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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三次独酌均在1923年，《鲁迅日记》中均有文字可查： 1923年5月19日，“夜得三弟信，十六日上海发。重装旧书三部，共十二本讫。饮酒。” 1923年9月19日，“夜半雷雨，不寐饮酒。” 1923年11月8日，“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先说1923年5月19日的这次“独酌”，地点是在八道湾十一号，鲁迅自己的居室内。 我们知道，无论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鲁迅均是一位追求精致和完美的人。但是，追求完美，则得到的恰恰是追求完美之累。鲁迅为了给全家老小营造出一个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劳心劳力，事必躬亲；为了给病苦之中的亲人提供及时而良好的救治，如患病的侄子和母亲，特别是得了肋膜炎的二弟周作人，他跑医院，找大夫，多方筹措资金，并设法到碧云寺租赁房屋，创设优雅的环境，供二弟疗养，可以说操碎了心，以至自己累得都病倒了。 这一时期，他一边在教育部上班，一边到大学兼课，同时还要给报刊撰写稿件，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要照顾好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家人。鲁迅在透支着身体和精力，也在透露着精神和情感。从他送二弟周作人于1921年5月2日到碧云寺疗养，到1921年9月21日二弟痊愈返回家中，前后近五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他几乎每隔十天半月都要到碧云寺去一趟，探寻二弟的病情，送去二弟急需的生活用品和书籍。有时来不及前往，则书信致意，邮件寄物，同时还代为二弟购书、收发来往信函、邮寄与处理稿件等，俨然是二弟的生活秘书兼学术秘书。 由于鲁迅1922年的“日记”已经遗失，我们无法从中得知当年鲁迅全家在北京八道湾十一号院内的生活详情，但是，披阅鲁迅1923年的“日记”，则发现了一个很令人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八道湾十一号的主人，很微妙地发生了变化，鲁迅显然从周家掌门人的地位降到了从属的位置，家中的主人公已悄悄地换成了周作人。对此，鲁迅在1923年1月20日的“日记”中，很含蓄地写道：“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他于1921年来华，1922年2月到北京后寄寓于八道湾十一号，曾任北京大学世界语讲习班讲师。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人是日本人，其中今村当时是东京立教大学的学生；井上是爱罗先珂的学生，因在日本参加政治活动受到迫害，才来到中国；清水即清水安三，天主教神父，当时是北京崇贞学园主持人，和爱罗先珂熟识；丸山即丸山昏迷，他1919年从日本来到中国，任《新支那》记者，1922年起任《北京周报》记者，曾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课程；省三即冯省三，北大预科法文班学生，1921年因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被开除，1923年与朋友合作创办了世界语专门学校，曾邀请鲁迅到该校任教。在周家的传统习惯中，周作人向来就是一个逍遥自在派人士，从来不过问家务，凡家中事务一向都是大哥鲁迅安排，像这次在家中“招饮”请客事宜，按理说应该是鲁迅出面才对，何况爱罗先珂、四个日本学生，还有冯省三等，鲁迅和他们的熟识程度丝毫不亚于周作人，但是，在《鲁迅日记》中，这次“招饮”，主人显然是周作人与爱罗先珂，鲁迅不过是“招饮”的对象之一，俨然是来周家赴宴的“客人”了。 爱罗先珂寄寓在周家，受到周氏兄弟的关照，他想借周家一方宝地请客聚一聚，表达一下感谢之意，似在情理之中。但一向作闲云野鹤状的周作人却主动张罗，似乎将鲁迅排除在了周家主人之列，就与情理不通了。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信息呢？从这件小事上，以鲁迅的敏感和识见，或许已经感觉得到，二弟周作人此时颇以八道湾十一号主人自居，而将自己视作多余的人物了。
二 鲁迅的敏感与猜测果然没错，二十多天后的一个中午，即1923年2月17日，农历新年正月初三，周作人在家中再次大宴宾客，鲁迅在其“日记”中写道：“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臤士饭，马幼渔、朱逿先亦至。”这几位文化和教育界的名流，既是周氏兄弟的朋友或同仁，其中还有在北京的浙江籍乡党，私交方面则与鲁迅也更为密切一些，但是，在八道湾十一号家中出面邀请并招待这些朋友们的，仍然是周作人。这与周作人一向恬淡闲适的性情与做派，大为不符。 这其中的变化，则也很微妙地反映出了八道湾家中的人事变故，即鲁迅在家里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了，一向性格懦弱且性情寡淡的周作人逐渐地占据了家庭的重心位置。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促成这种变化的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一方面，是周作人北大教授地位的逐渐稳固，文化名流、名教授的身份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所以反映在生活场景中，也要显示出来，要超过鲁迅，盖过鲁迅的风头，至少不能让别人再认为自己是鲁迅的附庸；另一方面，促使这种变化的，应当还有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怂恿和支持。 1923年4月30日，鲁迅三弟周建人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当天晚上他还送给嗜烟的大哥鲁迅“烟卷两合”。次日，周建人见鲁迅衣着过于简朴，便将自己的“外氅一袭见让”，鲁迅一方面感谢三弟的这份情谊，另一方面又心疼三弟在上海收入微薄，还要养家糊口，负担不轻，他收下这件“外氅”后，便又“还其原价十四元”。周建人预定了火车票，准备于5月14日返回上海，就在5月10日晚上，兄弟三人在八道湾家中吃了一顿晚饭，作陪的还有他们共同的好友孙伏园。在鲁迅的“日记”中，没有说明这顿饯行晚餐吃得是否畅快，只是写他们四人都喝了酒。想必在酒精的刺激下，情感奔涌而出，再加上三弟别离在即，祝福的话还是要说上一些的。事实上，这也是兄弟三人“最后的晚餐”，从此，参商隔阻，难以重逢，各自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之上了。当然，这是后话。 周建人于5月14日返回上海，两天后到达上海，然后给鲁迅写了一封报告平安的家书。5月19日夜，鲁迅接到三弟的家书，心中略感宽慰。便在自己的居室里，打开了一瓶老酒，自斟自饮了起来。不妨模拟一下，鲁迅这天晚上独酌时，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或许有一种静谧祥和的情绪在心头涌动，毕竟三弟已顺利到达上海，开始了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或许也有着辛苦工作之后的精神的慰藉，毕竟这天他还“重装旧书三部，共十二本讫”，装订旧书，是颇费心智的一项工作，要有手头上的功夫和技能，而理书装书对于一位嗜书者来说，也是一种愉悦身心的最佳选择，现在把十二本旧书都重新装订好了，小酌几杯，也是蛮惬意的；或许也有着“多少事欲说还休”的郁闷，家中事务的繁冗和近来的微妙变化，二弟在为人处事风格上的陡然一新，这一切不能不会引起鲁迅的注意和心理上的波动。这天晚上，鲁迅独酌的这杯老酒，可谓五味俱全，实在难以述说。
三 鲁迅深夜独酌的举动和在心理上的变化，周作人似乎并没有留意到，此时，他作为学问渊博的名教授和文章颇具影响力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名作家，愈加意气风发。表现在家庭的生活场景中，他依然以八道湾十一号主人自居，随时“治酒邀客”，大哥鲁迅不过临时喊过来陪坐一下而已。鲁迅在1923年5月26日的“日记”中说：“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择村、丸山、耀辰、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从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既有周作人的志满意得，洋洋自喜，也隐约能够感受得到鲁迅所受到的冷落以及他此时作为旁观者的沉着与冷静。 但是，作为长兄，鲁迅依然隐忍着，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容、忍耐和克制，甚至在此期间他仍然和二弟一起去逛书店，淘旧书，参加朋友的邀约雅集，直到这年的7月14日，实在忍无可忍的鲁迅才做出了一个果决而又自我克制的举措，自这天晚饭始，他不再到餐厅吃饭，而是独自在自己的房间用餐，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兄弟失和，痕迹已呈。 如此又过了五天，到7月19日上午，鲁迅正在自己的居室里静静地看书，二弟周作人竟亲手拿着一封书信，到前院鲁迅居室内放下，话也不说，扭头便走。鲁迅想追上去问个究竟，二弟却步履匆匆，昂首往后院而去。鲁迅让家里的佣人传话给二弟，请他到前院来谈一谈，二弟始终也没有回音。此事，《鲁迅日记》中简略记载道：“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那么，周作人写给鲁迅的这封书信，其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原来，这封信是7月18日就已经写好了的，到了次日上午才送到鲁迅手中。信的开头即说“我昨日才知道”云云，“昨日”是7月17日，查这天的《鲁迅日记》，只记载了两件事情，一是远在上海的三弟周建人托一位名叫戴昌霆的人交来“竹篓一个，布一包”；二是“收商务印书馆制版所寄爱罗君画像铜板三块”。前一件是家庭琐事，周建人在上海工作，妻子羽太芳子和孩子仍在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家中居住，所以日常与鲁迅有书信往来，也会寄些东西给鲁迅，鲁迅收到之后，则会根据三弟的意见，将信件内容转告家里相关人士，将物品一一分送给大家，虽然这次是三弟托人代送物品，鲁迅也会根据其意见转送给羽太芳子或其他人的。显然，周作人信中所指并非此事。后一件事是鲁迅与出版社之间正常的业务活动，可知这也不是周作人信中所指。 周作人信中所说的“昨日才知道”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看来只能是一个谜了。这个谜连鲁迅都解释不了——因为，他接到这封信后也是一头雾水，想请周作人来前院一趟，问个明白——那么，其谜底也只有周作人自己才能解开了。多少年后，直至周作人晚年，对此仍三缄其口，面对社会上许多朋友或学者的询问，他也只是含混作答，道：“一说便俗。”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曾经有一种说法，还流传得相当的广，说是鲁迅因偷窥二弟妇羽太信子沐浴，被羽太信子发现后告诉了周作人，周作人一怒之下才与鲁迅决然断交的。其实，这也没有任何依据，不过是某些偷窥癖患者根据自己的臆测信口雌黄而已。对此，鲁迅令郎周海婴先生很坦诚地回应道：“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其实，对于这个“谜”，根据事情的前因后果来分析判断，剥茧抽丝之后，还是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来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周作人在妻子羽太信子的怂恿下，想设法把鲁迅从八道湾十一号家中赶出去，他们想独自占有这座环境清幽雅致的大院落。抛头露面的是周作人，幕后擘划者则是羽太信子。并且，这个念头已非一日，而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事情了。
羽太信子（前排右一抱小孩者） 四 鲁迅的意愿，是将绍兴的祖屋处置之后，接母亲以及全家到北京定居。为了选择一处宽敞且环境美好的院子，他四处奔走，殚心竭虑。全家来到北京之后，他和二弟周作人经济上合并在一处，将所有收入都交给羽太信子管理，供全家日常开支。在住房的安排上，也是将最好的房屋分配给二弟和三弟全家居住，母亲喜欢清静，与原配朱安一起随自己住在前院。在平常的日子里，鲁迅但凡回家，总会给侄子侄女们买一些水果或者点心之类的零食，逗孩子们开心快乐。不管是母亲或者谁家的孩子病了，他都会及时延医诊治，或送去医院住院治疗，亲力亲为。他想倾尽自己的力量，来维系这个大家庭的安宁与团结，维系这个诗书之家谐美的生活常态，也让年迈的母亲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但是，美好的生活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还是破碎了。 综合当时与周家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士的回忆录可知，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一个崇尚奢华且目光短浅的日本女人，她本出身清寒，社会地位低下，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内心里却有着强烈的贪婪欲望，有着攀比炫富、喜好享受、爱慕虚荣的心理趋向。作为八道湾周家的实际当家人，随着自己的丈夫在北京文化教育界的名声日隆，收入渐丰，她也逐渐形成了喜好排场、挥霍无度的毛病，根本不顾及鲁迅的善意提醒和委婉劝诫，而是肆意行事，自作主张——家里须使唤着六七个男女仆人；日常用品非日本货不买；菜肴果蔬都要时新和上等的，稍不如意便随意弃置掉，重新购置；外出坐黄包车已经觉得有些寒酸，非要乘坐汽车；看病需请日本大夫；家中宴请宾客，必须由丈夫出面邀请并做东……处处显示出她这位女主人的高贵奢华及其在家族中非凡的地位。久之，鲁迅、周建人兄弟二人便也成为了令她厌烦的对象。尽管自己的亲妹妹羽太芳子和周建人已经结为夫妻，且也有了孩子，但周建人在北京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她就认为是生活的累赘，首先就成为被她挤兑出去的第一个人物，这也就是周建人远赴上海工作的主要原因。 周建人走后，她无法将自己的亲妹妹赶出家门，但是，鲁迅和朱安二人便又成为了她的眼中之刺。心里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自然就会反映到日常行为方式上，于是，她觉得鲁迅回家时给孩子们买的糖果品质太低劣，让孩子们全部都扔掉；看到孩子们与鲁迅关系亲密融洽，便大声呵斥孩子们说：“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这种态度的变化，鲁迅的母亲是颇有感知的，但她不能说破；朱安女士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但他不愿惹事；鲁迅自己也是能够渐渐地体会得出来的，但他不忍心捅破这层窗纸。因为，鲁迅觉得隐忍负重以维护这个大家庭的祥和与安宁，对于自己这位掌门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但是，这层兄弟情感破裂以至彻底失和的窗纸，终于在1923年5月19日这天上午，让周作人的一封短柬给残忍地捅破了。短柬的称谓是“鲁迅先生”，已经够生硬的了，全然失却了以前兄弟之间温和甜蜜的情谊，短柬中又直接警告“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则已经是在下逐客令了，并且态度决绝，不作任何解释。无疑，这对幻想着兄弟和睦、家庭和谐且为此已经付出了诸多心血、体力与物力的鲁迅来说，不仅是当头棒喝，简直就是捅在他心口上的致命一刀。 接下来的一周，鲁迅是在沉默中度过的。沉默的一周，也是他吞声忍泪的一周，是他痛定思痛的一周。经过一周时间的苦苦思考与反复掂量，他做出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决定：离开这所苦心经营且曾经朝夕相处的幽雅院落——八道湾十一号。
五 既然去意已决，便不再犹豫彷徨。于是，在《鲁迅日记》中便有了如下记载： 7月26日，“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 7月29日，“晴。星期休息。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 7月30日，“昙。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 7月31日，“晴。上午访裘子元，同去看屋。” 8月1日，“午后收拾行李。” 8月2日，“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据当时也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的俞芳女士回忆，当时，穿针引线地介绍鲁迅租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院内北屋三间房子的人，恰是鲁迅的母亲。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 1923年春，王伯伯（指王剑秋先生）一家搬到青岛去了，他们住过的三间北屋一直空着。有一次大姐姐们邀请太师母（指鲁迅先生的母亲）来我家吃饭，饭桌就摆在北屋里，太师母曾问起这三间房子为什么空着？大姐说：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邻居，万一邻居不好，搬进来容易，请出去就难了。因此我们在砖塔胡同有三间北屋空着，太师母是清楚的。 后来大先生（指鲁迅）与二先生（指周作人）发生分歧，大先生不愿再在八道湾住下去，打算尽快搬出，但是一时找不到房子，心里十分焦急。大先生和太师母商量，太师母告诉大先生说：俞芬三姐妹住的院子里，有三间北屋空着，只是屋子小，比这里的房子差。……大先生听了，认为房子好坏不拘，只求早点搬出就好了，因为一则是暂住，二则是急需，邻居是同乡，又是三先生（指周树人）的学生，而且俞芬姐妹的父亲俞英崖先生，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和大先生是认识的。经过实地看屋，决定先搬砖塔胡同作为暂时栖身之所，同时另找合适的房子，再作长久之计。于是太师母就托大先生的学生孙伏园、许钦文，转托许羡苏姐姐和大姐商量。大姐听说大先生家要搬来，当然同意。这些关于大先生、大师母（指朱安）搬来砖塔胡同的经过情况，是太师母事后告诉我的。 兄弟之间有了矛盾，弟弟弟媳合伙变着法儿要把兄嫂赶出家门，作为母亲却没有为之劝和，没有出面调停以解决兄弟之间的冲突，万般无奈之下，还要想尽办法为长子寻找并张罗着介绍合适的房子，从中可以看出，母亲对于兄弟二人矛盾冲突的原因以及不可调和的严重程度，内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当然，出现这样的局面，作为母亲，她的内心深处也是极为痛苦的。多年之后，作为母亲，她再次回首往事，谈到此次兄弟失和的事情，深有感触地向俞芬、俞芳姊妹们说道： 你们的大先生很重情谊，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兄弟，真是爱护备至。他从小就担负起长孙、长子、长兄的责任，对长辈尊敬，对兄弟友爱。……他对老二、老三极其关怀。他们三兄弟很早就决定长大以后永不分家，决定老大、老二将来工作得来的薪金，大家合用，不分彼此…… 你们的大先生说到做到，在他身上，真是没有半点私心；一切棘手的事，他总是上前，虽然她他比老二只大四岁。比如卖去绍兴的房子，买进北京八道湾的房子，到绍兴接我们一家人到北京风等烦琐的事，都由他一人承担。他早年写的文章，有的就以老二的名字发表。他总是把享受、荣誉让给兄弟，吃力的事由自己背起来。 再比如拟定修建八道湾房屋的规划，他首先考虑的是孩子们的游戏场地，那时你们的大先生自己并没有孩子，你们看他的心思多好！又如分配房间，他把最好的留给我和老二、老三们住，自己却住较差的。他的薪金，除留少数零用外，全部交出，作为家用。家用不够了，他四处奔走，向朋友们借贷。他总是处处替别人着想，成全别人，委屈自己。至于后来和老二一家分开，完全是老二夫妇的过错，他是没有责任的。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是对你们大先生有利。（《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孙郁、黄乔生主编） 俗话说，知子莫如其母。鲁迅的母亲对兄弟二人的为人处事、性情做派以及兄弟失和的原因是洞察的。尽管兄弟二人都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该厚此薄彼，但是，作为母亲，她对于兄弟二人是有着自己的判断的，也是有着自己的爱憎情感的取舍的。“分开完全是老二夫妇的过错”，“分开倒是对你们大先生有利”，正是因为她深深地理解作为长子的鲁迅，多年以来为全家所承受的负担之重、压力之大、付出之巨、委屈之多，所以，她才主动张罗着为鲁迅寻找房子，以便早一点让鲁迅搬出八道湾十一号这个是非之地，安安静静地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六 鲁迅自8月2日携朱安女士搬入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之后，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先是大病了一场，身体稍有好转，便坚持到部里上班，此外还要挤出时间到北大、女高师、世界语学校等去兼课，同时还夜以继日地撰写《中国小说史》下卷，创作小说《祝福》《在酒楼上》等。他想以拼命的工作来减轻内心的痛苦。但是，兄弟失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伤，身体的免疫系统严重受损。查看这一时期的“日记”，不仅“发热”、“腹泻”，“感冒”、“咳嗽”等字眼时常可以看到，令人触目惊心，而且他还感到“胁痛”，甚至吐了血，至于“治齿”“补齿”等，则已成为家常便饭了。综合各种病情，其根由便是心中郁闷堵塞、悲苦难言、情绪抑郁等所造成的免疫力整体下降所致。所以，其“日记”中最常见的语词就是“往山本医院诊”、“往伊东寓治齿”“补齿”等。 除了自己身体欠安，经常“往山本医院诊”之外，鲁迅还时常抽出时间来，陪同母亲一起去医院看医生。因为鲁迅迁出八道湾十一号之后，母亲仍然和周作人全家居住在一起，但她生了病，周作人夫妇竟然不理不睬；更为过分的是，他们家原本雇有厨师，还有七八个佣人，却要求老太太自己去烧饭。无奈之下，老太太只好又找到鲁迅来哭诉。鲁迅是一位极孝的人，他心疼母亲，不忍心看到母亲在二弟家遭受这样的委屈，他便抓紧时间为母亲治病；待母亲病愈以后，他又拖着虚弱的身体，在朋友们的陪同下，到北京西城区一带四处“看屋”，他想凭借一己之力单独买一处房子，把母亲接出来居住。 从《鲁迅日记》中可知，从1923年8月16日起，到同年10月30日止，鲁迅先后在裘子元、李茂如、崔月川、王仲猷、杨仲和、林月波、李慎斋以及“李姓者”“杨姓者”等友人的陪同下，先后到菠萝仓一带、西城、贵人关、西单南一带、街西、宣武门附近、都城隍庙街、西直门内、西北城、石老娘胡同、南草厂、半壁街、德胜门内、针尖胡同、阜成门内、达子庙等处“看屋”，可以说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京城。直到当年12月2日，和阜成门内三条胡同“廿一号门牌旧屋六间”房主连海先生订立了买房契约，并当场付定金六百元（议价为八百元）之后，才算结束了这一段奔波劳碌的日子。至于买房的八百元现金，还是向老朋友齐寿山和许寿裳两位，各借四百元才凑齐的。这笔欠款，直到1926年秋鲁迅因林语堂先生玉成雅事，应厦门大学聘请出任该校文学院教授后，用了两个月的工资才得以还清。 几年之后，鲁迅和许广平偶尔谈及此时买房的经过，才道出了他之所以不惜举债买房的缘由：“西三条的房子，是买来安慰母亲的，绍兴老房卖去了，买了八道湾的房子。她一向是住惯自己的房子，如果忽然租房子住，她很不舒服。”（《欣慰的纪念》）从中，足可以见证鲁迅的一片孝心与苦心。 孝心可鉴，苦情谁知？淤积于胸间，惟借酒以消之。于是，这才有了鲁迅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自己房里，夜半独酌的举动：“夜半雷雨，不寐饮酒”；“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这两次独酌，均在夜间，均在大病初愈之后，均在悲苦难抑的境遇之中。是含泪而饮，是含悲而饮，是含愤而饮。饮下去的是生活的苦酒，是生命的苦酒，是人生的苦酒。在这“夜半独酌无相亲”的举动里，饱含着的是生活多舛的酸辛与人生多艰的况味。 但是，在鲁迅的“日记”中，他什么也没有说，甚至没有给周作人夫妇片言只语的评论与嗔怪，也没有对自己悲愁境况的片言只语的实景描述，更没有任何自艾自怜的文字痕迹，只是说“饮酒”而已。这恰是鲁迅清贵人格的体现，是其顽强性格的体现，是其仁厚品质的体现，是其铮铮风骨的体现。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一句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另一句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 这是“HN野菠萝”推送的第254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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