年也在七月三十日记载：“过朱强甫，其案头有叶德辉《明辨录》，皆斥康学各书札，笔锋颇廉悍，与《輶轩语评》合订一册。”[83]八月十一日他又致信王先谦说：“昨见湖南公呈一册，及叶君《明辨录》《輶轩今语评》，读之大快，幸代多索数分，广赠学人。”[84]外界对《湘绅公呈》《明辨录》《輶轩今语评》的需求，很可能促发王先谦等人将省内外辟康学、反变法的材料汇辑成书，即所谓“爰倡辑诸公论说及朝臣奏牍有关教学者，都为丛编，命之曰《翼教》”[85]。特别要指出的是，《翼教丛编》长沙初刻初印本、二印本内封，均有“湖南思贤书局发售”朱印[86]，相当于牌记，实已揭出刊刻者信息。据叶德辉之子叶启倬回忆，《明辨录》《輶轩今语评》《翼教丛编》书板“向存思贤书局”，而戊戌前后思贤书局归王先谦、张祖同负责。[87]诸事互证，足见王先谦必是主持编纂、刊刻《翼教丛编》之人。 戊戌九月廿九日《申报》所刊《跋〈翼教类编〉》，披露出更加重要的信息： 此外，戊戌十月中旬，陈庆年收到王先谦寄赠的《翼教丛编》，即对其力辟康学大加称赞：“康书流布，始于前七八年，虽被参劾查，未与重惩。近年其徒复藉报纸之力，牵缚时务，张其邪说，湘中讲学，更狂悖无复人理。迹其放恣之由，亦以渐致。士大夫始以其书巨谬，无容置喙，遂略不措意；继患其横，亦惟寤寐永叹，不复谁可如何。……《翼教丛编》为功至巨，循览再三，为之距躍。”[92]陈庆年通过对比，赞誉王先谦力挽狂澜，显然是将编刻《翼教丛编》之功归于王先谦。其时流戍张家口的安维峻，为纠正《翼教丛编》卷二所收参奏《新学伪经考》折片主名之误，“自戍所寄书葵园师，言疏劾康逆学术悖谬，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进”[93]，安维峻无疑也视王先谦为编刊《翼教丛编》的主事人。后来王先谦七十寿诞，湖南巡抚杨文鼎还在寿序中称颂：“老泉辨奸之论，窃悼前知；韩愈辟佛之文，罔恤后害。则所谓翼教之严也。”[94]此处特意表彰王先谦戊戌反变法的功迹，即与他编刊《翼教丛编》直接有关。 综上可知，在汇辑、刊刻《翼教丛编》的过程中，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汤聘珍堪称核心人物，即深藏不露的纂辑“同人”，王先谦则是真正的“倡辑”者。
《翼教丛编》卷首序文、目录识语均有苏舆署名，同样需要再作探讨。 《翼教丛编序》中特别提到：“康、梁辈方骎骎向用，奥援弥固，连与成朋，许尚书、文侍御既以参劾获罪，而其党且执新旧相争为词，欲以阻挠新政之名，罗织异己。……剞劂将成，而康、梁以逆谋事觉，乱党逮治，区夏好士钦仰皇威，弥畅然自乐其生也。”[95]此处诋斥康党“欲以阻挠新政之名，罗织异己”，又说北京政变后“弥畅然自乐其生”，其实隐指王先谦、叶德辉戊戌初秋的生死际遇，提醒今人不能轻信序文署名。 皮锡瑞己亥二月的日记中载有王先谦谈话：“言去年七月有密谕湘抚放胆为之，有官绅阻挠，可即正法。……湘抚接谕，彼几不免。”[96]原来光绪帝在戊戌年六月二十三日发布上谕，饬令臣僚认真讲求新法，其中说：“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搢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97]湖南于七月初一日接获此谕，初六日刊诸《湘报》，同一天时务学堂学生张伯良等，以岳麓院生宾凤阳等散布匿名揭帖，诬蔑学堂师生，向巡抚衙门上控，陈宝箴即以“此等飞诬揭帖，原于被谤之教习与肄业诸人毫无所损，惟其意专欲谣散学堂，阻挠新政，显违朝廷兴学育才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极堪痛恨”，批示布政司迅饬长沙府传讯宾凤阳等人，“务得确情禀复，严加惩办”。[98]王先谦为此多次与陈宝箴、徐仁铸交涉，严词抗辩，几近决裂。1903年，他在送别俞廉三的诗序中说：“忆戊戌岁变法诏下，康有为居中用事，令阻挠新政者置重典。康弟子梁启超为大吏延聘主讲时务学堂，人心大为煽乱。先谦鸠同志上书巡抚，条举实迹，请严饬禁。巡抚用是积嫌，蓄意罗织。公时任藩司，颇以正言相匡直。”[99]数年后王先谦自撰年谱，更详述此事：“时务学堂学生呈控宾凤阳等匿名揭帖诬蔑伊等，就宾等原禀添砌多语，抚、学竟准讯究惩办。余函致中丞辞馆，复书挽留。俞廙轩中丞时为藩司，向中丞力言：因此影响之语，致王某辞馆，有碍体面。中丞答云：'岂但辞馆？我要参他！’盖其时适奉中旨，官绅阻挠新政，即行正法。陈语已伏杀机，而余初未悟，复函致抚、学抗论。……向使康有为邪谋得逞，国事不可问，余与奂彬且先落机阱矣。”[100]两处所说互证，可以窥知王先谦戊戌激烈抗争之一斑。[101] 无独有偶，叶德辉也多次提及自己戊戌年险些丧命。如1914年他在宴席畅谈往事，“云曾奉诏逮”[102]。1916年叶德辉作诗忆旧，有一句“镜里头颅仍好在”，自注：“余于戊戌攻康有为，有为矫旨杀余与王葵园阁学先谦二人。”[103]1922年他回忆戊戌旧事，更细述说：“葵园邀湘绅十人上呈宝箴，请辞退启超，别聘主席，宝箴力右之。时学使徐仁铸为启超傀儡，怂惥兴大狱。启超以余攻去，入京谋于有为，加余与葵园阻挠新政之罪，矫旨令抚臣逮余二人正法。事正急，而德宗吁请垂帘听政之旨下，余遂得保首领。”[104]后来叶德辉死于非命，许崇熙在其画像题诗说“戊戌竟逃死，相持三十年”，并在墓志铭中特记：“戊戌政变将作，与王葵园祭酒讼言孔子改制之诬，几蹈不测。”[105] 王先谦、叶德辉所述戊戌七月险遭不测，并非二人臆想。当时湖南新旧两党誓死相争，激进的熊希龄在上陈宝箴书中说：“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筸人，生性最戆，不能以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106]此信在《湘报》公开刊载，省城官绅尽人皆知，两位御史还借此大做文章，参奏湖南维新官绅。[107]特别是惩办阻挠新政的上谕发布后，让陷入困境的湖南新政一度出现转机，“新党之气大伸，旧党已如爝火。闻中丞、学使有合参叶之说”。[108]身在南昌的皮锡瑞见到电谕后，也力主陈宝箴应借机严惩旧党，先拿叶德辉开刀：“此旨似专为湖南言之，右帅得此，可以严办阻挠之人矣。罪魁祸首实为诸梁，应先开刀。徐彦甫亦必不肯放过也。”[109] 对读以上史料，可知《翼教丛编序》“罗织异己”的内蕴，是指湘省大吏对王先谦、叶德辉动了杀机，宾凤阳等也面临牢狱之灾，因而政变后“弥畅然自乐其生”者，仅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等可当之。[110]既然序文如此清晰地显现王、叶等人的身影，绝不可能出自与湖南反变法毫不相干的苏舆，作者应另有其人。 细察戊戌春夏湖南反变法的进程，以宾凤阳为首的岳麓书院诸生徒，实是相当关键的小人物，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与叶德辉从一开始就极力抵拒康学不同，王先谦的言行与思想经历过变化。他先是积极参与新政，“自掷万金”，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并创议开设时务学堂以“推广工艺”；不久察觉“熊希龄忽有别图”，时务学堂开办后背离了初衷，他大为不满，改采观望态度，游离在外。[111]然而一旦获悉时务学堂“有悖谬实迹”[112]，他立即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王先谦遽然转变，则直接肇因于宾凤阳等人上书。《翼教丛编》所收《岳麓书院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及附件（摘取时务学堂课艺、日记、札记之语并作批驳），堪称湖南反变法的纲领性文件，《王猷焌上王院长书》《宾凤阳与叶吏部书》则是辅佐性文件。根据这三封书信蕴藏的信息，可知宾凤阳等人最先揭露时务学堂中文各教习“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并宣称“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113]，公开指斥黄遵宪、徐仁铸提倡邪说，暗中讥责陈宝箴养痈遗患。王先谦正是接到时务学堂“谋逆”的确凿材料后，懔然组织《湘绅公呈》，“举宾凤阳等所上先谦书函为证”[114]。翻检《湘绅公呈》《湘省学约》和王先谦《复吴生学兢》《致陈中丞》《复洪教谕》等主干材料，其中的重要说词，无不源自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及附件。最后炮制出来的《翼教丛编序》，不仅公然诋毁“康为人不足道，其学则足以惑世”，还点名批评黄遵宪主议延聘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并词连湘省巡抚、学政，斥责“当路不省，亟予弥缝”，目录识语又厉斥“群论沸腾，大吏聋瞽。公呈廓清，莫或省录”，与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与叶吏部书》等形神妙合，应为同一人所作。而苏舆戊戌前后并无任何攻击康、梁的言行，不可能突然间撰文公开批驳康学，并厉声斥责与自己有科举师生之谊的省垣大吏。《翼教丛编》的序文、目录识语，应出自宾凤阳等人之手[115]。 因此，《翼教丛编》序目两署“苏舆”实不可信，应属嫁名。至于嫁名之人，最有可能为苏舆恩师王先谦。作出这一推断，依据如下： 身为戊戌湖南“捍乱”领袖的王先谦，事后刻意掩饰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他先在《赠叶奂彬》诗序中坦言：“康所行所学，惟奂彬知其深，而先谦不及知。其说之盛行，在先谦出都后，每闻其徒党论议，但相与骇怪而已，得吏部言，乃悟其别有宗主也。尝论康一生险诐，专以学术佐其逆谋……湘人不幸被害者多矣，微奂彬，谁与摧陷而廓清之者？”[116]这是极力表彰叶德辉，诚心将湖南辟康学、反变法的头功归于叶德辉。后来他自定年谱，又细述戊戌之事：“学会之初立也，中丞邀余偕往……其后余以事冗，不能再往。宣讲、登报，愈出愈新，余始骇诧。叶奂彬吏部德辉以学堂教习评语见示，悖逆语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岳麓斋长宾凤阳等复具禀，附批加案，请从严禁遏。余遂邀奂彬诸君具呈中丞，附录斋长禀词，请整顿屏斥，以端教术。”[117]此处明言叶德辉先发现时务学堂“谋逆”，宾凤阳等随后上书，却与史实恰好相反。因为叶德辉虽从时务学堂开办以来屡屡纠批康、梁学术“悖谬”，但在戊戌五月之前并未掌握时务学堂“悖逆”的证据，直到宾凤阳来信诉以“梁启超以平等、民权之说，乖悖伦常，背戾圣教，靦然人面，坐拥皋比，专以异说邪教陷溺士类”[118]，他才恍悟时务学堂师生“志在谋逆”，获得攻驳康、梁的杀手锏。其实王先谦极为重视宾凤阳等上书“附批加案”的关键作用，却将揭发时务学堂“谋逆”之功推给叶德辉，是有意为宾凤阳等作掩饰。与此相似，湖南旧党匆匆推出《翼教类编》，借《申报》告诸天下，明言“此书为长沙王益吾先生所编”，但稍后改名《翼教丛编》，又特意作一番模糊化处理，包括：不标明编刊者姓氏，不作牌记，将序目署作苏舆[119]，并声明“采获、叙次，悉出同人”。这是《翼教丛编》纂辑中一次不露声色的调整，王先谦从台前隐退到了幕后。 《翼教丛编》刊行后，又经历一次显著变化，即从“同人”纂辑变成“苏舆”编刻。这次变化，始作俑者为黄协埙，但奠定大局者实是王先谦。黄协埙作为《申报》主笔，理应见过九月底所刊《跋〈翼教类编〉》，却在十月底宣称：“平江苏君舆，蒿目时艰，逆知蜩螗沸羹，不久必将反侧，爰集当世士大夫指斥康党之篇帙，悉心编辑，名之曰《翼教丛编》。”[120]黄协埙是从湘中获赠《翼教丛编》，旧党对他有否授意？引人注目的是，刘肇隅十一月介绍叶德辉“皆为攻康、梁而作”的《郋园论学书札》，有意提到“原书吾师刻入《明辨录》，平江苏氏又刻入《翼教丛编》”[121]，率先采用苏舆编刻《翼教丛编》的说法，悄然否定“同人纂辑”说。特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先谦应邀为苏舆父亲六旬寿庆题诗，有一句“愿得家箴守忠孝，永翼圣教留书香”，并加注说：“太史曾为《翼教丛编》。”[122]三年后王先谦自撰年谱，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条下撮述湖南变乱始末，最后说：“门人苏厚康孝廉舆为《翼教丛编》若干卷，于康梁造谋、湖南捍乱，备详始末，亦佳书也。”[123]王先谦两次将《翼教丛编》完全归于苏舆一人，既是对黄协埙说法的回应、推广，也足以印证《翼教丛编》序目署作苏舆必为王先谦嫁名。 从王先谦毅然出来“捍乱”，到《翼教丛编》迅速流传全国，短短数月间，变故频仍，诸事有大有小、时表时里，联串在一起看，作为主事人的王先谦得以彻底隐身，若非出自他的授意或安排，实在难以理解。然而让他百密一疏的是，在苏舆亲手编印的《鲤庭献寿图题咏集》中，位居首篇的王先谦题诗中，并无“太史曾为《翼教丛编》”的小字注文[124]，与《虚受堂诗存》卷十六所收原诗夹注形成鲜明对比[125]。这一细节深堪寻味，推想苏舆并不甘心认同其师之说，并巧妙加以否认。
在一次具体行动中，一般都会有主事人和参与者，当他们（尤其主事人）不愿或不便公开其姓氏、身份时，常以“同人”一词笼统言之，作模糊化处理。《翼教丛编》刊行时，特意在序中声明“采获、叙次，悉出同人”，可知当时“倡辑”者和参与人都有意潜隐。但出乎意料的是，并未参与戊戌湖南反变法的苏舆，竟成《翼教丛编》的唯一编辑，而好强争胜的叶德辉，又在民国年间不断放大戊戌旧事，从《翼教丛编》纂辑“同人”之一，变成全书的撰作者、刊刻者。其实，1899年上海《亚东时报》一篇来稿就提到：“夫湘中旧党之有《翼教丛编》也，不过争权忮名，落井下石，巧附朝贵，谬托清流之私智耳。”[126]将《翼教丛编》的编刻笼统归于“湘中旧党”，正是相信“同人纂辑”说，不信《申报》盛倡的“苏舆编辑”说。天津《国闻报》还特意刊载《书〈翼教丛编〉后》，开篇说：“去岁八月变政，党魁康氏败，未几而《翼教丛编》一书刊行于武昌。序曰：'采获、序次，悉出同人。’而书内并无同人姓名，究出谁氏之手，莫得而知也。”[127]可见时人确实好奇于《翼教丛编》的编者，却难以索求真解。这位佚名作者推断“采获、序次者，非出于卖康氏之友，即出于畔康氏之徒也”，暗斥戊戌政变后与康有为决裂的梁鼎芬为编者，但远非史实。[128] 《翼教丛编》的“编者”问题，不过是戊戌“湖南捍乱”史事中被刻意遮掩的诸多细节之一。通过广稽史料，对戊戌湖南反变法事件再作深入探究，追溯《翼教丛编》的纂辑“同人”，揭明王先谦隐而不彰的主事人身份，同时揭出宾凤阳等小人物在历史场景剧中的关键作用，可以对历受学界重视的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有所发覆。今天即使不将王先谦指为《翼教丛编》的“幕后主编”，至少也应尊重历史原貌，坚持该书出自“同人”之手，不能将其归于叶德辉一人名下，更不能指为苏舆所编，并据以评析其言行、思想。 [2] 《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光绪戊戌长沙初刻本，“序目”第2页。 [3] 张难先《庚子甲辰间鄂人思想之演进》提出：“两湖总督张之洞想入非非，既作《劝学篇》《学堂歌》，以教忠劝士，犹未能已，复命武昌知府梁鼎芬撰《翼教丛编》，力申君臣大义。”（《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3页）所叙历史情境与《翼教丛编》刊行事实不符，梁鼎芬仅主持刊印《翼教丛编》武昌重刻本。 [4] 例如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摘取《清代学术概论》“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一段，但修订本加注称“《翼教丛编》系苏舆所辑，非叶德辉著，梁文有误”（《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2页）。又如《郋园学行记》两次明言叶德辉撰辑《翼教丛编》，整理者却两作校注指《翼教丛编》为苏舆辑（崔建英整理：《郋园学行记》，《近代史资料》第57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11、130页）。 [5] 韩长耕提出“从旧说谓苏舆编《翼教丛编》固无不可，但若深入全面研究历史，则谓叶德辉造《翼教丛编》非仅不错误，且是更贴切于历史真实”（《韩长耕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669—670页），可惜证据单薄，无法定案。近年来研究叶德辉的学者也力持此说，但未作具体考证。 [6] 黄协埙：《石印〈翼教丛编〉序》，《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廿九日，第1版。按，此序与石印本《翼教丛编》卷前序文有数处变动，《申报》实属提前刊发，可见黄协埙急不可耐的心情。 [7] 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8] 陈同糓：《排印〈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光绪己亥广东岭海报馆排印本，卷首第1页；陈荣昌：《重刻〈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光绪己亥云南官书局刻本，卷首第1页。 [9] 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梅季整理：《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745页。 [10] 苏舆编、陈同等标点：《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苏舆编、杨菁点校：《翼教丛编》，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胡如虹编：《苏舆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8，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08—610页。 [12] 代表性论著有：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台北：台湾大学，1970年；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赖温如《晚清新旧学派思想之争论——以〈翼教丛编〉为中心的讨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丁亚杰《苏舆〈翼教丛编〉的经典观》，《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胡朝阳《清末儒者的儒教思想——以〈翼教丛编〉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曹润青：《启蒙与救亡之争：从〈翼教丛编〉看湖南新旧两党的论争》，《晋阳学刊》2017年第5期。 [13] 根据皮锡瑞光绪乙巳年日记，湖南巡抚赵尔巽初次见他，提到“《翼教》有我文字”（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421页），《翼教丛编》卷6附收皮锡瑞书信，赵尔巽视为荣显之事，特提及以作恭维，可知《翼教丛编》在晚清实具正面形象。 [14] 黄协埙：《石印〈翼教丛编〉序》，《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廿九日，第1版。按，《申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廿九日刊《书石印增补〈翼教丛编〉后》更承此意，颂誉苏舆在康、梁邪说披猖之际，“慨然忧之，爰遍搜守正不阿之诸君子排斥康、梁论说，以及名臣奏牍、绅士书函，荟萃成编，名以《翼教》。……噫！是非识见超卓、正直刚方者，而能于举世汶汶之秋，独抒伟论若此乎！刻甫竣，适康有为以矫旨征兵谋围颐和园事发，遁而之海外，梁启超亦自知法无可宥，匿迹东瀛，谭嗣同等则明正典刑，藳街悬首，于是人咸服苏君果有灼然先见，而三湘七泽向之被若辈煽成狉狉榛榛之坏俗者，至是仍返其澧兰沅芷之休风”，最后慨叹：“苏君之功，不其伟欤！” [15] 杨以德：《读〈翼教丛编〉书后》，《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廿三日，第1版。 [16] 黄兆枚：《哭厚盦》，《芥沧馆诗集》卷4，民国二十三年蒋文德堂刻本，第14页。按，黄兆枚前句所言苏舆著述，指他供职翰林院时所辑《清华典故》，参苏舆:《改官》，《自怡室诗存》卷1，杨菁点校：《苏舆诗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第57页。 [17] 杨树达：《平江苏厚庵先生墓志铭》，《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长沙：湖南省文献委员会，1948年，第185—186页。 [18] 苏舆：《鲤庭献寿图小识》，《鲤庭献寿图题咏集》，光绪年间平江苏氏刊本，卷首第1页。 [19] 颜可铸：《鲤庭献寿图题咏集后序》，《鲤庭献寿图题咏集》，卷末第1页。 [20] 皮锡瑞戊戌年三月廿九日记载“岳州通商在即，而诸生约县考时毁教堂，校经堂岳州人请急开学会”（《皮锡瑞日记》，第622页），叶德辉《与段伯猷茂才书》又提到“近日学堂渐次廓清，人心亦已安靖，戚友子弟为康、梁邪说所惑者，从此可以觉悟”，此时校经书院讲堂却出现匿名书函，“大旨表章康教，趋注宛平”，并言及“南海先生二千年来未有之绝学”，叶德辉评论“彼函反复剖辩，无非为彼护法”（《翼教丛编》卷6，光绪戊戌长沙初刻本，第36页），由此两例可略窥校经书院学术与思想氛围。 [21] 王先谦：《春秋繁露义证序》，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25页。 [22] 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555页。 [23] 长沙丁酉科举人周雨辳应邀为《鲤庭献寿图》题诗，注中说：“戊戌北上，始识厚庵舟中。”（《鲤庭献寿图题咏集》卷1，第7页）周雨辳与苏舆为乡试同年，此北上即进京赶赴戊戌科会试。 [24] 汤志钧认为，戊戌年四月邵阳官绅驱逐樊锥，“苏舆实阴为煽动”，五月间王先谦、叶德辉等因宾凤阳上书，与陈宝箴、徐仁铸辈贻书相诋，“苏舆亦参预其间”（《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8，第609页），实属推断之词，因为苏舆此时身在北京，决不能参与邵阳、长沙的反变法活动。 [25] 《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序目”第2页。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翼教丛编》著录为“苏舆等编，光绪二十四年平江苏氏刊本”，但经勘验原书，仍是常见的长沙初刻本，并无任何迹象可证其为“平江苏氏刊本”。 [26] 苏舆：《岳州新设浅水小轮船颂词》，杨菁点校：《苏舆诗文集》第27页。 [27] 李肖聃回忆：“曩于试牍，读君文篇。时君方籍学官，登名拔萃，元和学使重其清才。”（《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01页）杨树达《平江苏厚庵先生墓志铭》也特意提到“岁丁酉，学使元和江公标选充贡生，旋举于乡”（《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85页）。 [28] 杨树达：《平江苏厚庵先生墓志铭》，《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85页。按，湖南省图书馆藏苏舆致杨树达两札，可为杨树达此说提供实物佐证，详见刘雪平：《苏舆致杨树达信札两通》，《图书馆》2010年第5期。 [29] 苏舆：《自怡室诗存》卷1，杨菁点校：《苏舆诗文集》，第55页。 [30] 苏舆：《自怡室诗存》卷3，杨菁点校：《苏舆诗文集》，第75页。 [31] 苏舆：《五品衔国子监典籍陶君墓志铭》，杨菁点校：《苏舆诗文集》，第32页。 [32]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自序”第2页、“例言”第3页。 [33] 李肖聃：《湘学略》，第201页。 [34] 苏舆：《辛亥溅泪集》卷2，杨菁点校：《苏舆诗文集》，第172页。 [35]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749页。 [36] 叶昌炽撰、王季烈辑：《缘督庐日记钞》，癸丑年五月十四日，上海蟫隐庐1933年石印本，第12页。 [37]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出版）；胡适：《归国杂感》，《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出版）。 [3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4—85页。 [39] 代表性著述有：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1871页；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52页；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381页。 [40] 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2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67页。按，文中御史指杨崇伊，屡有人引述时误作朱一新，其实朱一新在光绪甲午年已病逝。 [41] 叶德辉致杨树达的书札提到：“令兄交到鄙人《学行记》，并致令兄函，均已详悉。此事本发端于吾弟，鄙人因恐与鄙意不合，故略有发挥意志之处。”（王逸明、李璞编著：《叶德辉年谱·附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此札署壬戌（1922）十一月十九日，正是《郋园学行记》成稿、待刊之际，叶德辉所谓“略有发挥意志之处”，即据己意对《郋园学行记》加以增改。日本学者盐谷温1927年刊行的《郋园学行记》卷首题识又说：“叶郋园文选师，与家大人为布衣文字之交。某等兄弟自束发受书，及门最早，故知吾师学行之深者，莫如某等。明年癸亥正月，为吾师六十揽揆之辰，吾师既有《六十自叙》传示，亲友或有谓其简略者。一日，某等兄弟侍坐，师为口述，命记而书之。既成，呈之吾师，稍事润色。”可见，经叶德辉修改的《郋园学行记》，是对《郋园六十自叙》的补充。 [42] 崔建英整理：《郋园学行记》，《近代史资料》第57号，第111、130页。 [43] 桥川时雄：《湘儒叶郋园德辉追悼记》，《文字同盟》1927年第2号，收入《叶德辉年谱·附录》，第478页。按，松崎鹤雄同时在《叶德辉传略》中说：“先是康有为、梁启超唱新学于湘垣也，郋园纠合旧学同志大驳议之，编《觉迷要录》二卷、《翼教丛编》二卷。”原载《辽东诗坛》第23号（1927年5月出版），收入《叶德辉年谱·附录》，第476页。 [44] 王啸苏：《叶郋园先生遗书序》，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1册，卷首第22页。 [45] 代表性的论著有：龙绂瑞《武溪杂忆录》，《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266页；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89页。 [46] 此信收入《郋园论学书札》时，叶德辉加注说：“此书作于丁酉十一月中，为斯事辨难之始，故存之。”（《郋园论学书札》，光绪戊戌长沙叶氏刻本，第4页） [47] 叶德辉：《郋园论学书札》，第34、38页。按，《清议报》第85册（1901年7月16日出版）刊有民史氏《蔡烈士钟浩传略》，文中自注提到“顽固党叶德辉《翼教丛编》中所谓少年子弟私立党名”云云，似指《翼教丛编》出自叶德辉，但从所引下文看，实指《翼教丛编》卷4所收《叶吏部〈读西学书法〉书后》。 [48] 皮锡瑞甲辰年三月十一日记载：“希易言叶《昆仑集》有笺注，为自己与诸公写照。”（《皮锡瑞日记》，第1352页）叶德辉为《昆仑集》所作笺注，即后来的《昆仑集释文》。 [49] 叶德辉辑：《昆仑集》，光绪己亥长沙萃文堂刷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本第154册，第8页。 [50] 成相道人（叶德辉）：《昆仑集释文》，光绪己亥长沙萃文堂刷印，《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本第154册，第3—4页。 [51] 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光绪乙巳长沙刻本，卷首第2—4页。 [52] 光绪甲辰长沙叶氏观古堂翻刻本《翼教丛编》较为少见，笔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见到原刻本，第5、6卷与叶德辉精心校刊的《岩下放言》合订成册。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也有收藏，与《觉迷要录》合装一函，书衣有墨笔题记“己酉橘涂长沙叶焕彬太史德辉所赠”。 [53] 叶德辉：《致缪荃孙》，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4册，第378页。按，当时《申报》两次报道叶德辉被捕事，也明言叶德辉因编《觉迷要录》获咎（《叶德辉年谱》，第192页）。叶德辉1916年另称“癸丑夏，以为文讨黄兴，谭延闿部下头目程潜、唐蟒发兵逮捕”（《还吴集》，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1册，第184页），所作文即《光复坡子街记》，1922年《郋园六十自叙》所说同。据此，叶德辉1913年遭革命党追捕与所谓戊戌编刊《翼教丛编》无关，却足以见出他向外人宣扬自己刊印《翼教丛编》之用心。 [54] 叶昌炽撰、王季烈辑：《缘督庐日记钞》，辛亥年六月廿九日，第29页。 [55] 叶德辉：《郋园六十自叙》，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2册，第137页。按，“曹师”指曹鸿勋，光绪七年任湖南学政，《郋园学行记》载“吾师年未弱冠，以论诗绝句观风卷，为曹仲铭中丞鸿勋提学湖南时所拔赏”（《近代史资料》第57号，第120页），但《翼教丛编》传至云南时，曹鸿勋实为迤东道，陈荣昌《重刻〈翼教丛编〉序》即称“曹仲铭观察”，叶德辉误作藩司。 [56] 朱锡梁：《叶郋园先生六十生朝宴集序》，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2册，第141页。 [57] 崔建英整理：《郋园学行记》，《近代史资料》第57号，第137页。 [58] 例如，胡适1918年在《归国杂感》中将《翼教丛编》指为叶德辉名下，但后来作《悼叶德辉》诗，末句“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下有自注：“戊戌变法时代，叶德辉与王先谦代表湖南的反动思想，攻击康、梁的维新运动，其议论见于苏舆辑刊的《翼教丛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64页） [59] 李肖聃：《湘学略》，第201页。 [60] 李肖聃：《〈郋园全书〉总叙》，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1册，卷首第19页。 [61] 李肖聃：《湘学略》，第216、218页。 [62] 李肖聃：《星庐笔记》，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29—30页。按，“评语”指《輶轩今语评》。 [63] 代表性著述有:左舜生《中国近代史四讲》，香港：友联出版社，1962年，第112页；杜迈之、张承宗《叶德辉评传》，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23页；易孟醇《叶德辉》，郭汉民、徐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8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0页；张晶萍《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王维江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先谦叶德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00页。 [64] 叶德辉的子侄、门人，旧时各种单篇叶氏传记，以及杜迈之、李承宗《叶德辉评传》等，统计其撰、辑、校、刊著述时，无不列入《翼教丛编》，但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仅收《翼教丛编》中叶氏署名之作。 [65] 韩长耕：《韩长耕文集》，第667—668页。 [66] 王先谦：《复吴生学兢》，《虚受堂书札》卷1，光绪丁未长沙王氏刻本，第35—36页。 [67] 王先谦：《复洪教谕》，《虚受堂书札》卷1，第46页。 [68] 《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序目”第1、2页。 [69] 王先谦：《赠叶奂彬》，《虚受堂诗存》卷15，光绪壬寅平江苏氏刻本，第14—16页。按，1911年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在王先谦七十寿序中追述：“戊戌以来，湘中士习日嚣，异说朋兴，先生辟拒邪诐，为功最多。”（《葵园自定年谱》，梅季整理：《葵园四种》，第795页） [70] 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第112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廿七日。 [71]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438，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8页；皮锡瑞己亥年二月初八日记也载“城北总宪又奏整顿孝廉书院，钦派孔晋陔为山长，可谓荣矣”（《皮锡瑞日记》，第774页）。按，徐树铭戊戌年春夏多次应湘中守旧绅士之请，奏参湖南维新变法，因此他奏派孔宪教出长孝廉书院，应属湖南反变法的节目之一。 [72] [日]宗方小太郎著、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7—478页。 [73] 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1080页。按，幼老指汤聘珍（字幼庵），朱指朱益濬。 [74] 1917年王先谦逝世，叶德辉致书缪荃孙回忆：“二十余年乡居，惟吾二人大有关系，湘潭王、叶，长沙王、叶，又张、王、叶、孔四大劣绅，今只辉称孤道寡矣，思之惘然。”（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4册，第388页）王、叶并称及“四大劣绅”名号，均起于戊戌湖南反变法，皮锡瑞日记中也反复提到：“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又习于王、张诸公之议论，故卒不能开通”，“新党有长沙大痞王麻、湘潭大痞叶麻行状，院试散给考生”，“杨深秀参湖南莠言乱政，王、张、叶、孔四人”（《皮锡瑞日记》，第651、716、732页）。可见各处所记戊戌政变后湖南旧党的核心成员，与《翼教丛编》编纂“同人”完全重合。 [75] 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1237页。按，某太守指湖南学务处提调朱益濬，新抚即新任湘抚赵尔巽。 [76] 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636、644、646、650、651页。按，汤指汤聘珍。 [77] 杨炳章戊戌中冬所作《朱氏遗札叙》说：“今年夏间，康逆窃弄威福，湘中当道靡然从风，庠序之子狂吠尤甚。吾师叶吏部手出是编，命梓人重刊。又著书数万言痛斥之，比于杨、墨。不数月而有宫闱之变，噫，异已！”（民国二十四年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郋园丛书》本，卷首第1页）按，叶德辉辑刊《朱氏遗札》（正文首行题《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应源自光绪乙未广州菁华阁刊《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却将原本所附康有为三通来书删去，使朱一新、康有为之间的往返论学，遽变成朱一新对康有为的单向批驳。 [78]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949—950、1080、1133页。 [79]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77页。 [80] 《秉正逐邪》，《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廿九日，第2版。按，《戊戌变法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展览目录》（北京图书馆群众工作组1958年编）中，即有张次溪藏《湘绅公呈》戊戌刻本一册，详见宋希於《边角谈：“康有为殿试策小掌故一段，足供谈助”》，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2年2月23日。 [81] 《慎防逆党煽惑海外华人说》，《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第1版。 [82] 《梁太史鼎芬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6，第2页。 [83] 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0页。 [84] 陈庆年：《上长沙王益吾师书》，《横山乡人尺牍》第3册，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原书无页码。 [85] 《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序目”第2页。 [86] 据笔者访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均收藏有《翼教丛编》长沙初刻初印本、二印本。 [87] 叶启倬：《先府君〈郋园全书〉跋》，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1册，卷首第23页。按，叶德辉曾说：“同、光之交，零陵艾作霖曾为曹镜初部郎耀湘校刻《曾文正公遗书》及释藏经典，撤局后，遂领思贤书局刻书事，主之者张雨珊观察祖同、王葵园阁学先谦与吾三人。”（《书林清话》卷9，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54页）又在《缩刻唐开成石经〈周易〉〈尚书〉〈毛诗〉三经跋》中回忆：“余于宣统初元，与长沙王阁学先谦共事思贤书局。”（《郋园山居文录》卷上，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2册，第99页）皮锡瑞1899至1908年相继在思贤书局刊行《礼记浅说》《经学通论》等五种著述，他在日记中仅记王先谦安排刊刻事宜，从未提及叶德辉，可证叶德辉确是宣统初年才正式参与思贤书局管理，戊戌时期并无决议权。 [88] 《跋〈翼教类编〉》，《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廿九日，第1版。 [89] 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732、736页。按，鹿泉即黃膺，湖南善化人，曾任南学会坐办；刘牧村即刘人骏，江西吉水人，时任湖南宁乡知县。 [90] 皮锡瑞己亥年正月十三日另载：“伯年信云有人刻书诬梁书劝乃翁割据，殆即《翼教》续编所刻劝其学窦融乎？”（《皮锡瑞日记》，第768页）所谓梁启超劝陈宝箴学窦融割据河西，见于《翼教丛编》长沙初刻二印本新增附录首篇梁启超《上陈中丞书》，该附录又收有清廷戊戌十一月十六日向全国公布的梁启超等与康有为“谋逆”各书，则《翼教丛编》长沙初刻二印本的刊行，较九月中旬初刻初印本要晚两月余，因此皮锡瑞称之为“《翼教》续编”。 [91] 当陈宝箴上奏请毁《孔子改制考》，“于厘正学术之中，仍寓保全人才之意”，王先谦却主张对“心迹悖乱”的康有为绝不能手软，自称“远师苏氏之辨奸，近法许公之嫉恶”（《再致陈中丞》，《虚受堂书札》卷1，第40页）。《申报》此跋以“过于大苏之著《辨奸论》”相誉，隐相呼应。 [92] 陈庆年：《上王益吾师书》，《横山乡人尺牍》第3册，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原书无页码。 [93] 《安侍御维峻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翼教丛编》卷2，第2页。按，安维峻确未奏劾《新学伪经考》，详见吴仰湘《〈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新探》，《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94] 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梅季整理：《葵园四种》，第794页。 [95] 《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序目”第1—2页。 [96] 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780页。 [97]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32页。按，《湘报》第134号（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日）《电音汇登》所刊此谕个别字词有异，实因译电有误。 [98] 《抚院批示》，《湘报》第162号，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 [99] 王先谦：《赠别廙轩中丞序》，《虚受堂诗存》卷16，第2页。按，此诗原收于《湘水怀清集》，皮锡瑞在甲辰年二月初八日记载：“王必名送来《湘水怀清集》，乃诸人送俞廙帅诗文，予文亦在内。王、孔之作犹未忘前事，湘绮亦然。”（《皮锡瑞日记》，第1341页）所说王先谦等人不忘戊戌旧事即指此。 [100] 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梅季整理：《葵园四种》，第745页。 [101] 王先谦此后对康、梁的敌视始终不减，再三厉言指斥，并以戊戌新学倡乱谋逆为言，对巡抚俞廉三、省学务处提调朱益濬多有指划（《虚受堂书札》卷2，第21、23—26页）。清末兴办新学以来，王先谦又不断攻击力推新学的省学务处会办张鹤龄，对抗巡抚赵尔巽，抵制书院改学堂，辞任岳麓书院山长、湖南师范馆馆长，再次组织守旧绅士上呈，要求驱逐办理新学渐有成效的熊希龄等人，指控湖南当局宣扬革命思想，辞锋直指赵尔巽（此次公呈抄本藏湖南省图书馆，题为《王先谦等诋熊希龄文》），其激烈程度远过《湘绅公呈》。 [102] 王闿运著、吴容甫点校：《湘绮楼日记》第5卷，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356页。 [103] 叶德辉：《还吴集》，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1册，第184页。 [104] 叶德辉：《郋园六十自叙》，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2册，第137页。 [105] 许崇熙：《哭叶郋园吏部》，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1册，卷首画像；《郋园先生墓志铭》，《叶德辉年谱·附录》，第479页。 [106] 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112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廿七日出版。 [107] 黄桂鋆八月十二日上奏，说湘绅递交公呈后，“陈宝箴依违其间，实有袒护之意。在籍绅士叶德辉，因素与熊希龄有隙，腾书相诋，希龄云：将约日本之维新党，剿灭湖南之守旧党，新旧相攻，不至杀人流血不止。似此肆无忌惮，与反叛何异”，张仲炘八月十六日奏片中也说“湖南庶吉士熊希龄，素性狂悖，其与同乡叶德辉书，有必率日本人来攻中国旧党，不至于血流成河不止等语，人多有知之者”（《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8、471页）。 [108] 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716页。 [109] 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696页。 [110] 昆明陈荣昌读到湘刻《翼教丛编》，即指出：“虽其书不皆湘人士作，而出于湘人士者居多，王祭酒、叶吏部诸君子，其卓卓者也。……然吾闻当是时，康党方炽，在位者主张其学，诸君子几不免于祸。康党既以逆谋败，诸君子之说乃大伸。在诸君子卫道之力，固昌黎所谓灭死无恨者，然不灭死而又卒得伸其说，岂非大幸哉！”（《重刻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云南官书局光绪二十五年重刻本，“序”第1—2页）据陈荣昌之说，可印证王先谦、叶德辉当年的生死处境。 [111] 王先谦：《致俞中丞》，《虚受堂书札》卷1，第62页；《与陈佩蘅》，《虚受堂书札》卷2，第67—68页。 [112] 王先谦：《复吴生学兢》，《虚受堂书札》卷1，第36页。 [113] 《岳麓书院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卷5，第5—6页。 [114] 王先谦：《三致陈中丞》，《虚受堂书札》卷1，第47页。按，叶德辉事后也明言：“葵园老人纠合湘绅，暴其手书逆迹，上之宝箴。”（《昆仑集释文》，第3页） [115] 韩长耕提出叶德辉“假手苏舆作序”而抛出《翼教丛编》（《韩长耕文集》，第668页），但《翼教丛编》的纂辑既不是叶德辉操持，序文不太可能为他所作，何况苏舆并非其弟子。 [116] 王先谦：《赠叶奂彬》，《虚受堂诗存》卷15，第15页。 [117] 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梅季整理：《葵园四种》，第744页。 [118] 《宾凤阳与叶吏部书》，《翼教丛编》卷6，第5页。 [119] 皮锡瑞戊戌九月十九日记载时务学堂的人事变动：“学堂分教，舍杨笃生而用苏厚康，祭酒高足也，殆宗楚客所云'与我好者为好人，与我恶者为恶人’耶？”（《皮锡瑞日记》，第734页）苏舆接替杨毓麟任中文分教习，皮锡瑞隐指王先谦有所干预。此时正当《翼教类编》改为《翼教丛编》之际，两事是否有联系，值得注意。 [120] 黄协埙：《石印〈翼教丛编〉序》，《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廿九日，第1版。 [121] 刘肇隅：《郋园书札序》，叶德辉《郋园论学书札》，卷首第1页。 [122] 王先谦：《题苏舆厚庵太史〈鲤庭献寿图〉》，《虚受堂诗存》卷16，民国增修本，第7页。 [123] 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梅季整理：《葵园四种》，第745页。 [124] 苏舆：《鲤庭献寿图题咏集》卷1，第1页。按，《鲤庭献寿图题咏集》收录别家题诗仍有小字夹注，可知苏舆将王先谦诗句原注加以删弃，别有深意。 [125] 王先谦《虚受堂诗存》由苏舆辑刊于光绪壬寅（1902），民国初年增修本多出第16卷（收存癸卯至辛亥诗作），未经苏舆之手。 【作者简介】 吴仰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学术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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