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设想”了集体生活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却不管这一方案是否能够实现。然而，人永远有一种被诱发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他以一种抽象的提法，比如平等或博爱，或者以一种既特别又平常的“现实”作为解决矛盾冲突的途径。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梅洛—庞蒂先生依次犯了这两种错误。“承认”的观念，除非要求在那些互相承认的人之间有社会的同质性，否则，由于沉缅于自身，它就像“自由”和“博爱”的观念一样空洞。在这种情况中，士兵与军官之间、工人与经理之间的相互承认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社会也将是不人道的。 为了赋予“承认”的概念某种内容，梅洛—庞蒂分别援引了两类标准。这两类标准有的过于具体（如公共财产），而有的又过于不确定（如群众的自发性，国际主义）。
在斯大林的哲学中，“特权状态”或“最后的结局”没有分解成一种理想，而是退化为一种平庸的事件。在正统分子看来，一旦共产党取得政权，“决裂”就已大功告成，人们就已走上了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道路。事实上，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革命之后，同样有必要进行积累，收入依然不平等，仍需要鼓动大家努力工作，劳动纪律继续存在。但是，在正统分子看来，工业文明所有的束缚性的事物都已经改变了意义，因为无产阶级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人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圣职人员和信徒把一种理想或者一个插曲与一项既迫在眉睫又颇为神圣的目标混淆在一起。由此，他们以漠不关心或蔑视的态度抵制“智慧的规则”（les règles de sagesse），这些“智慧的规则”是政治家为了有利于集体，为了抑制利己主义和个人的激情而刻意制订出来的。对权力的限制、各种力量之间的制衡、司法的保障，这些政治文明的成果虽然谈不上始终十全十美，却是历经许多时代缓慢地取得的。
那些在历史中行动而且并不知道历史结局的人，有时面对一项合乎其愿望的事业时会犹豫再三，担心为此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而圣职人员和信徒却无视这种顾忌。崇高的目标可以为恐怖的手段开脱。这些革命者在审视现实时，往往摆出一副道德主义者的架势，但他们在行动上却是犬儒主义的。他们曾斥责许多事情，比如警察的粗暴、不人道的生产节奏、资产阶级法庭的苛刻，以及对于那些犯罪事实尚未确定的“罪犯”的起诉。在他们眼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合乎人性的。因此，任何事物都无法满足他们对正义的渴望。但是，一旦他们决定加入一个跟他们一样毫不留情地反对现存混乱状态的党的时候，他们就会以革命的名义去宽恕一切他们先前曾不知疲惫地进行谴责的事情。革命的神话在道德上的不妥协和恐怖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没有东西比这种严格与宽容的双重游戏更平常的了。在当代，历史偶像崇拜即便不是这种双重游戏的思想根源，那也是其表现形式。在为实现历史意义的借口下，人们低估了对思想和行动的束缚。 我们往往赋予一项行动多种意义，这并不表明我们的无知，而是我们知识的局限和现实的复杂性使然。正是通过探究一个本质上含糊不清的世界，人们才有机会得到真理。人的认识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并非因为我们缺少无所不知的本领，而是因为认识对象蕴涵的意义丰富至极。我们在判定一种社会秩序时，必须以价值的多元性为基础。这种价值的多元性并不要求人们作出根本选择。人们放弃具有充分的多样性的习俗，同时为了理想去要求一种普遍的有效性，而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就处在这两者之间。它们既不像习俗那样变化无常，也不像人权的原则那样得服从某种变化。它们不允许人们去赞同无政府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认为，所有社会都同样值得憎恨。它们也谴责想去掌握人类社会的惟一奥秘的意图。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被人理解，因为人们能够确定两者的恒定不变的已知条件。但是，这种恒定性不允许人们作出这样的想像，以为人们能够在瞬间从“必然的领域”跳跃到“自由的领域”。 根据启示宗教的说法，历史的目的可能来自于灵魂的归依或上帝的意旨。相对的或绝对的富足、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和平相处、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统治者，均难以逃脱某种限制。当人们在度量“本然”（cequiest）和“应然”（ce qui devrait être）之间的距离时，会把自己看到的现实与最终目标进行对比。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对比，人们才有机会合理地进行选择，但在这里有一个条件，即我们从不会把我们的历史选择的对象与根本解决的观念混为一谈。这种观念能够抗拒犬儒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把人视为动物，并教导人们把人作为动物来对待。同时，这种观念使我们有能力谴责那些本质上否定人性的制度。尽管如此，它依然无法明示，某个时期、某种社会秩序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无法明示，在某一特定时刻，我们的义务该是什么。 政治抉择的基本的历史性既不是建立在对自然权利的拒斥上，也不是建立在事实与价值观念的对立、伟大文明之间的互不相容以及无法与拒绝讨论者对话的基础之上。我们承认在历史进程中有更高级的权利原则，排斥那些渴望强权并毫不在乎自己的骗人把戏有没有被揭穿的对话者，忽视无法沟通的各种文化的特异性。政治选择仍然与特定的环境不可分离，这种特定的环境有时是合乎情理的，但从来没有被论证过，并且从来不具有跟科学真理或道德命令相同的性质。“证明”（preuve）的不可能性与令人不快的社会存在的法则以及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有着密切联系。为了增加生产，应当鼓动大家努力工作，为了迫使喜欢吵架的人和平相处，应当建立权威的机构，这些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标志着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与我们所设想的历史的目标之间有着差距。上述的工作或服从，若不是出于强制，则与人类的命运并不对立。然而，在任何社会，在任何时期，暴力始终具有它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政治始终是坏处最少的暴力。只要人依旧像现在这样，政治将继续如此。 过分乐观往往是一种思想错误产生的结果。宁愿选择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这样做无可厚非。然而，那些期待计划经济带来富足的人，在关于官员的效率以及可自由使用的资源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宁可采取一党专政的权威，而蔑视决策缓慢的议会制度，这样做并不荒谬可笑。然而，那些指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去实现自由的人在人们对此会如何反应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低估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后会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人们可能把作家转变成灵魂的工程师，并使艺术家为官方宣传效劳。那些对已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俘虏的哲学家和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效劳的小说家缺少天才这一事实感到惊讶的人，误解了创造的本质。伟大作品的特殊意义从来就不是由“国家的主宰者”操纵而成的。各种历史的偶像崇拜之所以会使破坏现象进一步加剧，并不是因为它们得到了好的或坏的情感的推动，而是因为它们有错误的观念。 处于变动之中的人类现实具有一种结构。任何行动皆寓于各种整体之中，个人则与政体密切相关，而观念则会组成学说。任何人都不能把从自己对事件的解读中任意推演出来的意义强加到别人的行为或思想之上。定论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人都不应对自己的对手妄加评判，好像自己的事业与终极真理是一回事。 对历史有真正的认识会使我们时时记得宽容，而错误的历史哲学则只会传播狂热。 ***** 归根结底，我们所费神探讨的问题可归结为：历史究竟有没有意义？对于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有两类。 第一类人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只要人们在历史中发现一种共同的思考和反应模式，历史就像人的行为和工作一样，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类人则认为，历史显然是有意义的。人们通过把事件置于整体之中来进行理解。而在理解一件作品时，则会为距离或远或近的观察者要么抽取出创作者的灵感，要么抽取出创作的意义。一如人的好奇心的取向或现实的维度是多种多样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说到底，真正的问题针对的是独特性。每个历史时刻都有多种意义，那么，难道整个历史只可能有一种意义吗？人们应当加以克服的多样性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文明的多样性、政体的多样性和人的活动（艺术、科学、宗教）的多样性。 要想克服文明的多样性的条件是，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属于一个单一的巨大社会；克服政体的多样性的条件是，有朝一日人们能够根据人性的“规划”来组织集体生活的秩序；克服活动的多样性的条件则是，有朝一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能够确定人类命运的方向。 人类最终能够建立一个与人类的持久要求相一致的世界性的国家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未来的事件。因此，我们在回答时尚无法独断地予以肯定或否定。如果人类有一种天职，如果各个社会不是依次更迭，而是由于互不通融从而显示为研究中出现的递嬗阶段，那么，政治变化有一种意义就足够了。 这一世界性的国家能够解决历史之谜吗？在那些认为人类除了合理地开发地球外别无其他目标的人看来，回答是肯定的。而在那些拒绝把社会存在与灵魂的救赎混为一谈的人看来，回答是否定的。不管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如何，答案的来源不是对过去的认识，而是哲学的沉思。 说到底，历史具有我们的哲学赋予它的意义。如果人是纪念性建筑物的建设者，并且为创作难以预料的、崇高的形式和图景搞得精疲力竭，那么，历史就是“想像的博物馆”。如果只有对大自然进行无休止的开发才能使人脱离动物的层面，那么，历史具有“进步”的意义。由哲学家赋予历史冒险的意义确定了基本变化的结构，但它并不能确定未来。知道人类究竟在寻求什么的是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已经发现了什么，以及明天可能还将会发现什么的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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