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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21日，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王孝和在骑车上班的途中，被早已等候多时的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特务对他严刑逼供，当他得知自己被叛徒出卖，于是坦然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坐实了王孝和的共产党员身份，敌人还妄想从他身上摸到一些绝密材料，对他施以老虎凳、电刑等非人的折磨。王孝和好几次疼得昏了过去，每次醒过来，他都咬牙说出三个字：“不知道！”  王孝和被关进了看守所，牢里的同志和他取得联系，向他传到了组织的决定：“为防止国民党的污蔑，他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王孝和在后来的审讯中当庭翻供。在5月1日的庭审中，王孝和公开声明自己的供词是酷刑逼供所致，并愤而当众解开衬衣，让胸前血迹斑斑的伤痕作证，法庭上一片哗然。 国民党以“连续教唆，意图妨碍勘乱治安未遂”的罪名，判处王孝和死刑。地下党的同志获悉他被判死刑，多次设法营救，未能成功。党组织还指定专人来到上海，帮助王孝和的妻子忻玉瑛上诉。 然而国民党一意孤行、滥杀无辜，营救王孝和的计划宣告失败。9月30日，是王孝和英勇就义的日子。在押往刑场的路上，王孝和高呼：“特刑庭不讲理！乱杀人！”他听从组织安排，一路都在喊冤枉。 大公报的记者冯文冈用镜头记录下了王孝和生命中的最后时刻。牺牲之前，王孝和神情自若，面露微笑，他转身在人群中寻找妻子忻玉瑛的身影，那一幕让在场的记者们流下了眼泪。 行刑前，法警按惯例递过来一碗含有麻药的药酒，希望减轻他的痛苦。王孝和一百推开，说道：“我不需要这个。”刽子手颤抖着双手，朝王孝和开了三枪。王孝和倒在血泊之中，英勇就义，年仅24岁。  王孝和祖籍浙江宁波，1924年2月，他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穷苦船工家庭。1938年，王孝和考入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虽然还在上学，但家里早就给他订了“娃娃亲”，姑娘名叫忻玉瑛，比他小了3岁。 王家和忻家都是宁波的同乡，两家父母做主，给孩子定了亲。这一年，王孝和11岁，忻玉瑛7岁。大城市的年轻人追求婚恋自由，但是乡下人还是父母做主。两家大人讲好了，等到忻玉瑛16岁，就给他们办婚礼。 忻玉瑛在宁波乡下长大，没有读过书，她一直等到18岁，却没见男方家来下聘礼。结果一打听，原来在上海读书的王孝和听说乡下人信佛，还喜欢赌钱，对父母订下的这个媳妇并不满意。 忻家担心王家解除婚约，于是带着女儿找到上海来，希望两人能见一面。那是忻玉瑛第一次来上海，住在姑妈家里。 这时的王孝和21岁，已经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当了3年工人。早在1938年，他就经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受过教育又接触了新思想，一门心思干革命的王孝和，哪里会乖乖听父母的？ 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王孝和才极不情愿地去相亲。来到忻玉瑛姑妈家的楼下，他不愿进屋，让弟弟去传信，约女方到楼下来见面。忻玉瑛和母亲下了楼，第一次见到了未婚夫。 没想到王孝和见了未婚妻，十分满意，还带她去逛公园，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忻玉瑛告诉王孝和，她不信佛也不打牌，王孝和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次约会让两个年轻人好感顿生，虽是父母之命，但他们对彼此都很满意。关于结婚的打算，王孝和如实向组织做了汇报。 领导沈鸿春见了忻玉瑛之后，觉得她是个好姑娘，当即表态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工作。” 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不久，王孝和就与忻玉瑛结了婚。小两口从家里搬出来租房子住。因为太穷，连家具都买不起，家里唯一的一张八仙桌和四把椅子，还是工友凑钱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 家里有了桌子，王孝和还弄来一副麻将。每天晚上他们家总有人进进出出，名义上是在打麻将，实际上是在开展地下工作。王孝和牺牲后，妻子才得知他们家就是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 同志们开完会，总有一些材料交给忻玉瑛，让她按照指示交给某个人。邻居偷偷对忻玉瑛说：“你们王先生是共产党哦，怎么进进出出那么多人？”忻玉瑛回答说：“不是的，都是同学朋友。” 她那时什么也不知道，只觉得他是个好人，不会干坏事。王孝和总是对妻子说：“阿英，你人真好。跟了我，我对不起你。”妻子反倒安慰他：“只要有口饭吃，苦点怕什么？等还完了债，都会好起来的。” 不久，大女儿出生，王孝和给她取名为“王佩琴”。家里的经济情况也逐渐好了起来，父亲给他们买来一张铁床，娘家也送来一只五斗橱，还有同事送来的桌椅，有了家具，这个家终于像个样子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张无形的巨网已经笼罩着这个家。  1948年3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国统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的斗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国民党特务张开搜捕大网，妄图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 上海工委的领导成员王中一遭到诱捕，特务从他的家里搜出了工委部分地下党员的名单。第二天，全市大搜捕开始，特务照单抓人，200多人被捕，上海工运系统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上海工委余下领导成员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全市罢工，营救被捕的同志。王孝和接到任务：破坏发电机制造停电事故，作为罢工的信号。然而因为叛徒告密，计划宣告失败，王孝和也被特务盯上了。 王孝和被捕之前，国民党驻厂特务万一多次来到他的家里。万一和王孝和有些交情，劝他说：“你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都是穷人，你干嘛要这么苦呢？你到我们这里来，直接给你分房子。” 王孝和不为所动，婉拒了万一的劝降。妻子很好奇，国民党在乡下横行霸道，怎么上海的国民党那么好，还要给他们分房子？王孝和冷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是想利用我。”他早已识破国民党的诡计。 4月19日，王孝和被捕的前两天夜里，万一又到他们家里警告说：“孝和你当心。已经要动手了。”王孝和理直气壮地说：“动什么手？我只是个普通工人，不过是为了给发电厂的兄弟们谋点福利。” 万一说：“孝和兄，你这个人相当好，但是我们党派不同。我劝你明天去自首，兴许还能捡回一条命。”妻子很害怕，劝王孝和出去躲一躲，但是他没有走，他预感大事不妙，将家里重要的材料都烧了。  他们结婚才一年零九个月，没想到就出事了。大难临头，那天晚上夫妻俩抱头痛哭。王孝和还不知道妻子怀了第二个孩子，安慰她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就找个忠实可靠的对象，把我们的女儿抚养长大。” 4月21日，王孝和像平常一样去上班，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大牢。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王孝和威武不屈。他坐了5个月的牢，在监狱中给妻子写了五十多封家书。在这期间，他才知道妻子怀了第二个孩子。 王孝和关押期间，国民党特务多次对忻玉瑛进行诱降。万一把她叫到了发电厂，让她指认那些进出她家的人。她想起丈夫被捕前的叮嘱，机智地说：“认来认去就认识你万一，你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别的人我都不认识。” 忻玉瑛的临场应变，救了不少人。后来有地下党的同志回忆说：
丈夫被捕之后，忻玉瑛每天都过得很煎熬。9月27日，她听说了丈夫“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噩耗，差点昏死过去。她抱着大女儿，挺着肚子到监狱门口去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度造成了交通拥堵。 监狱的警卫围上来，用皮鞭抽她，新闻记者也围上来拍照。群众愤怒起来了：“你们打她干什么，她那么大肚子，还抱着小孩，她又没有犯罪！”很多人自发赶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特务们害怕了，宣布改期执行。  9月30日，国民党打算对王孝和秘密执行。因为组织有交代，王孝和不能承认他的共产党的人，在去往刑场的路上，他一句和党有关的话也没说。 王孝和就义之前，法警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说：“你们既没取证，我又没有律师出庭，你们这是暗杀。”他们无言以对。 王孝和还用英文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他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身上被毒打造成的一道道伤痕，揭露国民党酷刑逼供。他还说：“天就要亮了，我王孝和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王孝和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阿英，你只要告诉孩子，不要忘记他们的爸爸是被什么人杀害的，我就感激你了。” 王孝和牺牲21天后，妻子生下了小女儿，按照他的遗愿取名为“王佩民”。王佩民出生就没有父亲，大公报记者拍下的那24张王孝和就义前的泛黄照片，就是她对父亲的全部印象。 王孝和的遗体，后来被他的婶外婆和堂弟送到唐山路公平路口的国华殡仪馆。上海解放后，上海各界人士2万余人在逸园隆重举行了王孝和烈士追悼大会，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虹桥公墓。 王孝和牺牲，她的妻子忻玉瑛一度因为伤心过度而神经错乱。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安排她住进医院，治好了病，还给她安排了工作。  忻玉瑛很感激组织的照顾，她经常对两个女儿说：“解放了，妈享受到共产党的优厚待遇，但是你爸爸是最苦的，一点没享受过。” 王孝和的两个女儿也长大成人，大女儿王佩琴后来成了小提琴家，小女儿则从事文化事业工作。家人平安，国家兴盛，倘若烈士泉下有知，可堪告慰。 END.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的账号@博书。看完文章，记得推荐+点赞+评论三连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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