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征三苗，少皞氏族众是重要的军事力量

文/孙庆伟

摘要：在石家河等遗址出土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以玉神像、玉人像和玉鸟等三类题材最为引人注目，但学术界对于这些玉器的来源及属性还有很大争议。本文认为上述玉器题材均与少皞氏密切相关，其中玉人像即少皞氏首领重，重死后被尊为东方之神句芒，其形象为“人面鸟身”，玉神像和玉神鸟分别代表了句芒的两种面相。在“禹征三苗”过程中，少皞氏族众是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些“句芒”类玉器应是少皞部族将士在江汉平原的遗留物。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石家河等多处遗址的瓮棺葬中发现了数量不少的玉器。特别是2015年在石家河古城核心区谭家岭发掘的5座瓮棺葬中，出土了200余件精美玉器，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些玉器中，最引人注目的器物和纹饰主要有三类：一是嘴吐獠牙，双耳带环的玉神像，如谭家岭9号瓮棺出土的“玉人头像”；二是具有典型五官模样的玉人像，如谭家岭8号瓮棺的“玉人头像”；三是双翅展开或收拢的玉鸟（学术界通常称之为玉鹰），可以谭家岭遗址8号瓮棺出土的鹰纹玉圆牌和9号瓮棺出土的双鹰玉牌饰为代表（图一）。

传世品中也有不少类似风格的玉器，早已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邓淑苹将这类神像和人像统称为“神祖面纹”，不仅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最为详备的收集，而且概述了学术界对于这类玉器的认识：

最早被学术界认知的一件雕有神祖面纹的带刃玉器，是刘敦愿征集山东日照两城镇的玉圭，1972年首度发表。……两城镇玉圭的公布，甚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1979年林巳奈夫、巫鸿都撰文将之与许多流散品，包括带刃器与嵌饰器串连起来讨论。1985年巫鸿将之与文献中的“东夷”作了联系，笔者则于1986年论文中，广搜相关资料分析其间复杂的演变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许多具象与抽象的神祖面嵌饰器或佩饰器（报告中多称之为“玉人头”、“玉兽头”），证明林巳奈夫、巫鸿及笔者论文中所论述的一些早年流散欧美的雕有这类纹饰的嵌饰器，并不是海岱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而是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遗物，因此学界开始有了新的看法。杨建芳于1992年提出移民的观点，认为这是东夷族被蚩尤战败后分裂，其中名号为少昊挚的一支移民到长江中游的结果。

然而，近年来的发掘表明，尽管这些玉器大多出土在石家河遗址，但实际上它们的年代均属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发掘者指出，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文化面貌为之一变，大量精美玉器出现，瓮棺葬流行，可以说，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不是谱系的延续，而是谱系的巨变，意味着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转型”。而学术界普遍相信，“禹征三苗”则是导致上述巨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进入江汉平原，替代了土著的石家河文化而形成了所谓的后石家河文化。这也就是说，这批玉器是中原文化大规模进入江汉平原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它们究竟是外来因素还是当地起源，依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从两城镇玉圭和临朐朱封龙山墓葬出土的玉冠饰来看，这类神祖纹玉器与山东地区关系密切。早在1979年，巫鸿就提出这些玉器及其纹样反映了东方太皞和少皞部落的鸟图腾信仰。这确是一个卓识，但略显笼统，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究。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据郯子所言，鸟图腾信仰是少皞氏所独有，而且各部落所崇拜的鸟类各有不同。不仅如此，少皞部族中还诞生过一位人面鸟身的大神，这就是五祀之一的句芒。《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载魏献子和蔡墨的一段对答，揭开了句芒的来历：

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上，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据蔡墨所论，可知少皞氏有子名重，因有功德而死后被尊为五祀之一，即句芒。《礼记・月令》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春日草木生长，故句芒“盛德在木”，为东方之神。

句芒能降福于人，《墨子·明鬼下》记：

昔者秦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秦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

秦穆公在宗庙见到人面鸟身的句芒，实在不是偶然，因为嬴姓之秦本来就是少皞之后。《史记·秦本纪》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呑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正义》进一步解释到：

《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

大业即皋陶，则大费（柏翳）即皋陶子伯益，他们都是少皞氏的族长，故《索隐》云：

《左传》郯國，少皞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皞氏。

秦出于少皞氏，所以秦人先祖中颇有与鸟有关的传说。《史记·秦本纪》记：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

秦之先既有鸟俗氏，又有“鸟身能言”者，实际上都反映了少皞氏的鸟崇拜传统。句芒之神本是少皞之子重，而秦出于少皞，属于同族，这就是句芒赐福秦穆公的历史根源。

重既为少皞之子，又为东方之神句芒的这种双重身份，对于正确理解神祖纹玉器具有决定性作用。纵观这类玉器，虽然纹饰和造型多样，但实际上仅有三种母题，即神、人和鸟。而最可注意的是，从两城镇玉圭和台北故宫所藏两件玉圭纹饰来看，玉圭上的主体纹样既可以是神像，也可以是神鸟，这说明神与鸟的母题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特别是台北故宫玉圭上神鸟的腹部有一抽象的神像，更进一·步证明神与鸟之间有密切关系，它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同一种神灵（图二）。上述玉器上可以相互替换和组合的人、鸟纹饰，让我们很容易地将它们与少皞氏大神句芒联系起来一一所谓“人面鸟身”，实际上是指句芒的两种面相——它既可以表现为口吐獠牙，略显狰狞的神像，也可以是昂首挺立，羽翼刚健的立鸟。此外，与这些神像和神鸟伴出的母题通常作标准的人形，它们应该就是重的造型，是句芒之神在人间的真实形象。而尤可注意的是，这类玉人像毫无例外均有向后披散的长发，这大概就是《礼记·王制》所谓“东方曰夷，披发文身”的具体表现。重为少皞之子，为普通凡人，故以真实面貌示人；句芒为神，则塑造出狰狞造型或化身为该族所崇拜的鸟形。因此，石家河玉器中人、神、鸟的三种造型实际上分别代表了重、句芒以及句芒的化身（鸟），这类玉器不妨称之为“句芒”类玉器。

除了上述单一母题的器物，在这类玉器中，还有一些是组合母题造型的。但有意思的是，组合方式主要有3种，分别是神一人组合、鸟一人组合、神一鸟组合。在洞察了人、神、鸟的真实含义后，这些组合的意蕴也就昭然若揭了：神一人组合与鸟一人组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是句芒和重的组合，旨在说明句芒与重的重叠身份；而神一鸟组合则用于揭示句芒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可以为具象的神面，也可以是抽象的化身。

如果上述理解不错的话，就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少皞之墟远在曲阜，为何如此众多的少皞族玉器却集中出土在千里之外的江汉平原？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正是''禹征三苗”的结果。

在有关这场战争的记载中，有一些关于人面鸟身大神的说法值得格外关注。如《墨子·非攻下》说：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圻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随巢子》也有类似的记载：

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于玄宫。有大神，人面鸟身，降而福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实，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归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土以王。

两条记载虽然有所差异，但都反映了禹在征伐三苗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人面鸟身”大神的鼎力支持。杨宽先生曾经考证这位大神就是秦人始祖伯益，略显曲折，其实倒不如视为句芒更为直接有据。那么，作为东夷族神的句芒又缘何会助大禹伐三苗呢？这就需要从夷夏关系以及禹征三苗的过程来理解。

自傅斯年先生提出'夷夏东西说”以来，学术界多注意夷夏之别和夷夏之争。但实际上，通过禅让、通婚等方式，夷夏早已是“一家亲”，结成强大的部族联盟，这其中属于华夏集团的有尧和夏族，属于东夷的则有舜和皋陶、伯益之族。从族属和地域而言，夷夏确实分立东西，但“夷夏东西”的主流是“夷夏交融'，而非'夷夏交胜'，一部分夷人如舜与皋陶可能早已华夏化，或者说部分东夷和华夏早已融为一体。夷、夏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另有其人——南方的苗蛮集团，'禹征三苗”就是这一史实的具体反映。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位时：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都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吕氏春秋·召类》也记载：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虽然尧“迁三苗于三危”，但只是取得了局部胜利。虞舜在位时，三苗依然是心腹大患，故《左传》昭公元年就把“虞有三苗”与“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对举，可见苗蛮集团对夷夏联盟威胁之大。舜在位期间继续对三苗进行征伐，如《吕氏春秋·召类》在记尧伐南蛮之后，紧接着又说：

舜却苗民，更易其俗。

甚至舜之崩也与苗蛮密切相关，《史记・五帝本纪》于此言之凿凿：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南巡狩”无疑是委婉的说法，《礼记·檀弓下》记“舜葬于苍梧之野”，郑玄注就迳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如果郑说属实，可见想见当时战争的惨烈程度。今湖南澧县孙家岗也出土类似风格的玉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文化曾经深入洞庭湖地区，文献所谓舜“崩于苍梧之野”，并“葬于江南九疑”当有相当的历史依据。

虽然尧舜持续发动对三苗的征伐，但彻底征服三苗的则是禹。《韩非子·五蠹》称：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征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所以，虽然文献中通言“禹征三苗”，但实际上是历经尧、舜、禹三世的长期奋战才最终压服三苗，或者说，是夷夏联合才压服南方的苗蛮集团，文献中所谓的“禹征三苗”实际上应该是夷夏联军共同创造的。而当禹之时，少皞族首领就是皋陶、伯益父子，他们是辅佐禹的第一功臣，故《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由此可见少皞族在禹执政时的重要地位。虽然文献中缺乏皋陶、伯益曾经参与征三苗之役的确切记载，但也有些线索可供参考，如《尚书·吕刑》称：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五刑之作与禹征三苗有关，而五刑又与皋陶关系密切。《尚书·尧典》记舜命皋陶“作士以理民”，即为司法之官。《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尚书·皋陶谟》更是记载禹感慨“何迁于有苗”，而皋陶向禹详细解释“天讨有罪，五刑五用”的道理。根据上述记载，可以推断皋陶之族必然参与了对三苗的讨伐，在与三苗的激战中，皋陶之族以某种方式祈求本族族神句芒莅临上空，助其一臂之力，这应该就是《墨子》和《随巢子》所谓禹得“人面鸟身”大神支持的真实状况，禹得句芒之助克三苗，实际上就是夏族和皋陶族合力克三苗。因此，我们进而可以大胆地推测，江汉平原出土的“句芒”类玉器应该就是参与征伐三苗的皋陶族将士的遗留物，相信日后会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内见到更多这类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